楚天舒:荒诞中国的荒唐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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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笑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朋友们,今天我们不谈政治,讲三个故事。

第一个故事是弹棉花与弹钢琴。

各位会问,弹棉花怎么与弹钢琴扯到一起去了?不要急,且听我慢慢道来。有些朋友可能会有弹棉花的记忆。七八十年代,在中国大陆,常有一些手艺人背着一个像弓一样的工具,一边走一边吆喝“弹棉花啰”。

什么是弹棉花呢?大家知道,棉絮用久了会板结,起不到保暖的作用,于是请弹棉花的工匠用弓将旧棉絮弹松弛,翻新成新棉絮,既经济又实惠。现在大陆已经看不见弹棉絮的工匠了,因为生活水平提高了,与其弹棉花不如买床新棉絮,甚至有的家庭已经不用棉被,而用蚕丝被了。

在我武汉的老家,80年代的时候,有一个集体小作坊,几个老师傅弹棉花,生意不错。到了90年代,弹棉花的生意已经渐渐衰落了。这个小作坊也开始生产家具,更名为华丽家俱装饰公司。新厂长是个小伙子,很有闯劲,思想很活跃,他想将公司做大做强。

在90年代初,武汉开始出现了一股风潮,也就是钢琴热。富裕的家庭都想买一台钢琴,提高音乐素养,也显示自己有文化。他们经历过文革,经历过文化沙漠,很希望能够像香港、台湾人一样在家里欣赏音乐。但当时中国几乎没有什么钢琴厂,我记得唯一的一家钢琴厂是上海钢琴厂。当时的武汉市长就想,能不能武汉也建个钢琴厂,既可以满足市民的文化需求,又可以发展地方经济。他常在各种场合宣扬他的想法,还指定一个副市长负责这件事,看有没有企业可以转行生产钢琴。

华丽家具装饰公司的年轻厂长听到这个消息很兴奋,他想弹棉花与弹钢琴都发出声音,弹棉花为什么不能弹钢琴呢?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没有做不到的,只有想不到的。他给市长写了封信,要求将公司转变为钢琴厂。市长看了信很激动,决定成立钢琴厂专班,成员有国有银行行长、财政局长,音乐学院院长。大家商量来商量去,达成了共识:银行提供资金,财政局进行经济补贴,华丽家俱公司生产钢琴。音乐学院院长不懂音乐,因为刚刚经历文革,大多数干部都是政工出身,搞政治思想工作的,但没吃过猪肉,也看过猪跑?

要生产钢琴,首先要有生产设备。大家商量后,厂长执笔写了专题报告给市长申请采购钢琴生产线。市长当即指示,武汉钢琴厂起点要高,虽然我们现在不懂怎么做钢琴,但是要有一种气魄,要做就做世界一流钢琴,并指示他们去国外采购最好的钢琴生产设施。到哪里去采购呢?音乐学院院长说最好的钢琴在欧洲,所以他们决定成立一个钢琴采购团,由副市长带头,厂长、行长、财政局长和音乐学院院长都参加。

他们从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奥地利转了一圈。他们这一起出动,立即引起了欧洲媒体的高度关注。因为欧洲人没想到中国变化这么快,现在文革结束时间也不长,中国人就开始对音乐产生强烈的需求了。欧洲钢琴厂家很兴奋,因为中国市场的确太大了。所以,他们每到一个地方,行程都排得很满。最后,他们决定采购一家意大利的钢琴生产线。这个厂家有上百年制造钢琴的历史,做过很多著名的钢琴。意大利厂商很高兴,因为他们想未来在中国打开市场。

双方经过艰苦谈判,意大利厂商做了巨大让步,最后以200万美元的价格成交。代表团载誉而归。副市长接受了中央电视台等各大媒体采访,又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在当时引起了轰动。

半年后,意大利厂家的设备集装箱到了,工程师也随后到达武汉。意大利人干劲十足,立即着手安装设备。但是,他们很快就目瞪口呆了。

第一个麻烦就是厂房问题。你想弹棉花灰尘大,厂房是露天的,但是生产钢琴就不一样了,它需要有空调的封闭厂房。第二个麻烦就是武汉当时没有调音师。钢琴生产与弹棉花不一样,它音色要准,必须要有调音师,但武汉没有这样的人才。一没空调厂房,二没调音师,意大利工程师干瞪眼。意大利人在宾馆里住了一个多月,最后请示老板,老板说中国人也不容易,但百年品牌输不起,干脆回购吧,也就是说愿意把他们的设备自己买回去,并承担运费。但市长一听犟劲上来了,坚决反对。他说我们经过艰苦谈判,好不容易从欧洲把设备运过来。没有厂房可以建,没有调音师可以培养嘛。意大利人一听也有道理,也就是今天安装不了,以后再安装也不迟。

后来,市长提拔到省里当省长了,副市长到其他市当市长了,钢琴厂的事也就没人过问了。但钢琴厂惨了,背上了200万美元的银行贷款,就是每个月的利息也付不了。这些设备只好锁到了仓库里,慢慢地被灰尘和蜘蛛网包围起来。再后来,华丽家俱公司也关门了,工人都回家了,厂长也到深圳去打工了。1998年末,中国已经有了破产法,武汉市决定对38家特困企业进行破产,其中就有华丽家具公司,也叫武汉钢琴厂。

最后,清算组将这一套钢琴设施卖给了一家上海钢琴厂。武汉钢琴厂资产受偿率为0,银行的200万美元打了水漂。30年过去了,现在,武汉也没有生产出一架钢琴。

第二个故事是逢案必赢的女律师。

女律师姓徐,是一个转业军人,人长的不漂亮,但很性感。她转业后被分配到一个地方司法局工作。由于司法局有国办律师事务所,徐律师与它们联系较多。于是,她也想做律师。但她没学过法律,没有律师执照。

但当时的法院不看律师证,只要你有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开庭通知就可以上庭了。所以,徐律师调到律师事务所所也开始办案。尽管不懂法,但她很快就出名了。请她办案的人很多,要预约,没有两个月还约不上。她各种官司都打,刑事案、民事案、经济案,什么案子都能办。她开庭有个特点,每到法庭辩论环节前,她都要申请上卫生间。之后,有人发现她也没上卫生间,她是打电话,打完电话就回来开庭。她把辩护理由说完,然后一言不发,从不反驳对方观点。但结果,她几乎每个案子都赢了。

沉默是金,逢案必赢。很多著名的律师在他面前败得一塌糊涂。有人就纳闷,这个徐律师到底有什么制胜法宝呢?一个没学过法律,也没有律师证,开庭也不说话,怎么能够把案件做得这么好?

有一天,一位著名律师下午二点到法院开庭。但他看错了时间,中午一点就到了。于是,他决定到庭长办公室闲聊一下。这个庭长是他司法学院的同学。

由于他经常去庭长办公室,就直接推门。门没锁,一推就开了。门开后,律师惊呆了。怎么啦?因为他看见徐律师正坐在庭长的腿上喘息着。于是,他赶忙退了出来。这时,他明白了徐律师的制胜法宝。但他还是不明白,为什么徐律师每一次法庭辩论前都要出去打电话?

时隔几年后,徐律师已经退出了江湖。有一天这位著名律师和徐律师的一个律师朋友喝茶。他将徐律师打电话的事作为饭后谈资。她的朋友笑笑问道:你知道他与谁通电话吗?她打电话那个人就是我。她在问我法庭辩论该说些什么,因为她没学过法律。所以我告诉他辩论意见,她说完我的意见后,自然不会再说什么了。

该律师问,你为什么要这么帮她呢?他的朋友说,有一次徐律师向他请教案子,谈完后,一起到酒店开了房。后来,他们经常发生性关系,自然少不了要经常帮她。只是后来,徐律师被一法官传染上了梅毒,自己就没敢再联系她了。

下面,我再讲第三个故事,英语代考。

有一次,中国财政部审计署对当地一家银行进行审计。因为当时银行有小金库、账外账和不良贷款等问题。银行行长很紧张,你想那么多关系贷款,查出来是要处分当事人的,就层层开会,部署怎么应对。

这一天,审计署专班终于来了。它分成了很多审计小组,其中一个组就进驻到一个银行分支机构。分支机构的行长很热情,给他们专门腾出了办公室,还安排专门的人员为他们服务。

一天,行长接到审计署组长的电话。组长要行长到他办公室来一下。行长见到组长就问有什么可以效劳的。组长说今天不谈公事,我有一个私事需要你帮忙。当然你为难就算了。行长忙问什么事。他说是这样,我正在参加高等教育自学本科考试,但是本科毕业必须要通过英语考试,我英语不好,所以,就想你们能不能帮我找一个学生代考?

行长一听很高兴,这是一个逃避处罚的好机会,于是满口答应。行长赶忙安排人联系一个名牌大学英语系的学生。告诉该学生,不要考得太好,过关就可以了。因为考得太好,万一有人复查,就麻烦了。这个学生说没问题,小事一桩。行长安排妥当,告诉组长,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学生收了钱,然后参加考试。二个小时的考试,他半小时就完成了。学生交卷离开考场,打电话报平安。组长很高兴,告诉行长审计的事不要操心。既然是兄弟,自然会两肋插刀。

一个月后,成绩就出来了。行长来到了组长办公室。那个时候已经可以通过电话查询考试成绩了。行长得意地说,见证奇迹的时候到了。他打通电话让组长自己拨号,组长把他的考试号码拨进去,电话就开始报他的成绩。电话里小姐很温柔地重复他的姓名和考号,然后说:您的成绩45分,不及格。

当时两人都傻了。组长看着行长脸变得煞白,问行长:“想耍我,是吗?英语高材生在哪里?我自己考英语从来没有低过50分。”行长说:“我也不知道啊!”组长说:“你给我出去。我告诉你,你们银行问题很大。账务问题、不良资产问题,我这次不查个水落石出,不抓几个腐败典型,我就把姓倒着写。”

行长战战兢兢走出了办公室,满身大汗。于是,派人找那个学生。学生言之凿凿地说不可能,一定是有人暗中换了他的试卷,要不到考试中心去投诉。行长哭笑不得说,代考还要去投诉,你想搞死他啊?

好,今天的故事,我们就说到这里。一个荒唐的时代,这类荒唐的故事哪里说得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