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八十年代是不是「肤浅」，如今还真不好说了，因为接下来的中国，黄金滚滚、雾霾重重、癌症累累，而且「隔一个人崩一个」都逃得了贪官，那么九十年代、两千年后，怎么评价都差过九十年代了，再往后已经是没有词儿可以形容得了。这是一篇旧文，我曾经雄叹悲放，有时候也忒没自信。】

大陆的八十年代，可以有各种解读，官方称为「改革开放时代」，知识分子称为「启蒙时代」，西方称为「中国崛起的时代」，老百姓则有民谣曰：

五十年代人帮人，
六十年代人整人，
七十年代人哄人，
八十年代个人顾个人，
九十年代见人就「宰」人。

若以「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栅处」的心情去看那个十年，你会觉得那时的政治、文化皆如过眼烟云，强人、党阀、政客、明星、精英都是「各领风骚没几天」，留下一笔糊涂帐就没影儿了，誓如：

「四大青年导师」（李泽厚、方励之、温元凯、金观涛）而今安在？

「小平你好」不到十年就变成了「小平你好狠」，

但「十五的月亮」却可以从云南老山前线的战壕，一直唱到天安门绝食营地；

探索电影从「第三代导演」一骨碌滚到了「第六代」；

总书记也罢黜了两任；

文学就更是眼花缭乱，流派纷纭，名家辈出，到九十年代民间戏噱「巴金不如包金，冰心不如点心」的时候，《伤痕》作者跑到拉斯维加斯当赌桌发牌员，而王朔已经出全集了……

你能找到的八十年代标记都是古董，一个十年就稀里糊涂过去了，但落脚的那一年终于是血肉横飞。

这个十年的横越，对于个人，比如我自己来说，有点象身体被甚麽庞然大物洞穿了，如一列快车风驰电掣突过，把我象纸人儿似的扔在原地飘荡，某种被碾压、被裹挟的感觉，同「文革十年」的无知狂热不大一样。

如今隔着快二十年去找我自己，当初那个默默无闻的小记者，结婚一年便有了儿子，却在家里呆不住，跑到洛阳龙门，去同一个石窟讲解员静静的聊卢舍那大佛和武则天，如能按下性子来，或许可以在奉天寺和盛唐盘桓几年；但魂儿总是被外面的世界钩走，在这个大陆发疯要现代化的门槛上，六朝故都和石雕都黯然失色了。

八十年代初，我靠龙门石窟的稿子赚了一个报告文学奖，领了奖顺道回杭州，在一个春雨朦胧的暮色里，打着伞逛进儿时熟稔的湿漉漉的鹅卵石小巷，竟是说不出的惆怅，连西湖也没游，就扭头回了中原。

我并不是土生土长的中原人，也许因此对这个单调、贫瘠、压抑的平原流域很敏感，苦难听得心里发颤、耳朵生茧子，却又纳闷人们老实沉默得象石头，于是去找那压在下面的底蕴，不久竟找到那条大河，开始走进我生命里黄色蔚蓝色交织的一个混沌期。

我同河官、工程师、泥沙专家们聊黄河的时候，或者一个人蹲在豫西某个峡谷里，瞪着这条「浆河」象一大块一大块铁汁一样沉重的流体缓缓滑过的时候，不会想到甚麽「文化热」、东西方文明以及把共产党连同老祖宗一道鞭笞；傅莉在郑州安静的养儿子，我们也都不会料到日后的风暴。

八十年代的浮躁、西化、反传统，都还带着深入骨髓的理想主义，我也跑到豫南灾区的小泥棚里、跑到庐山的云雾里，去寻找五十年代大饥荒留下的痕迹；一九八八年春天我躲在江西师范大学外籍教师招待所，以平均每天两万字的速度写《乌托邦祭》，偶然到校园里透口气时，迎面遇到无数的大学生，也不会想到他们不久就会闹学潮，而比他们再晚一两年进校的，将会是「可以说不」的另一代。

世代或年代这种概念，很奇妙的把自然繁衍的生物性纽带，斩断为或是意识形态或是文化、社会性的不同裂块，每一个下一代、或下一个十年永远是陌生的。

还有那个时代的情感，大概愤世嫉俗是最时髦的。一个文革十年，生灵涂炭，冤魂遍地，使得接下来的八十年代非得成为一个出气、泄愤的年代，可是媒体都在党的手里，老百姓只有指望那些记者、作家、导演们替他们出气，于是耍笔杆儿的在八十年代比歌星、影星红得还要快，大家赛着揭共产党的疮疤，邓小平自然要「反自由化」。

舞文弄墨者比较悲哀的地方在于，中国人是一个健忘的民族，顶多不过出出气而已，然后就要过安稳日子，不要听你那一套了。所以，八九年春天学生在天安门一闹起来，我曾躲到上海几天，偶遇福建一位作家，据说有神算之功，她就说我：你这个人写东西，为甚麽总要把标题起得那麽不吉利，甚麽「殇」呀「祭」呀，你要有难喽！不管神算是真假，却让她说中了。

八十年代轰轰烈烈，却很肤浅。同六十七十年代的黑暗、暴虐、惨无人道相比，它是明朗而又有点盼头的一个十年，共产党想用电视机、洗衣机换回合法性，老百姓则看着电视上的欧美很眼馋，气出够了就想要那个现代文明，从吃到说都想随便，哪里是这个体制喂得起的？

两厢终于厮杀起来，死了一些学生娃娃之后，又都回头去怪知识分子出了馊主意。于是，货真价实的西方物质主义伴随着九十年代降临中国大陆，知识分子便注定要被消解掉了。

我在黄河边怎麽没有想到，我将会在八十年代被淘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