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学者茅于轼。

中国经济学者茅于轼。

茅老令人尊敬,是因为他一直在行使一个知道分子的“不沉默权”。

茅于轼有沉默权(或者叫不发言权)没有?当然有,人人拥有不发言权,但如果人人不发言,那整个社会就是一个无言的社会。“路人道之以目”并不是人们在行使自己的沉默权,而是人们被迫沉默。被迫沉默,是因为暴政制造恐怖,使人们不敢发言,当统治者剥夺了人们的发言权,争取或行使不沉默权,才是知识份子应该行使的神圣职责。

人类是因语言而存在的族类。哲人说过我思故我在,而在当代社会中,我言故我在。

知识份子作为个体,没有任何一种法律可以令其不沉默,但作为一个群体,一个职业,却没有不发言权。人类社会作为语言的存在,核心在发言权。而执义仗言的职责,首先应该由知识份子来担当,如同在战争之时,保家卫国的责任,首先由军人担当一样,不可推卸。

近期学界关于知识份子的沉默权问题出现争论,事情源于对钱钟书的太太、作家杨绛逝世的追思,网路上有声音认为杨绛不应该被尊敬,因为他们在很长的岁月里,对无良政治保持了“沉默”。但也有文章揭示出无论是文革之时,还是八九民运过程中,钱杨夫妇都以自己的方式与专制不合作,或者以自己的方式发声。通过争论达致真相,这需要一个过程,人们在论争过程中,看到更多的资讯,不同的视角使现实人物真为真实立体。

对个体的评价,反映了评论者对社会的立场、态度,也可以见出其评价标准,对知识份子群体提出不沉默权,是基于道义的责任,统治者或政府无道之时,守卫道义者,捍卫法律正义者,当然首先是知识份子群体,而不可能是其它领域的人士。如果有观点认为,暴君太残忍,社会状况太恶劣,家庭情况太特殊,所以自己有保持沉默权,这显然是把个体与群体混为一谈,没有一个人通过发声或挥舞道义大棒,就可以驱逼一个知识人去抗争去发言。让人不保持沉默的,只会是手执公器的公权力,所以,通过个体或时代具体情景,来为知识份子的所谓沉默权辩护,是失当的。

譬如宪政民主社会里,公民应该投票,但公民当然有不投票权或弃票权,这二者并无矛盾,替知识份子拥有沉默权辩护者只要思考一下,如果宪政民主社会,公民都不投票,这个制度还有存在的意义吗?在一个不义的政治生态中,如果知识份子都保持沉默,知识份子还叫知识份子吗?这个问题的实质是,知识份子在技术知识之上,是不是要有道义担当。如果都没有,或者不能形成对政权的抗衡力量,这个社会必然沦陷。如同军人对入侵者没的抗击能力,国家必沦陷。

茅于轼宣导常识

这是一个不缺真理,却缺真相的时代,这是一个不差钱,却缺常识的时代,无数媒体人与律师们,都在追寻真相,而公共知识份子与许多网路大V们,更多的在普及常识,宣导普世价值。

某种意义上,中国社会政治自清末洋务运动就一直在搞改革开放,一直在追寻民主宪政(从君主立宪到党主立宪),而中国知识份子们,则一直在致力于文艺复兴与思想启蒙。政治思想与文化领域,从戊戌变法到新文化运动,从天安门四五运动到北京八九民主运动,知识份子群体在社会进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当然,也是悲剧性角色。这里,人们面临的问题是,知识份子是否应该审时度势,根据自身安危来决定是否发言或干预社会。

知识份子不仅要传播传承知识,更要主张正义,如果知识与正义不相伴,那么知识就是工具化的技术,社会正义不仅得不到主张,社会进步更是不可能。

我们翻开茅于轼先生写的微博与博客文字,发现茅老并不致力于颠覆或推翻当政者,而是致力于讲道理,普及常识。而其有火力的批判文字,也是对着给中国人民带来巨大灾难的文革罪魁祸首,而对文革的否定,中共也有定论,认为这是毛发动的运动,给国家人民带来灾难。

通过茅老的新浪博客,我们看到,2015年上半年,他主要文章的篇目:《安徽姑娘生冻疮的手》、《采取限购要慎之又慎》、《中国改革的制度观》、《回归温良恭俭让》、《法治社会要开放言论自由》、《一切权力都要监督》、《我国化肥全世界密度最高,土壤破坏利害》、《你知道自己的利益在哪儿吗》 ,通过这些篇目的标题,我们可以看到茅老的对社会事务的广泛关注,既对平民生活有体察有微的关切,又对公权力持有特别的警惕,既对自由言论持续宣导,又对自然生态有具体的调研,看到这位八十高龄的老者的博客文章,会让人情不自禁地想:如果出现一百个或一万个关注社会公共问题的茅于轼,那会是怎样的人文景观?一万个茅于轼又会给社会进步造成怎样的影响?

不知道什么原因,茅老的新浪博客在当年十月份就停止了更新,但他的新浪与腾讯微博却一直保持着温和的发言状态。通过他的微博,这些碎片化的资讯,我们仍然能感受到他永不停息的对社会的观察与思考,批评与建言。

我们注意到,茅老的微博,2016年主要关注与思考的话题是:

人均GDP和家庭可支配收入是两回事;一切间接税的税赋都会转嫁给别人;天则所课题组启动了对《医疗体制市场化改革方案》的研究;中国宪法规定,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第33条和35条);全世界的列强:英美德日俄等等,哪个国家对中国最坏?哪个第二?在文革中任何人都没有生命财产的保障,上至国家主席和省部级干部,下至黑五类,人人自危;天则所的员工薛瑞杰母亲患白血病,他家是农村的,收入有限。我已为他捐款壹万元,天则所的员工也纷纷解囊;当局鼓励大家创新。但要知道创新的前提是自由,没有自由哪谈得上创新;各人都爱自己的国家,仇视别的国家,就容易发生战争。所以普世价值里没有爱国这一条;市场是无数自利的人互相服务而形成的,不是靠大家无私奉献做起来的;为什么要有宪法?就是给你一个依据和说法;什么是公平?是行为的约束条件相同。你能做的我也能做;我不能做的你也不能做;卫计委的人说,计划生育至少再坚持20年。好大的决心!不怕和人民作对20年;国际上有一个「纳税人组织」,是一个国际组织。各国也都有自己的「纳税人组织」。他们的目的是相同的,即监督政府对税收的使用;在一个法治社会中,是没有敌人的。没有敌对势力,更没有阶级敌人,只有罪犯或犯罪嫌疑人;马克思在百多年前就批评当时德国的报刊检查制度。等等。

上述这些文字,说的都是些常识,覆述常识或者阐明常识,许多学者不愿俯身而为之,但茅老却不厌其烦,关于言论自由问题,他既引述了宪法相关条文,又引论马克思当年关于反对快报审查的文字,而关于税收,茅老告诉网友,间接税收对他人的转嫁,而世界各国,纳税人都有组织地关注与监督自己交税的用途,以此监督政府。宪法的价值,看起来没有用,但它的却是保护自己合法权益的依据,只有通过宪法,才能最终讨得一个说法。如果像文革那样,不仅普通百姓,连各级官员甚至国家主席,都可以蒙受冤狱。茅老还用简洁的文字说明:爱国不是普世价值,而爱财却是合理的个人追求;作为天则所的名誉理事长,他不忘为天则所的课题进行宣传,譬如天则所启动的《医疗体制市场化改革方案》的研究,还有系列专题讲座。与他关注安徽女孩手上冻疮一样,他还关注自己机构年轻人的家人,来自农村的工作人员家人生病,茅老捐款一​​万元,并动员其它人士捐款。

如果按照传统道德观,我们完全可以说,茅老既是义者,又是仁者,还是智者,而生活中,他是谦谦长者,所以还是一位贤者、礼者,在许多人不敢言、以保持沉默以免引来麻烦的现实生态中,他保持着温和地寸步推进,所以他也是一位勇者。

是的,木秀于林,风易摧之,但一万个学者都在说,狂风还易摧之吗?十万百万个学者在说理,说常识,整个社会生态气候就会改变了,狂风就难以裹起风沙,一片一片的树木就难以被风沙埋没。所以,怕才可怕,社会需要无数的知识份子勇敢说真话,普及常识与宣导普世价值。

哲人说,我思故我在,在今天的社会生态中,我说故我在,不说话的人,就是不存在,不说真话的人,就不是真实的社会存在,不是真诚的知识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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