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三江事件是中国公民维权运动的高峰，在习近平掌权后，民间日益失去行动空间。图为唐吉田、江天勇、王成、张俊杰四位律师在建三江黑监狱要求释放法轮功学员。(图片：向莉提供)
建三江事件的背景
「建三江事件」发生在2014年的三月到四月，当时习李换届已经一年多，政治形势跟胡温时代相比虽然开始有收紧趋势，但大体环境还是类似的。
在胡温时代，公民社会开始发育，公民的权利意识显着提高。公民越来越多的参与到公共维权事件，有些甚至明显改变了国家立法。比如2003年大学生孙志刚被打死后的「五博士上书事件」引起舆论发酵，最终使得政府取消了收容遣送制度。胡温当局虽然守成有余创新不足，但毕竟大方向是与世界接轨。温家宝政府还出台了《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中国当时在缓慢地走向法治社会。但是有讽刺意味的是，胡温的相对开明却导致把持政法系统的周永康坐大，政法系统依旧保持了守旧、僵化、漠视人权的传统，在周永康任内，搞出了高智晟、陈光诚、刘晓波三大政治案以及诸多侵害人权的案子。同时由于中国人的公民权利意识正处于上升期，所以层出不穷的公民维权事件构成了中共歷史上少有的波澜壮阔的抗争运动时代。比较典型的是2012年和2013年许志永、丁家喜等人发起的「新公民运动」，以公民聚餐、推动官员财产公开、唿吁教育平权为主要活动方式。
2012年习近平上台后，开始逐渐紧缩公民社会。当时我在北京一家NGO，传知行社会经济研究所，进行农民工权利研究，资助方是丹麦人权研究所。当时外国的人权机构能够资助国内NGO的活动，一方面是由于胡温当局与世界接轨造成的宽松政治环境，另一方面因为能够被接纳的外国基金会其实把更多的资金投入到了中共控制的大学、研究机构以及官方团体。习近平上台之前，我们已经在每週开办人文讲座、不时召开研讨会，并进行社会调查以及发行相关报告。习近平上台后，在国保压力下逐渐取消了讲座、研讨会，以及有可能聚集人气的各种活动，直到2014年10月香港佔中运动期间传知行研究所受到毁灭性打击。
2014年春，习近平刚上台一年多，新公民运动刚被镇压不久。公民权利运动虽然受阻，但民间维权活动还是上升态势。当时形成了一种维权模式，每当发生政府侵害人权事件时，人权律师首先介入，依据中国的法律控告官员违法或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利。如果当局违法阻止律师办案，很多积极公民会协助律师进行现场示威抗议。由于当时舆论环境的宽松，很多公共事件得以在互联网上传播，甚至也有官媒刊登的情况，从而有可能使得地方官员侵害人权的危害得到减缓甚至纠正。比如江苏反强拆的范木根在与冲进家里的打手搏斗时刺死两人，在维权律师王宇等人及公民集体维权努力下，原本被控故意伤人致死的范木根最终以防卫过当判刑8年。
可以说，假如没有习近平的倒行逆施，中国沿着胡温当局的温和路线往前走，很有可能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公民社会逐渐发育、公权力逐渐受到法律和舆论的监督制约，从而逐渐转型到法治社会，为进一步民主化带来希望。
建三江事件概述
「建三江事件」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的。网上至今有很多记录文章，维基百科里也可以查到事件的梗概。就单起公益维权事件来说，建三江事件是公民社会团结协作为人权斗争的典范。「建三江事件」的起因是黑龙江农垦总局下属的建三江农垦局非法关押了数十名法轮功修练者。人权律师唐吉田、江天勇、王成、张俊杰在解救这些被关押者时，于3月21日被农垦当局的派出所拘留并遭到酷刑。经过「新公民运动」，当时已经形成了一个维权律师和维权公民的网络。很快四名律师被拘留的消息传到了维权圈，大家开始想办法营救四位律师。不久被拘留5天的张俊杰律师首先被释放，他遭受酷刑的经歷更是激起了公众的愤怒。
一批又一批的人权律师和捍卫人权的公民活动者前往建三江。律师们除了在当地、在黑龙江省会哈尔滨进行控告、申诉等法律行为，面对建三江公安当局的蛮横凶狠，律师和公民还一起进行了抗议和绝食斗争。在抗议的过程中，律师中又有王全璋、王胜生、傅永刚三位律师被非法绑架和殴打。另外还有十五位公民被拘留并受到酷刑。
当唐吉田、江天勇、王成被拘留15天释放后，经检查每人多处被殴打骨折，加上张俊杰律师，一共被打折24根肋骨或胸骨。全国网民通过各种方式声讨建三江警察的暴行，并唿吁释放仍然被关押的公民。当所有被关押的公民释放后，持续的愤怒声讨还延续了很长时间，直到传出建三江关押法轮功修练者的黑监狱被关闭的消息。
建三江事件中的公民参与
建三江事件中，共有三十多位人权律师奔赴建三江前线抗争，而东北之外全国各地公民奔赴建三江的大概有七十人左右，此外还有大概一、二十个东北本地公民去建三江参与抗议。要不是建三江地处中国最东北角并且当时还是春寒时节，肯定会有更多的公民抗争者到前线抗议。
公民参与在建三江事件中有了更多的歷练，从动员、筹款到行动，也是公民社会协作最好的一次。除了公民和律师互相配合之外，建三江事件也反应了公民社会逐渐成长并有了一定的成熟性。
首先是公民维权行动派人士形成了圈子。经过探访陈光诚事件、新公民聚餐活动，以及各地的自发结社互动，在当年2月份发生民主人士薛明凯父亲被不明坠楼死亡的事件中，已经有一百多位维权人士集体向曲阜当局抗争。建三江事件中带领公民抗议活动的就是曲阜事件中主要维权人士翟岩民。秦永敏组织的玫瑰团队中很多人也踊跃前往。迟尽春、张焱等本地维权人士则做了很多的接应工作。
其次，支援建三江四律师的公民组团后各有分工，大家各司其职，互相联繫协同。公民声援团设立了几个协调人，我也是其中之一，负责募捐以及分配募集的资金到前线。声援团发出四次声明，谴责建三江当局的野蛮违法暴行，唿吁公众支持，共募集了16.7万元人民币。为了避免因为资金募集和使用不当，我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根据协调小组的财务规定，尽可能公开透明使用资金，并且至今在网上保留着全部原始记录。最后剩余资金补偿给了被拘留以及被酷刑的公民。中间涉及到的资金经手人有时会受到同道质疑，由于我掌握所有的财务信息，总是可以进行澄清。这些努力使得建三江的公民集体维权保持了高度的道义形象。同时，前线抗争的公民都留有签过字的律师委託书，以便被抓后有人权律师及时跟进。
第三，公民抗议者使用了最新的互联网技术。当时主要的网络传播工具是微博，当事人对事件的描述通过微博迅速传播。公民声援团的声明也通过微博发布。微博上的消息再进一步扩散到博客、推特、网站等其他媒体。微博是公开的，也是政府可以监控的，而公民抗议者之间主要使用Viber进行联繫以协调行动。当时这一通讯工具还没有被封锁而且地方当局并不了解，所以当地警察很奇怪为什么没有监控到山南海北的人纷纷涌到东北这块边陲之地。
第四，在为正义而抗争的感召下，很多公民和律师做出了感人的牺牲和奉献。为了省钱，李燕军从广西坐三天三夜的火车硬座、啃方便面，走了个中国最西南到最东北的对角线。律师们除了诉诸法律也和抗争公民一起绝食抗议，甚至有女律师晚上就穿棉大衣和其他抗议者一起睡在派出所对面的马路上。陈建雄被警察殴打，臀部被踢得溃烂留下永久伤疤，但从未服软。尽管有社会募捐给予的基本食宿支持，但这些抗争者为正义甘冒风险和不畏艰苦的精神仍然令人肃然起敬。
第五，除了前线抗争者以及有关的组织者，全国各地实际上到处有抗议建三江警察暴行的声浪。当时的中央政府还没有像后来的强力维稳一样强行压制各地的抗议者。我本人在北京也没有受到警察的阻扰，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北京刚刚发生人权捍卫者曹顺利死于看守所事件，北京当局对于维权人士奔赴东北有可能坐观其成。这就给了公民抗议者集体行动的契机。
后记
建三江公民维权事件可以说在中共统治下的公民权利运动中达到了最高峰。此后公民维权运动还在继续，比如建三江前线公民抗争的领导者翟岩民、刘星等民间行动派继续到苏州纪念林昭、到郑州声援因祭奠赵紫阳而被拘留的十君子等等。但是当年十月声援香港佔中运动中，习近平下了狠手，抓捕了大量的民间维权者。2015年五月又抓捕了民间维权人士的标志性人物屠夫吴淦以及翟岩民等街头行动派的主要人物。到了7月又发生了震惊中外的709律师大抓捕，当年各地还零散抓捕了各地维权运动中的主要人物，从此公民维权行动难再形成气候，底层民众也再难有获得公平正义的希望。
回头看这段歷史，那些前线抗争者忍受了路途艰苦、严寒和殴打、羞辱、酷刑，但他们只是和平的抗议地方当局违反了中共自己制定的法律，这种道义性中共始终无法抹黑。除了律师群体和少数公民抗议组织者有高学歷，大部分前线抗议者是只有中学学歷的平民，他们勇敢、理性的抗议粉粹了中共散佈的「中国人素质低，不配享有民主」的谎言。从建三江事件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中国民主化的阻力不是国情，而正是独裁者习近平本人。
作者：杨子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