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甘地不是高不可攀的神话人物，也不是无视现实的偏执宗教狂，而是跟大家一样在平地上行走的普通人。或许可以说甘地是个自学成才的科学家，靠着勤奋、执着和对生活的热爱发现了一些真理，导致了世人看到的成功。他做的事是普通人也能做的事。孔子说：“仁远乎哉？我欲仁，则斯仁至矣。”求真理和求仁都是既难也容易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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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雄甘地是世人耳熟能详的名字。自从十几年前第一次接触到他的自传《 我的真理实验》（下称《实验》），到现在我已经读过三遍，每次读都既感到精神上的提升，又学到实际生活的智慧。

最近一次读时想到，甘地的名字虽然对中国人并不陌生，但多半只是停留在符号的层面。多数中国人对他到底做了些什么事、以及是以什么样的心态和方式去做这些事并不了解，或者有误解，而不了解或误解的原因可能是甘地的做事心态和方式与中国的典型政治人物的做事心态和方式差别很大。另一方面，我也感到甘地的做事心态和方式对有志于帮助中国走向民主和自由的人们会有所启示，所以在这里将我理解的甘地的简要生平和主要思想写下来，给有兴趣者参考。

1869年10月2日，甘地出生在印度西海岸的古吉拉特邦。当时印度还是英国的殖民地。甘地十八岁时远赴伦敦学习法律，三年后回到印度开业。因事业不顺，转赴南非谋生，在那里开始领导印度侨民反对种族歧视的运动。1915年，甘地返回印度，主要从事底层大众的维权、教育、经济自立等工作，其中最为世人所知的是他发起的不合作运动。1948年1月30日，印度正式独立不久，被印度教极端分子枪杀，终年78岁。

《实验》的主要部分写于他在狱中的1924 – 1925年，那时他领导的不合作运动刚刚兴起，并遇到挫折，而印度正式独立还在二十多年之后。书的内容最初在他主编的古吉拉特语刊物Navajivan 上连载。长期跟随他的秘书Mahadev Desai 将其翻译为英文，刊登在甘地主编的英文刊物Young India 上。后来出单行本时，译本又由一位要求不署名的英文学者润色。

甘地把书名定为《我的真理实验》与他的宗教信仰有关：他是虔诚的印度教徒，而他认定的神就是真理。他的所有生活就是一系列探索真理的实验，如实验室中的科学家那样。这本书给我留下的印象是：甘地不是高不可攀的神话人物，也不是无视现实的偏执宗教狂，而是跟大家一样在平地上行走的普通人。或许可以说甘地是个自学成才的科学家，靠着勤奋、执着和对生活的热爱发现了一些真理，导致了世人看到的成功。他做的事是普通人也能做的事。孔子说：“仁远乎哉？我欲仁，则斯仁至矣。”求真理和求仁都是既难也容易的事。

甘地心目中的真理的具体含义在后文“甘地的宗教观”一节中有更多的分析。

除了记录他的各种真理实验，甘地在书中也充满温情地回忆了许多各具优秀品格的人物，其中有影响了他的思想进程的长辈，也有许多同辈的朋友和晚辈的志同道合者。从甘地对这些人的描述一方面可以看出甘地的思想的来龙去脉，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到甘地自己看重的是什么样的个人品质。
甘地写这本书的主要目的是对抗争运动参加者的启蒙教育：“我一直努力在做的一件事是把我看到的真理以及我得到它们的过程记录下来。这些写作给了我无与伦比的平安，因为我希望把对真理和不伤害原则的信心传给那些动摇者。”【1】

他在这里提到的“不伤害原则”(ahimsa) 源自印度教的悲悯众生的教义。佛教中的“不杀生”教义也源于此。这个教义在狭义上只是指身体的侵害，如杀生。甘地将此加以扩展，加入了不以恶语伤人，也不对人起恶意。不伤害原则是他的非暴力抵抗运动的主要思想依据。

本文主要以甘地政治生涯早年的事迹来介绍他的思想。内容来自《实验》（英文版）和甘地的其它一些著作及几本英文传记。在全文最后的参考文献中，有章节序列号的文献都注明了引文出处的章节，没有章节序列号的文献注明了页码。

限于篇幅，本文不试图对甘地的生平做一个完整的概述，或论证甘地在历史上的地位，而只是选择叙述一些我感觉对当代人的思和行或许有所助益的内容。文章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甘地的生平简介，第二部分是甘地思想的简单小结及其对当代抗争者的可能的启示。文中引用的文字是我从英文版翻译而来。对于读过这个简介之后还有更多兴趣的读者，《实验》是了解甘地的思想和实践的最好的读物。

1. 甘地生平简介

1.1 少年时代

甘地出生于一个官僚家庭。父亲的教育程度不高，但富于团队和实际事务的管理能力。母亲是极为虔诚的印度教徒。据甘地回忆，他的母亲在宗教活动期间欢欢喜喜地每天只食一餐或全天禁食是常有的事。从甘地的生平来看，父母双方的这些性格和特长对他都有很大的影响。

甘地少时的学业并不出众，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才能，但可以说是顺从父母的好孩子、听老师话的好学生。直到上了高中，“每次得到奖状或奖学金都让我惊讶。但我特别在乎自己的名节。犯一点错就会哭。每次被老师批评都无法承受。记得有一次被体罚。我不是在乎那个惩罚本身，但在乎那是因为我犯了错。我哭得好伤心。”【2】

甘地十三岁时在父母的安排之下结婚，而这样安排的主要理由只是当地传统的婚礼耗资不菲，所以让甘地跟其两个哥哥同时结婚就可以以一笔钱办了三件事。甘地在看到家人紧张忙碌的准备时才得知自己要结婚的消息。由这样的安排可以看到甘地父母在孩子面前的强势和对孩子的意愿的完全忽略。这或许是造成年轻时的甘地羞怯、自卑的原因。

甘地在《实验》中以沉重的心情特别记录了他在高中时交友不慎的故事。甘地的母亲、大哥和妻子都讨厌甘地的这位朋友，但甘地听不进去。

甘地家乡的主流印度教派严格素食，这位朋友却鼓动甘地瞒着父母吃肉。而甘地也愿意接受这样的诱惑：

“我问他，他的解释是：‘我们印度人弱小，因为我们不吃肉。英国人能统治我们，因为他们吃肉。你看我多健壮，跑得多快，因为我吃肉。’……

“我在我大哥和这位朋友旁边显得又弱又小。他们结实、强壮，又胆子大。这位朋友的能力好像是给我施了魔法：他可以跑很久、跑很快；跳高和跳远都很棒；无论多少体罚他都能承受。他经常给我表演他的各种能力。每个人见到别人有自己不具备的能力时都羡慕不已，这位朋友的能力也让我羡慕不已。我好想也像他一样。我不能跳，也不能跑。为什么我不能也像他一样强壮？”【3】

从这一段回忆来看，吸引年轻甘地食肉的不是肉味，而是他的自卑感。而这位老到得多的朋友也牢牢抓住了甘地的“七寸”，把他感召为自己的忠实追随者。

甘地编织了一个理论来给自己的新见解打气：“我希望我变得强壮、有胆量，我也希望印度人都如此，这样我们就可以打败英国人，让印度自由。”【4】“变得强壮、有胆量”应该是让他心动的主要原因，而“打败英国人，让印度自由”则像是拉大旗做虎皮了。

甘地跟着朋友一起吃了几次肉，每次出去都要向父母撒谎圆场，这带来的负罪感后来让甘地实在不能承受，促使他停止了秘密吃肉的行动。

这位朋友还把那时已经是有妇之夫的甘地拉进了妓院。“他把我送进去，告诉我该做什么。他已经把一切都安排好，也把钱付了。我进了那罪孽的血盆大口，但无比慈悲的神把我从我自己的手中救了下来。我好像是挨了重击，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听不见。我坐在那个女人的床边，但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她不耐烦了，恶骂、侮辱着我，把我赶了出去。我感到我的男子汉形象受了损害，羞得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但后来我不住地感谢神救了我。”【5】

甘地在成了印度的道德偶像之后不避讳写下发生在四十多年前的这些事，这说明这段经历对他的严重困扰，也可见其苛刻自省的习惯。他这些小小的道德历险一方面固然是有朋友的诱惑，但根本的原因还是他对父母和文化强加给他的那一套戒律不理解，心中总是有抗拒的冲动。

甘地没有写这位朋友为什么要自己拿出不小的开销来诱惑自己下水。一个可能的原因是，甘地的母亲、大哥和年轻的妻子都讨厌他，所以他要把甘地拉下水来报复。他也的确成功地挑起了甘地对妻子的疑心和怒火；这是甘地后来懊悔不已的事。另一个可能的原因是作恶者需要有人结伴、追随、仰慕。一个人作恶会感到孤单、恐惧，而率领着追随者一起作恶就刺激、过瘾。

1.2 在伦敦

1888年，在甘地父亲好友的劝说之下，18岁的甘地远赴伦敦学习法律，希望以此踏上通向印度上流社会的捷径。甘地母亲答应儿子出洋留学的条件是要甘地起誓三件事：不吃肉、不喝酒、不接近别的女人。在甘地家乡的宗教传统中，起誓是人对神的许诺，是不可以轻易违背的事。

十九世纪后半叶的英国是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而伦敦是全世界的中心。羞怯的年轻人甘地来到这座威风凛凛的大都市，操着蹩脚的英文，惶恐地寻找着自己的位置。

不断有朋友劝他食肉。甘地一方面坚持苦守誓言，另一方面心中也在苦苦斗争。这斗争从高中时代就开始，在伦敦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

他也置办了西装、礼帽，参加了跳舞课、小提琴课、演讲课，努力让自己在各方面显得像个英国绅士。

有一天他在一家素食餐馆买到一本论述素食好处的书。

“从读到这本书的那一天开始，我可以说是成了一个出于选择的素食者。我珍视在母亲面前发誓的那一天，一路走来时也为了真理和这个誓言一直坚持戒肉。但在内心深处，我却觉得每一个印度人都该食肉，也盼望我自己某一天能自由地、公开地成为肉食者，并且说服更多的人加入。但现在我选择素食，而我的使命也将改为宣传素食。”【6】

甘地的思想斗争是两种外界力量争夺他的价值空间中制高点的战斗：先入的一种来自他从小浸润于其中的宗教传统和他在母亲面前的誓言，后来的挑战者是强大的英帝国的文化。他被夹在当中，不知道自己价值观的落脚之处在哪里，直到那本书帮他确认了他不敢自己独立确认的判断。
从《实验》的叙述来看，从心中接受素食似乎是甘地的一个人生转折点。他从此发现他只要听从自己的内心，就不必屈从于外在的强制力。

他也很快发现装扮英国绅士的努力的可笑。他退了跳舞课、演讲课和小提琴课，从经常下馆子改成自己做饭，从出门坐车改成步行。他发现这些改变让他活得更“真实”、给他“无边的快乐” 。
1891年，21岁的甘地在伦敦通过了律师资格考试，但人一多就说不出话来的他对自己的前途忧心忡忡。

“我对印度法律和伊斯兰法律一窍不通。我连怎么写诉讼状都不会。我听说梅赫塔爵士在法庭上的演讲像狮吼一样雄壮。他怎么在英国学到了这样的本事呢？不要说达到他那样的能力，我连能不能靠法律把生计维持下去都没有信心。”【7】

1.3 在南非（1） – “小绿书”

甘地回到老家，开起了律师事务所。但是他不懂印度社会的人情世故，又拙于口才。他的事务所门可罗雀，收入连交房租都不够。

两年后，大哥给甘地介绍了一个远在南非的工作，为期一年。工作的收入不高，但甘地看不到在本地呆下去的前途，心有所动。

“这哪里是律师的工资，分明是仆人的工资。但我有点想离开印度。能认识一个新的国家、增加一点新的经历的机会也让我心动。我还可以给我大哥寄回105镑，补贴家用。我没有讨价还价就答应下来，开始准备去南非。”【8】

1893年，23岁的甘地乘船前往南非。

刚在德班安顿下来，甘地去当地法庭旁听审案。

在法庭上，白人法官注意到了旁听席上甘地戴的头巾。他命令甘地摘下头巾。甘地拒绝从命，离开了法庭，随后写信给报纸谈论这件事，声明自己有在法庭上戴头巾的权利。

“这件事在报纸上引起了大讨论。有人说我是‘不受欢迎的来客’。这事也给落脚未稳的我作了个意想不到的广告。有些人支持我，也有些人批评我胆子太大。”【9】

遇到这样的场面，所有人可能都会感到受了侮辱，而对此的可能反应方式有许多种：性格懦弱的会表面上忍气吞声，而在暗中郁结怨恨；性格强势的可能会在当场与法官辩理、聚众抗议、或到法官的上级那里告状等。甘地在自传中没有解释他为什么选择了给报纸写信，但是比较起上述这些可能选项来，甘地的选择是最有成效的：

首先，戴头巾的权利涉及到社会成员之间的平等、宗教信仰自由等大的话题，而报纸是讨论这些道理的好平台：报纸上的讨论不强迫任何人做什么事；它只是给所有的读者一个思考问题的机会，开启读者自己价值观中的辩论，让他们自己判断何为是、何为非。比谁的拳头硬、谁的嗓门大都不是解决歧视的有效方式。

其次，歧视存在于社会中多数人的心中，但它又因为违背了普世的善恶观而拿不上台面。那么把它拿到台面上去公开讨论就是对付歧视的有效方式。

第三，写信的内容不是指责法官一个人，而是把这件事作为一个普遍现象来讨论。这是伸张整个阶层的人的自尊，而不只是发泄自己一个人的怨气，同时也体现了对那位法官的尊重。

第四，报纸的广阔传播范围可以让最广大的白人人群面对这个问题、面对自己心中这个阴暗的角落。

最后，把诉求在公开的平台上进行，让被歧视者和歧视者都有机会参与，是被歧视者对歧视者的信任。这是增进社会凝聚力、提高整个社会的文明程度的处理问题的方式。

甘地的这封信应该是他此后五十多年政治生涯中的处女作。他这就这样在不经意之间进入了角色。
终其一生，报纸是甘地传播自己理念的最拿手的工具之一。他选择的这个有力武器也是出于他对自己的长处和短处的了解：他不善于言辞（至少在年轻的时候），但是写作能力很强。如果作品含有足够多、足够纯的真理，就会像长了翅膀，传到世界最遥远的角落。甘地在南非和印度领导的运动之所以能感召众多的参加者、也在全世界吸引众多的同情者，与他的笔有很大的关系。

甘地在南非找到的工作是为一个经济诉讼案提供法律帮助。诉讼发生在两家印度侨民开办的商贸公司之间。双方的老板既是同乡，也是亲戚。他研究了案件之后发现，如果继续把官司打下去，诉讼将会旷日持久，双方都将难以承受高昂的律师费用，而胜诉方也只能拿回其损失的一部分。“我感到我的责任是同时与双方为友，把他们拉到一起。我鼓足了所有的勇气劝说双方妥协”。【10】最终双方同意以仲裁的方式迅速结案。之后甘地又成功地说服胜诉方允许败诉方以小额分长期偿付赔款，避免了后者破产和在社区中名誉扫地的结局。

“双方对结果都很高兴。双方在社区中的形象都提升了。我欢喜无比。我学会了如何当律师。我学会了如何发现人性中善的一面、如何赢得他人的信任。我意识到律师的真正作用是促成撕裂的双方重归于好。这一课给我留下的印象如此之深刻，我在此后二十年的开业生涯中努力在数百起案件中促成了双方的和解。我这样做没有损失任何东西 – 不仅肯定没有丢失我的灵魂，并且也没有经济损失。”【11】

从甘地对这个官司的处理方式和官司结束后感到的成就感可以看出甘地看重和解，不喜欢你死我活的斗争。甘地一生都自豪于和事佬的角色，而他的和解不是靠隐藏、扭曲真相，而是摊开真相的所有细节、让双方都看个真切。这样的和解是可以长久的和解。

诉讼案圆满结束后，甘地本来打算立即返回印度。就在这个时候，纳塔尔省议会出台了关于取消印度侨民选举权的议案，促使那里的印度人决定请甘地留下来帮他们用法律维权。甘地在南非呆了下来，靠诉讼私人案件来得到收入，同时免费为印度侨民社区提供公益法律服务。前者是他的谋生手段，后者是他愿意做的事。

甘地服务的印度侨民社区分布于南非社会的各个阶层，其中少数是社会地位较高的商人、白领，多数是社会地位较低的非技术工人和契约劳工。契约劳工是南非殖民政府委托印度殖民政府从印度招募来的体力劳动者。招募的许诺是工作五年后他们就成为南非的自由人，可以拥有地产。在契约期间，劳工没有离开雇主的自由，逃跑者要以刑事犯来审讯、下狱，其法律地位与奴隶差不多。这些人绝大多数都不识字，英语就更谈不上，所以没有任何能力来保护自己的权益。

不管是哪个阶层的印度侨民，他们与南非白人的不同宗教信仰、蹩脚的英语、不讲卫生的习惯等造就了他们在社会中的不利地位。而为这群二等公民争取权利正好是甘地最愿意做的事。年轻的甘地在这件事上发现了他一生钟情的事业所在。

1896年，26岁的甘地回印度探亲。那时他已经是在南非站住了脚跟的律师，收入不错，也渐渐成为受到印侨信任的维权活动家。甘地回印度有两个目的：第一个是把妻儿接去南非定居，第二个是争取印度各界对南非印侨的声援。甘地写了一个关于南非印侨生存状况的小册子（因封皮为绿色，后来俗称“小绿书” (The Green Pamphlet)），在印度印刷了一万份，寄给印度所有的报纸和各界名流。

“准备这些小册子的邮寄工作并非易事。如果我雇人去做，会很昂贵。但我找到了一个简单的办法。我召集了我家附近的小孩，请他们在不上学的时候来做义工，每次一个上午，大约两三个小时。他们很愿意来做。我把我收集的用过的邮票给他们来作为奖励。他们很快就完成了工作。这是我用小孩子来做义工的第一个实验。其中有两个小朋友直到今天（注：指甘地写成这一章时；大约是三十年之后的1925 – 1926 年左右）还是我的同工。”【12】

召集小孩来准备信封，不仅经济成本低、是他们力所能及，而且启发了孩子们以具体行动帮助他人的善念。这办法很能体现甘地组织群众运动的原则：用最小的成本办最多的事。

甘地在后来更大规模的抗争运动中不仅努力将经济成本最小化，也努力将政治成本最小化。甘地后来在印度的三巴朗 (Champaran) 抗争运动中的反思可以作为后一种努力的例子：

“我发现，即使一个抗争运动的最终目的是政治的，而其起因是非政治的，把它政治化会损害这个运动，而把它局限在非政治的范畴则会对它有助益。三巴朗抗争运动证明了，不论在哪个领域，对大众的非政治化的服务最终都会在政治上对这个国家有帮助。”【13】

几乎所有的著名报纸都对“小绿书”的内容加以报道、评论。印度各界对此给予了广泛的关注。

甘地很注意的一个工作是将弱势群体受到不公的状况讲给更多的人听，其目的是争取更大范围的同情心。这不仅有助于改善他要帮助的那些弱势群体的生存状况，对听者也是一个教育的过程。甘地一个终生未变的信仰就是每个人意识深处的善性，包括他的政治对手。以此出发，只要社会成员之间、社会阶层之间的交流通畅，人与人之间的理解和爱心就可以实现。

另一方面，“小绿书”能引起巨大反响，与甘地的写作也有不小的关系。这里引用其中几段对印裔人在纳塔尔省的遭遇的描述：

“纳塔尔省有大约40万土著人、近5万欧裔人和5万1千印裔人。印裔人中包括契约劳工1万6千人，契约期满后的自由定居者约3万人，和商贸人士约5千人。……

“请允许我引用我写给纳塔尔省议会的公开信中描述欧裔人如何对待印裔人的一段话：

‘街上的人讨厌他、骂他、向他吐口水、把他从人行道上推下去。报纸上好像穷尽了英文词典中最强烈的侮辱言辞，这是几个例子：‘吞噬社区活力的恶疾’；‘这些寄生虫’；‘狡猾、恶毒、半野蛮的亚洲人’；‘又黑又瘦又脏的该死的印度人’；‘他吃米饭、爱使坏。我讨厌死了印度人’；‘满嘴谎话、做事狡诈的肮脏的苦力’。……印裔人不许乘坐公交车。火车上的工作人员不把印裔人当人待。旅馆不许他们住。公共浴室不许印裔人使用。……

“我之所以引用这段话，一是因为它已经在南非发表近一年半、被南非几乎所有的报纸讨论，而其中叙述的事实未遭到质疑（事实上，一家报纸对公开信明确表示支持），二是因为这里描述的这些事实在这一年半的时间里没有任何改变。”【14】

从这几段话中可以看到甘地很重视搜集原始资料，在此基础上用严密的逻辑来构筑他的诉求。这与他的律师职业训练应该有一定关系。有了丰富的原始资料，写作就可以客观、准确、少一些感情用事和任性驰骋想象力。

甘地一生致力于“自我纯化” (self purification) 的努力, 这可以解读为在每日的生活和做事之中尽力去除自己的私欲和偏见。这努力也体现在他的写作风格中：不讲究艺术华彩，但是准确简洁、避免掺入个人杂念和偏见；能站在他人的立场上想问题；对他人抱有最大的善意。读者可以从本文中引用的甘地的文章片段来自行体味。

甘地对南非印侨生存状况的报道也辗转流传到英国，又从英国传回南非。消息在转手几次之后通常都会被添油加醋，离最初的形状越来越远，这次也不例外。德班的白人读到被夸大了的报道，感到被造谣污蔑。这导致甘地在后来回到德班时被一群白人暴打，险些丧命街头。后来甘地拒绝指认和起诉打他的人，因为“他们听到的报道是我在印度对纳塔尔省白人的行为有不实的夸张，损害了他们的形象。如果他们相信了这样的报道，我不奇怪他们会生气。”【15】

1.4 在南非（2） – 《印侨舆论》

甘地把妻儿接到南非，让习惯了光脚的他们穿上鞋袜，也改用刀叉吃饭。全家过起了欧式上等人的生活。

“那时我相信，要看起来像文明人，我们的衣着和仪表要尽量接近于欧洲标准。因为这样我们才能有影响力，而没有影响力就不可能为我们的社区做什么事。”【16】

后来，甘地开始做简化生活的实验。他不再去洗衣店、理发店，开始自己浆洗衬衫、自己给自己理发。后来又从买面包改为自己在家里磨面做面包。甘地一生致力于简化自己的生活；后来他退了南非高尚区的房子、到乡下农场自己种地为生。那时他已经意识到了影响力不需要用装束和餐具来维持。

在简化生活的问题上，有两个人对他影响很大，一个是托尔斯泰，一个是拉斯金，而他们对甘地的影响也是由于他们的倡导与甘地自己的想法一拍即合。

简化生活不仅让甘地省下大量的生活开销，减少了为生计的奔忙，腾出时间来做他感兴趣的公益事业，而且后来成为他发动的抗争运动的基石之一。人不敢与权势抗争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舍不得放弃已经拥有的社会地位和生活水平，所以如果能把生活大大简化，拥有的自由就大大增加。后来甘地多次入狱而不以狱中生活为苦，除了他强大的意志力，与他提前简化了自己的生活也有一定关系。
给自己理发的另一个动机是被白人理发师拒绝服务。

“那位理发师拒绝为我理发并没有什么错。假如他给黑皮肤者理了发，他很可能会丢掉许多顾客。在印度，我们也不让我们的理发师给贱民兄弟们理发。我在南非得到这样的奖赏不只一次，而是很多次。我坚信这是我们自己的罪孽遭到的报应。这样一想，我就不再生气。”【17】

甘地自己被歧视为二等公民的遭遇促使他后来为印度社会的低种姓阶层的权利做了许多工作。

甘地也努力促请印侨社区改变他们的卫生状况。这可能出于两个考虑：首先，甘地感到，印侨们的不讲卫生的习惯是他们被南非白人社会排斥的重要原因之一。其次，甘地自己对卫生极为重视，也懂得卫生与健康的关系。在《实验》中，甘地用了好几个整章的篇幅来记录他在许多地方整顿卫生、改进厕所的努力。

但他遇到了很大的阻力。

“我发现，做帮大家声张权利的工作好做，做要求他们承担责任的工作就难多了。在一些地方我遭到的是侮辱，在另一些地方碰到的是礼貌的冷漠。请他们清洁自己的周边环境真是太难了。如果这需要他们掏腰包，就更是想都不要想。这些经历给我的教训是：没有无穷的耐心，让大家做任何工作都不可能。但话说回来，并不是大众想要改革，而是改革者自己想要改革，所以他应该对自己被反对、厌恶、甚至迫害的待遇有所期待吧。改革者自己热情洋溢要去做的事，大众有权利不把它当回事。”【18】

遇到阻力和打击时，甘地给自己开的解药是站在对方的处境上想问题，其结果不仅是为自己宽了心；他也由此对社会现实有更深一层的了解，在这个基础上可以更清晰地设计自己可做的事。

“为南非印侨服务的每一件事都向我昭示真理的一些新的侧面。真理像一棵大树，你看顾它越多，它结出的果实就越多。在真理的矿井中挖掘越深，发现的宝石 – 在这里就是服务的诸多可能性 – 的种类就越丰富。”【19】

《实验》中极少见到抱怨之词。甘地服务的人群对他的主意反应冷淡时，这对于他也是真理的一个侧面，给他开启另外一些服务的可能性。

甘地如此钟情于服务他人，其动力来自于他的信仰。他自称他信仰的是“服务的宗教” (religion of service)。真理就是他的神，而真理是在为大众的服务之中显现。

1904年，周报《印侨舆论》 (Indian Opinion) 在南非创刊，甘地是主要撰稿人。

“直到1914年的十年之间，除了我在狱时之外，几乎没有一期的《印侨舆论》上没有我的文章。我不记得在那些文章中有任何一个词没有经过我的仔细考虑、或是有故意的夸大，或是纯为取悦读者而写。……

“我总是努力在编者和读者之间建立亲密而干净的关系，所以写专栏也成为我观察人性的诸多侧面的方式。无数的读者给我写信，其中有的友善，有的是严厉的批评。阅读、思考和回复它们对我是极好的教育。这些来信好象是大家的有声的思考，让我彻底懂得了一个媒体人的责任。我与印侨社区通过这个方式建立的关系也使得后来的抗争运动更容易实施、更有尊严、更不可阻挡。”【20】

成年人大概都不会陌生，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开始变得亲密时，这个关系也很容易开始受到利益和权力欲的污染。中国古语中的“君子之交淡如水”的说法就是基于这个背景。从甘地在这里强调的“亲密而干净的关系”可以看出甘地对把握社会关系的思虑之细密，也可以看到他下笔之谨慎。

甘地与读者的多年的纸上交流使得他们的抗争运动不只是停留在口号的层面，而是充满了从理论到实践的丰富细节。这样的长期交流也使得甘地在印侨社区中建立的信任牢不可破。后来甘地回到印度后创办了英文报纸 Young India 和古吉拉特语报纸 Navajivan，继续以报纸为与大众交流的重要工具。

1.5 在南非（3） – 非暴力抗争运动的诞生

1906年，德兰士瓦省政府通过一项法案，要求所有的印度侨民，包括妇女和8岁以上的孩子，都必须到政府注册、按手印，否则将罚款、逮捕或驱逐出境。这是白人社会挤压印侨生存空间的又一场战役。印侨将这个法案视为奇耻大辱。

9月11日，在数千人参加的大会上，甘地提出了他的行动方案：所有愿意参加抗争行动的人不去政府注册，但不使用暴力、也不拒捕，而是自愿被投入监狱或被驱逐出境。

面对会场中情绪激动、摩拳擦掌的大家，甘地就行动的细节提出几个建议：首先，运动不应该是多数人裹挟了少数人，而是只能出于完全的自愿。其次，这样的行动不是做给别人看的。

“不要想象我们的行动会对本地政府、英帝国政府或印度政府造成什么影响。每个人都只应该问自己的心，如果内心的声音肯定自己有把行动坚持下去所需要的勇气，他才可以参加，他的行动才会结出果实。”【21】

甘地在此阐述的原则是他的运动一再获得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中国古语说的欲则不刚就是这样的道理。弱小者在鼓起了勇气、敢于为冒犯不公正的法律而入狱、挨打、损失财产时，尽管他们的物质能力比起对手来仍然弱小，但精神上已经强大。如果对手因此而良心发现，那自然是皆大欢喜；而如果对手继续作恶，自己仍然不惧牺牲。但是此时如果抗争者把希望寄托于对手的退却，就自己破了自己好不容易鼓起来的勇气。非暴力抗争行动是在挑战自己的勇气和忍受力的极限，不是在挑战对手的极限。

然后甘地警告大家可能会遭遇的后果：
“一方面，参加抵抗运动的人必须是十足的乐观派；另一方面，他必须做最坏的打算。所以我必须说清楚在这场斗争中可能发生的最坏的情况。我们现在这些在场的人最多有三千人。然后想象其他的一万印度人不参与。我们就会被当局嘲笑。并且很有可能许多最初很坚决的人碰到第一个挫折时就会退缩。我们可能会坐牢，在里面我们可能会被侮辱。我们可能得饿肚子、忍受酷热或严寒。我们可能得去作苦力。我们可能会被狱吏抽鞭子。如果最后只剩下几个人在坚持，他们可能会被重罚、他们的产业可能会被没收、拍卖。”【22】

甘地没有信心满满地向大家宣告：胜利一定会到来。把希望寄托于大功一定告成的抗争者就像赌股市一定会大涨的投资者，一旦看到现实滑向希望的相反方向时就一片恐慌，然后作鸟兽散。真的勇气来自敢于面对失败。在暴力的战场上，不决心流尽最后一滴血的军队就没有战斗力；在非暴力的战场上，总是指望着对手会不战而溃的抗争者最后也只能是把自己碰得灰头土脸。

抗争运动开始之后，正如甘地所料，包括他自己在内的数千人被捕入狱，一些人被驱逐回印度。有些人在压力之下退出，但许多人与甘地一起坚持。运动的消息传播到世界各地。在印度和英国都爆发了声援南非印侨的抗议活动。经过了八年的拉锯战，甘地和同工们作出许多牺牲之后，政府被迫做出让步，印侨的自尊得到了维护。

甘地为这种群众运动的方式取名时颇费了一番心思，最后把它定名为satyagraha，来自古吉拉特语：satya 意为真理，graha 意为坚持、坚决、力量，合起来的意思就是对真理的坚持，或真理的力量。这可以理解为：比起有钱、有枪的统治者，抗争者拥有的唯一优势是：大众心中的公正是站在自己一边的；换句话说，抗争者的力量来自于真理。那么，只要围绕着这个力量源泉来设计自己的抗争运动，就有胜利的可能。反过来，一旦抗争者诉诸暴力，真理就不再站在他们一边，他们就不会得到对自己有益的结果。

Satyagraha的真理不仅体现在伦理的意义上，也体现在可行性的意义上。强势方的权力是建立在暴力的基础上的，暴力是其强项，所以弱势方如果诉诸暴力，他们难得有获胜的机会。即使弱势方通过暴力打败了强势方，新建立的社会秩序仍然是靠暴力来维持的，所以问题的本质并没有解决。一个全新的不靠暴力来维持的社会秩序只能靠非暴力的手段来达到。

Satyagraha的基本特点是：以非暴力的方式拒绝执行当权者的命令；自愿接受当权者的惩罚；所有的参加者都是在完全了解自己的行动可能会产生的后果之后出于自愿参加。这样的群众运动在中文里可以翻译为非暴力抗争运动。

甘地一再强调非暴力抗争运动不是弱者的运动。南非的抗争运动历时八年，参加者在物质上的损失惨重，非精神强大者不可能坚持下来。这可作为甘地的论点的旁证。

后来甘地进一步拓广了 satyagraha 的含义，认为它不只是一种抗争方式，而且是一种生活方式，其理论来源是印度教的不伤害原则 (ahimsa)，包括对人不施恶行、不说恶言、不起恶意。这些在每个人的每日生活中都用得上。反过来，如果一个人在处理日常生活的冲突时不去有意驯服自己的恶意、恶言和恶行，他在抗争运动中也不会有非暴力的诚意。

不伤害原则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很难，一个原因是人对自己行为的约束往往是出于恐惧感，而不是出于对他人的真正的善意，那么一旦恐惧感不再存在，许多弱势者就会成为作恶的急先锋；另一个原因是，多数人都会以善意对待自己喜欢和敬重的人，但对自己不喜欢、鄙视的人也用善意则不在他们的习惯之中。所以只有在每日生活之中不断改变自己的陈习，把不伤害原则变成自己的生活方式，才有可能把它也变成有效的抗争方式。

在这里可以讨论的一个问题是，南非印侨付出了这么大的代价是否值得。这可以从几个方面来看。首先，如果不去抗争，印侨就需要付出另一个代价：永远忍受二等公民的屈辱。所以这是一个价值权衡取舍的问题：是物质损失的代价更大，还是作二等公民的屈辱更大；二者必须取其一。世界上本来并没有不需要付出任何代价的幸福生活。其次，甘地的运动最终迫使南非殖民政府做出重大让步，所以运动虽然付出了沉重代价，但结果是成功的。最后，即使政府最终没有让步，抗争者在决意抗争之时就已经在不伤害他人的同时伸张了自己的自尊，这本身就是一种成功。

甘地在后来回到印度之后又组织过许多次非暴力抗争运动，规模一次比一次大，最后成为全国数千万、上亿人一起参与的壮观景象。

甘地设计非暴力抗争运动的框架时年仅36岁。这一方面说明他的政治天才，另一方面这也是他勤奋实践、探索真理的结果：那时他已经是有十年维权经验的老战士了。

1909年，甘地远赴英国，到帝国政府那里争取印侨权利。他在伦敦见到不少主张用暴力手段把英国人赶出印度的印度年轻人，其中还有人诉诸于暗杀行动。这让甘地开始思考印度的前途。

“即使这些凶杀手段能把英国人赶出印度，那谁会接替英国人来统治印度人呢？唯一的答案是：那些杀人凶手。……不管杀人凶手是黑皮肤还是白皮肤，印度从他们那里得不到任何东西。” 【23】

“所有人都得到福祉就是我的爱国主义。如果我可以从英国人那里得到它，我会对他们鞠躬感恩。” 【24】

在甘地看来，印度独立不是最高目的，而只是在印度人有了自律和自治的能力之后的一个自然结果。为了目的不择手段则更是甘地反对的。

1.6 回到印度（1） – 君子之战

1915年1月，45岁的甘地举家回到印度定居。他的南非维权经历已经使他成了印度的名人。他做的第一件事是听从他极为尊敬的前辈戈卡莱 (Gopal Gokhale) 的建议，“张开耳朵、闭上嘴”，去了解阔别二十多年的印度。

甘地坚持坐三等火车车厢游走于印度各地，这并不是因为三等车厢的经历有多么愉快。

“售票口一打开，我就去买票。但是买票好难。拳头就是真理，粗鲁和自私的人不断插在我前面，我是第一群人之中最后一个买到票的人。

“火车来了，但上车也不容易。乘客互相推搡、互相谩骂。我们在车厢里前前后后找座位，但听到的都是同一个回答：这里已经有人了。” 【25】

“乘客的不良习惯包括在车厢地板上乱扔垃圾、在所有的角落和所有的时候吸烟、大嚼蒌叶和烟草、把整个车厢地板变成一个大痰盂、大喊大叫、说脏话、对其他乘客的需要视而不见。”【26】

三等车厢是个窗口，甘地通过它体验印度社会、思考自己能为她做些什么。

“除非受教育者和有钱人愿意主动去体验穷人的生活、拒绝享受那些穷人享受不到的特权，去坐三等车厢；除非他们拒绝把这些本来可以消除的诸多不便、粗暴态度和不公待遇接受为正常现象，并且为消除它们而抗争，社会就谈不上有变革。”【27】

不断有权利被侵害的弱势者找上门来请他帮忙维权。甘地于是不停地奔走于印度各地，在他们和强势者之间调停，或为他们组织抗争运动。他沿用在南非实验出的经验，每次的抗争运动大致包括这样一些环节：

1. 对冲突的各种细节和冲突双方的诉求作细致的调查；
2. 设计出抗争的方式；
3. 训练大批的志愿者，请他们向参加者解释清楚非暴力抵抗运动的原则以及可能要面对的后果；
4. 设立互助机构，帮助因参加抗争运动而使生活限于困境的参加者；
5. 把行动计划通知掌握权力的一方，请他们考虑让步，或者面对抗争运动的后果。
“这就是非暴力抗争运动的美妙之处。你不必到处去找它；它会来找你。它的原则之中就蕴含了这样的精义。一场没有需要保守的秘密、没有狡诈和谎言的用武之地的君子之战 (dharma–yuddha) 不是人有意挑起的，而一个有信仰的人随时都准备好了迎接这样的战斗。需要预先谋划的斗争不是正义的斗争。” 【28】

不公正在每个社会的每个角落都存在，所以“你不必到处去找它；它会来找你”。而“需要预先筹划的斗争”往往是被人的权力欲驱使，所以不是正义的斗争。

甘地一生的后三十年就是在印度各地奔波，与他的弱势同胞们一起打“君子之战”。
1919年三月，殖民政府通过“罗拉特法” (The Rowlatt Acts)，宣布他们有权将任何不忠于政府者不经审判即可逮捕、定罪。印度人舆论大哗。

甘地开始设想该用什么样的方式抵制这个法律。在此之前他组织的所有的运动都是地方性的小规模活动，需要大量的志愿者去给参加者讲明运动的目的、方式和代价，还要请参加者签名，而这在短时间内在全国实行显然是不现实的。

他最后想到的办法是搞一个全国祈祷日 (hartal)，号召所有印度人在那天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学生罢课、教师罢教，所有人禁食、祷告，以此来抗议罗拉特法。这个主张有几个显著的优点：

首先，休工、禁食和祈祷的抗争形式深植于印度的文化传统之中，所以既容易被大众接受，又在外来强权的面前彰显了沉睡已久的民族自豪。并且，全国上下一起做一件事时，能产生强烈的视觉效果。

其次，祈祷日的形式是对恶法的抗议，但又不是指向任何人的恶意，所以最大限度地体现了“真理的力量”的运动原则。

第三，活动只有一天，损失是绝大多数人可以承受的。

最后，形式简单，所以消息在远距离传播的时候不容易变形。

祈祷日大获成功。这是印度历史上第一次全国性的抗议活动。

4月6日祈祷日那天，孟买举行了有众多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参加的群众大会。甘地在大会上发表了演讲。甘地的一位同工建议大会通过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友爱团结的誓言，但甘地觉得应该更慎重一些行事。“一旦一个人起了誓，就不该轻易违背，所以必须给起誓的所有人清楚地解释遵守这个誓言需要承担的严肃责任。” 【29】他建议集会者第二天回来专门对此进行讨论。

次日上午，甘地回到会场，准备讨论印度教徒和穆斯林长期团结共处的问题，却发现只有寥寥几个人到场。“我没感到奇怪，也没有为之痛苦。我早就发现大众的习惯是如此：特别喜欢参加热闹、有气势的活动，不感兴趣默默的、建设性的努力。” 【30】

祈祷日振奋了全国人的士气，也释放了不少人对殖民政府长期积压的愤怒。祈祷日之后，群众继续聚集，有些人开始袭击英国人、攻击殖民政府办公机关、破坏铁路。政府决定严厉镇压。

暴力事件让甘地后悔群众运动发动得太急了。他意识到印度人还不懂非暴力运动的真正内涵。一个星期之后的四月十三日，他在艾哈迈达巴德的群众集会上宣布，鉴于一些群众的暴力行为，他将禁食三天以自惩、提倡大家禁食一天自省，建议参与了暴力活动的人到警察局自首。

在随后的另一次群众大会上，甘地说他在民众真正懂得非暴力运动之前发起行动是犯下了“喜马拉雅山那么大的错”。这检讨被殖民政府如获至宝，拿来做了不少批判印度独立运动的文章。

“我的自我检讨招来许多嘲笑，但我从来没有为作这个检讨后悔过，因为我坚持认为只有用放大镜来看自己的错、用缩小镜来看别人的错，人才有可能把这两者的比例作一个接近于实际的评价。我还认为这个习惯对于任何想作非暴力抗争者的人都必不可少。” 【31】

1.7 回到印度（2） – 食盐长征

印度人的抗争并未能迫使殖民政府做出足够的让步。甘地的下一个方案是在国大党大会上提出不合作运动的建议：在政府工作的印度人应该辞职、律师应该退出法庭、学生应该退学、所有人都应该拒绝使用英国造的东西，尤其是纺织物，改用印度人自产的土布。印度的许多重要政治人物都认为这主意理想化得可笑。但不合作运动在印度最终取得巨大的成功，也与甘地的名字一起印刻在全世界的人们的记忆中。

不合作运动的主意并不是甘地的一时灵光闪现。那时他为印度如何实现自治的问题已经思考多年。靠不合作来获得自治的想法十几年前在他的《印度自治》(Hind Swaraj) 一书中就已经基本成形。从经济的角度来看，英国的大机器工业摧垮了印度的手工纺织业，使印度对英国产生了严重的经济依赖；从政治的角度来看，印度的精英阶层在殖民政府的指挥棒下运转着印度社会，使得英国不必派来太多的人力物力就可以控制这个庞大的次大陆。那么，如果印度人有了足够的自立能力而在政治上和经济上不再与殖民政府合作，那么殖民政府就成了印度社会中多余的孤家寡人。这就是瓜熟即蒂落的最自然的权力过渡。

在不合作运动开展的同时，国大党也在甘地思想的影响之下慢慢发生着蜕变，印度的知识分子阶层开始从英式着装改成土制粗纺白布。

“从那时起，甘地逐步填平了印度知识分子阶层和大众之间的鸿沟，并拓广了印度自治的概念，在其中加入了社会和道德重建的各个要素。难怪他的一生的故事也是一个看起来愚昧、懒惰、绝望的民族为国家的自由而斗争并且最后取得成功的故事。” 【32】

1922年，甘地被殖民政府逮捕，判刑六年。两年后因病被提前释放。

“从那之后的五年里，甘地好像退出了大众抗争运动的政治。他把精力花在印度广大的农村中，去传授他认为是印度独立的真正基石的一些原则，包括印度教徒和穆斯林的团结友好、消除对‘贱民’的歧视、男女平等、重建乡村经济，尤其是手工纺织，从而为最多数的普通人提供就业。他说，‘我不想只是让印度脱离英国的暴政。我想要让印度脱离所有的暴政。’” 【33】

也是在这段时间里，甘地完成了《实验》的写作。

1929年，殖民政府对印度人权利的持续打压促使甘地从“旷野”再次回到政治的中心。1930年1月26日，全印度数百万人宣誓拥护甘地起草的《独立宣言》。后来，1月26日被定为印度的共和国日。

甘地随即开始思考如何在这个纲领之下实现印度人的自由意愿。他想到了殖民政府制定的不许印度人自己制盐的法律。3月12日，六十岁的甘地与78位同工从艾哈迈达巴德的自修营出发，步行24天，走了350公里，到达海边提炼食盐。这就是著名的“食盐长征” (The Salt March)。全印度有数百万人随之主动违反殖民政府的法律，到海边提炼食盐。

食盐长征是甘地的另一个极为成功的计划。印度有漫长的海岸线，而印度人从海里提炼食盐却是非法的，这个法律的非正义性在印度人的眼里可想而知。当数以百万计的人一起主动违背这个非正义的法律时，创造了几个效果：（1）给大众提供了廉价食盐，伸张了底层民众的生存权，帮助他们实现经济上的自立；（2）增加了印度民众面对强权的勇气，帮助他们实现精神上的自立；（3）以最直观的方式让印度大众 – 没有人离得开食盐，包括最底层、最贫穷的大众和妇女儿童 – 看到殖民政府的不合法性。

甘地设计的这些抗争运动的成功除了由于他的主意的现实可行性，另一个原因是他在印度人之中赢得的信任是其他任何人都不可比拟的。如果同样的主意不是由甘地提出，而是由另外一个人提出，很难想象它能得到全印度人的响应。

“被苦难生活训练得极度多疑的印度人不怀疑甘地，因为他把所有的事都坦白告诉了他们。他憎恨秘密；他是他自己的最严厉的批评者。他承认自己犯的错误，包括‘喜马拉雅山’那么大的错误，因为他不自称永远正确或高人一等。” 【34】

同样的话，从不同的人的嘴里说出来，承载的分量是不一样的。所以政治不只是智力层面上的工作。

一个月后，甘地被捕，随后大约有十万印度人被捕。

第二次世界大战严重挫伤了英帝国的元气，印度人的独立运动也让殖民政府疲于应付。他们开始不再留恋对印度的控制。1947年8月15日，印度正式独立。

甘地晚年奔走于印度各地，致力于消弭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之间的冲突。冲突导致巴基斯坦从印度分裂出去独立建国、一千多万人流离失所、数十万人死亡。许多印度教徒开始不满甘地对穆斯林让步太多。

“那时甘地收到的信当中95%都是谩骂和仇恨。印度教徒写给他的信中质问他为什么要偏向穆斯林。穆斯林写给他的信中要求他不要阻挡巴基斯坦建国。”【35】
1948年1月30日，甘地被印度教极端分子枪杀。

2. 甘地的思想遗产

2.1 甘地思想和政治实践的一些特点

从第一部分的叙述可以归纳甘地的思想和政治实践的一些特点：

一．努力把握现实。这包括几个侧面：（1）从最小的事做起，如侍奉病人、改进底层大众的卫生习惯和厕所条件、儿童教育等。（2）在组织抗争运动时，把目标放低，注重行动的可行性、确保参加者要面对的后果不超出他们可以承受的能力。

（3）解决冲突时，不自以为正义、不谴责对手的道德品质、尽量去除政治因素。

（4）敢面对最坏的后果，不盲目期待明天会更好。由于甘地对现实的把握，他组织的抗争运动不仅有高的理念，而且有无穷无尽的细节和由此产生的可行性。

二． 自省。这体现在几个方面：首先，在做事时尽力去除自己的私欲，不是为自己的野心、地位、扬名立万而做事，不是为运动而运动。这是他“自我纯化”的努力中的一个方面，也是他有别于多数政治家的一个特点。其次，通过自省，可以不断从新的事实中修正自己的判断。一个例子是前文提过的“喜马拉雅山那么大的错”。另一个例子是对西方社会体制的态度。他在1909年曾著文反对英国式的议会民主，认为那是多数人剥夺了少数人的权利，但在晚年时接受了议会民主制度。最后，他的抗争运动的特点是着眼于强大自己，而不是着眼于打垮对手，这也可以说是一种自省：对自己团队的自省。

三．开放的心态。甘地不在自己与世界之间修筑保护自己的防御工事，与他人之间没有心理壁垒，不怕抖出自己任何的阴暗角落，以此赢得了从同工到对手的信任。另一方面，他自己也对所有的新知识、各种反对意见和谩骂、不同的宗教、不同的文化开放，因此可以从世界吸取最多的营养来生长自己的真理之树。

四．对生活的热情。甘地的生活从物质的层面看枯燥乏味，但从精神层面看可谓是热情四射。年轻时惶恐羞怯的他在找到了钟情的事业后变得幽默、开朗，对所有的事都兴致勃勃、潜心钻研。虽然甘地一生站在弱者一边，多次坐牢、多次被打或被暴力威胁、多次长时间禁食，但一直身体结实、精神旺盛、心态平和，不感到痛苦、不抱怨，在任何环境中都能找到可为之事。

五．以诉诸于人的善性为解决冲突的基本原则。这来自于他的宗教信仰中的不伤害原则 (ahimsa)，包括对他人不施加身体暴力、不作恶语、不起恶意。以此出发，甘地严格遵循对事不对人的原则，抗争恶行，但尊重每一个具体的人，因此不仅赢得同工的信任，也赢得许多对手的信任。在冲突中，他的策略通常是一方面组织弱势方的抗争运动，一方面劝说强势方，请他们相信让步是其最佳的选择。有不少次，他成功地说服了强势方，因而达到了不起任何冲突就给弱势方争取到公正的目的。

六．民主精神。甘地对自己极为苛刻，但不强迫他人接受自己的价值观，也要求参加他的抗争运动的人必须完全出于自愿。甘地对政治的理解与多数人不同：在很多人的眼里，政治是权力的角斗场，是驰骋自己意愿、压制他人意愿的舞台。这样的抗争者整日怒气冲天、自以为正义，最喜欢做的事是喊打喊杀。甘地的政治则是争取弱者的权利、改善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提升他们的精神层面。甘地的这些做法同样可以溯源到不伤害原则，因为不伤害包括不以自己的意愿压制他人的意愿。
七．注重与他人的思想交流。甘地的交流手段包括勤奋的写作、训练志愿者、沟通冲突双方、将一部分人受到的不公讲给另一部分人、向参加者解释抗争运动的各种细节和需要承担的后果等。甘地的所有抗争运动或许都可以归结为与大众的交流和对大众的教育。

2.2 甘地的宗教观

支持甘地一生为其同胞奔波和牺牲的精神支柱是他的宗教信仰。信仰在甘地的生活中占有中心地位。在《实验》记录的故事中，他的最亲近的朋友都是信仰极虔诚或喜欢探讨信仰问题的人。

甘地在虔诚的印度教家庭长大，但小时候并未读过宗教经典。对年轻的甘地而言，宗教只是父母之命、文化传统，是外界的强力施加给他的行为规范，所以他虽然不得不遵守，却心有不甘，不时会开小差。后来在英国和南非被基督徒、穆斯林、证道学派等各路教徒热情传教，甘地才开始阅读一些宗教经典。甘地对《圣经》中的《旧约》没有留下深刻的印象，但读到《新约》的“登山宝训”时精神大振，说是 “直入我心”。

对各教都有所涉猎之后，甘地认定印度教最适合自己。从此，印度教从父母和文化塞给他的“强扭的瓜”变成了他自己内心的选择。他也从身在曹营心在汉的动摇者变成了朝圣路上执着前行的苦行僧。

甘地虽然成了坚定的印度教徒，但他的言谈之中听不到宗教说教。他不自称是天父下凡、或有神附体，也不认为他的宗教是完美无缺的宗教。

“内心的声音可以是从神而来，也可能是从魔鬼而来。两者从来都在人的心中征战。声音的内涵取决于行动。” 【36】

“我唯一想要的美德就是真理和非暴力。我没有任何超人的能力。我也不想要。我与我的最弱小的同胞一样都是速朽的肉眼凡胎，也跟所有的人一样容易犯错误。” 【37】

甘地心目中的真理可以分为几个范畴：信仰中的基本原则，如不伤害原则；伦理学意义上的社会公正、人人平等、言而有信、站在他人的角度看问题等；科学意义上的尊重事实、理性思考、行动的现实可行性、行为的前因后果等。

理解甘地心目中的真理的另一个角度是从反面来看，比如：对自己的种族和背景有优越感，就会歧视他人；认识中存在先入为主的偏见，就难以看到事情的本来面目；被恐惧感、虚荣心控制，或被权力欲驱使，就不敢面对真相、或会故意掩盖、扭曲真相；喜欢冲动，就会做出让自己后悔的事。这些在甘地看来都属于非真理。所以要想接近真理，就要努力去除自己的优越感、偏见、恐惧感、虚荣心、权力欲、感情用事的习惯等；这些都是甘地的通过“自我纯化”求得真理的努力。以恐惧感为例，非暴力抗争运动要求参加者敢于牺牲自己，那么作为运动的组织者，当然要自己准备好作出最大的牺牲。甘地从小时候的对什么都害怕的“胆小鬼”（甘地自称）变成一次一次把自己的生命抵押进去的钢筋铁骨从一个角度反映了他在追求真理之路上的成就。

甘地的真理实验的范围几乎无所不包，除了非暴力抗争运动，还有营养、禁食、禁欲、儿童教育、医疗等方面。他不轻易在自己实验之前接受任何教条为真理，可以说是把批判式思维做到了极致。

自然，一个人不可能穷尽真理，甘地也不例外。甘地对医疗、营养、教育等领域的不少见解在受过现代科学教育的人看来是站不住脚的。他对未来印度的展望也不像一个真实的国家，而更像是乌托邦。

好在甘地不认为自己的判断是终极真理。从《实验》中的一段话中可以看到甘地对他的真理实验的谨慎态度。那是在南非时他的妻子嘉斯杜白身患重病，他建议妻子使用他在书上看来、自己也正在实验的无盐、无豆类的食谱，而妻子不感兴趣，于是争吵起来。后来甘地说服了妻子采用这样的食谱：

“从这以后嘉斯杜白的身体很快好起来了 – 到底是由于采用了无盐、无豆类的食谱，还是由于食物中其它成分的某些改变，还是由于我严格遵守一些其它的护理原则，还是我们的争吵给她精神上的震动，我不知道。如果是由于这些原因中的某一种，是在多大程度上起了作用，我也不知道。但不管怎么说，她很快好起来了，出血完全停止了，我的江湖郎中的名誉好像又高了一些。”【38】

甘地的所有工作和牺牲都可以说是出于宗教热忱，但他对其它宗教尊重有加。后来甘地发现真理也是沟通宗教徒和无神论者的桥梁，于是他把早先的“神就是真理”的说法改为“真理就是神”，以期与无神论者有更多的共同语言：

“即使是无神论者也不怀疑真理的力量。无神论者忠于真理，但毫不犹豫地否定神的存在。从他们的立场来看，他们是对的。”【39】

甘地在晚年因为努力捍卫印度教徒和穆斯林的团结和平等地位而被视为对穆斯林软弱妥协，最终被本教中狂热分子枪杀。但甘地的感召已经深入印度政治家们的心中，政教分离的政体得以在印度存活下来。

甘地努力改变自己、提升自己的原动力可以说是来自于他的宗教信仰。同样的宗教信仰也让他把自己的社会活动的目的定位在教育和改造人的内心世界。可以把他与大众的关系比作一个无穷耐心的老师和他的志趣各异、程度各异的学生的关系。这是他与绝大多数政治家的另一个不同之处：后者的社会活动的主要原动力是权力欲，试图达到的目的是用外在的权力来规范大众。他们与大众的关系更像是牧羊犬与羊群的关系，或狼与羊群的关系。

2.3 甘地对印度独立问题的理解

在甘地看来，印度最大的问题并不是被外国人统治，而是印度人缺乏自立和自政府的素质。这从他对凯达农民抗争运动 (Kheda Peasant Satyagraha) 的反思可以看出：

“主要的问题是帮助农民们消除恐惧感，让他们意识到官员不是大众的主人，而是大众的仆人，因为官员们的工资收入来自于纳税人。但是让他们在消除了恐惧感时又保持心态温和则太难了。一旦他们不再害怕那些官员，谁能阻止他们对侮辱他们的人以牙还牙？而他们一旦起了恶意，他们就瓦解了非暴力抗争运动的力量，就像给牛奶中加了一滴砒霜。那时我没有充分意识到他们未能学会心态温和的一课。我的经历告诉我，温和是非暴力抗争运动中最难的成分。温和不只是意味着表面上的平和有礼，而是内心深处的安宁及对对手的良好愿望。” 【40】

出于这样的考虑，甘地并不急于以最快的步伐推进独立运动。在这一点上，他与国大党的主流意见有不小的分歧。在甘地看来，英国人统治的不公只是印度社会中存在的许多不公之中的一种；印度人要想达到自治 (swaraj)，他们首先需要消除自己对同胞的不公：对“贱民”的歧视、对妇女的歧视、穷人无法解决温饱问题、不同宗教的信徒之间的敌意等。国大党眼中的印度独立则简洁明确：将英国人把持的政府替换为本党把持的政府。

甘地研究学者Judith Brown对甘地和国大党的关系有精当的概括：
“虽然印度国大党在1920年投票通过了甘地的不合作运动计划，标志着甘地在国大党内确立了一种独特的领导地位，但从那时直到他被刺的1948年，他在国大党中和在整个独立运动中的角色一直都处于一种难以清晰定义的状态。党内的许多人不赞同他的新印度的蓝图，也把非暴力运动看成只是在某些特殊场合下有用的一个暂时性工具，而不是植根于每日生活之中的一种永久的理念，所以国大党在多数时候的策略都是在已有的政治框架之内运作、与帝国立法机构合作、利用手中的各种政治权力相机采取对自己有利的行动。只有在英国政府的政策使得这一套办法行不通的一些时候他们才正式采用非暴力抗争的方式，主要是在1920-2，1930-4 和 1942年的大型运动中。”【41】

在印度正式独立前后，殖民政府的日渐式微和最后撤走留下的权力真空导致了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之间的惨烈暴力冲突，这证实了甘地的预见。弱势群体看起来可能弱如羔羊，心中却可能藏有砒霜之毒，在得到机会时就会施用出来。

种族仇杀让甘地痛心疾首。1947年8月15日，印度正式独立的那一天，他不在首都德里参加庆典，也拒绝了印度政府特使请他为全国作广播致词的要求。“他宁愿留在加尔各答。这座自从一年前的‘加尔各答大屠杀’到现在一刻没有停止过流血的伤痕累累的城市需要他的疗愈。”【42】

2.4 对后世抗争者的启示

甘地面临的挑战与中国民主运动支持者面临的挑战有许多相似之处：矛盾的一方是强大的政权权力，另一方是自立素质低下、懦弱而有潜在暴力倾向的国民。不同之处是，中共政权的凶狠程度比印度殖民政府要多许多倍，而中国人对政权的恐惧程度及潜在暴力倾向比殖民地时期的印度人也要多许多倍。另一方面，中国人的自由意见空间要比殖民地时期的印度人小很多，因此中国社会中公民组织的成熟程度比殖民地印度也差很多。一个例子是，在殖民时期，印度国大党一直都有合法或半合法的身份，印度人也有部分的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这些东西当代的中国人都没有。这些都意味着，对于当代中国这只巨大无比的恐龙而言，除了中共以外并没有支撑起她的另一副骨架。假如中共政权在不远的将来出于某种原因忽然垮台 – 许多人都在翘首以盼那一天的到来 – 它留下的巨大权力真空将导致比独立前后的印度还要惨烈得多的流血冲突。如果把中国上一次改朝换代的起始点定为太平天国运动的开始，终点定为文化大革命的结束，在这一百多年的时间内中国有一亿多人死于战乱、饥荒和迫害。没有多少理由期待中国下一次改朝换代时暴力会少一些。

在甘地思想的追随者中，最著名的或许是马丁路德金博士。金博士年轻时苦苦寻找救黑人同胞于歧视和贫困之中的方略而不得其门，直到在神学院时甘地的著作让他豁然开朗。“我在边沁和穆勒的功利主义中、在马克思和列宁的革命手段中、在霍布斯的社会契约论中、在卢梭的“回到自然”的乐观态度中、在尼采的超人哲学中未能获得的智力和精神上的满足，在甘地的非暴力抗争哲学中找到了。”【43】

金博士观察到：“过去的革命绝大多数都是基于希望和仇恨：对造成社会不公的统治者的仇恨筑起了革命者的希望。”【44】这句话可以准确地概括中国近代史上的每一次血流成河的农民起义和改朝换代：每一次都是大众的仇恨的发酵、聚集、爆发，在此基础上构筑起当前政权倒台之后就是黄金世界的梦想。

中国是有数千年不间断历史的专制社会。这样的文化把每一个中国人的价值观深处都打上专制的烙印。每个人都在他/她的权力范围之内行使着皇帝式的专制，同时做着两个皇帝梦：一个是个人的皇帝梦：自己升到权力结构的更高处，对更多的人行使专制；一个是国家的皇帝梦：将中国重新送上四方蛮夷叩首来朝的天朝帝国大位。当今的中共政权正是这种国民价值观的自然产物。中共喜欢说：历史和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这话不假。

在当代，许多中国人和海外华人希望中国能走向另一条路：一个社会成员享有充分自由的民主政体。在他们中的许多人看来，中共政权是中国通向这个美好理想之路上的唯一的绊脚石。只要打倒了这个凶恶的敌人，中国就一步跨入了理想世界。但现实是他们太弱小，敌人太强大。他们每日生活在如此的挫折感之中，以至于大洋彼岸的一个对中共喊打喊杀的强权政治人物横空出世时，他们如见到救星般如痴如醉，而他的下台之日仿佛成了他们的世界末日。这些人的见解与甘地1909年在伦敦见到的想要以暗杀活动来给印度带来独立的那些年轻人的见解相差无几。

中共政权并不是中国通向民主自由之路上的唯一的绊脚石。在大多数中国人的价值观中，权力欲比个人的自由和政体的民主排在高得多的地位。民主和自由意味着人与人之间的平等，而中国人想要的是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西方人的民主体制和个人自由或许对一些中国人有表面上的吸引力，但这些东西在中国实现的前提条件是中国人放下自己的皇帝梦。这在当代人有生之年发生的可能性几乎为零。这才是中国通向民主自由之路上的更大的绊脚石。

被权力欲充满的革命者的思维习惯是把人群分为“我们”和“他们”，然后“我们”就有了对“他们”喊打喊杀的道义制高点。但是，中共政权和它的挑战者们同是中国传统价值观的自然产物，同样权欲熏心、做着同样的皇帝梦、同样欲把对手置之死地而后快。所以中共政权不是“他们”，而是我们。中共官员的恶只是因为他们比我们有更多的作恶的机会，并不是因为他们与我们的价值观有什么本质的不同。挑战中共，就是挑战中国数千年的专制文化，也就是挑战我们自己。如果不把抗争运动的着眼点从“他们”那里转到“我们”这里，在中共暴政垮台之后，取而代之的将是另一个暴政。

甘地的社会活动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他做事的手段与目的的一致。他把手段和目的的关系比喻为种子和树的关系：没有善与爱的手段，就达不到善与爱的目的。如果希望生活于其中的那个世界是由善意来运行、不同的意见和信仰可以被容纳、以协商的方式解决冲突，那么在当下的生活中就要执行这些原则。如果抗争的目的是要建立一个君子的社会，那么抗争的手段就该是“君子之战”。这可以体现在甘地最广为人知的一句名言中：“作你想要世界作出的改变 (Be the change you want to see in the world) 。” 因此他把不伤害原则不只当作是发生冲突时临时抓起来的一件武器，而是当作每日的生活方式，对家人、对同工都尽力遵循。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他工作的着眼点不是在大尺度的政权权力运作的层面，而是在个人的层面。个人发生改变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发生改变，适合于这种关系的权力结构也自然会随之发生改变。

具体来说，甘地采用的工作方式是：

（1）从小事做起，在小事中探索真理、启发大众；用最小的经济成本和政治成本做最多的事。

（2）对事不对人。努力纠正社会中的不公之事，但对对手抱有最大程度的善意，也给对手留出选择善意的余地。

（3）坚持事实和真理，避免它们被虚荣心和权力欲污染，即使这样的方式会冷却抗争者们的热情、拖延抗争运动的进程。

这些都是听不见响声的工作，也与大多数“革命家”的兴趣点背道而驰。愿意做这些事的人寥寥无几，如甘地早就注意到的那样。但这些工作也是提高中国人的自尊自立精神和民主素质的绕不过去的工作。

革命歌曲中唱的“总有一天光明会来到”是幼稚的想法。光明不是等来的、不是枪杆子打出来的，也不是某个伟大领袖大手一挥便照到世界的每个角落。光明也不是从外边照进来的，而是在“作你想要世界作出的改变”时从自己的心里照出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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