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3月的一天，在亚特兰大的一位老朋友，研究中国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学者Ed Krebs 发给我一封很长的邮件，告诉我我的硕士导师任达（Douglas Reynolds）教授在上周三（2020年3月11日）安详地离世。他在临终关怀医院里也是常常微笑的，虽然人已经极度虚弱。Ed Krebs 也是一位善良的长者。我刚到美国的时候26岁，有一次活动见到他，他说他研究无政府主义者师复。我对师复知之不多，问了他一句：对鲁迅影响最大的人是谁呢？他沉吟着，温和地说出三个字：章太炎。
疫情中，Ed Krebs （他有个可爱的中文名字“高谔”，后来一致致力于研究当代中国的“老照片”。）特地提醒我，一定要戴上口罩，千万不要相信那些笨蛋们的话。
任达和他的老友Ed 一样温和，总是微笑着，总是认真而好奇。我刚开始跟他交流我的一篇学期论文的初步想法，应该说，是一个需要证明的，大胆的假说，他立马说，这个很好，这个写出来是可以发表的！后来我作为作业写出来了，他读了，也给了分数，但是摇摇头说，no，no，no，这个不能发表。那时，发表对我太遥远了，我也不介意他直率的否定，因为我自己也处于一种迷茫的状态。现在我想，的确，在一个好的想法和一篇好的论文之间，永远都存在一个巨大的鸿沟，需要做学问的人一点点地去填平。
2000年底我们初次见面时，任达说他1947年出生在中国安徽芜湖。我说，那你应该是中国公民。他笑了。他的父母既是传教士又是人类学家，他们在基督教会被迫切断和美国国内教会的联系后离开了中国，继续在菲律宾从事半传教半研究的工作。他的童年在亚洲文化氛围中度过。在2016年10月，我们最后一次见面的时候，他仍然提到自己的父母。“天知道他们拯救了多少个灵魂”，他笑着调侃道。我知道，他不是基督徒。
在我读书的时候，他处在两次婚姻之间，两个女儿已经长大成人。他经常一个人在办公室里待得很晚，永远坐在堆满书和各种资料的办公室读，写。我们常常闲谈，他提到袁伟时，提到雷颐，加州学派……后来我问起从事中日文化交流史的他，对关于中国公共领域的学界论辩怎么看，他回答：David Strand (史谦德) 的论文已经decisively （决定性地）说明了中国公共领域的存在。
他也并不讳言自己的观点被同行质疑的经历。他在中国的学术会议上提出，晚清的最后十年，是中日文化交流的“黄金十年”，他用中文说了这四个字。但是，很多中国同行认为这个概念是夸大甚至歪曲。他在讲述这件事的时候，口气也很轻松，我想他也在思考对方的立场。谈到费正清，他说，我喜欢这个人！（I like this guy！）可惜去世了，否则要请他给我的书封底写几句美言！他所说的，是他的第一本书，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并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就被译介到国内，列入江苏人民出版社“海外汉学研究丛书”的《新政革命与日本：中国，1898-1912》。
2001年911事件之后，美国社会面临一次巨大的心理冲击。美国民间组织“美中友协”（US-China Friendship Association）亚特兰大分会组织了一场面对美国公众的论坛，邀请了佐治亚理工大学研究中国对外关系的John Garver（高龙江），卡特中心中国项目负责人刘亚伟教授等资深学者，也邀请了任达。但是，任达可能认为，对于911事件对中美关系可能的冲击，我能讲得更好，就推荐我去代替他。我就和刘亚伟，高龙江一起同台侃侃而谈，过后还得到了几名美国听众的专门的单独致谢。现在回想起来，让一个年轻的硕士生代替自己去参加论坛，可能只有任达这样洒脱的性情中人做得出来。
任达很重视中国国内同行的研究。他强调自己总是阅读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复印中心出版的中国近代史文摘刊物。应美国一家学术出版社的邀约，他还自己编选、翻译、出版了一整辑的中国国内近代史学者的最新论文。这在美国学者中是不多的。有的美国学者认为中国学者的论著只能算一手资料，言下之意是未经很深入的提炼和理论化，但任达似乎没有这种骄傲。在2010年，我们在北京首都师范大学的一次世界史大会上偶遇，彼此都非常惊喜，他仍然不忘记指出，两位中国学者合写的关于晚清官员选拔中的捐纳途径的中文论文，以及提出的捐纳未必没有产生优秀官僚的论点，非常令人信服。他在当时正在修改的第二本专著中引用了这篇论文。
他的第二本著作其实是他的前妻的博士论文修改而成。由于他的前妻不再从事学术研究而在外交领域工作，博士论文也就没有按出版要求反复修改。但是内容本身是任达最喜欢的，所以他在临近退休之前，征得前妻Carol T. Reynolds的同意后，对书稿进行了反复的修改增补，最后自己定名为“东方遇上东方：中国人在日本发现现代世界，1854-1898” （East Meets East：Chinese Discover the Modern World， 1854-1898 ）由美国亚洲研究学会2014年出版，长度竟然达到744页，封面署他和前妻两人的名字。我相信他真心喜欢这本书里的那些在晚清访问日本的中国官员和士大夫——罗森，何如璋，黄遵宪，王之春，黎庶昌……他觉得他们是一群有个性，有思想，又可爱的中国知识分子。
书封底的照片是我在北京的首都师范大学主办的世界史会议期间的饭桌上，趁他不注意偷拍的。其时他正在和一位华裔学者相谈甚欢，笑得非常开心。我把照片发给他以后，他很喜欢，不但在书的封底用了，专门标明是我拍的，还用在他在学校的个人主页上。
在2010年的这一次北京相见中，还有一个小插曲。任达在闲聊中讲到，自己的一个中国朋友父亲去世，他要去吊唁，他问我送什么最好。讲到朋友在这一个过程中如何悲痛，如何大哭时说，他说，他觉得，既然人已经年老病重，家属何必过度悲痛呢，just let him go！（就让他走吧）。今天，我想，临终时的任达对自己的女儿的期待，会不会是一样的：just let me go！
此后有一年暑假，任达来我住的地方，因为他正好从南到北驾车来看望自己在这一带居住的妹妹。他找到我家，给我带来了礼物——一本是关于中日文化交流，大概是日文中的汉字的中文专著，另一本是关于晚清思想史的文集，由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编辑。他还是一样地重视这个时段，也一样地重视中国学者的研究，希望我也仔细阅读。
在这次见面时，我请他在当地的中国餐馆吃饭，闲谈间跟他讲到板蓝根这个中国人信奉的中药冲剂，刚好华人侍者听到了，说他就有，而且专门拿来给我们看。任达很高兴，竟然不介意当场就冲泡来喝。他还告诉我，他自己治疗腰腿痛这类问题的办法就是练习“八段锦”，一时兴起，竟离开座位比划起来。有时候我真觉得，他比中国人还像中国人。
当然，他也有不完全像中国人的地方。比如，他曾经说过，他不太理解为什么中国人那么崇敬孙中山。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我也解释不好，我尊重他的怀疑，但还是保留自己对孙中山的崇敬。
另一个地方，大概是对待婚姻的方式。当进入第二次婚姻的时候，他颇有些书生气地给包括我在内的友人写了一封形同历史学论文的信。在信中他坦诚地记叙了和前妻之间的纠葛，相互的协定，以及认识后来的中国籍妻子，然后走进第二次婚姻的经历。从一个中国人的角度，我想不出有谁需要这样详细地去解剖和论证自己的婚姻。随信而来的还有三种风格的小婚纱照：西式，中式，日式。我觉得，这很好地象征了他本人精神世界里文化的三极。
2016年秋天，他在邮件里告诉我，他来日无多了（ “my days are numbered”），因为他已经被确诊为前列腺癌，但他自己是平静的。我立即定了机票，去亚特兰大看他。生平第一次，我去了他家而且受邀住在那里。这大概就是一个除了读书，写书，其他都不怎么在乎的学者的家，一切都很简单，甚至陈旧，绝非什么“豪宅”，但是他的存在，让房子里充满生气。这时的他已经明显比过去衰老，然而笑容还是一样，甚至，在后院的草地上还练了一段八段锦。他的第二任夫人告诉我，他竟然把做手术的机会让给了别人。
在这次的访问中又有了新的发现。我第一次知道，他多年来已经搜集了上万枚各种材质的毛主席像章（估计投入的金钱可以把房子搞得略微像个豪宅），现在正在联系向愿意接收的大学捐赠，但必须满足他的若干条件，他为此联系周锡瑞，联系裴宜理…都是和他同代的美国汉学家。他的收藏也是专业的，他为此买了不少一般不容易买到的关于毛主席像章收藏和鉴别的书，按他自己的方法进行分类整理。
我谈起正在读的某著名西方学者关于当代中国的系列新著，他却摇头说，他没有看，他不觉得是严肃和扎实的学术研究。就著作本身而言，我未必完全赞同任达，但我知道，这其实涉及到一个学者内心的情感，以及情感所影响的态度和立场。在任达的立场上，他不喜欢任何人用显得负面的笔调去描述1949年以后的中国当代史。从这个意义上说，历史研究本身要求高度的理性和冷静，但历史学者终究还是有价值和情感的人。
此后，我们一直保持联系和问候，他一边抗癌，而且感到治疗效果令人满意，一边指导一位来自国内的研究生潜心研究袁世凯的小站练兵。新的书，新的课题，新的观点，或者老课题的新的角度，似乎永远都能马上让他神采飞扬。他还在电邮里对我说，他退休前告诉大学的历史系，你们要有专人教授中国历史，因为“二十一世纪是中国的世纪”。
在他的两个女儿联名写给他的生前好友的邮件中，她们说，在他弥留的时刻，她们为他播放了鸟叫的录音。在鸟叫声中，他仿佛回到了童年。
任达教授是一个很纯粹的学者，一个豁达，善意，有趣的性情中人，他的一生是完满的。对我来说，他已经不只是学术意义上的导师——advisor，而称得上某种意义上的人生导师——mentor。曾经认识和接触过他的人，或许都应该在哀悼的时候也同时送上祝福。因为，当最后的时刻真的来临，而他可以从此摆脱病痛，为什么不just let him g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