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蔡玉玲查册案裁判前夕，消息传来，她这次的「罪证」，《铿锵集》侦查报导「7.21谁主真相」，获得了「金尧如新闻自由奖大奖」，评判一致赞许这个报导不论是专业水平，还是按公众利益考虑，获奖都是实至名归。

而新任广播处长入主了的香港电台，竟然公开表示，有奖也不要拿。

而香港的法院，也把这个刚拿了奖的记者，送上了犯人栏，把她治罪。

更讽刺的是，7.21元朗袭击案里，白衣人被告暴动案仍在审讯，被袭击的一方也有被告上法庭。但第一个因为7.21事件而被定罪的人，竟是为了查明真相的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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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岁的蔡玉玲，身型微胖，理了干爽的短发，这天戴了黑色口罩，穿了长袖柔软料子的黑衣服，配搭了军绿色布裤，脚踏绑带平底便鞋，下午二时半到达西九龙裁判法院。这天阳光普照，微风轻送，初夏的一个好天气。

过百名旁听人士到场，不少是资深的新闻界同业，也有热心市民。因为疫情稍缓，法庭取消了以往封掉部份座椅的旁听措施，西九龙1号庭坐满人，未计直播的旁听席，内庭已坐了近100人。

绰号「阿包」的蔡玉玲，在港台同事拥簇下到场，先和律师团队入房间商议，当她进入内庭时，她坐在律师团队之后最后排一张办公室椅子上。开庭前，气氛严肃，大家都鸦雀无声。

准时开庭，胖女保安员大喊：「Court!起立！」徐绮薇裁判官步出，请被告坐下。「以下是裁决理由」，她逐字细读中文裁判书。判决书冗长，26页共60多个重点。然而大部分时间都是争拗技术性的法律观点。

上网申请车主查册资料，作为一种「陈述」，运输署署长有没有权限不批准发出查册结果，逾半小时，裁判官的总结是，为免资料被滥用，或基于她认为的「立法原意」，运输署署长是有权限审视申请查册者用途，才决定是否发出查册结果。

阿包最初坐在椅子上神情轻松，入座前略为伸展了一下自己的颈部。聆听着裁判官的朗读时，她不时转换姿势，有时双手紧握把前臂放在台上像祈祷，有时交叠双手放在胸前，有时更把玩自己的手指，又或者用手托着腮部。

直到后半部，判词进入「戏肉」。

辩方指出，《铿锵集》清楚显示涉案车辆被用作运送袭击者及怀疑用来犯罪的武器，而查明在道路上被用作犯罪工具车辆的负责人，必然是「与交通及运输事宜有关」，故此认为蔡玉玲并没有作出虚假陈述。

然而裁判官却指，所谓「与交通及运输事宜有关」必须是和申请人「自身」有关，例如申请人的车子和对方车子发生意外而作出索偿，并不是车子被用作什么用途。
裁判官有句话，可圈可点。

「本席认为，被告人是否本着良好的动机索取资料并非重要。」此时，旁听席上哗然。裁判官补充，被告应考虑用「其他途经获得申请」「例如向运输署提出书面申请」。在座记者面面相觑。

裁判官的一句话，打进在座近百记者心里：「采访及报的用途本身并非与交通及运输有关事宜。」在元朗7.21事件后，即使记者发现一架车，曾被运用大量竹枝给怀疑凶徒，也不合乎查册资格。

最后，裁判官再向记者们浇一盘冷水。

压轴讨论是，记者申请时是否「明知」故犯，亦即，记者是否无心误堕法网。裁判官指，她可以用事实去推论。

裁判官引用《铿锵集》中，记者出示记者证上门采访，打电话跟进访问等作为原因，指出「采访和报导用途，和涉案车辆本身事宜完全无关」；「被告人显然为着采访报导及制作节目」而查册，根本与「其他交通及运输事宜无关」。

听到这里，只差裁判官口中一句「罪名成立」，蔡玉玲开始不断眨眼，原来泪水已盈满眼眶，眼泪已经滴下来了。

裁判官着蔡站起来作宣判，全场静默无语，她双手下垂，过百记者目睹一个优秀同业，承担了为公众利益而被入罪的苦楚。

此刻，被宣判有罪的，是全香港的记者。

求情的过程，亦异于平常。

平日的场景是这样的，大状会说，被告人或许成绩不好，或许没有什么成就，但决心改过云云。

但今次大状的求情内容，被告人的成绩亮丽得很，成就卓越。搞不好，还以为大家在出席一个新闻奖的颁奖礼，还以为是颁奖嘉宾发表对蔡的加许，没想过是一个记者定罪后求法庭减刑的陈述。

「蔡玉玲今年37岁，毕业于中文大学社会科学学院，主修新闻与传播学士，2007-2016 年她曾经在港台由非公务员开始服务，后来成为公务员。同期更担任港台工会主席，她是最年轻的工会主席。2016有份创立传真社，之后于2018年成为独立记者。

她曾经在国际上拿得多个新闻奖项，纽约和美国纪录片奖项，她的侦查报导，包括一个穿山甲走私的采访，机场空管系统的问题导，可见，她为公众利益作出了贡献。」
辩护的陈政龙资深大律师，呈上两封求情信。

一封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李立峰撰写的，内里提到，「蔡玉玲是一位非常优秀的调查报导记者。在新闻学中，调查记者向来被为『良心的守护人』和『民主社会的侦探』。」听到「良心的守护人」这里，蔡玉玲脱下口罩，感慨地用纸巾拭泪。

李立峰后来向我提及，「良心的守护人」是来自两位美国新闻学学者James S. Ettema 及Theodore L. Glasser一本关于侦查报道及社会公义的书，书名为”Custodians of Conscience”。

李立峰在信中写道：「在是次案件中，蔡的『查册』行动是调查报导工作的一部分，报道涉及一件极重要的新闻事件，让公众得知或至少为贴近事件真相，是新闻界的责任，报导服务的是公众利益。本人希望法庭在判决时能充份考虑被告无私的动机、调查报道对公众的重要性，以及蔡玉玲个人正直诚实的品格。」

前记协主席岑倚兰，曾在她担任主席时，与阿包共事，她说，昨夜撰写求情信时心情痛苦，「我觉得，根本无罪，何罪之有？点解要求情呢。」

岑倚兰的求情书写道：「这位新闻界的精英、杰出的名记者，竟因为查册这项新闻界普遍用的调查工具而遭逮捕起诉，实在痛心。」「法官阁下，眼前这位追求卓越，用心和专业纪录时代，揭发真相，见证历史的记者，是香港之宝，我城需要她。」

学院派，实战派，都对蔡一致赞许，一位正直诚实的香港之宝，竟因为全港记者都做过的查册程序，成为了代罪羔羊。

陈大状向裁判官说了一句话：「正如审讯中我们提及，每年政府收到关于查册的申请数字，千计来自传媒，新闻学术界都会教学生用查册。今次裁决前，无论业界翘楚，抑或学术业界，都说这是一向的做法，法官阁下，妳却说，这是错的做法。」

裁判官考虑了三分钟，请蔡玉玲站起来，表示「睇过求情信，知悉妳得过的奖项，无可置疑，妳的目的是为采访及报道，但也要用『正确』的途经。考虑了妳的背景，目的，车主没实际影响，判罚款每宗罪3千，两项罪名共6千。」

裁判官还问，阿包什么时候可以交罚款。因为一般被告，有时会拿不出罚款。但当然，罚款今天已经可以拿出来。

散庭时，有人大嗌：「采访无罪！查册无罪！」阿包已哭成泪人，倚在律师身上痛哭。有一名旁听席的女士红着眼圈，走上前向阿包说：「多谢哂妳蔡小姐，香港好在有妳这种人。」

逾百人陪伴着阿包坐扶手电梯离开西九龙法院大楼。一宗好像很细小，很技术性的案件，凝聚了全香港记者的心。被告上法庭，被定罪的，是每一个在香港曾经查过册的记者。有资深记者苦笑说：「我是不是要自首呢？」

阿包在咪兜前发言，平伏了的心情又泛起了波涛。「当然这是难受、伤心的。今天我被定罪，其实是判了所有记者有罪。」

「我坚信查册无罪，新闻自由无罪。你问我，过去十多年做记者，我也是持守着一套新闻价值，谦卑而严谨。我自问，这两年做关于721的报导……（哽咽）是我最引以为荣的报导。」说到这里，她悲从中来。

散庭前，控方都把所有证物充公，包括《铿锵集》光碟等，唯独香港电台的记者证，发还给她。

被问到，将来还有没有机会回到港台工作，尤其是现在连拿个奖都好像被禁止。

蔡玉玲说：「我想做记者，但不一定要做《铿锵集》的记者，也不一定要做香港电台的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