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瑜:改革开放应该从什么时候开始?

0
371

一个人——华国锋,真正改变中国历史的人

近年来掀起了一个评价华国锋功过、还原华国锋历史作用的讨论热潮。

近年来掀起了一个评价华国锋功过、还原华国锋历史作用的讨论热潮,GETTY

序:中共主政后被称为改革开放时期,从什么时候开始?一直是中共高层和理论界激烈争论的问题,这里牵涉到对一个人和一个会议的评价。这个人就是1976年接了毛泽东的班,成为中共建国之后第二任中国共产党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的华国锋。一个会议就是1978年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邓小平将这个会议定为改革开放的开始;鲍彤却称为是改革开放的另一个神话。下文先谈谈对华国锋的争议。

 中共党史一直遵照邓小平在1981年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将改革开放确定为从197812月底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作为毛泽东指定的接班人华国锋担任中共最高领导职务,是从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身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的华国锋成为党内排名第一的领导人。10月6日解决「四人帮」后,被中共中央政治局一致推举为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直到1980年11月10日至12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连续召开9次会议,决定华不再主持中央工作,并决定将向六中全会建议:同意华辞去中央主席、军委主席。1981年6月召开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华的党主席、军委主席的辞呈得到批准。华国锋在中共最高权力的位置上四年八个月,从1976年10月至1981年6月。但是他真正行使最高权力是毛死后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共两年零三个月。十一届三中全会邓小平成为最大赢家,华国锋事实上失去最高权力。

 从邓小平到胡锦涛对华国锋翻了烧饼

邓小平主持的《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将华国锋完全掌权的两年,除了肯定”他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有功,以后也做了有益的工作 “,其余的全盘否定。对他做了以下定论:一,迟迟不改正“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的错误方针;没有能够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政策和口号,反而加以肯定。二,压制1978年开展的对拨乱反正具有重大意义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三,拖延和阻挠恢复老干部工作和平反历史上冤假错案(包括“天安门事件”)的进程;四,在继续维护旧的个人崇拜的同时,还制造和接受对他自己的个人崇拜。五,对经济工作中的求成过急和其他一些左倾政策的继续。完全是一棍子打死的事态。

华国锋失势之后,为人低调,很少抛头露面,只是在党的代表大会上能够见到他。从中共十二大到十五大,他继续当选中央委员,邓死后的十五大竟然全票通过,说明中共内部并非都赞同邓小平对华国锋做的政治结论。华国锋还是中共十六大、十七大的特邀代表。

2008年8月20日,华国锋在奥运的喧嚣声中去世。31日遗体告别式在八宝山举行,胡锦涛、江泽民亲自送行。当天新华社发了“华国锋生平”的电文通稿。对华国锋抓捕“四人帮”做了极高的评价。1966年10月“他和叶剑英等同志代表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采取断然措施,一举粉碎‘四人帮’,挽救了党,挽救了社会主义事业,党和国家事业的发展翻开了新的一页。华国锋同志在粉碎‘四人帮、这场关系党和国家命运的斗争中起了决定性作用。党和人民不会忘记他作出的重要贡献。”

对于1976—1978两年有余的执政,生平完全颠覆了邓小平对华国锋做的政治结论。生平写道:“粉碎“四人帮”后,华国锋同志担任了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和国务院总理等职务。在此期间,他先后主持了党的十届三中全会、十一大、十一届三中全会等重要会议。他在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支持下,拨乱反正,恢复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正常秩序,动员组织广大干部群众积极投入经济建设各项工作,揭发批判“四人帮”的罪行,清查他们的帮派体系,取得了很大成绩。他根据广大干部群众的要求,开始复查、平反冤假错案。他强调千方百计把经济搞上去,使工农业生产得到比较快的恢复和发展。在他的推动下,教育科学文化工作开始走向正常,外交工作取得了新的进展。华国锋同志在领导揭批“四人帮”和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方面作出了很大努力。“

华国锋生平产生了强烈的社会反响,出现了六四之后罕见的中央与民间一致的互动。这是胡赵主政的80年代才出现过的现象。

 

学者论证华国锋是真正改变历史的人

华国锋生平发表之后,党史、国史的一个民间学术重镇——北京文衡文化有限公司的两位创办人郑仲兵和李宇锋组织了“华国锋历史作用座谈会”,朱厚泽莅临。我因为此前撰写了《华国锋的下台和胡耀邦的上台——结束旧时代和开创新时代的两位中共领袖》,也被邀请参加。两位主持人认为华国锋被邓小平排斥在“三代领导集体”之外,有违历史真实。不但与当时的政治格局有关,也与华个人的性格有关。华国锋的权力即是来自毛泽东的钦定,也来自“粉粹”四人帮“的功勋,其中的矛盾不言自明。他是”四人帮“攫取最高权力的阻碍,也是其他人攫取最高权力的踏脚石兼绊脚石。在一个论资排辈,讲根基、讲实力、讲权谋的官僚集团中,他的三八式资历,他忠厚老实的个性(毛泽东看重的正是这点),都成为绝对的负资产。比如:“两个凡是”和“四个凡是”(四项基本原则);比如“压制平反”与压制给(除文革之外的)历次政治运动的受害者平反;比如”个人崇拜“与”只有一个婆婆“;前者就是错误的,后者就是正确的。”改革开放“不在于搞不搞,做不做,而在于功劳属于谁?“后华时代”胡赵的下台,也是重蹈华国锋的覆辙。

座谈会上,党史专家、著名历史教授韩钢做了主旨发言,他用翔实的资料推翻了邓小平对华国锋做的全部不公正决定,还原了一个真实的华国锋。

一,抓捕“四人帮”和华国锋继位,是中共历史上一次前所未有的权力更替。

韩钢认为:中共执政以后,高层权力的变更从来都由毛泽东决策,毛做出的决定,一言九鼎,不容置疑。毛生前钦定华国锋出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虽然有向华交班的意图,但从无解除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职务的打算。

笔者认为,华国锋主导的粉碎“四人帮”,是毛时代的结束。

二,是否阻挠邓小平的复出。

韩钢采用大量亲历者的证人证言,证明1976年10月抓捕“四人帮”之后的第一个政治局会议,华国锋宣布三条,第一条:请邓小平出来工作;第二条:要在中央会议上堂堂正正地提出来;第三条:要为邓小平出来工作做好群众工作。会后李先念、陈锡联、吴德一起到西山去看望邓小平,表达中央请他出来工作的愿望。根据邓的小女儿毛毛的回忆录和官版《邓小平年谱》,邓小平1966年12月10日因前列腺炎,严重尿潴留住进301医院。12月14日中央恢复他看文件,第一批文件,就是送进医院的。16日华国锋汪东兴批示同意邓小平手术治疗。住院恢复期间被接到西郊玉泉山,中央领导人驻地,听取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介绍粉碎“四人帮”的情况。邓小平是在1977年7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恢复了所有职务,正式复出。

熊向晖的女儿熊蕾的文章披露,经过一个过程,才让邓小平出来工作,不是华一个人的意见,而是中央的共识。1976年 10月31日, 熊向晖面见叶剑英,谈到邓小平复出,叶说:“小平是要出来工作,不过要晚一点。车子转弯转得太急要翻车的。小平这个事是毛主席提的,政治局通过留党察看,以观后效的,现在马上一下子出来不行,要有一个过程。不然,真成了宫廷政变了。”

叶剑英、华国锋、邓小平

三, “两个凡是“的由来。

对于华国锋最受诟病的 “两个凡是”的问题,韩钢考证:“两个凡是”的经典表述,并不出自华国锋,而源自一九七七年二月七日的两报一刊社论。社论是汪东兴提议写的,由中央理论学习组起草。华国锋本人也说过两次“凡是”,但是具体背景有不同,与社论的表述也不完全一致。‘1977年3月中央工作会议以后,华再未提“两个凡是”,而官方文文件、官方媒体也不再出现“两个凡是”。根据邓力群《十二个春秋》自述,他最早质疑“两个凡是”试图阻止邓小平复出,发现者是他的部下朱佳木。邓力群很快找到王震,对他说:‘这’两个凡是’里面问题大了,依照’两个凡是’,邓小平就不能出来工作,也不应出来工作……’没几天,王震就在国防工委会议上批判“两个凡是”,还去向邓小平反映。

四,韩钢论证是华国锋确定了中国的改革开放的大政方针。

一九七七年五月,华国锋在一篇文章里说:“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生产力的发展也必然会使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上的不完善的地方暴露出来,唤起人们去加以改革。”这是“粉碎四人帮”之后,最早提出的改革。一九七七年,华国锋邀请南斯拉夫总统、南共联盟总书记铁托访华。一九七八年三月,中共高层派李一氓为团长,于光远、乔石为副团长的党的工作者访问团出访南斯拉夫、罗马尼亚。一九七七年初,项南向华国锋汇报考察美国农业机械化的情况,谈到美国“三大差别”比中小学、应该借鉴资本主义先进经验……五月,华亲自提议派谷牧为首的中国政府代表团访问法国、瑞士、比利时、丹麦、联邦德国,考察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还派出了中国经济代表团访问日本、港澳经济贸易考察组考察香港和澳门。一九七八年形成当代中国最大的一次出国考察潮(绝非旅游)。出国考察产生的效应,绝不仅仅是签订引进合同,而是给中国提供了现代化的参照系。一九七八年六月三十日,华主持听取谷牧的汇报,三番五次谈到改革。七八年九月九日,国务院召开了两个多月的务虚会。这个会议正是华国锋听取谷牧汇报后提议召开的,会议的主题就是改革、引进和开放。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十日,华在中央工作会议开始的第一天,即宣布:“及时地、果断地结束全国范围的大规模的揭批’四人帮’的群众运动,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从公开资料看,这是最早和最为明确的“重点转移”的提法。

早于韩钢,2006年6月15日傅高义为了写邓小平传,采访了北京众多学者,包括郑仲兵。郑在中共中宣部工作十年,经历了五任部长胡耀邦、王任重、邓力群、朱厚泽、王忍之。他对邓小平用“两个凡是”打倒华国锋提出完全不认同的看法。他对傅高义说:毛泽东最喜欢“四人帮”,华把“四人帮”抓起来了,这叫什么“凡是”啊?毛泽东撤销了邓小平的党内外一切职务,华恢复了他的党内外一切职务,那怎么能说他“凡是”啊?

郑仲兵认为:华国锋“两个凡是”,我觉得是他的一种策略,他要真是搞“两个凡是”,第一,他不会搞重点转移,毛泽东当时认为自己的重大发明就是社会主义阶段的无产阶级继续革命,当然就要以革命为中心,以阶级斗争为中心了。华国锋敢把它扭过来变成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叫做重点转移,这个了不起呀!”

傅高义没有把郑仲兵的这些见解写进《邓小平时代》,或者他要留作50年之后发表的一批访谈记录稿,或者要在未完成的《胡耀邦传》里,对《邓小平时代》不全面、不准确,或有错误的部分进行改正和补充(傅高义对姚监复所言)。总之,傅高义留下永久的遗憾。

 

华国锋与邓小平、胡耀邦 

至于华国锋是否压制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是否拖延和阻挠恢复老干部工作和平反历史上冤假错案 。笔者以为邓小平和胡耀邦是最重要的证据。

邓小平一生给华国锋写过两封信,第一封是抓捕“四人帮”四天之后,1976年10月10日,托汪东兴转给华国锋和中央。称之“效忠信”一点不为过。“我衷心地拥护中央关于由华国锋同志担任党中央主席和军委主席的决定,我欢呼这个极其重要的决定对党和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意义。不仅在政治上思想上华国锋同志是最适合的毛主席的接班人,就年龄来说可以使无产阶级领导的稳定性至少可以保证十五年或二十年之久。”最后还喊出“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万岁!第二封信写于半年之后,1977年4月10日,写给华国锋、叶剑英和中央,并要求印发给全党。他写道:“ 我对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对我的批评和教导再一次表示诚恳的接受。””我特别高兴在华主席的讲话中肯定了广大人民群众去年清明节在天安门的活动是合乎情理的。“这两点是他自认为复出的阻碍。” 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则是他为华国锋和党中央突破阻碍,让他复出找到的完美的理由。邓小平的这封信在中央流转了23天,最后是以党中央的名义将两封信一起印发全党。三个月之后十届三中全会召开,邓小平官复原职。叶剑英最担心的事情发生了:“邓小平一旦复出,谁也控制不了。”但是,邓小平的复出,是“华国锋生平”所肯定的“他根据广大干部群众的要求,开始复查、平反冤假错案。恢复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正常秩序”,最重要的证据之一。

胡耀邦是华国锋最早启用的“走资派”,在华国锋主政时期,他把中央的重要部门几乎干了一遍。是平反毛泽东一手制造的冤假错案,恢复老干部工作、主持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直接领导者和推动者。没有华国锋的支持,他不可能建立一生最重要的两项功绩。早在在1978年12月胡耀邦在一次会议上说:「我个人的看法是:粉碎『四人帮』两年多来,是拨乱反正的两年,是扭转乾坤的两年。两年多,我们搞了一场政治上的搏斗,阶级斗争的大搏斗,确实是一场政治大革命,出现了多少惊心动魄、雄伟壮观的场面。我建议在座的历史学家想一想我们两年多来的经历,以便几年之后好写这两年多来的历史,作出公正的评价。」这与邓小平在十一届六中全会做的历史问题决议,针锋相对。

真正阻碍华国锋、胡耀邦平反冤假错案的是汪东兴,还有邓小平。因为除了文革,毛泽东搞的冤假错案,邓小平几乎都有份。1957年,邓小平是反右五人领导小组组长,所以右派不能“平反”,只能 “更正”,还留有不予更正的一条大尾巴。高岗夫人李力群直接找到胡耀邦,要求给“高饶反党集团”平反,胡耀邦让中组部复查后已经答应李力群。邓小平把胡耀邦找去,用手指点着说:“胡耀邦,你胡涂!”平反工作只能停止。1952五大行政区首脑调入中央任职,有“五马进京,一马当先”之说”,“一马”就是高岗。受命筹建中央人民政府国家计划委员会,与周恩来主管的政务院平行,中央所有工业和经济部门先后划归计委管理,称为“经济内阁”,一时高岗与刘少奇、周恩来并驾齐驱。高岗被打倒之后,作为政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一路高升。1954年4月任中共中央秘书长,代表中央作《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报告》,在7届五中全会增选为政治局委员。1956年9月在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修改党章的报告。在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中央书记处总书记,成为毛核心的主要助手。

有一件十分奇怪的事,据韩钢考证他没有看到哪篇著述举出华国锋阻挠拖延老干部复出的具体言行,所涉及的都是汪东兴。唯一的是胡耀邦1980年11月19日政治局会议上说的一段话:“对大批受迫害的、有能力的老同志的解放、使用,我觉得国锋同志不积极,不热情,不公正。我当组织部长以后,国锋同志公开地同我讲哪一个人不能解放,这倒还没有。我总要讲一个公道话,从1978年以后,确实没有过。但是,我经常向他反映一些干部的情况,他总是说,哎呀,这个事我不熟悉,把材料弄清楚吧。多半是这种情况。”韩钢认为“不积极,不热情”同有意“拖延和阻挠”当然不是一回事。

1980年11月10日至12月5日,连续召开的9次政治局会议,实际是批华会议。陈云认为,华国锋不适合当主席。李先念等人也在会上向华提出严肃批评,华作了许多解释和自我辩护,不肯承认错误,致使会议一再延长。直到叶剑英在会上检讨自己之前对华国锋作了过高的赞誉,对华国锋愚忠愚义,有“周公辅成王”的封建思想,还说:“如果国锋同志不愿意承担责任,那就由我承担好了。”华才不再辩解,表示接受批评并提出辞职。这样看胡耀邦对华的批评,就见怪不怪了。叶剑英是华国锋最坚决的支持者,是“英明领袖”的提出者,能在会议上作检讨,可见压力之大。1987年1月的生活会,邓小平又逼迫胡耀邦做了同样的辞职决定。

2008年华国锋病逝,我写了《华国锋的下台和胡耀邦的上台》的长篇报导,其中副标题“结束了旧时代开创了新时代的两位中共领袖”,表达并不十分清晰,华国锋一举粉碎“四人帮”,是结束旧时代的开始,也是改革开放的开篇。正是他启用胡耀邦、赵紫阳,解放了邓小平、陈云、61个叛徒集团代表的一批老干部,支持真理标准讨论,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做了干部和思想的准备,才有了改革开放的大好局面,

韩钢教授认为作为历史人物,华国锋主政最大的错误,一,“天安门”一周年,指示追查反革命大字报。二,1977年先后发出中发1977年五号文件和六号文件,要求”对攻击毛主席、华主席和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为首的现行反革命分子,要坚决镇压。“三,国务院(华国锋兼总理)发出三十号文件:”对极少数罪大恶极,证据确凿,不杀不足以平民愤者,要坚决杀掉。“包括王申酉、李九莲案件全国杀掉44-50人。

历史证明文革制定的《公安六条》罪大恶极,华国锋主政初期一直沿袭,直到1979年才取消不能不铸成大错。比较1989年邓小平用流血结束了80年代的改革,还是小巫见大巫。

**文章只代表作者观点和立场,光传媒首发,转载请注明光传媒并包含原文标题及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