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前言：我想从童年写起，通过个人视角，体察大陆半个世纪以来的家庭与村庄、国家与社会，让臺湾的读者对大陆党国与民间社会多一份感知。我的童年记忆可以追溯到中共的文化大革命之前，少年时代（1970年）「文革」开始淡化，并开始进入「改革开放」新时代，1980年代读大学、读研究生，我在北京亲歷了声势浩大的八九民运，最早一批进入天安门广场示威，最后一批撤离广场，后来又因零八宪章第一批签名而遭免职，茉莉花运动时被拘审差点身陷囹圄。我想把个人亲歷复述成为文字，让个人记忆匯入家国记忆库。大陆苦难的歷史并没有终结，一切仍然在进行中，大陆知识人身陷精神困境，与大陆民众一样无力解脱，这些文字不仅为了不忘却，也希望给困境的同道们一份勉力。

乡村生活每逢年节拜访亲戚、能吃上肉蛋，都与生活美好产生关联，当与农村息息相关的家畜家禽变成「资本主义的尾巴」时，一切都变了样。(图：Unsplash)

小学时候唱过陜北民歌《拥军花鼓》，现在还记得歌词：「正月里来是新春，赶上了猪羊出呀了门，猪哇、羊呀送到哪里去？送给那英勇的八呀路军。」后来才知道，这是一位叫安波的词作家作品，歌曲是延安秧歌运动中以陜北民歌《打黄羊》的曲调填词创作而成，主题是歌颂延安大生产开荒，但奇怪的是，内容却是老百姓送猪啊羊啊给八路军，当时没有反思能力，否则会问老师，八路军给老百姓回了什?样的礼物？

七零年代，我们村庄每户人家有多少家畜？户均大概十只鸡左右，一些人家还养有鸭子、鹅，过年时会宰杀三、四只家禽，留下一只公鸡打鸣，或者是当成「种鸡」？这样每家过年之后留下五六只鸡用于下蛋，自家食用之外，卖蛋得到的钱可以用于购买日用品。

小鸡雏有时从鸡贩子手中购买，有时家里母鸡孵化。

猪的数量一般每户一头，如果能养两头猪，就是大户人家了，多养猪杂粮要多，还得有人手去地里弄野菜给猪吃，所以极少人家能够养猪超过2头。年底的时候，所有人家的猪多由屠夫宰杀，部分用于年节食用、亲戚间送礼，还有一半猪肉卖给没有过年猪的人家。

村民肉蛋类摄入量并不大，过年猪与鸡鸭部分制作成腊肉，一般能吃到夏天，但很少有人家能吃到秋天的。

家禽家畜竟沦「资本主义尾巴」

乡村生活中，过年、走亲戚能吃上肉蛋，都与生活美好产生关联，这是村庄常识，但这一生活常识却被政治性破坏，这些与人类生活息息相关的家禽家畜，被改变了名称，叫「资本主义的尾巴」，鸡与猪这些家禽家畜类动物，也受到严重影响，它们是「资本主义尾巴」被限养，闹到最严重的时候，一些地方搞到每家养鸡不能超过三只，超过三只也是资本主义。

对中共歷次运动中的家禽家畜的研究，很少见到专论与专着进行较全面的资料搜集与出版，我们只能通过其它类别的回忆与资讯中找到零碎的相关内容。

战争年代将猪啊羊啊送给中共军队，是歌中唱出来的宣传，兵荒马乱中百姓生活困窘，哪来的猪啊羊啊送给军队？中共军队更多的资源是从地主富农家掠夺或徵收而来。

中共建政后，地主富农的财产被充公，普通百姓家的财产随之也进入中共徵收视野。人民公社运动的1958年，毛泽东支持地方搞「小社并大社」，大办公共食堂，河南、河北等地将社员的自留地、自养畜，甚至生活资料被收归公社所有，最终它制造了巨大的人道灾难。因为我们村庄家家都有自留地与家畜，所以没有发生饿死人现象。自留地与家禽家畜本是自然经济的常态，却被冠以「资本主义尾巴」这样罪名，用村民们完全不懂的外来罪名威慑百姓，它产生的心理效果与遭遇陌生病毒一样，因为没有免疫力所以无法应对。

每家拥有多少自留地、多少家禽家畜才算资本主义尾巴，各地的规定并不一致，譬如黑龙江省讷河县把农民的小家畜、家禽平调到大队或公社，然后将其名之为「千头畜场」、「万只禽场」，这是通过徵收村民的私家财产来向上级领导邀功，徵收到公社的家禽家畜又有多少最终回到村民口中，无从知晓；黑龙江省的林甸县全县村屯实现食堂化，吃饭不要钱，家家户户取消锅?，也取消社员自留地，猪一律作价归公，彻底割掉「资本主义尾巴」。

吉林省公主岭市范家屯人民公社成立之初，自留地全部收归集体，甚至连一部分农户的箱子、柜等物品也徵收为公家所有，这个过程中遭遇群众的软抵制，一些农户将家中的鸡、鸭杀光、吃光，不配合中共地方政府的公有化。

鸡鸭家禽与党国国策

自古以来农民养鸡鸭种庄稼都是自已的事情，只有共产党违背生活生产常识，不仅将农民土地归入集体，还要将自留地与家禽家畜归入公社，最终要改变这样的国策，还得中共领导人亲自过问。

1978年11月28日，胡耀邦出席中央党校学员结业会上说：「如果我们掌握了八百亿斤粮食，那些个都不要，或者大部分要留给农民自己，留给你养鸡去，养鸭去，养猪去，熬糖去，行不行？大队生产队办养猪场，养鸡场，社员房前屋后种树，种苹果，养毛驴，养羊，行不行？我看行！」

胡耀邦当时仍然是国家主义思维，要通用国家力量来生产八百亿斤粮食，这样农民的粮食就可以自行食用与饲养鸡鸭了。

胡耀邦在发表讲话的时候，并不知道早于他讲话四个月，即1978年的八月份，在靠近香港的深圳，一位叫李定的地方官员带领莲塘人办的养鸡场每年出口香港20万只鸡，莲塘村民的收入已增长了几十倍。先后担任过深圳市财贸办主任、深圳市政府秘书长的李定后来接受媒体採访时说：「养六个鸡是资本主义，五个鸡就是社会主义，所以不准养鸡，我这里不准养我到香港去养，你不准养五个十个二百个，我养二十万，那你不知道多少个资本主义了。」

八十年代之后，流行歌曲不再是「猪哇、羊呀送到哪里去？」，而是来自臺湾的邓丽君唱的《回娘家》，背着娃娃，把鸡和鸭送到娘家去，才是生活常态：

风吹着杨柳嘛
唰啦啦啦啦啦
小河里水流 得儿
哗啦啦啦啦啦
谁家的媳妇
她走得忙又忙呀
原来她要回娘家
身穿大红袄
头戴一枝花
胭脂和香粉她的脸上擦
左手一只鸡
右手一只鸭
身上还背着一个胖娃娃呀
咿呀咿得儿餵

（歌曲《回娘家》，原名《小媳妇回娘家》，由孙仪作词，翁清溪（汤尼）作曲）

作者》吴祚来 专栏作家，独立学者，八九六四最后一批撤离广场，原中国艺术研究院杂志社社长，因零八宪章第一批签名被免职，现居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