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晓康:焦躁的一九八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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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知识分子与八九学运的关系,是一大宗,近三十年来,或许因为屠杀的缘故,民间话语中一直在争论:文化精英影响或操作了学潮因而要负更大的责任吗?我一直认为,此口水仗很无聊,一则落入中共黑手指控的桎梏,二则回避了更重要的思想史议题:知识分子究竟影响了学生什么?我曾有一点粗浅回忆,写在《屠龙年代》中。】

parade0603-303图片:1989年5月16-17日,满腔热情的学生走上北京街头,要求民主反对贪腐。(Muriel Southerland 拍摄)

1989年5月20日早晨,我扔下《河殇》续集《五四》两千分钟拍摄资料、五集解说词草稿和无奈的年轻导演夏骏,自个儿沿著停满军车的北京翠微路,鑽进最近的一个地铁站,开始一百天的地下逃亡。获得香港「黄雀行动」营救后,旋即飞往巴黎流亡。

法国国家政治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的程映湘、高达乐(Claude Cadart)夫妇,当时常跟我接触,也一道参加各种中国问题的讨论和演讲。1990年春,他们对我有过数次系统的採访,并把访谈内容整理成文字送我一份,我从未发表过一个字;以下摘录的是「八九前夜」。

程:前面你谈到,学生运动之前知识份子的影响,也不是顶大,《河殇》也只能算是一个戏剧性的、爆炸性的、偶然的影响。现在比较有距离感了,能否请你对当时的知识份子影响做一个整体评估?

苏:学生上街,归根结柢是邓小平的改革搞不下去了,经济改革到了非解决所有制性质不可了。到了八八年,一切都卡在那裡,许多矛盾激化了。最突出的是物价问题,那时候我在国内到处跑,知道农民叫苦连天,卖粮食的钱不够再去买化肥、农药。上层改革派与保守派的矛盾也激化,整了胡耀邦,开除三个知识份子的党籍 ,赵紫阳其实已经面临下台。大家都感觉要出大事,有一种「世纪末」情绪。然而很奇怪,知识份子又异常的活跃,各色各样的沙龙、讨论会整天在开。《河殇》是一个热点,刘晓波也是一个热点,他却出国走了。对《河殇》的激烈争论,其中一个议题是传统应不应该否定?骂共产党能不能移情骂祖宗?我记得李泽厚刚从新加坡回来,就在方励之赴老布希晚宴被拦截的那一次,我们都收到邀请去长城饭店,我跟李泽厚一桌,他跟我说中国现在的危机是政治问题,不是文化问题:文化问题就变成人人有份,中国落后人人有份,改革失败人人有份;政治问题就是领导者有份,不是所有老百姓有责任。

程:这句话说得对呀!

苏:我有茅塞顿开之感。他说我们不要把一个尖锐的政治问题,化成一个软性的文化问题。连李泽厚都预感到要出事!还有一个讨论是「新权威主义」。戴晴、杨百揆(政治学所的)他们到人民大学,去讲美国杭廷顿的「新权威主义」。当时大学裡面讨论几个问题:《河殇》、新权威主义、共产主义,可能还有一个「球籍」问题。

程:为什麽讲「共产主义」?

苏:金观涛 、戈扬 到北大讲过一次嘛。金观涛说二十世纪有两个衰落:一是共产主义的衰落,二是「大一统」的衰落。

程:他们的胆子真大!

苏:戈扬对大学生们说:我以一个有五十五年党龄的老共产党员的身份来告诉大家,共产主义不行了!

程:这也很厉害呀!

苏:中国人从来没有像这个时期那麽大胆、畅所欲言。文艺界也是。当时北京有两场大的美展,一场是现代派,根本看不懂;一场是裸体展(行为艺术),也衝击很大。方励之也很活跃。他既参加北大的「民主沙龙」,也去「都乐书屋」,个体户的一个书店,有一次方励之和吴祖光 一块儿在那裡演讲,第二天公安局就把书店封了。还出了许多新杂志,都来北京搞开张仪式。同仁杂志也出现了,《人民文学》的小说编辑朱伟,承包了江苏一本亏损杂志叫《东方纪事》,又分栏目承包给文学界的的朋友们,比如「封面人物」有李陀、「文革研究」有戴晴、「知识份子」有刘再复、「感悟与人生」有苏炜、「自然、灾祸、人」有钱钢等等,让我承包的栏目是「人与历史」。没办几期就封掉了。

程:在八九运动之前,实在是有一个思想启蒙运动。

苏:思想相当宽鬆、活跃。

程:那麽,假如没有政治压制的话,这种情况会继续下去吗?

苏:会继续下去。但我要说一点,就是危机一定会爆发!迟早要爆发,一定是大规模群众运动的形式爆发,无法遏制的。你有办法遏制胡耀邦去世吗?只要发生一个事件,就哗地起来了。

程:爆炸性太大。裡面压力太大,乾柴烈火。

苏:你可以对照「四五」运动,周恩来一死,老百姓怎麽会不起来?八九学潮,它是从学生伙食问题爆发的,但也无法避免。这是共产党治理社会的失败。

程:有没有可能从新闻媒介找到缓和的办法,避免爆发?

苏:中国社会内部的压力太大,一定要给它一个宣洩口,但这个社会没有,一直紧紧地捂著,捂得八八年急躁不堪。

程:八五年我在中国印象特深,到处都在吵嘴打架。

苏:所以八九学运最后为什麽失控?因为情绪化的东西太多。我刚才讲了,中国的大学生,我们一般认为他们比较个人主义,不认同共产党文化,也不认同传统,或者混为一谈,所以知识界谈什麽现代化、传统问题,他们根本不感兴趣;麻将、桥牌和「民主沙龙」一样时髦。大家反而担忧的是,这一代大学生不太关心政治,而且个个都很精明,早就开始考虑我将来毕业后找个好工作,怎麽赚钱,有的学生开始做生意。我也在大学教书嘛。我开採访课,还给我的学生出题目,去採访大学生怎麽做生意。另外一个是出国风,大批人想出国,根本不想呆在中国,言必称美国、欧洲,西方怎麽好,中国一钱不值。我当时以为,这批学生出现的颓废倾向,是因为1986年学潮的失败,他们对政治厌倦了。

程:而且是他们把胡耀邦搞下台了,有种自责感?

苏:我感觉他们不是真的厌恶政治,是一种失败后的消极。其实他们还是很关心政治的,但他们会以一种什麽样的形式出现,我很担心。因为《河殇》的轰动,很多大学请我去演讲,我都不敢去,我怕人家说我挑动学生。一件事我忘说了,有一次我在政协礼堂碰到北京市副市长陈昊苏,他是陈毅的儿子,他把我拉到旁边,很恳切的说:「我受胡启立的委託,找你转达他的一个建议,目前形势比较微妙,请你是不是尽可能不要到大学裡面去演讲?请你配合一下我们的工作。」我当时满口答应陈昊苏。事实上我一次也没去过。总的来说,知识份子当中很多人是担心学生上街的,虽然我们也搞签名信呼吁释放魏京生等等名堂,但就是怕学生上街,怕他们上街后没法控制。我们的顾虑很大。

程:但是你们不太了解学生心裡在想什麽。

苏:我了解。我在大学教书,成天跟学生在一起。我总的印象,他们是一代有新价值观的人,从个人来说他们比我们更加懂得自己的利益,但政治上很幼稚,没有任何中国式政治的训练。结果胡耀邦一死,他们忽地一下起来了,他们藉他之死发洩,写了很多对联、輓联。

程:跟「四五」一样。

苏:形式跟「四五」一样,但内容不一样;挖苦、调侃、幽默,比如「该死的不死,不该死的死了」……。

程:有点像法国六八年「五月风暴」年轻人一些调皮的东西。

苏:所以我当时没觉得很严重,以为他们闹一闹,等胡耀邦追悼会办完了就下去了。没想到完全不是这麽回事。学生开始的确是无组织的、自发性的宣洩一种怨怒激愤情绪,但共产党抓住不放,说他们闹事;李鹏他们更是故意挑衅、激怒学生,「四二○」派员警到新华门打学生,是故意的,他们就怕学生的情绪冷却下去……。

「六四」镇压后,据说《读书》杂志主编王焱说了四个字:荡平群雄。

他这句话,简洁而生动地描述了两层意思:八○年代思潮、文化的淋漓尽致、飢不择食,却也肢解了意识形态的死尸,大家一时间似乎都忘了还有一个共产党在那裡;第二层便是,还没等大家囘过神儿来,那尸体死灰复燃,轻而易举便灭了众神,天下再归于死寂。

其实,1988年底我就被告知,公安部给中央书记处的一个报告,列了中国社会「不安定因素」的七种人:

1、台湾特务
2、「四人帮」馀孽
3、社会犯罪分子
4、以方励之 为代表的持不同政见分子
5、以刘晓波为代表的全盘西化的自由化分子
6、以苏晓康及「『河殇』派」为代表的文化政治势力
7、以王军涛、陈子明为代表的有危险政治倾向的青年知识份子

这当然不是公安情治系统对「文化热」的评估,而是中央政治局的界定。六四镇压之后,这份名单又被顺延为一串「长鬍子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