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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的未来，不是由经济、军事、科技、教育等因素决定的。人类社会，包括每一个国家，从过去到未来，都是由思想决定的。这不是说，其他因素不重要，而是说，在决定一个国家之未来的诸要素中，思想是最重要的。思想，是一套以信仰为内核的价值观，包涵着对人与人类社会的系统的看法。就是说，思想决定未来，什么样的思想决定会有什么样的未来。

既然思想决定未来，那么一个国家的未来，就是由该国精英与多数民众所选择的思想决定的。一个国家的走向是由这个国家所选择的思想决定的。这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思想，这个国家在未来就走什么方向。在过去的百年中，中国在思想选择中的关键角色是《新青年》杂志。具体地说，通过这一杂志的影响力，《新青年》的核心人物对思想的选择，变成了中国人的选择。

影响20世纪中国进程的主要思想来自于法兰西启蒙运动孕育下的《新青年》杂志，具体而言，是受《新青年》的两位主要人物影响，一位是陈独秀，一位是胡适。1919年之后的几乎每个中国知识分子，1949年之后的几乎每个中国人，都是欧陆启蒙思想之子。陈独秀以苏俄为师，走布尔什维克道路，偏向于重度社会主义；胡适则以美国现代实用主义教父杜威为师，偏向于轻度社会主义。无论是重度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还是轻度社会主义（如杜威），都持无神论，都源于法兰西启蒙。在五四之前，中国人把迷信当信仰。在中国之后，中国的知识人把信仰当迷信至今。

同在《新青年》屋檐下的陈独秀和胡适俩人在思想根源上是相同的，也正是此二位的思想决定了百年以来中国的路向。启蒙思想是他们最重要的思想资源。启蒙思想中的价值观就是他们的价值观。从“五四”以来，中国的每一位“进步”知识分子都致力于推进启蒙，甚至不断地呼唤“新启蒙”。

启蒙思想的理性主义精神与民主理想来到中国后被《新青年》高度概括性地浓缩为“德先生”与“赛先生”。“民主科学振兴中华”成了一代代知识分子的理想和追求。“德先生”与“赛先生”是启蒙思想及其在中国的招牌口号。心血没有白费，经过一代代的呼唤，德先生与赛先生终于在中国扎下根来：象征着民主的德先生化身为人民民主专政和民主集中制，象征科学的赛先生化身为科学社会主义和科学发展观。

从百年之后来看，五四运动是《新青年》的思想之子，《新青年》是五四运动的精神源头。《新青年》与“五四运动”所代表的思想高度常常被高估，但是它们对二十世纪中国历史的塑造作用却被大大低估了。余英时先生所言千真万确。他说，胡适是二十世纪影响力最大的思想家。后来在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和思想文化领域所发生的一切，都不过是《新青年》与“五四运动”所选择的方向在中国的展开。

《新青年》的核心人物是胡适与陈独秀。他们分别是当时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在中国的人格化身。《新青年》高扬的是法德传统，播种的是法兰西启蒙思想与社会主义。不论是胡适的自由主义，还是陈独秀的社会主义都属于激进主义的思想范畴，两者的差别只是在激进的程度上。两者都持无神论，都彻底否定传统，都相信人性可以变化，都认为通过思想改造可以造出一代新人。这一代新人即如其杂志名称所示：新青年。《新青年》就像一个巨型的灵魂工厂。从一代代取之不尽的普通青年中，胡适之先生的思想锻造了一代代进步青年至今，陈独秀同志的思想则锻造一代代革命青年至今。更有意思的，进步青年不过是革命青年的预备役。而作为象征的延安则是进步青年与革命青年亲密携手奔向的精神与政治目的地。这两位安徽乡党之间在思想上可以说是珠联璧合。他们的思想联手打造的产品至今还源源不断流入社会。

在那个年代的中国，自由主义造就进步青年，社会主义则造就革命青年。从自由主义到社会主义的历程就是从进步青年到革命青年的历程。胡适的美国版自由主义带有不少惑赤的社会主义色彩，陈独秀的法国版社会主义也带有不少自由主义的色彩。而国共两党的政治人物分别践行了《新青年》的两个思想路向。在很多人眼里，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关系是对抗性的。但是，当初自由主义思想与社会主义思想两者之间并不对立。它们都同在《新青年》的一个屋檐下，在思想渊源上也都是一脉相承于法兰西启蒙思想。在那个年代，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关系，比人们想象的要亲密很多；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的关系，比人们想象的要疏远很多。

《新青年》所代表的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后来成为中国国共两党与海峡两岸的选择，还有其中重大的国际背景。当时的世界，进步主义、激进主义和乌托邦主义在全世界狂飙突进。社会主义在欧洲蔚然成风；杜威的左翼版自由主义也迷倒了无数青年学子至今。

回眸百年，中国至今没有走出陈独秀与胡适的德法思想框架。《新青年》和“五四运动”决定了中国二十世纪的走向。如果这个走向不被改变的话，不被新的思想所替代的话，那么这个走向将继续决定中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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