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与宗教
在今天的中国，把宗教等同于迷信，这种观念本身已经被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认为就算不是迷信，也是愚昧无知了。宗教是不可能如此轻率地打发掉的。
真正阻碍中国知识分子走近宗教的，是宗教和科学理性之间的关系。由于宗教和科学双方的原因，宗教和科学目前的关系确实不大妙，大有互不相容之势。其实两者之间并非只能有这么一种关系。有学者认为，两者之间可以有四种关系：不相容（敌对）、平行、对话和一致；其实还可以加上一种：层次关系。对于这个目前远远没有解决的大难题，我说不出多少高明的见解，只有几条粗浅的意见：一、如果信众和科学家双方都能秉持一种开放、善意、有弹性，而不是自我封闭、敌对和僵化的立场，那么，两者之间的关系就不是不相容的；二、最好的前景，是通过对话走向平行或协调（不必是一致）；三，科学本身就是一个分层系统，在上层的叫“元理论 ”，居下层的是“对象理论”，而这个分层系统的最上层只能是一些最基本的信念，这些信念和宗教是相通的。
复活节意大利米兰大教堂唱响《奇异恩典》。（图片来源：Adobe Stock）
本文的主旨，就是对宗教和科学的关系谈一谈个人的初步理解，希望对于中国知识分子理解和接受宗教有所助益。
一 “儒教”不是宗教，但也不是无神论
很多人以为儒家是无神论，然后推论说，中国人从来就与宗教无缘。“儒教”究竟是宗教，还是一种纯世俗的伦理、社会和政治学说（“世俗”是“现世今生”的意思，和“天国”、“来世”、“彼岸世界”相对），这也是个难有定论的重大争议。和许许多多基本分歧一样，它的根源是中西方文明之间存在巨大差异，而有人非要把中华文明硬套进西方的分类框架之中去，由此生出一大堆无谓的争论，比如“中国究竟有没有哲学？”、“中国古代有没有科学？”、“中医是科学还是伪科学？”以及“儒教是不是宗教？”，等等。很明显，由于中国自诸子百家以来的各派学说全都是混成一体，未分化（不分学科）、不系统（没有逻辑化）的，所以，西方形态的宗教、哲学和各门科学中国是根本没有的，我们有的只是相类似的某些内容。
所谓“儒教”的“教”不是基督教那样的宗教而是“教化”——教人如何作人做事、安身立命，处理人际关系社会关系和履行社会职责的一套文明教养，而不是对于神、天国、来世、超验世界的一套系统化的体悟和解说——“超验”、“超越”都是指代比可感知的所谓“经验世界”更高、更抽象层次的存在。
但儒家和儒教也不是无神论，它的神不是西方式的人格神，是抽象笼统的“天”（和“道”），“天”和“道”在儒教当中至关重要，这一点长时期来被习惯无神论思维的人们严重忽视了。儒家经典谈及“天”、“天道”的地方绝不在少数，并且都是以非常郑重、严肃和敬畏的口吻。只不过，孔子是抱着不妄言的老实谦虚态度，对自己不知道，也自认为不可能知道的事情存而不论而已，此之谓“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
我们可以看到，孔子、老子、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等这些智性发达的大圣大哲，大体上都是一样的立场——既敬神，又不妄谈神。前一种态度（敬神）和无神论的武断相区别，后一种态度（不妄谈神）和迷信、和初民非理性的、盲目崇拜的原始宗教相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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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怎么说吧，从表面上看，儒家的现实理性精神和世俗态度本应该是有利于科学发育的，那么，为什么近代科学偏偏没有在中国出现呢？显然，其中大有奥妙。
二 基督教与科学（之一）
1 两个极端
听任何一位虔诚的基督徒谈基督教，你都会听到“基督教博大精深”这句赞语。然而你再听下去，往往会发现，对于许多、甚至也许是大多数基督徒而言，这句话形同一句空洞的咒语，其中毫无博大精深的内容可言，相反，倒多得是窄小粗浅。无知，教育程度不够，心智薄弱，这些把人引向窄小粗浅的常人弱点之外，对基督教系统神学、流派、历史传统等等全面知识的忽视和误解，是尤其重大的原因。
基督教是一棵由三条主根支撑的大树，中间最主要的根是耶稣基督，另两条是希伯来圣典《旧约》和希腊哲学。“窄小粗浅”的基督徒对希腊–罗马几乎一无所知，他们狭隘理解“平信徒自由解经，与上帝直接交通”的新教教义，以为只要一遍又一遍读《圣经》便足够了。他们在反对罗马天主教会的同时，把基督教神学这个博大精深的源泉也一起抛弃了。
这种草根性原教旨主义（基要主义）的宗教偏向，和民粹反智、反精英、反理性、反科学的政治偏向相结合，使当代的某些基督教教派蒙上了厚厚一层蒙昧、偏执、封闭和不宽容的可悲色彩，把众多受过良好教育的知识分子和各界精英人士推向了反基督教的立场。这才是基督教在当代社会的衰落和日益边缘化的主要原因，而这些“窄小粗浅”的基督徒不但从不反省自己，反而一味谴责当代社会的“堕落”和一切不同意他们意见的基督徒的“不虔诚”。
这些“窄小粗浅”的基督徒曾经一而再再而三地震撼过我。
更有甚者，他们几乎把全部注意力都专注于“寻仇”——睁大两眼寻找一切持不同意见的人，从基督教内部，到其他宗教，乃至各种世俗文明，统统看成异端、魔鬼、“敌基督”，然后与这些不共戴天之敌作殊死战。当他们终于意识到自己日益孤立的处境时，便干脆宣告当今时代乃是世界末日，期盼它早日彻底毁灭。受过马克思主义灌输的人们，不难察觉出这两者（马克思主义和基督教原教旨主义）之间极为亲近的亲缘关系——马克思是对“共产主义人间天堂”之前的整个人类文明毫无敬意的，他所谓“扬弃”，值得保留的只不过是令物质极大丰富的“生产力”而已，其它概不足惜。
遗憾的是，很少见到西方基督徒从这样的视角透视他们自己的文明和历史，而众多西方左派又跑到另一个极端，把连同基督教在内的全部西方文明一笔抹杀。
和原教旨主义相反的一个极端，是法国启蒙学派。启蒙运动对于西方文明走出中世纪的黑暗功劳很大，但是，“左”的极端从来不是医治“右”的极端的好药方。把基督教说成是和科学完全敌对的，就是法国启蒙学者带到近代西方文明当中来的一大谬误。
现在我们都知道，近代科学的源头在古代希腊。没有希腊人对于探索自然奥秘的极大兴趣，以及由此产生的理性哲学，特别是一整套早熟的系统化的演绎逻辑和数学方法，近代科学在西方的产生是完全不可能的。经由公元十世纪“加洛林文艺复兴”到意大利文艺复兴上千年漫长的历史途程，西方人才又一点点重新发现了希腊人这些了不起的文明成就，并且把它们发扬光大，这是事实。在整个中世纪，天主教会曾经压抑和禁锢了太多“异端”和“异教”思想（“异教”也包括希腊罗马古典文明），这也是事实。
但是，“基督教”从来不是铁板一块，不但从根源上不是——希伯来和希腊亦即所谓“耶路撒冷”和“雅典”两大源泉之间存在着错综复杂的关系，而且在整个基督教的历史当中从来不缺少不同见解的分歧和争论。
毋宁说，整个一部基督教神学思想史，就是歧义纷繁的不同意见的争论史。这也正是教廷永远要忙于调解、压制种种不同见解的原因所在。蒙昧主义、“字句主义”的、死守表面字义的僵化死硬派，和比较开放、有弹性，有活力和创新精神（在古代，这种创新照例是以复古的名义），注重精神实质的进步革新派之间，也就是“窄小粗浅”派和“博大精深”派之间的争论和冲突，正是基督教生命活力的不尽源泉——尽管在那个时代，以及一切传统社会当中，任谁也不会喜欢意见多元。
不但宽容多元见解，甚至给以积极评价，这种自由主义精神是基督教宗教改革之后很久才慢慢为西方人所接受的。在宗教改革期间，新教徒比天主教徒甚至更不宽容，是宗教改革引发的百年宗教战争的惨痛代价教育了西方人，加以一些先进思想家大力倡导信仰自由，西方人才无可奈何地勉强接受了“信仰大一统既不可能又不可取”这个客观事实，然后，才逐渐从接受宗教信仰的多元，一步步走向接受政治、社会和思想文化的多元。
可见，先进思想家提出的超前思想很不容易被社会接受，说服教育不是什么万应灵丹，经常是落后的思想行为一再导致严重恶果之后，人们才逐渐接受了新思想。如果没有发生两次世界大战，西方文明当中根深蒂固的好战征服、民族利己、种族歧视、社会达尔文主义等等不良因子，恐怕到今天也不会有大的改变。
还有一个误解也有待澄清：天主教会不等于基督教。前者是主张教皇和教士垄断教义解释权以及其它权力的一套有形组织和制度，后者是抽象的信仰、教义和基督徒全体。而基督教会本身也绝不是铁板一块。所以，当代有许多学者出来纠正法国启蒙运动的偏见，揭示出基督教促进科学发展的另一面历史真相，这没有什么不合逻辑之处。、
2 基督教弥补了希腊人的三大缺陷
基督教是如何促进科学的，这个话题太大，我既不是专家，这里也不允许我长篇大论。有一本好书对我启发很大，一位荷兰学者霍伊卡（R.Hooy Kaas）的《宗教与现代科学的兴起》，以下是其精彩内容的简略介绍，以及我个人的解读。
流行的看法是，科学的发展得益于古典（即希腊罗马——周注）的传统而非《圣经》的传统。就连神学家和教士们也竭力否定教会的过去，痛惜教会对科学发展的阻碍作用。……然而（以下请特别注意！——周注），我们不能因为亚里士多德的门徒对他的哲学作了偏颇、教条乃至愚蠢的解释而非难亚氏本人，同样，我们不能因为有人对《圣经》作了偏狭浅薄的解释并以此反对科学，而将此归咎于《圣经》。另一方面，更深入的研究表明，希腊文化遗产和《圣经》文化遗产之间存在着本质的区别。简括地说，希腊人固有的主要缺陷——低估人的力量，神化自然；过高评价人的理性；鄙视体力劳动——都是因《圣经》中所包含的对自然的非神化，对人的理性作出更有分寸的评价，以及给予体力劳动、手工操作较多的尊重，等等，而得到纠正的。没有这后一方面的贡献，近代科学很有可能也不会产生。
希腊人深受其原始宗教和远古神话的支配，他们的自然观、宇宙论是物活论（活力论）和有机观，他们把自然拟人化，看作一个大生命有机体，再把自然现象神化，看作是高踞于渺小的人类之上，把人类玩弄于股掌之上的巨大力量。就此而言，希腊人的自然观和其他原始民族并无区别。
希腊哲学家的杰出之处在于，他们把这些自然神理性化了，认为诸神们大显神威产生的万千杂乱、易变、不真实的现象背后，有一个“真正”的、“本质”的、逻辑上齐整一致的、永恒的秩序和规则组成的更高级的“存在”logos，柏拉图称之为“理念”或“理式（形式）”；人类感官可观察到的经验现象界，不过是这个高级“存在”靠不住的、低级的表现或摹本，无形式不完整的“资料”，两者之间的关系就像木匠打造的粗劣家具和精美绝伦的设计图之间，或者，车轮和几何学上完美的“圆”之间的关系。这样一种现象、本质二分的二元宇宙观，成为推动希腊人探寻现象界背后宇宙奥秘的巨大动力。
更为关键的是，希腊人掌握了一整套了不起的理论工具——演绎逻辑体系和几何学体系，这是所有其他民族都没有的“精神原子弹”，科学方法的核心。没有这套工具，即便具备了探求宇宙法则的巨大兴趣和信心，也不可能产生有价值的成果，就像我们的理学家那样，虽然也主张“格物致知”，却只能是“格”了整整三天的竹子而一无所获。
希腊人的大问题在于三个方面：
1.唯理主义
一个是，他们鄙视可感知、可观察到的经验现象，视之为骗人的假象，真知识、真理只能存在于那个逻辑–几何的“本质”世界之中，并且全是从无可置疑的、不言自明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几何学的公理，逻辑学的三段论等等）出发，做概念到概念、命题到命题的严密推理得出的。而近代科学方法，我们现在都知道，恰恰是必须从观察和实验所得到的经验事实和资料即“现象”出发，然后运用逻辑和数学建立假设（假说）并进行一系列逻辑推理，得出可以用观察和实验加以检验的结论，经过检验（证实或证伪）之后再反推过去，肯定或否定假设之真理性。希腊人的唯理主义（理性主义）世界观却掐头去尾，把科学研究程序的一头一尾都去掉了。
这个严重的缺陷，在整个西方文明的历史上引出了数不清的荒诞“学说”和“理论”，并且经由中世纪的经院哲学传到黑格尔，又由黑格尔传给了马克思。黑格尔的“辩证法”不是别的，货真价实，乃是经院哲学及古希腊物活论宇宙观的延续，毫无科学气息可言。
2.物活论
希腊人的另一大问题，就是前述的“物活论”有机宇宙观、自然观。从中又引出一大堆乱七八糟的东西，比如，事实与规范（价值）不分，实然与应然不分，主、客观不分甚至颠倒，目的论泛道德主义自然观、历史观——把自然界和人类历史当作朝向其内在有机生长繁殖的目的即“本质”的实现而向前运动的有机生命，而这个目的是伦理道德价值上善的、好的。
究其最深的根源，马克思的“历史必然规律”就是这样一种道德目的论的有机历史观。他把“历史”这个概括无数杂多历史事件的抽象概念当作一个有机的生命整体，并且是必定朝着其内在的本质目的“至善”的实现（共产主义）而生长的，如同枣树必定要朝着结出大红枣生长一样。这就有力地证明，哪怕是像马克思这样最极端地批判和否定自身文明传统的激进派，也必定只能扎根于这个文明传统之中。人是不可能扯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面的！
《圣经》的话语则与此大为不同。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造了人，把神性引入人的高贵灵魂之中，然后才创造了万物，包括动植物，并且把它们委托给人去管理。只是由于上了魔鬼撒旦的当，人辜负了上帝，堕落到尘世，才具有了和卑下的肉体相连的“罪性”即动物性、兽性。人只有洗净、超越兽性，才能回归神性、重返天国——这些话语（字句）只要你不去拿它的字面意义和科学作生硬的比较，它的启发性，特别是其高贵的伦理价值本来不难理解，这和几乎所有其他发育成熟的伟大文明完全是相通的，也就是说，既有共通的长处——断言人的价值在于向上、向精神（属灵、属于灵魂）的世界升华，又有共通的缺点——禁欲主义，把人的肉体和动物性完全看作负面的东西。
这两方面本不是一回事，鼓励人向上升华，并不必定要搞禁欲主义。禁欲的程度在基督教的历史上时松时紧，但总的趋势是趋于宽松，那些极端的禁欲苦行也一直不是基督教的主流。禁欲和纵欲，是一切文明必须妥善处理的核心伦理问题，理想的解决办法当然是中庸与平衡；但总是会有各种因素冒出来打破这个平衡，纵欲的力量不断膨胀，迫使负有道德使命感的社会成员做出纠偏的努力，以求重获平衡；这种努力又往往过了头，走向另一个极端……人类文明就是这样一松一紧，跌跌撞撞地行进着。
近代以来的文化激进派把文艺复兴大简化为世俗人道主义与教会禁欲主义的斗争，完全不符合事实。文艺复兴时期的“人道主义”其实就是“人文主义”，即对希腊罗马人文学科和知识的尊崇，当时绝大多数的人们绝没有把它和基督教对立起来——也没有理由要对立，因为基督教从使徒保罗起就是希腊化了的，阿奎那干脆被尊为基督教的亚里士多德。
也没有什么整体齐一的文艺复兴，北欧文艺复兴和意大利文艺复兴差别巨大。北欧文艺复兴是护教反罗马教廷的，而意大利文艺复兴相反，带有反宗教、世俗化性质，其最大的赞助者反倒是几位教皇，这几位倒正好是禁欲主义的反面。也正是由教皇带了坏头的天主教会的过分世俗化、纵欲和腐败，引起了新教的宗教改革和天主教自身的“反向宗教改革”，在制止纵欲主义的同时，也就连带着把整个文艺复兴终结了。
《圣经》的自然观把自然降低到人之下，成为由人负责管理照看并且由人使用的对象。自然不但不再是神，也没有了灵魂，甚至没有了理性，唯独人类才具有上帝赐予的理性。这就为有机论自然观向机械论自然观的转向打通了进路，才有了牛顿以后那个按照神所设定的数学法则自行运转的一堆物质，这法则是人可凭借理性去发现的——从现象中发现，而不是从概念中推演。上帝好比钟表设计师，自然就是他造的一座机械大钟，人凭理性（逻辑思维）可以发现其中的运动规律，并用数学公式表达出来。
再往前走一步，就是人对自然的控制和改造。如果自然是神，人就只能被自然控制操弄。如果自然是生命有机体，是必定朝它的内在本质生长的，那么，它的本性就是人根本不可能改造的——你不可能把狗尾草改造成玫瑰——顶多只能从旁照料一下而已。照这样，创造崭新事物的化学等等就无从产生。
现在很流行的绿色环保运动意图纠正人类对自然过度的控制和改造，但和一切思想理论一样，总会有人走极端，非要把原本正确的主张推到荒谬的反面去，把绿色环保变成复古倒退，否定科技否定现代文明，合理变成了荒谬。
按照《圣经》的自然观把理性归还给上帝和人之后，以鄙视经验现象的唯理主义方法研究、探索自然也就失去了根基。上帝按照他的大善创造万物，使之无比的丰富繁茂，《圣经》一而再、再而三地说，“神看着是好的”，“神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于是“现象”界也有了它的尊严，它的丰富、杂多、变化都是好的，不是无价值的、欺人的表象。从观察现象出发，又用现象来检验的经验主义方法也就有了它崇高的地位，结合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两大哲学流派伟大成就的近代理性经验主义科学方法才得以克服希腊人的局限性，取得巨大的成功。
3.鄙视动手操作
希腊人的第三个大毛病，是鄙视体力劳动和手工操作，因为那都是奴隶们干的活。“自由人的技艺”（Liberal Arts 即“人文教育”、“人文学科”）则一定不是物质性的、实用的生产和经济活动，只能是“无用的”（无实用性的）、抽象的、精神性的学术和政治活动。这种态度当然不是全然负面的，没有这种“为学术而学术”、“为艺术而艺术”的价值观，一切有高度和深度的高雅学术和艺术都无从产生；只不过，任何好事都有其局限和代价，换个角度看，好事就成了坏事。
中国古代的知识人——“士”也难免有希腊人同样的毛病，但程度上却轻得多，尤其“士”与“农”之间并没有一条鸿沟隔开，“耕读传家”一直是纯正儒家的美德。我猜想这应该和中国从来没有过西方那种奴隶制有很大关系（本文对此无暇讨论）。我们知道，伟大的阿基米德也确曾动手做过不少实验，还发明了不少实用器械，但那多半是为了战争这个高贵的自由人的事业，而且他一直遮遮掩掩，不希望别人知道他干了这些奴隶们才做的事。
基督教的伦理观完全相反，不但赞美劳动人民和地位卑微的底层人民，而且往往走向另一个极端，反智、反精英、仇富、民粹。动手做实验，这种体力活、手工活，又脏又累的活，希腊人当然是不屑一顾的，作为科学方法重要部分的实验方法，也就只能由基督徒——开普勒、伽利略、牛顿……来开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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