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香港《亚洲周刊》揭内幕，指叶公超在双橡园官邸宴客时，经常于席间模仿蒋介石宁波口音讲话的神情以娱嘉宾。（合成照片／维基百科）

1958年8月，大陆开始炮击金门。8月20日，美国国务卿杜勒斯由主管亚东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劳勃生陪同，第二次访问台北，商讨中美两国共同应付之策。中美举行了三天会谈，最后发表了联合公报。时任驻美大使的叶公超专程返国，参加了会谈和联合公报的撰拟。那天，在士林总统官邸商谈，最初在楼下客厅，参与人士除了蒋总统伉俪、叶大使外，还有陈诚副总统、张群秘书长以及外交部长黄少谷，时任外交部情报司司长沉剑虹担任传译。

稍后，双方改在二楼蒋总统的书房内继续商谈。美方仍是杜勒斯和劳勃生两人，中方则仅是蒋总统、夫人宋美龄和叶公超三人，由叶大使担任传译。陈副总统、张群秘书长、黄部长及沈司长则都在楼下待命。中美联合公报的初稿逐页传下来，让大家过目，公报的最后一段十分重要：「中华民国政府认为，恢复大陆人民之自由乃其神圣使命，并相信此一使命之基础，建立在中国人民之人心，而达成此一使命之主要途径，为实行孙中山先生之三民主义，而非凭借武力。」

黄少谷他们觉得「而非凭借武力」六个字有欠妥适，就递条子给叶大使，请其注意酌改。结果双方签字时，这个被黄少谷部长等认为不妥的关键性字句「而非凭借武力」仍原封不动，一字未改。第二天各报议论纷纭，大家以为政府武力光复大陆的决心已经改变了。蒋总统看了中文公报，见措辞与原意有出入，立即找张群秘书长质询，张秘书长便要叶公超亲自向蒋总统解释。叶大使匆匆地赶到蒋总统的办公室，他是如何解释此事而说服蒋总统的，我不得而知。但据当时在外面接待室等候的沉剑虹司长在《传记文学》中的回忆文章中透露：「叶公超在里面谈得很久，出来时面色凝重，可能是因为公报中措辞发生歧见，这是蒋公日后对叶公超信心动摇的前奏。」

「缺席」解决「外蒙入联」

有人说，叶公超被罢黜一事与外蒙古进入联合国有关。当时，蒋总统与沈昌焕部长都主张动用否决权，阻挠外蒙入联，以防止美国制造「两个中国」的计谋。美国方面，则为了对付苏联，意欲协助茅利塔尼亚等七个非洲国家进入联合国，以壮大亲美集团的声势，当然不能让中华民国因否决「外蒙入联」而连带阻挠非洲七国入会。苏联则是「借刀杀人」，利用美国来向台北政府施压，要我国放弃使用否决权。这种美、苏较劲的情势，当时称之谓「整批交易」或「包裹交易」(Package Deal)，就是当时苏联技巧地把外蒙和非洲七国绑在一起申请加入联合国，希望外蒙被夹带进去的计谋。

叶公超就在这种国内外复杂的国际斗争环境中，折冲于各方之间。可能是他在转达美方立场和表达自己观点的电报里，措词太过率直或语气火爆，冒犯了元首的尊严。依据赵世洵在《传记文学》中转引叶氏自己的话道：「蒋先生是反对外蒙入会的，我是主张外蒙入会；蒋先生表示要向今后历史负责，责备我同鲁斯克一个鼻孔出气，问我『是做美国的大使还是做中华民国的大使？』。」可见蒋、叶之间已埋下不睦的因素。虽然最后蒋总统还是密令常任代表蒋廷黻，以「缺席」方式来解决「外蒙入联」这一公案，但蒋、叶之间的磨擦，应是叶公超日后被谪的基本原因之一。

有人甚至怀疑叶公超被免职是由于沉昌焕的「进谗」，是沉昌焕打了「小报告」，这其实是不了解蒋总统和沈昌焕之为人而作的臆测。王绍堉（前财政部次长）曾在《传记文学》上撰文道：「作者（王自称）与沈先生相识逾五十年……从无一人提到沉先生是『内藏奸诈，有害人之心』的人，更非『巧言令色，鲜矣仁』之辈」等语。我和沈昌焕先生也结识了五十多年，除了长官、僚属关系外，同时另有一种「亦师亦友」的特殊友谊关系，达到「彼此相知甚深」的程度。沉昌焕纵使听到叶公超对元首有所不敬或批评之词，导致不快甚至气愤，也绝不会在背后向蒋总统「奏」叶公超「一本」的。因此，我认为王绍堉的说法和论点是正确的。我也可以断定，处世光明正大、有原则、为人本分、绝顶聪明的沉昌焕，绝不会在总统面前「进谗」，从而自贬身分，自甘降格为「小人」，来让世人和同仁鄙视的。不过，叶公超自己也向人透露过，确实也怀疑有人进谗，但进谗的人并非沉昌焕而另有其人。事实上，从下面的一则报导看来，应当可以澄清事实的真相了。

当年外蒙入联，背后是苏联力助。（维基百科）

《亚洲周刊》揭内幕

香港《亚洲周刊》二十三卷(2009)二期，刊载了一篇由王丰撰写的报导，题为「叶公超被蒋介石罢黜内幕」。在台湾大溪档案中，有一份解密的蒋介石极机密档案，揭示了叶公超悄然去职的部分内幕。

当年，台北驻美文化参事曹文彦曾有一份密报给蒋介石，指责叶公超在美的各种「反动言行」，内容包括：叶氏曾示意当时在美撰写回忆录的陈立夫，把蒋介石青年时代在上海经商炒股票失败等丑闻列入其回忆录；在双橡园官邸宴客时，经常于席间模仿蒋公宁波口音讲话的神情以娱嘉宾；用英文以大不敬字句如“nobody”、“dog”等辱骂元首；叶氏每日上班时间仅四小时，并经常约经济参事王蓬等在双橡园官邸「豪赌」等事件。这篇报导还声称，「这份密报是曹文彦和驻美公使朱抚松两人在芝加哥密商后，躲藏于波士顿一家旅馆中完成写作的」。

叶公超在外交部长任内时，在会晤赵世洵时确曾发过牢骚，表示当局不信任他，说道：「派朱某到外交部，骨子里是陈辞修（陈诚）来监视我。」嗣后，叶公超出使美国，朱某亦如影随形，随来华府当公使，前后似乎不无蛛丝马迹可循，渗杂了「宫廷暗斗」的复杂与微妙因素。

《亚洲周刊》的报导认为，蒋介石总统应该早在「外蒙入联案」发生前便看过曹文彦的密报，为了顾全大局，或为了避免在查证密报真相结果出炉前打草惊蛇，蒋总统一直隐忍未发，直到外蒙入联案大抵尘埃落定后，才命令陈诚副总统以两通急电突召叶公超返台述职，并以「留在总统身边以备顾问」为理由，不让他返任。不久之后，叶公超被改聘为行政院政务委员，从此遭到长期监视，并被禁止出境长达十六年。叶公超从此淡出仕途，寄情于书画，过着「怒而写竹，喜而绘兰，闲而狩猎，感而赋诗」的生活。由此观之，曹文彦的密报才是叶公超去职的主因，「外蒙入联案」不过是一条导火线跟冠冕堂皇的借口。

1961年10月，叶公超突然奉调返国述职，再未返回任所。他被免去了驻美大使职务，改任行政院政务委员。他从此郁郁寡欢，后则疾病缠身，最终在1981年11月20日因心脏病复发，逝世于台北荣民总医院。

文/芮正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