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我的日记5-11-1989记载:「下午去陈越光处与李泽厚、金观涛刘青锋夫妇、夏骏、刘东商讨剧本。」这剧本即我前面不断提到的《五四》。我在大陆的最后两篇报告文学之一《世纪末回眸 ——关于一部电视片的流产记录》,就是说它,现贴出相关段落,可以展现八十年代的文化风貌和思潮景观,只是那时我们的「五四观」,从今天看去是不是幼稚了一点,比如「教育救国论」?中共从八九危机存活下来,它们已经把集权的所有选项都使唤上了,假如我们还在「文化、教育救国」的层次上,就成了巨婴,是不是?】
历史图片:1919年5月4日数千大学生在北京(当时的北平)高举国旗游行,反对政府在战后巴黎和会协约上签字。 图片来源:维基百科
一、
去年(1988)夏天多雨之际,金观涛把刘东引荐给我们。一日我去《河殇》剧组,见一硕胖的汉子,浑身湿透,满头卷发水淋淋,正大噪门嚷嚷:
“金观涛请我吃饭,也不来接我!”
初次见面,给我的印象,此人颇傲慢。后来知道是《西方的丑学》的作者,我便有些肃然起敬,知道那傲慢也是有本钱的。北京学术圈子里都知道此人不凡,似乎并非他拜大名鼎鼎的李泽厚攻读博士,而是他曾与“黑马”刘晓波有过一场辩论。自然他那副大腹便便的绅士派头本来就有些唬人。
刘东果然饱学。他把中国近代史看成是一个现代化反覆演进和不断受挫的过程,遭受西方挑战的中国文明的嬗变,必然逻辑地从物质、制度和文化三个层面依次递进,最终逼到价值立足点的根本转移上去。
在这样一个理论框架中,不仅洋务运动在物质层面的变革应予充分肯定,戊戍维新和辛亥革命在制度层面变法或革命的失败也不足为怪。五四运动虽然终于抓住了现代化的主题——以科学理性和人文理性结合中国传统,但这犹如“日出”般的新文化运动,恰在“五四”这一天走入迷津……
那天吃烤鸭的时候,这位胖子在大嚼大咽之中便把一部纷繁覆杂、扑朔迷离的百年史捋得头头是道。
那天敲定,由他拿出一份脚本提纲来。他又嚷嚷起来:“我正作博士论文哩,满脑子宋学,整天跟苏东坡对吟诗词,不食人间烟火呀!”
老金哂笑:“今天就请你来人间撮一顿。钻出来,再钻回去嘛。”
二、
从两年前的一个夏夜开始,钱钢鬼使神差地追寻起李鸿章的踪迹来:“我在写《海葬》。我在写100年前的变革。”
他告诉我,有一回他去煤渣胡同寻找当年李鸿章的总理海军事务衙门,杳无踪影,“100年了。什么东西都会面目全非。”
但他却意外地发现了李中堂的故居贤良寺。就在这座古寺的东面,正兴建一座大饭店,那地皮就是当年海军衙门的旧址。“说不清心里是一种什么滋味,我们仰望著海军衙门——一百年后的「王府饭店」,只见这座即将竣工的摩天大楼,在探照灯的照射下,通体闪著银光,巍然耸入夜空。桔黄色的巨大起重机上,写著三个大大的日文字:熊谷组。”
1988年。不吉祥的龙年。中国人浮躁、嚎叫和惴惴不安的一年。大伙儿都在骂物价、骂官倒、骂腐败。上校钱钢却把目光投向整整100年前——
“1888年。中国第一盏电灯在紫禁城里被点亮了。1888年。光绪皇帝即将「大婚」,「亲政」。1888年。康有为呈「上清帝第一书」,未达光绪。1888年。颐和园正加紧施工。1888年。北洋海军正式成军——距离它的悲剧性的大覆灭还有六年;整整100年后,我为它写《海葬》。”
《海葬》可谓《河殇》的姐妹篇。但更有意义的是,它写的正是刘东所说那个物质层面变革的悲剧,而这种悲剧100年后恰在中国重演。历史似乎开玩笑式地在作圆圈游戏。
钱钢虽不是刘东那样的哲学家,却很早就悟到了这一点。记得大约三年前,他就告诉我他正沉浸在晚清历史之中。那时我还处在“问题报告文学”的兴奋期,压根儿想象不出这位《唐山大地震》的作者能从故纸堆里掘出什么“宝”来。但我深信他的那种“不赶浪头、坐得住冷板凳”的厉害。
我去邀钱钢一道来写这部片子时,他正在为《海葬》作最后的修订。洋洋十数万言已经写出,他却还被两件或许永远解不开的历史迷团所困惑,白净的脸上满是愁云,劈头问我:
“你相信孙中山曾经冒死去策反李鸿章吗?今天我们想像得出当时李鸿章虽然拒绝了,却鼓动孙中山革命,并愿为他作后盾吗?你相信光绪实际上根本没有给维新党人下「诛荣(禄)废后」的密诏吗?能设想谭酮同居然是编造了一个假上谕去策反袁世凯的吗?多么具有魅力的细节啊。历史永远是不可思议的………”
是的,谭嗣同和孙中山都曾寄希望于权威人物。李鸿章虽戴著「卖国贼」的帽子却不是后人所想像的那样昏聩。袁世凯虽然两度成为中国变革的关键人物,但却永远不会是华盛顿式的「新权威」。他们每个人背后都受到文化指令的支配。这诚如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论∙后记》所说:
“历史的必然总是通过事件和人物的偶然出现的……当满清皇帝的个人权威还是至高无上的时候,倘若光绪是另一个人,戊成变法未尝不可取得某些成果。如果慈禧和袁世凯都短寿早死,辛亥前后的局面恐怕也将很不一样。然而即使那样,在有著数干年封建重压而又幅员广大、人口众多的中国大地上,要迈进工业化社会和实现富强,也仍将百折千回,历尽艰险,决不会那么一帆风顺,笔直平坦。”
钱钢三年引而不发,突然向世人托出一个100年前的噩梦,不是比我们笔下的现实改革更意味深长吗?
三、
龙年之尾,气温骤寒,世态躁动,人皆不得安宁。我也因《河殇》之争,被各种采访、座谈、讲课、笔会弄得心力交瘁,家中已「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于是躲进刘东的寓所去写剧本。
刘东也是借住在东城一所「高研」楼里,门上贴著「概不会客」的字样。我俩避开世嚣,每日弄些笔墨之余,小酌对斟,静静地漫说百年兴亡。
胖子把他那庞大的身躯硬塞在一张快要散架的转椅里,隔著书桌上几乎要摞到天花板的那些厚砖似的国学典籍,对著我喷云吐雾。有时王焱(我们邀他写剧本压轴的一集)也来,我们就去胡同口的小店涮羊肉,灌了一肚子羶味酒气,越发要侃,每每到凌晨才散,第二天头昏脑胀,终于摆弄不出几个字来。
于是胖子就会叹息“这年头作学问真难”。说起目下文人的潦倒,刘东总会提到他楼下的一位名教授,竟然是大翻译家杨宪益,那老者寂寞时常把他叫去喝几盅,酒一下肚,便作“今昔对比”,说他年轻时在大学教书,一月拿500光洋,必定每礼拜下馆子,教授们轮流作东,哪像今天这般寒碜?眼下的社会是决不肯再拿钱白养活读书人了。也难怪如今的学者再难做出胡适、陈寅恪那样的大学问。这是刘东常常感叹的。
我们闲谈中国的现代化,总感到它的命乖运蹇,或许同中国人总是太性急有关。胡适当年说过,七年之病当求三年之艾。中国得的是慢性病,治这病的医生也不能太性急。知识分子要沉得住气,使不得虎医狼药,得耐心地给这个社会开一剂除病根的缓药。这缓药便是树人之道。蔡元培办北京大学,其志向与功德之伟大,就在于要教出一个崭新的文明来。谁能不是教育家的精神之子?
“有一回我去北大演讲,就这详说过:我虽不是北大出身,却很为北大自豪。从陈独秀到毛泽东,哪个同北大没有关系?应当说,没有北大就没有共产党!”刘东说得激动起来,把那张转椅压得吱吱响。
但“五四”以降,这副缓药便无人问津了,于是那病根过了70年也终于没能除掉,说不定还更沉重一些,这方面的话题,那些日子谈了许多,别的都记不清了,唯有刘东讲的一件小事,关于“五四”的史书中很少提及的,却再也忘不掉了。
“当年蔡先生就住在离这儿不远的遂安伯胡同。本来,5月2日是他最先召集北大学生班长和代表,把巴黎和会的噩耗告诉大家,号召学生奋起救国的。但在五四那天早上,他却匆匆赶到马神庙北大一院。他去干什么呢?如今谁也忌讳说这一层。原来他是去劝阻学生上街游行的!他说示威游行并不能扭转时局,北大因提倡学术自由,已被视为异端,若再闹出事来,恐怕首先遭难。当然学生是不会听他劝阻的。
“这个细节太耐人寻味了。跟满清斗过的蔡元培还会怕北洋军阀吗?他是太爱他的北大了。他太知道「救国之道,非止一端,根本要图,还在学术」。他甚至认为学生因救国而牺牲学业,其损失几乎与丧失国土相等!然而,即使像蔡元培这样的大智大勇者,在那时也难挽狂澜于既倒。启蒙与救亡的两难,真是中国之大惑。70年后回头想想,当初学生们要能在蔡先生门下多读点书,该有多好啊……….”
「五四」公案,海内外众说纷纭。有奉若开天辟地之壮举者,有抑启蒙而扬救亡者,有视之为「斩断中国传统」之大祸者,有上比拳乱下附红卫兵造反一锅熬者,差异之大,悬若霄壤;隔膜之深,宛如大洋。海外有雾里看花之朦胧,海内则有犹抱琵琶半遮面之暖昧。这个真正属于中国知识分子独立掀起的一场运动,由于初始的两难,也由于日后的迷失,更由于史学的硬拧,早已面目全非,离真实相去甚远矣。 中国知识分子之可怜,不仅在于她的灵魂倍受扭曲,连她的「身世」也被篡改了。
我多么想去拜谒那些「五四」的英灵呵。年底,导演夏骏组成摄制组,我们一行六人,离京南下,去寻觅那早被遗忘的巨人们的踪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