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刚上大学时，现当代文学的老师特别推崇杨绛所著的长篇小说《洗澡》，在课堂上整整讲了四、五节课。遵从师命我从图书馆借来这本小说一读，没什么阅读快感，印象不深。

多年后我再读《洗澡》，明白当初这本小说吸引不了自己的原因。一个刚十八九岁的乡下少年，懂不得人性的幽暗与复杂，难以理解知识阶层男女那种情感表达的委婉曲折，对《洗澡》的时代背景更是陌生，故而对这本书读来有隔膜感。

《洗澡》这部小说可以当作史料来看待。该书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知识分子第一次思想改造运动为背景，讲述了在建国之初至“三反”运动之间的跨度内众多知识分子的个人境遇与思想变化。作者通过政治运动的描写，呈现出知识分子在外力强大干预下精神层面的反省与思想的自我改造。所谓“洗澡”，是一种雅称，蕴含“洗心革面”的意思，在当时称作“脱裤子、割尾巴”。意即清高的知识分子不要羞羞答答把自己隐藏起来，就得面对公众脱掉裤子，接受审查，割掉旧时代时不时就翘起来的尾巴。这类用于触及灵魂、改造思想的比拟用法至今亦不陌生，如“红红脸，出出汗，洗洗澡 ，治治病”。

今天许多人以为旧时代过来的知识分子运交华盖是从1957年开始，到1966年则是糟糕到极点了。其实从新政建立伊始，改造旧知识分子就作为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来实施，只是鼎革未久，思想上的改造不可能一下子就暴风骤雨，相比较1957年和1966年显得温和，但力度亦不小。这场思想改造还有一个背景，就是当时处在抗美援朝时期，中国外交向苏联一面倒，而必须破除旧时代过来的知识分子对美国的崇拜，那些留美归来的高级知识分子——特别是人文社科领域的，自然首当其冲。

前不久我看到了《人民日报》1951年12月5日二版的一篇文章，可看作当时给高级知识分子“洗澡”或曰“割尾巴”的经典文本。这是一封读者来信，编辑给起了个标题《北京师范大学邱椿教授应纠正学习态度》，兹抄录如下：

我们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二年级的同学，为了在教师思想改造的学习中，积极地提供意见，帮助教师们学习，做他们学习中的有力助手，曾以小组为单位展开了漫谈。在谈到邱椿教授时，同学们认为邱椿教授在思想上和教学上都存在着相当严重的问题。邱椿教授受欧美资产阶级教育思想的影响很深。他曾自称是小胡同中的杂货摊，要什么有什么。他歌颂所谓“学术自由”，但并未认识到它的虚伪性和危害性。他把学术研究分为三派：即蚂蚁派——客观主义者、蜘蛛派——主观主义者和蜜蜂派——综合派。他错误地把伟大的马克思、列宁都归属于最后一派。这一点就可说明了他的思想的混乱。他还说：“要作蜜蜂派，非要有很高的天才不可；我只想在蚂蚁派中得一点小小的地位，你们要作蚂蚁派，就来找我。”他又说：“观点容易，材料难找，两年来，你们的观点也差不多了。”因此，他在布置作业时，就叫同学抄袭，抄得越多越好。

邱椿教授在思想上是抗拒进步的。谈起苏联的先进教学法“课堂讨论”时，他说：“这种方法，资本主义国家很早就有了。”这样就影响了同学对苏联先进经验的看法。他对学习是不认真的，他说：“新的书籍（指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书籍），你们看了告诉我。”当同学们问起他对这次教师学习运动的看法时，他说：“你们叫我听报告，就听；看文件，就看。”邱椿教授对这次学习是不虚心的，同时对学习运动的意义和目的还没有明确的认识。

邱椿教授还存在着严重的民族自卑感和崇拜欧美的思想，在讲到古代雅典文化时，他说：“雅典文化要比中国古老得多，无论如何中国只能排在第二或第三。我在国外跑的博物馆越多，对中国文化的估计也就越清楚。要我讲爱国主义教育实在讲不来，在这方面我是有自卑感的。”

邱椿教授的教学思想、观点、立场都是与今天新民主主义的教育方针相违背的，他已在我们班里的同学中产生了很坏影响，有些同学被他的说法弄糊涂了，以为自己没有天才，还是做个“小蚂蚁”吧！于是他们整天钻在图书馆里，一切活动都懒得参加，造成了不问政治，单纯注意业务的偏向。我们提出这些意见，希望邱椿教授在这次学习中积极改造自己，以担负起培养祖国青年一代的重大任务。

北京师范大学通讯组

邱椿教授何许人也？他是五十年代中国教育学界的大牛，北师大的二级教授。北师大当时的一级教授6人，他们是：陈垣、黎锦熙、傅种孙、钟敬文、黄药眠、武兆发。二级教授16人，名单为：汪堃仁、周廷儒、郭一岑、邱椿、谭丕模、穆木天、刘盼遂、胡明、白寿彝、张禾瑞、蒋硕民、祁开智、郑华炽、张宗燧、鲁宝重、陈光旭。

邱椿，号大年，江西省宁都县人，他也是宁都县历史上第一个博士。1920年７月毕业于清华学堂，在北京他参加了“五四”运动。毕业后赴美，先后在美国华盛顿州立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学习，获得教育学学士、文学硕士和哲学博士学位。1925年１月留学德国慕尼黑大学，研究教育学。1925年10月，邱椿归国后，先后任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清华大学、厦门大学、北京大学、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等校教育系教授。期间，于1927年前后与姜琦等发起成立了“中国教育学会”。1933年10月，由中华文化教育基金会资助，以教授名义出国，赴欧美、苏联考察。1934年秋至1935年秋，以教授名义留学德国柏林大学，专心研究教育哲学。1944年11月，邱椿赴美国讲学，任匹兹堡大学教授，主讲中国古代教育思想。

1946年春邱椿归国后，曾经由青年党推荐担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坚辞未就。同年夏，国民党政府任命邱椿为江西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厅长，亦坚辞不就。后赴北平，任北京大学教育系教授，北京大学教育系并入北京师范大学，邱椿也随之调到北师大。

这样一位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德国慕尼黑大学和柏林大学学习多年并拿到博士学位且担任过美国高校教授的学术权威，骨子里佩服美国和欧洲的学术和教育水平，而不免轻视苏联，当然是批判与改造的重点对象。这应该是北京师范大学一封二年级学生的来信能够在《人民日报》刊登的重要原因。

1952年，邱椿得了一场大病，不知是否和1951年年底在《人民日报》上“示众”受到的打击有关，据北师大教育学院丛立新教授撰文介绍，“1952年后，由于身体及其他原因，（邱椿）没有再登上讲台。但仍然经常到校指导研究生和青年教师，同时，还潜心于中国古代教育思想的研究。”

丛立新在这篇文章中讲述了1966年北京师大教育系多位教职员工非正常死亡，他们是：辅导员蔡钦山、女教师王文宁、邵鹤亭教授及其夫人，还有邱椿教授。丛教授文中说：

1966年9月，邱椿头戴高帽，先在校园内游斗，随后被押到北师大学生宿舍西西楼前，在全校规模的大会上接受批判。其间，被喝令站到叠放在讲台桌上的凳子上。年近七旬、患有心脏病的邱椿在红W兵拉扯下，颤悠悠登上”审判台”，批斗会尚未结束，便从凳子上一头栽下。邱先生摔下来后，曾经向造反派要求服药，遭到斥责：“不要装死！”参加批斗的学生亦大声呼喊：“快站起来，不要装死！”会后，躺在地上的邱先生长时间无人过问。最后，拉到校医院，也没有人敢救，终于不治身亡，那一年，他69岁。

此刻，当初给《人民日报》写信割邱椿教授“尾巴”的学生早就毕业工作多年了，批斗邱先生的是他们的晚辈，其手段可比学长写信批判激烈得多。不知道这两拨学生，后来的人生道路是否顺遂？他们中间应该还有人在世吧。

文/十年砍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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