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玲回忆录 DR 网络照片
【按：柴玲的回忆录，先出的英文版，中文版一出来她就快递给我求书评，我写了这篇，原标题《穿海魂衫的女孩》，她读后很失望：「怎麽会这样？」可能她没懂我写的「性别话语」那一套，假如她并未明瞭，一场革命偶然地将她这个领袖置于「屠杀与堕胎」的隐喻之下，那就可惜了，因为换一个人，意义就不同了。在此声明一点，这篇书评，写于「柴玲指责远志明」之前，如果这件事情发生在前，我或许不会写它。】
天安门广场的绝食总指挥，最初是去拽她丈夫回家的；一个自称认识邓家的人，私下找柴玲先是婉劝“给老人一点时间”、后又唆使她“干脆彻底一点”；赵紫阳丝毫未察觉他的对话、疏导方针对静坐学生是无效的，且懵懂于他们以运作绝食来回应他；“让广场血流成河才能唤起民众”这句话，不过是柴玲转述的李录语录；她在美国求得的第一份职业，竟要改名“伊丽莎白•李”；“尖子班”公司的女创始人生养了三个女儿，她非常痛苦她本该是七个孩子的母亲……。
这些隐秘，与其说为八九天安门运动增添了关键性史料，倒不如说展示了一个罕见的文本：一个女性在一场革命中的苦难。这个来自黄海之滨的“尖子”女生，担任举世震惊的“反专制”学生运动的头号领袖，慢说是一场误会，至少是一个偶然，她则必须承担随之而来的一切后果，包括恐惧、逃亡、遗弃、辱骂、审判、千夫所指……直至她找到了“一个更高的力量”。柴玲的回忆录写了快二十年才付印，就是因为她在没有彻底“重读”自己之前，是找不到结尾的。一场“革命”后的性别意识觉醒，一种颇为时髦但也老生常谈的“女性主义”书写，因为铺垫在波澜壮阔却结局悲凉的“八九天安门”背景下，竟获得了某种来自东方的新鲜感，和嵌入集权社会的立体感。
原始恐惧
柴玲的成长背景很特别，不是大城市但也不是穷乡僻壤，不是标准的干部或知识分子家庭但也不是工人农民。她生于一个小渔村旁边的军事基地，由奶奶抚养大，父母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军医。这种既在边缘、又受文化交叉辐射的特定环境，赋予她善良、敏感、倔强、覆杂也多愁善感的性格，但基本上，她是一个好胜争强的女孩。更重要的是，这种出身不仅使她领悟从社会下层到上层的通道（“尖子”），一旦接近上层就能敏感到这个体制的粗暴。
柴玲在回忆中很清晰地表达出“八九一代”的造反初衷，绝非盲目浪漫，他们是中共历史上开始具有“个人对抗体制”意识的第一代人。她浓墨书写的“北大小卖部事件”是生动的一例。那个售货员和北大公安局警员，即这个体制的最一低级代表（或零件），举手投足之间就可以伤害、侮辱、整肃他人，其手段则是“档案”，连毛泽东都有一个小档案柜，藏著诸如刘少奇、周恩来、林彪、彭德怀的黑材料。
『当谣言继续四起的时候，我感到被指责的迷雾包围，没有办法证明自己的无辜』——柴玲直到二十年后还没法证明她的“无辜”，她“人生的雨季”其实一直就是这两个字——所以，她第一次在纪念碑下听演讲提到“为什么党有我们的个人档案”，有茅塞顿开之感，“革命禁忌”一瞬间就被打开了，无论她是不是“职业革命家封从德”的妻子，她都会“参加革命”的。五月十四日所谓“十二学者上广场”那次，在沸汤的夜色里，我们一行人被两排学生手拉手地护送到纪念碑下，我身旁有个女学生，戴顶网球帽，身材娇小，有点特别，我就记住了她，逃出中国后才从“八九六四”的影像资料中再次辨认出来，她就是那个倔强的总指挥。
其实原始恐惧一直陪伴著柴玲，比如私下接触的那两个“举止麻利、穿黑西服”的男子开车送她回北大，她疑心自己会“人间蒸发”；饿昏了被送进医院，她也很警惕被注射别的药物（毕竟是医生的女儿）；很吊诡的是，她却一点都没有共产党逼急了会动兵的概念（也许就因为是军人子女）。所以，广场上的学生们，对地安门邓府里“垂帘听政”废黜一个总书记的“高级政治”，毋宁是麻木冷漠的（这正是“原始恐惧”的变相）。
她的“革命家”机智，也更像一个女孩的聪慧、灵秀，如最初情切切寻找封从德到２８号楼秘密会议中，以“温柔的女性声音”摆平一群臭小子；静坐低潮之际感性演讲鼓动绝食，并草拟极具感染力的《绝食书》；戒严令一下马上运作结束绝食（却令“革命丈夫”封从德咆哮失态）。但她政治上的幼稚，跟“绝食总指挥”角色很不相称，如视共产党为铁板一块，也看不出赵紫阳与李鹏的区别；她很智慧地提出“对话和平反动乱”两个诉求，却丝毫不觉得赵紫阳殚思竭虑上奏邓小平收回《四二六社论》的努力，跟学生有何相干；也不懂阎明覆为什么无权给学潮“定性”；甚至大军围困之下，她竟然还对侯德键说「赵紫阳的军队会站在我们这边」……。这些，又在后来全都成为她委屈的源头。
幸存者“十字架”
『柴玲是她自己坐船来的，』司徒华回忆说；“黄雀行动”始终没有找到这对“革命伴侣”。我自己逃亡了一百天，对柴玲的逃亡叙述，自然感同身受，非常具体而微地懂得她十个月里的每一种焦虑、望眼欲穿和绝望，要是轮到我去捱他们那份罪，可能就疯掉了。
柴玲逃出来以后，一直为“不撤退”死硬辩护，又叫我失望。但是，六四屠杀的后果很冷酷：“屠城派”在高压维稳之下实现“经济起飞”，导致公共舆论「柿子拣软的捏」，中文语境里一派声讨学生“不撤退”，追究责任，偏又相逢网络兴起，于是“语言暴力”泛滥成灾。更不幸的是，五月底柴玲曾让一个叫金培力的美国学生，录下自己的一段遗言，语无伦次地讲了一通什么「血流成河」的话，后来不仅使中共如获至宝，也成为批评声讨者最王牌的“证据”。她已经到了「跳进黄河也洗不清」的地步。
这种讨伐，颇让我想起意大利电影《天堂影院》导演朱塞佩•多纳托雷的另一部 Ｍａｌｅｎａ（中国译作《西西里的美丽传说》），马丽娜是一个失踪军官的遗孀，小镇丽人，当战争压抑了所有人的欲念，她的美貌却成了镇上唯一可以任人猎取的尤物，男人垂涎她、女人嫉妒她，她越是洁身自好则越是刺激众人的兽性，一次轰炸夺走她父亲，她只有去当妓女接待德国兵为生，战败之后全镇人拿她出气、当众羞辱，等于全镇人都强奸了她一次而获得满足。这部电影解剖西西里人“劣根性”之犀利、深刻，几乎可以媲美鲁迅。
柴玲则被逼出了自责：『为什么我没有预见到大屠杀？为什么我还活著？』在九十年代普林斯顿时期，她有一次打电话给我，说波士顿那边有一群人把吾尔开希叫去“清算广场激进主义”，开希要她也过去“揭发李录”。
『他说我要不去，他们就把我撂出来，你说我怎么办？』
『揭发人的事，得你自己决定，别人没法替你拿主意。』
我有点避嫌，丝毫不敢鼓励她这样或那样，只任她独自去面对。即使到了这一步，柴玲还一直守著一个秘密：「血流成河」这句话，其实是她从李录那里鹦鹉学舌来的。
打碎“性别偶像”
到此便引出一个问题来：柴玲的“革命经历”中，一直有两个男性主宰著她，封从德和李录，虽然他俩都是她的副指挥，但她崇拜他们，对他们言听计从，甘愿被他们控制。比如，封既是她仰慕的偶像、革命家，也是“咧嘴一笑”的男孩子，她在“北高联”筹委会“做秘书、跑后勤”，自己承认『我做的这一切都是出于一个忠实的妻子对她的丈夫的奉献』，尽管封认为她只有“小女人的观点”，而且一选上“北高联”常委，马上就把“自己老婆”开除掉。直到那一刻，柴玲才声称『一个全新的、独立的女子也诞生了』——这是一连串多么活灵活现的“性别语言”，但是柴玲告诉我，她甚至在书写时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然而，后来李录一出现，柴玲又成为一个附庸。她很多次写到李录『清晰的头脑、镇静、有决断力』，但是读者从她的笔下看到的李录，正是反对撤退最坚决的人；她写到军队被北京百万市民堵在四郊时，5月27日李录说：『我们实际上是在等待一场镇压，只有到广场上血流成河的时候，百姓才会联合起来推翻这个政府』 ——后来她在遗言中引述了这句话，生动地显示柴玲缺乏自己的语言来描述“广场处境”，不得不说李录想让她说的话；匪夷所思者，又在6月4日清晨学生撤出广场的途中，李录紧紧拽著柴玲：『太糟糕了！咱们回广场去吧，学生领袖一个都没死。』柴玲这本书写了很久，写到最后她终于不再“掩护”李录。
我至今不懂，为什么别的学生领袖并无自责——封从德有没有难说，李录则没有，他早就预见到大屠杀，他成熟得跟我们这一代人没区别——而只有柴玲痛苦不堪？只因为她是一个女性？她更善良？但有一点是明确的，柴玲最终释放痛苦，跟她打碎了那两具“性别偶像”，必定相关。
虽然平实地说，任何一个学生领袖，无论理性的还是激进的，对死难者都没有责任，但是外界的声讨，终于逼得他们必须清清楚楚地分担起属于自己的那一份，实在是一个中国式的悲剧。
「吴建堕胎案」的隐喻
柴玲这本回忆录，充满了“性别话语”，几乎是一个女孩在性别歧视严重的中国环境里的成长史，其中也包括了她对父亲权威及其歧视女儿（不是儿子）的反抗。在她笔下只有两个人不令她畏惧，并爱入骨髓：奶奶和妈妈，都是女性。
然而，柴玲的挣扎路径，却显示了政治话语（（“广场责任”）彻底压到性别话语的暧昧；而她的救赎，又经由了寻找耶稣的奇遇，所以回忆录最终结束于近乎是福音话语。这当中有一个细节，特别具有象征意味，值得一书。
九十年代末柴玲从中国人视野里彻底消失，她默默修完哈佛ＮＢＡ学位、协助父亲妹妹弟弟移民落脚、创办“尖子班”公司、特别是遇到了鲍勃而结婚成家，然后在六四屠杀二十周年之际，她自觉找回了自己，借方政来美国的机缘，重出江湖，但很快又在那个“血流成河”的非议中，精神濒临崩溃。
这时，她偶然踏进一个反对强迫堕胎的女权领域，在国会听证会上听到吴健的故事，一个未获准生证的中国孕妇，被拉到医院，先用注射未弄死胎儿，接下来干脆将其剪成碎块。柴玲听后几乎被轰毁，『她的描述将我带回了六四晚上的无助和痛苦……我知道它触动了我内心最深的地方』，她想起坦克开过来时的感觉；想起自己十八岁时在家乡一个诊所里的第一次堕胎；也想起在巴黎做掉了她跟封从德的那个孩子，因为他们已经形同陌路，她甚至还挨了封一巴掌，这个孩子活著的话，该二十岁了……。
吴建故事提供了一个契机，使得柴玲进入到自己『内心痛苦、悲伤、无助的隐藏地』，只有在那里，她得以隔开距离、在更深度的含义下，重读“屠杀”——那剪碎的婴儿，正是天安门广场上学子们被坦克碾碎的拳拳报国之心；同样的，她也得以重读自己堕胎的全部含义——女性在中国无论是被“一胎化”强制堕胎，还是制度性因素令青少年性知识阙如，一次堕胎就是毁灭女性的一部分生命。堕胎是屠杀的另一种形式。
恰好给柴玲遇到的这个机缘，具有基督教背景，她自然视为上帝的恩典。不仅中共拒绝她，中国人也对她关上大门，所以当耶稣向她开门（也包括鲍勃出现）时，她就进去了。在基督信仰里，她找到了往昔所无的忏悔仪式，使得她可以借由忏悔堕胎，而将她对天安门死难者的负疚一道在上帝面前卸下。她终于走出『看不见的精神监狱』。
假如把话题引往更深处：屠杀与堕胎这两件不相干的事情，为什么到基督面前，会产生相关的含义？我想这涉及到终极意义。屠杀自不待言，属于灭绝人性，只能在终极层面讨论它；堕胎的含义，因为涉及生命的界定，虽然更覆杂，但在母亲一端，『从身上掉下来的骨肉』，已经跟母体的生命、意识、精神相连，再也不可能切断了，只不过人们不在潜意识里便无感觉。
对此，我妻子傅莉也有她自己的经历。九三年我全家遭遇车祸，她头部受重创，一度失去记忆，在无时空的恍惚中，她告诉我，她难产时死去的一个儿子，还有她仅有的一次堕胎的那个孩子，竟然都来找她了。柴玲读到我们这个故事，非常震动，极度痛彻于自己竟失去了四个生命。然而，这种境地并非人们可以随便踏入，常常要靠超越性的力量来提举，基督信仰便提供了这样的平台。很可惜我并未得著信仰，也许对柴玲的这种解读是言不及义的，但有一点是肯定的：若非她是一个女性，她便不可能找到这条路径。
或许过去的柴玲只有一点善良，否则她不会那么痛苦。但是当她自己获得了救赎，她马上知道与其自艾自怨，不如为更不幸的人做点什么，这是她找到的“自由”含义。所以她把自己的回忆录题为《一心一意向自由》（Ａ ｈｅａｒｔ ｆｏｒ Ｆｒｅｅｄｏｍ），选作封面的那张照片，是一个眼神里依然满含忧郁，恐惧犹存，但坚毅已然压制不住的柴玲。这个封面令人叫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