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6月4日，在天安门广场附近的尸体。学生们抗议的是腐败、不公和通货膨胀。 ASSOCIATED PRESS
1989年6月8号，邓小平终于露面接见戒严部队并发表了“重要讲话”。令人震惊的是，他居然不知道戒严部队开枪杀了人。据中国红十字会前党委书记透露，不计伤者，那可悲的一夜仅死亡就达750人左右，其中大学生30余人，军人不到20名。请务必注意：死伤都发生在军队从城外往天安门广场推进过程中，而不是在广场，因为我们四人在开始清场的最后一刻，把全部学生和市民劝离了天安门广场。25年过去了，居然现在还有人坚称“天安门大屠杀”，简直难以理解。
邓小平在讲话中解释64为什么会发生时，说那是“大气候”和“小气候”所致，迟早要来，“早来比晚来好”，“趁着我们这些老家伙还在”，等等。中共官方至今也没有解释过“大气候”、“小气候”究竟是什么意思，坊间更是误解重重。下面是我的解释。
一 大气候：中共的民主承诺与实际作为之间的巨大落差
民主和科学（“德先生、赛先生”）成为近代中国社会变革的两大主流，正是得力于中共创始人陈独秀的大力鼓吹。延安“新民主主义”时期的中共，“自由”“民主”、“反对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可以说是“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可查中共当年的党报《新华日报》，或笑蜀编著《历史的先声》）；中共最终能够打败专制独裁的国民党，很大程度上靠的是以自由民主赢得了各界精英的人心。然而，中共政权稳固之后不几年，一个180度大转弯，“一边倒”倒进斯大林的怀抱，实行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超级专制——极权主义，把自由民主彻底踩进泥里。这种政治承诺和实际作为之间的鲜明反差，造成中国先进分子和执政党之间的严重冲突，只要一有适宜温度，自由民主的诉求就会如春苗般破土而出。这种中国社会自身强大的内在张力，就是邓小平所说的64发生的“大气候”，和什么“西方势力亡我之心不死”没多大关系，那时美国和中共还是合力反苏的战略盟友。
现在，中共新领导班子郑重提出24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自由和民主赫然在目，好得很，接下来就看具体怎么做，怎样“渐进、有序、可控”地实现民主。第一步，首先要“反求诸己”，不要再嫁祸于人，继续胡扯什么谁谁亡你之心不死。西方是有这样的人，比如那些头脑简单、傲慢偏执、不负责任的激进民粹民主派，那有什么奇怪？树林子大了，什么鸟都会有。自己要是行得正、立得稳，谁能亡得了你！至于如何“渐进、有序、可控”地实现民主，见后文。
二 小气候
（1）政改vs.反自由化
1986年启动的政治体制改革，和这之前的“反资产阶级自由化”明显是矛盾冲突的，如何处理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委实是个大难题。现在回想起来，我们如果设身处地站在中共改革派的立场上替他们考虑，实际上中共改革开放的基础一直非常脆弱，全社会、体制内外反对改革开放的势力极其强大，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共改革派步履维艰，每前进一步，都要在极左保守势力和“极右”激进派之间左冲右突，设法保持艰难的平衡。以开汽车作比喻，“政改”好比踩油门，“反自由化”好比踩刹车，想让中国这台装载着上十亿人口的超大型破车既能前进还要不翻车，主政者需要超级高明的驾驶技巧，这几乎超越了任何人的能力水平。而我们知识分子往往书生气十足，只讲“政治正确”、逻辑严谨，不能理解“说法”背后的政治真意，又总是过分急躁，再加上邓小平原本就不善言辞，改革开放又严重缺乏理论支持，很多话碍于保守派的虎视眈眈又不能讲，于是难上加难，不出事才怪。
（2）胡耀邦“被辞职”之后的权力结构
邓小平是中共改革开放无可替代的舵手，胡耀邦是“中共的良心”，赵紫阳是“中共的头脑”，应该说邓、胡、赵“三驾马车”是顺利推进改革的最优安排。很不幸，不知邓小平哪根神经搭错了线，居然先后自断双臂，简直匪夷所思。把胡耀邦搞下台，却把野心勃勃的保守派李鹏推上去，这样一个权力结构怎么能运作？
我们仔细回想64的全过程，不难发现李鹏所起的极其恶劣的作用。赵紫阳去北朝鲜访问是邓小平的意见，李鹏到车站送行，请示对学潮怎么办，赵紫阳的指示非常明确，按政治局既定的对话、劝说等“软”的办法处理。李鹏嘴上答应，一转身，就带上北京市委书记李锡铭到邓小平家里大肆煽动蛊惑，引导邓小平说了一大堆违背事实、非常不理智的话，李鹏立即组织班子把这些话写成《人民日报》4.26社论，把学生和普遍同情学生的社会各界彻底推到了对立面上去，由此惹下大祸。赵紫阳回国后所做的一切努力，就是千方百计从4.26社论对学潮的错误定性转弯子，但是，每当赵紫阳的举措起了一点作用，李鹏立刻设法破坏捣乱，激化事态。现在我们看得很清楚了，李鹏的目标就是两个：第一，把“4.26社论”的定性坐实；第二，取赵而代之。后一个目标是李鹏背后的保守势力处心积虑一直想要实现的大阴谋。赵说，倒赵其实是倒邓，事实就是如此。虽然杀人未必是李鹏的原意，但导致这一后果，李鹏绝对难辞其咎，而李鹏在他的日记中却千方百计把责任全都扣到邓头上。
（3）极左意识形态vs.改革开放
改革开放，就是要实现全方位、多层次的现代化，毫无疑问，其主要参照系，是已经实现了现代化的西方发达国家。开放，向谁开放？当然是向西方开放，戳穿了，就是西化、资本主义化，马列毛极左意识形态与之当然格格不入，邓因此不得不强行压制理论争论，硬说市场经济不是资本主义，这种“掩耳盗铃”策略把中共改革派置于非常尴尬的脆弱地位，至今依然如此。中共从15大开始，就把“法治”写进了宪法和党纲，法治和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精髓”阶级斗争、暴力革命、无产阶级专政是彻底不相容的，而中共至今把马克思主义奉为指导思想，这种现状不改变，类似6·4的大乱几乎不可避免。
（4）决策权vs.执行权
胡、赵名义上是总书记，实际上根本没有决策权，决策权是在邓小平等“八大元老”手里。这种“决策者不负责，执行者不能决策”的权力结构一定会产生许多摩擦与隔阂，变成打乱仗。两派首领邓和陈因为“谈不拢”多年互不来往，赵必须在邓和陈两个婆婆之间费力周旋，而胡、赵和邓之间也沟通不良，赵紫阳经常想见邓小平一面都不可得，真是“怎一个乱字了得”！
(5)邓小平的个性
专制体制是人治，不是法治，其成败与主政者的个人品质关系甚大。“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改革开放前期的成与败，和邓小平的优缺点密切相关。这篇小文不可能对邓作全面的客观评价，我只能说，6·4事件既有其客观原因，如上述，也有邓个人的很多责任。总的来说，当时的中国如果没有邓，情况只会更糟，可能根本不会有改革开放，即便有，成绩也不会好；同时，邓的思想理论水平、领导力、说服力、制度创建能力等等方面都有很多缺欠。与毛相比，邓的常识感、现实感和对大势的把握远胜于晚年的毛，但是，作为一个最高决策层的“班长”，邓比毛差太多了。高层决策的“怎一个乱字了得”，就凸显了邓的不足。
以上几点加总，大概就是致使6·4发生的“小气候”。
三 历史会重演吗？
如果简单、教条地作回答，可以就是一句话：抹杀历史，必定重蹈历史覆辙。但问题并没有这么简单。想一想中共历史上犯过多少令人发指的严重错误，伤害了多么巨量的无辜人民，如果把历史的老账（包括6·4）一股脑翻出来，诚如毛泽东1959年在庐山会议上所说，共产党三个月就会垮台。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就是从“公开性”入手，导致苏共的合法性基础彻底崩溃。我一直讲，从1949年“一边倒”，中国最优选择的机会窗口就关闭了，我们只能是“两害相权取其轻”，要么推动共产党改革，要么让共产党垮台，而垮台一定比改革坏100倍！我们1911年垮台过一次，1949年又垮台了一次，现在民主在哪里？再垮台一次就会有民主，不啻天方夜谭。你喜欢不喜欢共产党，客观事实都是如此。既要汲取历史教训，那就得揭露历史真相，又要保住共产党的执政地位，这又是一个非常难办的两难选择。有人说，犯了这么严重的错误，怎么还能不认错？这又是书生之见。实际上，越是错误严重，越难承认错误。这就是日本人至今不肯对侵略战争认错的原因之一。共产党也是一样。
办法看来只能是：第一渐进有序，第二内外有别、上下有别——先从共产党体制内的高层，从精英小众、不公开的范围内清理历史旧账、改造极左的旧意识形态，重建合法性基础。对毛泽东，可以把他当做“祖宗牌位”高高供起（毛当年就是这样骂刘、邓把他边缘化的），让他有虚名、无实效，同时，把延安“新民主主义”时期的毛泽东作为意识形态正统继承下来，和法治、宪政接榫。公开批毛、非毛化恐怕不可行。习近平说“不能用后30年否定前30年”如果是这种考虑，那就不但没有错，而且很明智。思想解放应该继续大力推进，尤其是在高级干部当中；对中共各级干部，不妨考虑恢复毛时期“内部读物”的出版，任何言之有据的不同思想理论都应该让他们了解，才能使中共干部队伍的理论认知水平不至于远远落后于时代、落后于社会。
中国的现实经常是，可做的不可说，可说的不可做——右的可做不可说，左的可说不可做。因为极左派不但占据着意识形态制高点，而且有着深厚的社会基础，所以右的一套不能说；但照极左的路走，一定是浩劫，只能走市场经济、法治宪政这条右的路。这就是最优策略“打左灯往右转”。中国的改革，难哪！我们实在应该对中共改革派多一点耐心、宽容、鼓励和体谅。当年6·4如果这种态度成为主流，局面应该会很不一样。流了那么多血，如果再不汲取教训，不但共产党，我们“6·4分子”同样会成为历史罪人！
列宁说，“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实践”；同样，没有改革的理论，就没有改革的实践。中共思想理论的重建已经刻不容缓，目前这种由反改革极左保守派占领思想理论制高点的状况无论如何不能再继续下去了。中共思想理论的重建，毫无疑问应该围绕那24字核心价值观，自由和民主更是核心的核心。问题是，什么是自由、民主，自由和民主两者是什么关系，历来迷雾重重，一不小心就会掉进陷阱。简单说，自由有法国传统的“解放式自由”，随心所欲、不受任何束缚的自由，和英美传统的法律和道德约束下的、自由主义的自由之别；而民主有自由民主“好民主”，建立在法治、宪政、人权保障基础上，“每一个公民的平等政治权利”意义上的民主，和民粹民主“坏民主”，多数人的统治（实际上是多数穷人不受约束的绝对权力）、少数服从多数意义上的民主之别。要想建立好民主，必须把民主化分两步走，先自由后民主，也就是先由少数宪政精英主导，建立起法治、宪政、人权保障的基本制度，然后渐进、有序、可控地推进民主化，这就是所谓“党主立宪”。目前许多质疑民主的糊涂思想，都是因为没有区分宪政和民主，没有区分好民主和坏民主，不知道民主的绝大多数问题，都是来自把好坏民主一锅煮并且将坏民主神圣化，来自推行坏民主、没有实行好民主（详情可参看拙作“什么样的民主才是好东西”）。
“习李新政”提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倡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究竟是什么意思，现在我们还看不清。如果“中国梦”就是实现包括政治现代化即民主化在内的全面现代化，如果“中华传统文化”就是指孔孟原儒“从道不从君”的君子人格、“以德服人”的王道仁政德治，那就非常好、非常对；反之，如果“中国梦”就仅仅是富国强兵，“中华传统”就意味着“雍正王朝”式的皇权专制，那就非常坏、非常错误，那就会走上新法西斯主义的民族浩劫之路。反美、反西方的极端民族主义，极左新毛，激进民粹民主，这三种极端主义是中国未来最主要的危险，把这些坏东西搅合在一起，就是薄熙来路线，而最可怕的是，由于执政党意识形态、思想理论改革的滞后，这些极端主义恰恰是中国现在的相当大一部分民意，说不定还是主流民意。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往往自我夸大，以为自己代表民意，其实仔细读一读历史，不难发现自由派、政治右翼几乎永远不会代表多数民意，多数人总是跟左派走的，而自由主义“好民主”的基本制度、游戏规则却恰恰是这少数自由派精英创建的。“阿拉伯之春”等等民主化失败的案例，基本错误就是不区分自由和民主，没有走自上而下、先宪政法治后民主的路，相反，却妄图靠民众起义、街头群众运动，靠立即普选实现民主，这样搞法，出来的只能是民粹坏民主。为什么要“先自由后民主”？就是因为现在如果实行少数服从多数的普选式民主，十之八九就是薄熙来式的民粹煽动家上台，然后实行法西斯独裁统治。所以，我十几年前就主张要培育中左和中右两大主流，严防一切极端主义（包括民族分裂和宗教极端主义）势力的崛起。
回顾中华民族一个半世纪以来艰难坎坷的现代化历程，毛病几乎全都出在一个“急”字上。我们为什么会普遍急躁？和各界精英误信了西方现代化主流理论有莫大关系。这种理论认为，现代化是历史普遍规律，如果没有西方的殖民入侵，各国各民族或迟或早都会走上这条路。照此说来，你既然迟了，那就猛踩油门、加速前进就对了，急躁、激进、革命便由此产生。我读史得出的结论完全相反，现代化是在英国这个非常特殊的地方、非常特殊的历史条件下，极其幸运的例外产物，其它国家既然和英国各方面的条件都有差别，就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障碍，所走的现代化路径也就会各色各样。我把其中的规律性提炼出来，归纳出英美、德日和法俄三条现代化的主要模式，其中最成功的当然就是自发演化出来的英国模式和英国模式向其殖民地的移植；德日极右的保守主义模式和法俄极左的激进革命模式都是不成功的，而中华民族的最大悲剧是，恰恰没有选择英美主流模式。但这是有其历史原因的，主要是1919年的巴黎和会，西方把中国推到了对立面，而苏俄却百般拉拢中国，一推一拉，再加上西方的两次世界大战、1929年的大萧条，连西方人自己都对西方文明丧失了信心，中国的先进分子大多数就此倒向了苏俄一边，误以为苏俄模式才是最成功的现代化道路。我们不能“错置时空”，拿现在的认知水平苛责前人，相反，应该对不管是自强运动、戊戌维新、清末新政、中华民国，或是中国共产党，都抱有一份“基于同情的理解”。理由就是上面所说，中华民族的历史传统和英国差了十万八千里，中国的现代化没有任何理由不遭受艰难坎坷，没有任何理由能够速成。这样，我们的心态会比较平和，期望会比较符合实际，对种种不如意，包括执政党执政的不合理想多一点同情和理解，也就会对各种极端主张多一些免疫力。我的上一篇反思文章，讲的其实就是这件事：我们必须培育理性、温和、负责任的公民政治文化，清除非理性情绪化、敌我二分、轻率冒进、不负责任的极端主义政治文化，否则，我们必定会一而再再而三重蹈历史的覆辙，中华民族的前景就只能是一片黑暗，6·4的鲜血也就全都白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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