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 4 月 10 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继续放手，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4 月 11 日晚，邓小平和陆定一、陈伯达、康生谈话。邓小平说：“我赞成放，放得尽些，才能让各阶级都出来表现。不放，怎样来辩论？放半年，不够，放一年。左派要有准备。”
5 月 2 日，经邓小平授意，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宣部副部长胡乔木撰写了《人民日报》社论《为甚么要整风？》，为鸣放煽风点火。社论讲到整风的目的、原因、条件，但是没有提到双百方针，没有提到邀请党外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风，则是明显忽视了毛泽东 4 月 30 日讲话的意图和精神，这个社论迎合了多数党内干部的心理。
5 月 4 日邓小平又以中央书记处名义发出《关于重组党外人士对党政所犯错误缺点展开批评》的指示，旨在为“引蛇出洞”设下陷阱。
5 月 2 日至 5 月 12 日，全国各地召开二万八千二百五十多次各类会议，向党中央、各级党组织、党员干部，提出了三十七万二千三百四十五条意见、建议。
毛泽东在《情况汇总》上作了批示：“一放，各阶级就会表现出来，原形也毕露。共产党执政还不到八年，就有三十多万条意见、错误、罪状，那共产党是不是该下台?那我姓毛的不是要重返井冈山!”
毛泽东已经冒火了！
5 月 4 日，毛泽东亲自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请党外人士帮助整风的指示》，他说，大多数的批评是说得中肯的，对于加强团结，改善工作，极为有益。即使是错误的批评，也暴露了一部分人的面貌，利于我们在将来帮助他们进行思想改造。
这个文件表明，毛泽东的“引蛇出洞”策略已经露出苗头。毛泽东的 5 月 4 日指示下达后，中共中央更是主动组织各种座谈会，各民主党派的领导人、有影响的党外人士和知识分子都积极投入大鸣大放。
5 月 12 日，毛泽东的秘书林克在日记中说：“毛主席在同我谈话时说，目前全国已经争鸣和齐放起来，知识界争得最响。民主党派不那么响，工商界最先神气，章乃器、罗隆基、章伯钧、陈铭枢等人发言有取消党是领导的味道。资产阶级唯利是图，争名夺利的本质也有所暴露，像定息二十年。自 1956 年算起可以说是一种典型。有敌视社会主义的情绪的某些人也有所表露。春天来到，各种蛇也开始动起来了。”
这是毛泽东思想变化的最早证据。
5 月 13 日至 14 日，中央政治局讨论局势，意见分歧，但同意“要正确引导，要再观察一个时期”。
5 月 14 日，邓小平起草中共中央《关于报道党外人士对党政各方面工作的批评的指示》，其中指出：最近各地党外人士正在开展对于党、政各方面工作的批评，这是很好的现象，这不但会大大帮助我党的整风，消除党内党外人士的隔阂，而且可以在群众中暴露右派分子的面貌。我们各地的报纸应当继续充分报道党外人士的言论，特别是对于右派分子，反共分子的言论，必须原样地、不加粉饰地报道出来，使群众明了他们的面目。这对于教育群众、教育中间分子，有很大的好处。
5 月 16 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对待当前党外人士批评的指示》，该文件说，近来社会上有少数带有反共情绪的人跃跃欲试，发表一些带有煽动性的言论，企图将正确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巩固人民民主专政、以利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方向，引导到错误的方向上去。要放手让他们发表，并
且暂时（几个星期内）不要批驳，使右翼分子在人民面前暴露其反动面目。
这一天，邓小平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进一步阐释说：“报纸把坏话删掉，实际上是帮助他们，现在应让他们放完，应在新的基础上团结中派。一是党改变作风，一是右派教育他们。现在报纸上为右派粉饰。对各种言论不要驳，到一定时机党内也打打招呼。有三个东西不能登：对物价有影响的，涉及外交政策，涉及肃反的。现在不放不利，右派还没有出头。”毛泽东作了指示：“不要搞那么多条条框框来束缚，要改。怕放，无非怕引火烧身。”
5 月中旬，毛泽东以“本报评论员”起草《走向反面》一文，审阅第一次清样稿时，毛泽东改题为《事情正在起变化》，署名改为“中央政治研究室”，直至 6 月 11 日才定稿，次日印发党内。毛泽东直接署自己的大名，改时间为“5 月 15 日”。
毛泽东的文章，在党内分二个阶段下达：第一个阶段，发至十级以上干部;第二个阶段，再发至十七级以上干部。《事情正在起变化》指出：“我党有大批的知识分子新党员（青年团员就更多），其中有一部分确实具有相当严重的修正主义思想。……他们跟社会上的右翼知识分子互相呼应，联成一起，亲如弟兄。……社会上的中间派是大量的，他们大约占全体党外知识分子的百分之七十左右，而左派大约占百分之二十左右，右派大约占百分之一、百分之三、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依情况而不同。”“在民主党派中和高等学校中，右派表现得最坚决最猖狂。……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他们越猖狂，对于我们越有利益。人们说：怕钓鱼，或者说：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现在大批的鱼自己浮到水面上来了，并不要钓。”文章强调：“右派的出路只有两条：一条，夹紧尾巴，改邪归正。一条，继续胡闹，自取灭亡。何去何从，主动权只在一个短期内掌握在右派手里。”
《事情正在起变化》送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阅。十七名政治局委员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林彪、林伯渠、董必武、罗荣桓、陈毅、李富春、彭德怀、刘伯承、贺龙、李先念; 政治局候补委员为：乌兰夫、张闻天、陆定一、陈伯达、康生、薄一波。陈云、李富春、刘伯承、张闻天四人阅后，没有在毛泽东文章上书写意见或“已阅”
5 月 20 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加强对运动的领导的指示》。
6 月 6 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抓紧时间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指示说：“必须注意争取中间派，团结左派，以便时机一成熟，即动员他们反击右派和反动分子。这是一场大规模的思想战争和政治战争，我们必须打胜仗，也完全有条件打胜仗。” 该指示称：“这是建国以来一场大战，战斗是无烟、无光的，在党的心脏展开。他们大多已在不同领导岗位，有一定追随力量。”
党内文件接二连三如飞碟般悄无声息地飞向全国大小单位，一张大网，就这样一经一纬加速编制而成，隐秘地高悬在神州上空。这时的毛泽东、邓小平已开始筹划收网。
6 月 8 日，中共中央便发出《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
6 月 17 日，邓小平又以前线总指挥的身份作了《如何领导当前整风运动反右斗争》的报告；接着在 7 月举行的中共省市委书记青岛会议上，邓小平亲自作主旨报告，部署全国的反右派运动向纵深发展。邓小平所领导的中央书记处就是构陷右派、制造冤案的大本营，而他本人则是这个大本
营里说一不二的司令官。
老教师座谈会
与北京、上海等高校的整风鸣放相比，哈军工依然冷冷清清。直到 5 月16 日下午，作为整风运动的试探性安排，院党委才召开第一次老教师座谈会，请老教师对学院的工作提出批评意见。又一次出乎院领导们的预料，自 1956 年初以来心情愉悦的老教师们，拿出“向科学进军”的劲头，对整风鸣放的热情特别高，与会的 70 多名老教师纷纷举手，大家踊跃发言，不少批评意见是相当尖锐和不讲情面的。
院教师协会主任、材料力学教授会主任周明鸂教授是陈赓树立的老教师先进典型，他竟然说：“学院官僚主义严重，到处好像衙门、官府，不像学术机构，例如少数人居住的‘将军楼’，空了很多房子没人住，另一方面却又有很多同志没有房子住。”
空气动力学家马明德教授也是立功受奖的先进老教师，他批评政治工作至今还未深入教学：“教学人员的政治学习，老是‘传达动员——领会文件精神——联系实际讨论’，不但对老教师不适合，新教师也感到没兴趣。”
体育教授会主任龚家鹿副教授批评某些领导对体育教育不重视，本来是“体育盲”，却偏偏要充“内行”。刘有光在十多位老教师发言之后，代表院党委表了态，尽管心里不痛快，话还是要客客气气，他说：“在全院开始整风前，多方征求意见很重要，不但是老教师，今后在各种类型的人员中，都要召开座谈会，以揭露矛盾，帮助学院搞好整风。整风是和风细雨的，但是官僚主义往往不自觉其为官僚主义，对领导来说，还必须造成一个改进工作的环境，需要群众来‘刺一刺’。在我们学院，还要通过整风，给学术上的‘百家争鸣’造成一个‘鸣’的环境。”
刘有光又说：“我们学院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是严重存在的，因而不能发扬全院的积极因素。‘依靠老教师办好学院’很早就提出来了，但我们实际做得很差，很多组织和措施流于形式，甚至群众连意见也没处提。领导与群众有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于领导，因此，首先要向领导提意见。批评的态度，就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扣几个帽子也不要紧。帽子扣对了我接受，帽子大了我不接受，过去有人扣我帽子，过了很久向我赔罪，说帽子大了。我根本不当一回事。帽子不对我根本不理。对付官僚主义，一定要坚持斗争到底。领导上绝不会打击报复；万一真有此事，那是品质问题，可以上告。”
哈军工第一次整风鸣放会在刘有光副政委温暖如春的讲话中结束，70多位老教师在满院的丁香花香中兴高采烈、说说笑笑地回家去了，但是也有细心的老教授琢磨刘有光那几句“扣帽子”的话，觉得这也不是虚心接受意见的态度啊。
梁守槃教授朝哈军工开了一炮
5 月中旬，《解放军报》的一条简讯为哈军工的整风鸣放添了一把火。1956 年秋调往北京国防部五院的四教授之一梁守槃在总政召开的高级知识分子座谈会上，朝哈军工开了一炮，《解放军报》报道了梁教授的发言内容。梁教授素来耿直敢言，在哈军工工作期间他就敢当面向陈赓院长提出意见。陈赓院长极为器重他，1956 年 7 月哈军工为知识分子调整军衔，他和任新民、马明德是军衔最高的技术上校。现在梁教授任国防部五院第九研究室主任。梁教授说：“我以前在军事工程学院工作，要谈谈那边的情况。军工领导对知识分子有成见，老教授对工作意见多点，就被认为复杂，不 能入党；领导了解情况偏听一面之词，造成误解。对知识分子看法有问题，一般认为知识分子落后，一天到晚考虑个人问题，从这一成见出发，往往怀疑他们对工作的建议动机不纯。领导还认为学员没有不好的，只有教员不好。这样学员往往可以把学不好的责任推到教员教的不好。
参军和评级问题。有些知识分子要求参军，干部部门说，军官的名额满了。好像军官的名额不是由职务的需要拟定的。新参军的同志不给评级别，他们感到，领导对我们仍不是一视同仁。入党问题。在军工学院工作的老教授中没有一个被吸收入党的，入党的同志职务最高的是副教授。好像年纪大的思想就一定落后似的。老教师由于有教学经验，往往对工作的意见多，因此就被认为复杂，不能入党。过去军工领导往往只通过党团员或别人了解情况，没有从正面来了解情况，偏信一面之词，又不公开提出，以致造成误解。希望不要以侧面作为了解情况的唯一办法。”
应该说，梁守槃教授对哈军工的批评是相当温和的，但作为著名的航天专家，国防部五院的上校，他的影响不可小觑，《工学》以《一点意见》为题予以刊载后，在老教师群体里产生了强烈共鸣。而学院领导心里不痛快也没辙，只能保持沉默。在总政的座谈会上揭了哈军工的底，又在军报上露了哈军工的脸，这老家伙，真够狠的，又没有办法阻止他讲话，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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