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前一段质疑「八九」，也点了几位「历史亲历者」的大名，这样做很草率，也不够尊重，大家都年纪一大把了。其实我是思索了很久的，为什么不分享一下呢，互联网那么方便？此文有个副题：「八九学运对文革的承传」。】
1989年5月4日，北京大学生在天安门广场纪念五四运动70周年，希望继续五四运动未完成的民主大业。 网络
1989年的天安门学运，跟1976年结束的文革，两者之间只相隔十三年，等于在很短的时间里，几乎是同一个世代，中国发生了两次全国规模的群众运动，这个现象，无论在政治、社会、文化和思想史诸方面，都具有极大的意义。此其一。
更重要的一点是，由于民间共同记忆的催发，对于文革的研究，已经产生了不少论述、观点、争辩和反思。但是八九“六四”事件的发生，人们又产生了新的一组共同记忆，无疑将对关于文革的共同记忆发生影响，甚至是颠覆性的影响，原因有两个：一是八九学运有意无意间在模仿文革，或者说，文革中的许多行为模式、思想方法，不可遏制地遗传到八九学运中来；二是，中共当局最初定性学运和最终选择调野战军进京镇压的决策，其潜意识都是来自于他们的“文革经验”。
还有一个更现实的背景是，“六四”镇压后，中共建构钢性“维稳”系统，返回“全能主义”控制，不惜一切代价压制民间的任何意愿，并成功达至低人权、低福利、高污染、高腐败的“经济起飞”，得以配合跨国资本大公司完成“全球化”，由此中共塑造了一种与时代潮流相悖的“中国模式”，虽然这二十年间国际社会接连发生了“苏东波”共产体制坍塌、中东“茉莉花”民间抗议风潮两大成功的“公民抗命”运动；这意味著中国的经验解构了西方关于“经济发展必定促进政治进步”的预期，提供了关于“公民抗命”的相反实践。中国在一个极短促历史中的两次“大规模群众运动”，竟然走向彻底相反的结论，含义不仅仅是“讽刺的”，更是悲痛的。
上述这些富有挑战性的问题，都指向一个可能的解答途径，那就是文革与“八九”两大运动的比较性研究，特别是它们之间的相关性。文革因其全方位搅动政治、社会、文化、思想等几乎所有领域，已经在中国形成了有别于传统文化（旧传统）、共产党文化（新传统）的一个“新近传统”，我们特别需要解析这个传统。
1、“学生运动”：五四的承传与变异
中国现代史就发端于一场“学生闹事”（1919年北京大学“五四运动”），所以中国的政治，恐怕永远都存在著对“学生运动”的某种预期，不管体制或民间的意愿怎样。有趣的是，连操弄群众运动于股掌之上的毛泽东，最初也选择从挑动学生开始，来发动一场文革，最早甚至是中学生，如北师大女附中直接打死校长。我们也可以说，这种“文革”传统，就是一种“共产党新传统”，尽管它近三十年来拼命地想消灭这个传统。
我们把“五四”、文革、“八九”三场以“学生闹事”开端的事件放在一起比较，可以看到一些相同特征。比如：
——学生“打先锋”总是中国政治运动的头一炮，而且常常威力巨大，瞬间蔓延成全国规模；相比之下，你很少见到农民、工人或其他阶层领头起事的，除非是古代社会，中国民间从来只产生“陈胜吴广”；
——不管打著什么旗号，学生运动最终都会走向组党。这是一个“遗传基因”，根据一些思想史学者的研究，五四运动就是一个怪胎，一个双胞胎，因为她既是一个激烈反传统的“新文化运动”，同时又是创建一个列宁式政党的政治运动。共产党夺取政权；
——学生运动难免不被操纵；
——还有很特殊的一点，中共在成为执政党之前，是善于组织和操纵“学生运动”的老手，但成为执政党以后，反而对它非常陌生、惧怕、愚笨；
——现代中国三场「学生运动」，第一场可称「伟大」，因为它不仅是现代中国的开端，还开启了中国的现代思想、语言和文学，而且它还缔造了一个党；然而后来的两场学运，都发生在这个党的统治之下，不仅不可能再「伟大」，还令社会付出沉重代价，它是不是可以产生一个结论：在这种专制下，学运得不偿失，不如渐进改良，徐图社会空间的扩张？这个结论最终会不会产生？
我在流亡之初，写过一些评价「激进倾向」的文字，其中有一篇《文化激进与政治激进——从梁启超说到天安门》，即尝试梳理八十年代「文化热」对八九学运有何影响，虽然对八九天安门做历史评价还为时过早，但把它作为一个政治、思潮乃至文化的范式来分析研究，则不但不早，恰是非常有意义的，我说：
『天安门流血的悲剧因素是多重的，单追究学生不肯撤退的责任是一种有偏见的态度。如果把保守和激进视为一种态度、倾向而言，邓小平认为学生闹事就是红卫兵，江山倾刻要倒，绝无信心和耐心以求武力之外的解决之道，竟以野战军之坦克入京师弹压，则是此一事件中最为激进的态度，这个老爷子有「文革后遗症」，他孤独的恐惧是连赵紫阳都无法「劝解」的。
『赵紫阳是高层化解冲突的唯一存在，镇压非他所愿而要他承担，只好撂出邓小平连带撂挑子，他这一撂，长安街便先是讨邓怒潮后是血肉横飞，事后去看，难道他非走这一步不可? 他是以个人名节压倒了政治家在重大危机关头所负之责任伦理，在那种制度下他的这种恐惧似也无可苛责。
『知识分子们多数是劝架的，但推波逐澜、出谋划策者也不少，将「文革」绝食经验传授给学生，把躲在幕后的邓小平作为「垂帘听政」者暴露出来，等等，在两方相持不下之际均是颇为激进的做法。这自然也无苛刻责，但为何只苛责学生「激进」呢? 据说绝食学生领袖要「广场流血成河」，为的是「等到人民团结起来」，这么说他们是怕撤下来老百姓就撂下他们不管了，这是一种再恐惧不过的孤独了。
『这个社会是空的，在这里搞政治的人都会赌，都容易在态度上倾向上偏于激进。这是一个历史的精神的遗产，以单方面修理学生是无法让中国抛弃这份遗产的。我自己也曾撰文演说激烈地批学生的激进，可是有一次见到余英时先生，他是第一个提出「中国近代以来激进与保守」问题的学者，如今此说大有风靡之势，资源都来自他这里，可他却皱著眉头对我说: 「别老骂学生了，他们都还是孩子嘛，想想你们自己是怎么过来的。」』
郑义自然清楚，『将「文革」绝食经验传授给学生』是指他，撰一长文来讨论，我想约他一谈，记不清后来谈了没有。
八九学运始于游行情愿，一开始就出现一幕著名的“跪请”场面：三个学生（张志勇、郭海峰、周勇军）登上人大会堂东门台阶，举著请愿书，跪在台阶上，据说跪了35分钟，里面在举行胡耀邦追悼会，居然没有一个国家领导人出面接受请愿书。
我认为这件事的象征意义，远大于说它是「学运激化」的一个因素；第一，这种“跪著造反”的象征，强烈显示了八九学生的集体无意识，即他们从一开始就没有真的要「造反」；第二、这是邓小平和老人党被「文革」吓破胆的一个反证，他们作为独裁者居然读不懂这个“跪著造反”的含义；第三，“跪请事件”虽然只有短短35分钟，显示八九学生的潜意识，正来自十三年前刚结束的那场文革，而整个文革群众造反运动，受毛泽东操控，等于“跪著造反”。
但是，如此温和的“造反”，却由于邓小平的颟顸而激化，从静坐一路走向绝食，最后血染长街，我一眼就看出，那场文化大革命的幽灵，无声无息地揳进广场，一定有「文革亲历者」在广场上，我也知道他是谁。
四五运动，资料图片
2、「人民文革」
徐友渔指出，“两个文革”说脱胎于“社会冲突论”，这是文革研究者认识和评价文革的一种很有影响的方法和理论，他们的矛盾和冲突反映了中国社会的矛盾。杨小凯（又名杨曦光）、郑义、刘国凯、王绍光等人也持“社会冲突论”。最早正式提出“两个文革”这个概念的是王希哲……。
文革的合理性，在于「人民」借它曲折地反抗中共专制，对此已有很多研究，也纷争不已。八九学运并没有简单地重覆文革：
——文革借毛反共，八九则将矛头对准邓，甚至也不接受赵紫阳从中「斡旋」；
——文革将造神运动推向高潮，毛的权威达至空前，八九则因「垂帘听政」而爆炸，不接受并否定任何权威，甚至因无权威而失控；
——文革温和激进皆听「毛主席指挥棒转」，八九受民众支持并保护，却拒绝任何社会阶层的劝解，一路被激进策略绑架；
——文革被“挑逗群众斗群众”的枭雄所玩弄，淹没在派仗之中，民粹色彩大发扬，八九失去这个因素，却民粹色彩毫未减弱；
——文革造反派没有革命诉求，但清晰地表达要求中共改变压制性的社会政策，如阶级歧视、贫困等，八九虽提出新闻自由等诉求，却一直被“爱国”话语笼罩，未及产生更明确的政治诉求……
还有许多。
然而，八九的运动样式、激进路线完全搬抄文革——游行、静坐、绝食，我没有看到他们的创新在哪里？
文革是一场“暴民运动”，但这么暴烈的、横行了十年的一场全民狂热，从刘少奇、邓小平的角度去看，是一个大灾难；但是从毛泽东的角度看，发了疯的亿万民众，居然是非常听话的，运动收放自如，从“天下大乱”轻易就达到“天下大治”。
可是，八九群体跟文革群体一样，皆如古斯塔夫•勒庞所描绘的：
『人们为偶然事件或一个目标而聚集在一起，自觉的个性就会消失，成千上万孤立的个人也就获得了一种心理群体的特征，受著无意识因素的支配、大脑活动消失、智力下降、感情彻底变化。』
他具体归纳了五点：
（1）冲动、易变和急躁。所有刺激因素都对群体有支配作用，群体不会深思熟虑。
（2）群体易受暗示和轻信，把头脑中产生的幻觉当做现实，中有教养的人和无知的人没有区别。
（3）群体情绪的夸张与单纯。群体不允许怀疑和不确定，总是走极端。
（4）群体的偏执、专横和保守。
（5）群体的道德，有一种淨化的倾向，很少被利益的考虑所左右。
把以上五点再浓缩一下，其实就是两点：低智商和受操控。
3、水、吃人、礼教
细节常常是迷人的。
1988年底我在《龙年的悲怆》中写道：
『此时恰逢赵瑜从山西来京修改他的《强国梦》，我邀他住在剧组，每晚彻夜长谈。那晚，他邀我和鲁湘、夏骏等去看电影《老井》，那是他的好友郑义的扛鼎之作。太行山人同水的那种力量悬殊、几近绝望的搏斗，使我忽然明白了，水对于我们这个民族来说直到今天也难以摆脱的特殊文明意义。我们被深深的震撼。
「你找到一个不用翻译的『世界语』——水。」在赵瑜怂恿下，当晚我给郑义写了封信：「在西方人看来——马克思就是这样看的，东方那悠久的专制主义实际上同水有关係。大河流域民族的全部文明就建立在与水搏斗的生存伟力和被水制约的悲剧命运的两难基础上。民族的心态和性格，便在这两难中被扭曲和异化……。」
从《老井》裡，我再次读出曾在河南的太行山林县看到的那种「治水社会」特徵，其实就是马克思稍稍涉猎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社会。我腻歪透了这个大鬍子的所谓社会发展「五阶段论」 ，跟中国历史毫不相干——不过被共产党拿来硬套在几千年历史和几亿人头上，毛泽东还拿其中的「共产主义」当作一根鞭子，抽打人民搞「大跃进」，饿死几千万人——及至发现共产党的老祖宗竟然另有「亚细亚」一说，且非常契合中国，就有点偏爱；况且当时西方的种种「后现代」、「新马」论说尚未引进中国；如今要谈黄河文明了，难道还找得出其他更相宜的「理论资源」吗？』
也就是说，赵瑜给《河殇》剧组带来一股「水」的资讯，来自郑义的《老井》，具有强烈的文化意味，实际上深刻影响了我的《河殇》创作。
那时候，郑义来北京就会找我去侃，我俩可以在东四的人民出版社招待所，盘腿坐在床上，一侃一整夜。有一次他很神秘地说：“广西在文革中吃人，信不信？专吃眼珠子、生殖器……”我吓了一跳，叫他别再往下讲。
“你瞧你，我这回就是专门来请你去写的，这个题材全国只有你能写！”
我跟他解释，我不知为什么听不得太残忍的事情，我的思维会窒息，更别提写了。
谁知我们再见面，是四年以后了。九三年初刘宾雁、苏炜和我去肯尼迪机场接人，来的正是郑义和北明，一下飞机就被记者包围，新闻上了《纽约时报》头版，「六四」以来很少见的，“广西吃人”的新闻也很轰动；郑义一见面就说，台湾出版人退了他的《红色纪念碑》书稿，认为“太反传统”，难以接受，这位出版人也是我的朋友。接著我跟郑义又发生争执，他先很谦和地问我，怎么诠释“广西吃人”这件事？我一楞，问他你打算怎么写？“当然是传统文化呀。”
我知道他这种看法，其实是“礼教吃人”这句的直接翻版，这是五四以来最大声量的话语，无人不受影响，但是这种“思想性”的东西，怎么能直接拿来解释现实的吃人行为？可是我跟他除了一通拌嘴，啥也没讲清楚，我俩从此生了隔阂。
4、晋军
文学可以通向政治，这是八九的特殊现象吗？
郑义逃出中国以后，关于策动学生绝食一事，就跟我发生很激烈的争论，我俩是好朋友，也几乎翻脸了。别的是非都不去管它，六四前我就对郑义、赵瑜两人说：共产党会开枪杀人的。赵瑜说：它敢！都什么年月了？
我还能说什么？所以，傅莉至今认为，广场上死了那么多人，特别是那些中学生，知识分子是有责任的。我不知道丁子霖的看法，但我不相信她内心对学生不肯撤出广场一点没有看法。我在大学教书，太了解这一代大学生了，他们对共产党的认识实在太幼稚，可是我们红卫兵这一代人如果还幼稚的话，如果还去纵容孩子们的幼稚，那就是罪过了。仇恨谁没有？仇恨能解决什么问题？
别看山西偏居太行一隅，却是个文学大省，八十年代文坛有“晋军”一说，那里盛产作家，从赵树理到“西李马胡孙”（马烽、西戎、李束为、孙谦、胡正），都是山西农村土生土长的作家。那块土地极肥沃，八十年代又名家辈出，如李锐、郑义、柯云路、韩石山等等，报告文学也出了赵瑜、麦天枢、张伯笠等。但是没有几人知道，八九年北京大学有个作家班，其中颇有几位晋军，连班长陈建祖都是山西作家。四月学潮骤起，太原离北京很近，晋军大显身手。
记得很早郑义忽然来京，跟我说他来评奖，他是百花奖评委，就住在离我家不远的一家酒店，可是那天他从我家走后，我们再见面就是游行示威了。不出几天，赵瑜也来了， “你来干什么？”我问，“老郑叫我来的。”
此后首都有几场知识分子的大型活动，全由赵瑜组织、指挥，也颇有几篇重要文献，出自晋军手笔。我躲在剧组里赶工，不愿参与，傅莉说赵瑜很有意见。六四多年后，我才听说，郑义赵瑜当时都住在北大作家班，那里有不止一位晋军，其中有一位就是“广场绝食副总指挥”张伯笠。
所以八九跟这个作家班干系极大，这场学潮有一个无可逆转的关键，即从静坐升级到绝食，据说是郑义的点子，但是我曾向几位学生领袖求证，他们一概否认，或称“自己想出来的”，或说“学南韩的呀”——这么一个关键事实，至今不清楚。
有趣的是，邓小平气急败坏指责“长胡子的”在幕后操纵学潮，血腥镇压后全国通缉捉拿要犯，竟茫然不知还有一个晋军的存在，据说一直在“绝食总指挥部”后面出主意的人，那时已经潜伏在四川一个偏僻的角落里，成了一个哑巴木匠。而今研究者无论是追究责任，还是评功摆好，皆偏爱诸如“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的作用，也无一人梳理出“晋军在八九学潮中的特殊作用”。
我在百日逃亡中，还反覆回忆起，在东西招待所里，郑义犹如一个“老地下工作者”一般教训我：“备一个手提包，里面放上钱和粮票，有什么风吹草动的，拎上就走。”
5、“创造历史的”
1992年秋，我去请教余英时教授，关于普林斯顿中国学社的研究如何开展，他说写历史首先要问材料从何处来，他建议「八九」民运研究、当代史和心态史三本书的写作，都从研究材料开始，第一步都要作查书目的工作，看看先前别人在这个问题上说过些什么，然后才知道自己要说什么。研究不是空想，不是个人经验；历史不相信个人的回忆和记忆。我请余先生给大家讲一次这种最基本的研究方法。这大概是中国学社走上正轨的第一步。
几天后，在琼斯堂，几步之遥就是当年爱因斯坦上课的教室，余先生在他那间巨大的办公室里对众人说：「你们是创造历史的，我是写历史的……。」
我当时听到这教诲的话外音，仿佛历史自己是写不了的，要由别人来写，但是「创造历史者」必须说清楚真相，才是负责任的，不仅对历史，也对后来者。
我们失败后的三十年，中国被共产党收拾得堂皇而凄惨，今天民间只剩“躺平”一种态度，赚钱当了亿万富翁也不过是一根韭菜，还会有下一次大规模政治集结吗？
新一代维权群体的目标明确：期待大规模政治集结——对整个时局、整个政治体制会有影响的关键的政治运动，认为整个社会政治形势到了某一点，它就会发生，并由一些突发事件引爆。这种时候谁会成为那个事件当中最关键的推动者、参与者，那实际上是非常偶然的，有可能是我们都不认识的人。
这新鲜吗？我猜不过是“革命”迷思的另一种表述而已，而且他们的模式距离“大规模政治集结”尚为遥远。因为它跟八九学运的大规模街头抗议完全不同，它是靠推特号召集结的、“虚拟”的团体，一种很初级的“共同体情感”，而且低组织低保密；尽管互联网为草根行动者提供了知识和话语权门槛较低的平台，但响应者必须评估风险、代价，对政治参与需要一个“脱敏”过程，这跟八十年代末那种由牵挂很少的青年学子爆发式走上街头完全不同。
今日“群体事件”的机制究竟是什么？一哄而起、转瞬烟消云散？我还记得，2011年夏天广东增城新塘镇的暴动，那是一个世界牛仔裤集散地，有四千家服装厂，因一农民工孕妇被城管殴打，十万四川打工崽聚众暴动，焚烧车辆，封锁高速公路，最后武警用催泪弹、装甲车镇压下去。当时外贸萎缩、订单骤降，外地民工难以返乡，稍有摩擦就会造反，我觉得很像晚清向英国开发口岸，岭南那时有百万广西烧炭工和挑夫失业，于是爆发了太平天国起义。如今中国各地几乎天天都有“群体事件”，人称“第四次国内战争”，却不能汇成一场革命。
今天老百姓和统治者都不再幼稚，政治性或维权性的集结，反而门槛很高、触发点几率很低、不易产生建制性成果，把它视为颠覆体制的唯一选项，可能是八九运动留下来的一个集体无意识，需要重新评估。对“大规模政治集结” 的强烈期待，可能是民间社会碎片化的一种代偿，反而不如更多更深地尝试“网络虚拟集结”、低组织但不是低保密的团队组建、从“共同体情感”“命运共同体”上升到队伍甚至政党，都要经历那些步骤和台阶——中国人经历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国共两党缠斗二十年，到今天居然把秘密会党、地下党、白区党等等记忆和本能统统丢光了，真是一个笑话！“革命”不成、“非暴力反抗”也不成，于是大家只有去打口水仗，搞什么“口炮党”与改良派之间无聊的争论。
前面有两个“新传统”：造反派的“文革传统”和学生的“八九传统”，但是它们依然令后人看不清其中的迷障——极权政治的黑箱作业与大规模群众运动的混乱，两端都是剪不清、理还乱。
显然，刻意激化学生是一个最诡秘的因素，是当局还是民间的搅局者？或者两者都有？陈子明“三线计划”是最出人意料的，但谁能证实李鹏、陈希同那一端的“阴谋”？还有，郑义和晋军的作用，可能事实上激化学生的作用比官方要大，却无法证实。在这两端未知数的笼罩之下，许多过程是否只是过程而已，历史解释得了那种躲在幕后具有全局意义的阴谋吗？赵紫阳为什么要在那个关键时刻撂出邓来？我始终觉得，他这一撂的作用比什么其他因素都要大，而他实在非撂不可吗？历史解释毕竟要依赖理性，有时候大概史料并无理性可以贯穿得起来，只是一堆材料？
思想后果
简单地说，“清算文革”只在老干部复仇的意义上成立，并且这种复仇主要是针对“四人帮”而不敢针对毛泽东的，到了老毛跟前则只有所谓“冤假错”三个字了，事实上“复仇”也是权力之争，是一种“党内斗争”，因此覆仇的方式也还是文革式的，如惩罚所谓“造反派”，基本上可以说是另一次文革。
在邓小平看来，“文革”乃是中共丧失政权的一次教训，其逻辑是我被罢官就是失去政权，这跟西方新左派当年在资本主义语境底下解读的文革意义，所谓“普遍解放”，正好相反，所以只要中共依然执政，文革永远是禁区，任何怀疑这个政权的行为都被等同于“红卫兵”，这也是八九年悲剧的一个根源，所以，文革暴力的唯一遗产，竟成为镇压任何异议行为的理由，是一个极大的讽刺，它自然无法加入人类的共同记忆。也因此，文革远远没有在人权、人道的层面上得到清算，文革欠下的道义之债、正义（Justice）之债远未被触及，甚至基本上连事实都不能描述清楚，有可能永远难以追回，这是邓小平执政定下的所谓“不纠缠历史旧帐”政策所预期的后果，这种政策是造成上述“屏障”的主要原因，是一种“制度屏障”。
这样来说，“清算文革”就有一种身处文革遗产之中的问题：作为文革“受害者”的中共当局，采用遗忘文革的方式让我们继续受害于文革，我们首先不是如何研究它，而是如何描述得清楚它，再隔过一代人，也就是文革的当事人都不在了，它的暴力真相、暴虐的细节被彻底遗忘之后，它就有可能被按照另一种解读，比如西方新左派的解读重建起来，那时，文革将成为一个正面的历史事件，成为所谓“政治文化的典范”，毛泽东也可以借尸还魂了。
毛文化对大陆人的文化性格影响巨深。中国大陆无论在政治发展还是文化建设上，都无法隔过反权威反传统的一代人。这一代人经过“阶级斗争”岁月和文革，确有外面人所担心的那种斗争性格。问题不在于二十年前风靡过一个红袖章，一身绿军装和一条武装带，这种所谓“不爱红装爱武装”的观念，从文化来看，骚乱时期被全都召唤出来的破坏力，已经得到合法的历史意义，又会去引诱下一代人。对进入青年骚动期的每一代人来说，毛的反权威反历史的哲学都有现实意义，而社会的秩序、法律、道义、人权连同“温良恭俭让”的传统观念，都会令他们反感。中国历史的进化，将一直会遇到这样的文化性格的干扰。
然而，你又无法否认任何历史的进步都需要人的生命力的张扬，都必有超越传统和克服现实压迫的欲望。中国传统能滋补这方面的资源实在太少，每一代年轻人读历史时都会醉心于英雄和事功，毛的神话又将成为帝王将相的一章，成为张扬个人能量和追求建功立业的历史教诲。至少，今天在中国大陆，能鼓励人们同现政权抗衡的精神支撑，更多的不是来自西方式自由民主的理念和对上帝的敬畏，而是来自毛留下的一些遗产，比如文革留下的政治参与、反现实政治权威和“自下而上”群众运动（毛的政治发明）等等，这些被历史化了的毛的哲学，形成瓦解现实政权的精神源头。
近些年来我发现我的上述分析、判断都是有问题的，中国人爱“窝里斗”是很老的传统了，大陆人有“斗争性格”却不见得真的反权威，恐怕倒是更容易屈服于权威、屈服于暴力，看看这个十年的中国就知道，“毛主席的造反有理”早已被中国人扔到九霄云外去了，这是颇令西方左派们惋惜的事情，那么“红卫兵”这一代人呢？有没有被文革培养出“反骨”来呢？我看也没有，而且我认为这一代人因为文革的缘故，你说残酷也好、磨练也好，反正比前后两代人都要精明，是很会掩饰自己的一代人，这一代人不仅出了很多文人墨客，也产生大批政客和商人，到九十年代中国大陆基本上就在这一代人手里了。所以我们看这个十年的中国，世风日下也好腐败也好，都不要忘记是跟这一代人当道有关系的，而这也是文革的一种遗产。
那么，八九一代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