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红卫兵轰动一时。（Public Domain）
“红卫兵”发源地
清华附中最出风头的还不是录取标准最高、教学质量一流、体育比赛名列前茅以及广为传颂的“教改”，而是举世闻名的“红卫兵”发源地在这里，而对此我是亲历亲证者之一。
1966年5月，清华附中校园已经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一些干部子弟同学经常缺课、逃课，神秘兮兮聚在一堆嘀嘀咕咕，每天晚上在西邻圆明园废墟里密谋；平时相遇也神色大变，原本关系很好，待我很热情的同学突然变得不理不睬，倨傲无礼。原来，一群强烈要求垄断“共产主义革命事业接班人”特权的红色血统贵族横空出世了。一夜之间，有权阶级和无权阶级凭空划分出来了！妄自尊大、自我孤立，公然排斥蔑视广大中间阶层的“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这样名符其实的混蛋对联竟然也出笼了。这究竟该如何解释？当年的我自然是百思不得其解，心中“惶惶然若丧家之犬”，却绝对不敢说半个“不”字。有同学问我怎么看，我也只能是含糊其辞，违心地说一句“无可厚非吧”。
老红卫兵的桀骜不驯、公然“造反”一度遭到校党委和刘少奇、邓小平派驻工作组的打压。“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刘邓和工作组本能地认为红卫兵是在走1957年右派“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老路。他们做梦也没想到，毛将利用红卫兵这股洪水彻底冲垮“变修”了的、“右派篡权”的共产党。
工作组把校党委赶下台，自己掌了权。站在校党委一边的“保皇派”和反校党委的红卫兵，两派意见激烈辩论。我拉了两位同学组成保皇派“战斗组”，起名“清洁工”，暗示红卫兵是垃圾，必须清除。幸亏没引起注意，不然红卫兵掌权后一定下场悲惨。
我对红卫兵反感的理由很朴素：“学雷锋”、“阶级斗争阶级教育”、“反修防修”、“思想革命化”、“全国学解放军”等等等等，已经让我的神经几乎紧绷到了极限。这还是“修正主义”，那还让不让人活了？
1966年6月底，著名的三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大字报出笼，贴在清华附中教学楼门厅墙上。看完大字报，我只觉得浑身的恐惧简直寒彻骨髓。后来，毛要求红卫兵“注意团结大多数”，我听后心中稍安，心想自己应该属于“大多数”——“团结对象”，不是“阶级敌人”。后来的事态发展表明，这句话其实暗含着毛对这群新贵子弟的警告：你们这极少数人从父母那里继承的“铁定接班人”地位并不铁。毛的一句话、一个暗示就可以一夜之间让你由红变黑，从云霄跌落地狱。干部子弟哪知道其中的玄机？还在为自封的“毛主席最忠诚的红卫兵”狂喜不已。
老红卫兵的不同归宿
这三篇大字报的作者骆小海现在是我的好朋友。他告诉我，不到一年以后，他就开始怀疑文革、怀疑毛。经过多年的批判、反思，他现在已经成为马列毛的激烈批评者、西方自由民主的热烈追求者，成为“老红卫兵”（简称“老兵”，区别于后来的“造反派红卫兵”）当中少数真正大彻大悟的觉醒者。
实事求是说，他们这一小撮“老兵”，包括后来反江青、反中央文革的“联动分子”，实际上是年轻人里最早对毛和文革产生怀疑的觉悟者，至少比我觉悟早得多。把“红二代”用无差别的集体主义逻辑一勺烩，那是背离历史事实的。还有一位同学张晓宾，曾经是清华附中老红卫兵的总头目，现在也是我的好朋友，也是一位真正的大彻大悟者。这样的老红卫兵不在少数，我的朋友当中就很不少。为了不给他们惹麻烦，我就不提他们的名字了。
另一位清华附中同学，老红卫兵的创始人之一，著名作家张承志，却走了截然相反的人生道路。张承志的《心灵史》受到许多理想主义知识分子的赞美，而我的读后评价却完全是负面的。张承志照套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阶级斗争史观，正邪—黑白二分地把回民仇杀汉民说成反抗政府压迫的“人民起义”，严重背离了历史真相。
骆小海、张晓宾和张承志，同样的“存在”，截然相反的“意识”，可见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论断“存在决定意识”是多么片面简陋。
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毛泽东从外地回京后支持红卫兵，把刘少奇、邓小平派工作组打成“镇压革命群众”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是彻底糊涂了。毛和刘邓不是同一个阶级吗？“路线”不是他们一伙关起门来一起商量制定的吗？毛想整谁谁就是坏人，就他一个人说了算也就罢了，扯什么扯不清的“资产阶级”呢？生产资料统统充公了，哪来的“资产阶级”？看来认真读马列很有必要，光是从“一句顶一万句”的毛主席著作里找真理不够用。于是我开始系统学习马列原著。
我并不是从这时才开始读马列原著。上初中时为了学习作为“科学方法顶峰”的辩证法，我曾经硬啃过恩格斯的大作《自然辩证法》。父亲很赞赏，还专门题上字送了一本给我。我越读越糊涂；不敢怀疑革命导师，只怪自己水平低。水平低，那就加倍努力啊。从1966年算起，我断断续续“攻读马列”逾四十年，读研究生时更是受导师、权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于光远先生耳提面命。到如今自认为颇有心得，有资格写一本系统评价马克思主义的专著了，暂且定名为《马克思为什么是错的》，希望写完这本自传之后尽快写成。
风暴眼中全身而退
工作组撤走，红卫兵掌权，干部子弟很是风光了一阵。但也很不幸，一来，风光了没多久，就被毛反手一掌打入“反动”阵营；二来，文革中最受谴责的标志性事件——抄家、“破四旧”、焚书禁书、驱赶迫害“黑五类”、殴打老师同学、揪斗老干部等等，全都是老红卫兵为主体干的。
我所在的清华附中高643班也不例外，发生了殴打同学事件。那是1966年8月26日，老红卫兵在全北京市刮起了一股歇斯底里的打人妖风。据说是因为一个“黑五类狗崽子”拿刀砍伤了红卫兵，红卫兵要“报仇”，要“教训”狗崽子，“只许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细节不必多说了，被打的两男一女三位同学，两位是“黑五类狗崽子”，另一位是自己在“向党交心，暴露活思想”的大字报里自我揭露了爱慕女同学的“流氓思想”，于是成为“坏分子”典型。三人被强令趴在地上，同学围成一圈旁观，有人拿粗铁丝拧成的鞭子轮番狠命抽打其脊背。只听见一片喊打声，没有一个人敢出头制止——包括我在内。我没有打人，也没有喊打，只是默默旁观，心中战栗着，脑子里一团乱麻，除了恐惧——下一个可能就是我！，还有庆幸——现在被打的毕竟还不是我！每当回想起这段历史，我都免不了会自我反省：我做得对吗？我没有助纣为虐吗？我为什么不能挺身而出制止这一暴行？
一个烈日当空的中午，我从清华附中大操场经过，赫然看见初三时的班主任顾小华老师被红卫兵逼迫着“劳动改造”，正蹲在地上拔草，大汗淋漓，满脸惨白。我心中痛楚，站在她身旁，思想激烈斗争着，想要做点什么帮帮她。至少，给她倒杯水，说两句安慰的话……但是，尽管她身旁并没有红卫兵看守，我却什么都没做，默默地站了一会，默默地离开了。
直到现在，每当想起，我都会心中隐隐作痛。我对所有的文革暴行没有责任，没有罪过吗？直到1989那场“风波”之后，经过长期研究和思考，我才有能力回答这个良心诘问。现在我只讲一点：是的，我有罪，我应该请求被欺凌殴打的三位同学宽恕。
我居然能在这个文革风暴眼当中全身而退，既没有被迫害更没有迫害人，应该算是一个小小的奇迹。主要原因，当然首先因为我不是“狗崽子”；其次是因为人缘好；第三是因为对红卫兵核心组的一位成员有过恩惠。
因为学习成绩好，1963年我上初三，患肝炎休学后复学，被班主任指定为学习委员。有一位“红五类”女同学是班里成绩最差的，我向班主任要求把她座位调到我旁边，每天晚自习给她补课。没想到，文革中她成了红卫兵“领导核心小组”成员，经常明里暗里保护我，说我对“红五类”有“阶级感情”。其实，我哪知道她是什么阶级，也根本没有什么“阶级感情”。我只有出自本能的同情心，热心助人而已。
整个文革期间我干过一件缺德事，跑到北大附小给校长贴了一张大字报，莫须有地指责她不带领我们学毛著。学毛著是1964年林彪才开始大讲特讲的，我上小学时哪有这回事？简直是莫须有、乱扣帽子，荒唐透顶。
文革迫害狂潮当中唯一一次和我沾边的，是别班不知是谁到我们班门口给我贴了一张大字报，指责我是“修正主义苗子，白专典型”。好在没有一个同学响应。这是文革中唯一一张批判我的大字报。
平心而论，尽管这期间所有的坏事，清华附中老红卫兵一件也没落下，但和其它特别野蛮的学校相比较，总体而言还算是比较文明，比较“讲政策”的。我还被他们“领导”着，满北京城宣传“十六条”，制止乱抄家乱打人、毁坏文物，宣讲“要文斗不要武斗，武斗只能触及皮肉，文斗才能触及灵魂”。据说是周恩来给他们布置的任务，代替被砸烂的“公检法”去维持秩序，“东纠”、“西纠”就是这么来的。后来的“联动”更是直接攻击中央文革和江青，实质上是反对文革了。
文革是官方主导的“规定动作”和“革命群众”的“自选动作”交织在一起的多元互动过程，其间的主线是有的，内在逻辑也是不难搞清楚的。做文革研究的学者不能被琐屑的事实细节淹没，以致模糊了焦点。但同时也要顾及到，事实本身比任何黑白分明、善恶二分的道德审判复杂得多，一概而论并不足取。
毛泽东八次接见全国各地来京红卫兵之后，由政府埋单的“大串联”开始了。免费全国旅游的大好机会岂容错过？我不是红卫兵，既没资格参加接见，也没资格参加串联。但是中国的事永远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找曾经的同班同学、“红五类”周忠钰搞了一张“红卫兵证”和袖章，又让对门邻居、“红五类”张小平开了介绍信，1966年底我就和周忠钰、徐漓两位同学上路，游遍了半个中国，直到春节前才回到北京。
一开始我不好意思占国家便宜，还装模作样看大字报，“关心国家大事”。在少年老成的周忠钰“腐蚀劝诱”下，很快就丢掉了假面具，堂而皇之免费旅游了。一路游下来，印象最深的自然是桂林漓江和七星岩。一路上火车拥挤得如同沙丁鱼罐头，连厕所里也站满了人，出入都是爬窗户。我不但经常睡在座位下面，居然还在行李架上睡过觉。
1967年形势大反转，毛泽东开始对“走资派”下手了。老红卫兵的父母纷纷落马，他们始而迷茫、继之愤怒，和毛离心离德了。“联动”公开反中央文革小组、质疑文革，于是很快被毛抛弃，反手一掌把他们打成“刘邓陶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追随者，把一百多人抓进监狱。放出来之后，他们就开始胡天胡地，所谓“兵匪佛一家”（“兵”是老红卫兵，“匪”是地痞流氓，“佛”是“佛爷”即小偷），很多“红二代”身上的流氓痞子习气就是从这儿来的。
和老红卫兵对立的“造反派红卫兵”取而代之，上台掌权。很快开始了内斗，不久激化成武斗，有些地方甚至动用了机枪、坦克。乘清华大学和清华附中两派造反派红卫兵武斗正酣、校内秩序大乱之际，我和两位同学夜半爬树翻墙潜入清华大学音乐室，把已经所剩无几的唱片洗劫一空，还自我安慰说是在“保存人类文明成果”。这是我在文革中干的第二件缺德事。
父母双双入狱
1967是我家命运大转折的一年。文革中，知识分子和“地富反坏右”一起，被扣上“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帽子，加上被打倒的革命老干部“走资派”，组成“黑七类”，可以任由“红五类”随意侮辱践踏。我父母躲过了此前所有政治运动，这次却没能逃脱，先后被关进监狱。父亲给中央文革写信反对陈伯达，被关在单人牢房六年，迫害成“躁郁症”；母亲也莫名其妙入狱长达五年半，彻底被洗脑，出狱后完全不能适应监狱外的环境，1978年以自杀结束生命。
1989年“风波”后，我被关押在北京郊区近11个月，有纸有笔，趁隙写了一篇关于母亲自杀的回忆文章。曹思源的太太来探视时我托她偷带出去，后来被广为转载，《北京文学》居然还收进了“精品文库”。这篇文章写得很快，不计“案例分析”部分，只用了两天时间。完成后我痛哭一场，几乎生病。将近三十年过去，我现在仍然不敢再读，每读一次都是一场精神折磨。母亲自杀给我造成的巨大伤痛，没有类似经历的人是根本无法想象的。许多年后，在我被监禁期间负责此案的北京市公安局政治保卫处一位姓曲的干部在香港买到我的书《我是反革命》，里面有这篇文章。他读后不禁热泪盈眶，对好几个人讲：周舵有这样的身世，居然还能对共产党这样宽容，真不容易。这篇文章网上都能搜到，本书读者不可错过。
父亲为什么入狱六年并且牵连母亲，至今是个谜。我父亲先是被调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情报研究室翻译资料，后来自己要求调到中央民族学院任教，据他自己解释是因为很多汉语古音是保留在少数民族语言当中，去民院对他的专业研究有帮助。民族学院造反派红卫兵给父亲安的罪名是“印度特务”，北京市公安局定的罪名也是“特务嫌疑”，“证据”仅仅是父亲一直和印度使馆有来往。但这无疑是经过单位领导批准的，否则谁敢呢？
我小时候经常看到印度使馆官员以及印度留学生到我家拜访父亲，印度使馆定期给父亲寄他们的宣传品。父亲还带我去过印度使馆，我只记得使馆官员拿出英国著名的“乐之”（RIZI）饼干请我们吃。“长在红旗下”的我哪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不住嘴地吃，馋相毕露，弄得父亲很不好意思。直到改革开放才又吃到乐之饼干，至今还是我的最爱。
父亲的平反结论里也没有提到所谓“特务”。我一直怀疑父亲1959年前后搅进了海峡两岸的密使往还。当时国共双方秘密接触，居间人之一是曹聚仁。曹聚仁夫妇带我游香山并为我拍的照片还在我的相册里保存着。但是，我经常听父母提到“罗青长”，此人正是周恩来手下的情治首脑，负责对台工作，我父母本该和其毫无瓜葛才是。
我外公杨定华和毛泽东的表兄王季范是同乡老友，两人都是同盟会的“老革命”。王季范先生的孙女即王海容，考大学成绩不好，又一心想进北大，王老先生带着她母亲来找我父亲，想走北大后门。可我父亲哪有这本事？而且当年北大还有点风骨，并不买账。曹聚仁先生是否想通过王季范这道门路接触到毛泽东，所以才找到我父亲？不得而知。文革中我父母遭难，我和妹妹写了很多上诉信给当时的大红人王海容，请她“上达天听”，毫无下文。父母被抓走后的第二天，我就对弟妹郑重声明：父母不可能是什么“特务”，他们都是好人。我们家绝对没有和父母“划清界限”这回事。相反，我们必须尽一切力量想办法营救父母。
对我个人而言，文革作为每个人都不得不参与的“群众运动”，到插队基本就淡出视野了，只是作为时代大背景而存在到1976年“粉碎四人帮”。所以，我把插队和文革分开讲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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