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大革命资料图片
法国革命背景
前面我们曾经谈到法国启蒙思想家的影响，特别是卢梭的思想鼓动，另外，加上英国宪政制度以及美国革命的示范作用，更重要的，是法国社会十八世纪末叶的社会状况，使法兰西逐步酝酿出了一种革命的气氛。
1774 年，在法国社会不满情绪日益增长的氛围下，路易十六登基。一方面，长期的战争与政府开支的奢侈使国家财政日益窘迫；另一方面，受到自由平等博爱的启蒙思想影响的老百姓则日益感到封建等级制度是对自己人格的污辱，而农民由于遭遇到极其沉重的不公平的负担，更是怨声载道。国王虽然高度专制，却完全没有政治能力解决这些问题。下层人民为贫穷所困，皇室与贵族则荒淫无度，国家行将破产而贵族与教士仍不愿放弃特权。在这种情况下，法国国王提议召开已经多年未开的国会。于是，国会，即等级会议于 1789 年 5 月召开。
在国会上，主要由中产阶级与平民组成的第三等级反对当时法国的等级制，要求建立一个以财产为基础的代议制。这就导致 7 月 7 日成立立宪议会，该议会一诞生就与国王和贵族对抗。在革命氛围的激荡下，1789年 7 月 14 日，愤怒的巴黎市民起义，他们一举攻占了象征法国专制的巴士底狱，从而使法国革命开始转向更为激进的阶段。
在国民会议上，大多数主张先要有一个指导立法的原则，再制定新宪法。这一指导原则就是名垂青史的人权宣言(Declaration of the Rights of Man)。 在 1789 年 8 月 26 日诞生的人权宣言，具有划时代的深远历史意义。它包含了法国革命的基本原则。它作为政治革命的总体方案，大部分基于英美的先例；而涉及主权在民以及人民在立法与法律面前的平等，则大多出自卢梭的思想。法国人在英美保障基本人权的基础上，更进一步要求不分出身，人人都有平等的参政议政任官的权利。那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代，而“平等”则是当时的核心诉求。
在人权宣言基础上，1791 年法国颁布了新宪法。该宪法使国王路易十六在立法方面丧失了提案权，而他的否决权只限于稽延性的用途。虽然国王在任命大臣和军队将领以及外交决策方面仍然有权。另外，地方政府也实行选举，选出的议会和官吏不再对国王而是对选民负责。立法机构是一院制，议员用间接选举的方式选出，任期两年。法国没有采用英国的内阁制，国王的大臣不能由议员中挑选。新宪法采严格的分权制，规定，不管国王召集与否，国会均要开会，并且国王并无解散议会之权。因而，法国国王的权力就被大大地削弱了。
国王与国会，二者权力的一消一涨，孕育着更为激烈的政治风暴，产生了举世震撼的历史后果。
革命法兰西的激进化及其对欧战争
由于欧洲其他君主国家集合起来反对法国革命，加上国王路易 16 于 1791 年 6 月 20 到 25 日企图逃跑被败露，因此，革命阵营中的温和派如吉伦特派希望与国王和自由派贵族合作建立英国式君主立宪的设想完全破灭。1792 年，由于革命面临着武装入侵的威胁，因此法国向奥地利和普鲁士宣战，并很快扩展为与欧洲多数国家的战争，早期战争的失利，导致更为惊慌和极端的措施，于是在 1792 年 8 月 10 日图拉里风暴中，废黜并处死国王，屠杀政治嫌疑犯。革命遂走向极端化。
激进比赛的结果，导致吉伦特派以及丹东等人被更激进的雅各宾派所取代。在对欧洲的战争期间，法国国内的个人自由受到很大的打击，宪政的基本原则受到破坏，实际上是宪政的倒退，在英国的《人身保护法》里确立的“不经法定手续不能逮捕或处死任何人”的原则受到践踏，出现了某种“多数人的恐怖”，即暴民政治。大群市民抓住并处决在警察押解下的犯人，后来又把屠杀扩大到监狱，约有一千多人丧生，其中多数是一般盗贼、妓女和游民，有 1/4 是牧师、贵族和政治犯。1793 年，设立“公共安全委员会”，从而雅各宾派的紧急内阁获得了采取恐怖行动的权力，但同时也提高了政府的行政效率。它有权对大臣与将领直接颁发指令，有权罢免全国的官吏，用中央提名的官吏代替选举的官吏，取消地方自主权，有权派遣委员分赴各地，执行独裁的权力。
在这种高度集权和对民众全面动员的情势下，法国当局集中力量进行战争，不仅赶走了入侵者，还发动了反攻。比利时和其他一些领土被并入法国，后来法国势力扩张到了荷兰、瑞士和意大利。在此过程中，法兰西将领拿破仑的天才脱颖而出，他在意大利获胜后远征马耳他与埃及，把革命制度带到了他的枪炮所及的地方。只有对大不列颠群岛的攻击没有获得成功。
在这一时期，由于战争胜利而引发了对罗伯斯庇尔为首的雅各宾派恐怖统治的反感，于是继很多领袖之后，他自己也被推上了断头台。1794 年虽然恢复了资产阶级政府，但法国的民主已经大大削弱了。1795 年，中央政府方面的民主被取消。虽然人权宣言仍然保留，但成人的选举权却受到压制，居住权与纳税成为选举权的条件。国会此时已分为两院，上院由用间接选举产生的 250 名 40 岁以上拥有财产的公民组成，有稽延法律的制定之权；下院则有 500 人，有创制法律之权。但这些都不能防止政府的腐败和遍及全国的政治冷感与厌恶。很多人开始希望结束革命的实验，再建秩序和安定，哪怕是恢复部分的专制。这种社会心理导致法国在 1797-1799 年放弃了民主，而逐步接受一个执政拿破仑的独裁乃至恢复帝制。不过，即使如此，法国革命的基本成果仍然得以保持了下来。
法国革命是欧洲历史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它竭力提倡平等，维护人的尊严，不管其出身与信仰，这对全世界都有巨大的鼓舞。但是其激进化的“多数人强迫你‘自由’”的逻辑又开启了革命压制人权的暴民政治的先河。这两方面都对世界历史的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同时,由于后期法国用武力推行启蒙理念，从而导致了世界性民族主义的高涨。下一讲我们将继续讨论拿破仑时代欧洲政治发展的复杂局势。
拿破仑时代
法国革命后期用武力向各国推行启蒙理念，既推广了以拿破仑法典为表征的共和制度，同时，由于欧洲各国反弹，又导致了世界性民族主义的高涨。于是，在拿破仑时代的欧洲，政治发展呈现出复杂的局面。作为法国革命的继承者和背叛者，拿破仑是一位毁誉参半的历史人物。著名德国音乐家贝多芬曾经作交响曲献给他，后来听说他当皇帝后，又愤怒地涂掉他的名字。这一历史掌故就典型地反映了拿破仑充当的上述双重角色。
拿破仑是在 1799 年夺得法国政权的，当时仅有 31 岁。他的成功基于两个因素，一是在进攻北意大利和埃及时他获得的辉煌战功；二是法国人在经历了革命后期的混乱、失望和政治冷感后，渴望一种有秩序的安定的生活。于是他们接受了拿破仑在 1799 年到 1804 年的第一执政地位，并被动地默认了拿破仑在 1804到 1814 年作为法国皇帝的专制统治。
拿破仑具有无可置疑的政治天才与军事天才。在他统治的最初几年中，采取了各种措施，实现了法国人民拥有一个健全政府的要求，并为法国的很多制度打下了基础。在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上，1800 年的行政法令整顿了在革命中划分的郡区，削减了地方选举的各级议会的权力并派郡守去各地实施中央集权统治。
在政府与教会的关系上，1801 年的《教务专约》解决了革命时期政权与教会之间的争执，它允许国家掌管教会的世俗权利，而把教皇限制在宗教事务的范围之内。它让“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真正实现了政教分离。
在教育方面，1801 年的教育法令建立了设有奖学金的国立学校，它的目标在于培养文职官员与军官。最重要的则是在法律体系方面，拿破仑 1804 年颁布了民法典，即《拿破仑法典》。这部法典确立了公民在法律上的平等，确立了在革命中形成的财产权。而过去的旧贵族只要承认新政权，一律受到立法保护。
通过上述措施，拿破仑巩固了法国革命的各项具体成果，这些成果甚至在他倒台之后也延续了下去。虽然，拿破仑在取得这些成就时削弱了法国人的个人自由，并以行政效率取而代之。在这方面，议会的职能被削减到最低，行政代替了政治。法国成为一个农民和地主的国家，并拥有一套庞大而臃肿的官僚机器。不过，
它毕竟使社会的才干之士有用武之地了。
拿破仑时代最显著的特点是对外战争。从 1803 年起，拿破仑就连年征战。由于他的罕见的军事才能，法国军队获得了一个又一个辉煌的胜利。他采用分割敌军，并以优势兵力围敌的战略，1805、1806 和 1807年，拿破仑在奥斯特利茨，在耶拿，在弗里斯兰分别击败了奥地利、普鲁士和俄国联军，成为欧洲霸主，这是煊赫一时的拿破仑时代的顶点。
拿破仑的失败及其遗产
拿破仑在顶峰之后继续取得了一些军事进展。1808 年他闪电进攻西班牙，赶英军下海，1809 年再胜奥地利。在这些军事胜利的背景下，他扩张法国领土，并把瑞士置于法国“保护”之下。他通过一系列合纵连横的外交运作，使西班牙、意大利东北部、那不勒斯和威斯特伐利亚都成为波拿巴家族成员统治下的附属王国：从奥地利和普鲁士夺来的波兰土地被拿破仑取名为“华沙大公国”。只有领土缩水了的奥地利和普鲁士和靠着与俄国结盟，保持了脆弱的独立。
拿破仑用战争输出法国的制度，推行《拿破仑法典》，在欧洲落后地区强行实施社会革命，同时也大量搜刮当时他势力所及的地区的资源以供法国之用。从而建立了一个以财富与功绩为标准，而不以祖传权利和特权为依归的新的社会形态。 他的这一改革，由于是诉诸世俗的要求，而并非诉诸基督教，所以不仅在欧洲的广大地区留下了痕迹，甚至也影响到了十九世纪后期的埃及和奥斯曼帝国的改革模式，连南美洲和亚洲的日本也以《拿破仑法典》作为法律改革的样本。
拿破仑军事成就的转折点是他于 1812 年入侵疆域广大而多雪寒冷的俄国，托尔斯泰的名著《战争与和平》就是以它为背景。这一军事远征的失利导致奥地利、普鲁士与俄国三国的君主结成联盟去抗拒他。而这一联盟获得英国的巨大财政支持。
英国与法国的敌对主要由于两国国家利益的冲突：在地缘政治上和商业上，英国的国家利益不允许法国控制英吉利海峡沿岸，而法国政府的利益驱使它在商业上排斥英国贸易，因此拿破仑利用他在欧洲的大帝国体系抵制英国货。英国海军不断在地中海与波罗的海破坏拿破仑的大陆体系。然而，如果没有奥、普、俄以及其他东欧国家的支援，英国不可能战胜拿破仑。因此，当时出现了一种奇怪的格局：全球政治与工业最进步的国家英国与一些落后、反动的国家结盟，去抗击另一个正在政治与工业迅速兴起的国家法国。由此，我们看到，国家利益常常比意识形态更为强有力。这一现象，后来在历史上反复呈现。
1814 年，俄、普、英三国军队侵入法国，拿破仑战败并被流放到厄尔巴岛。1815 年，他逃了出来并奇迹般地受到法国人的沿途欢迎，于是重新统治了法国一百天，号称“百日政变”。但是，最后在著名的滑铁卢战役中被英国将领威灵顿打败，被流放到圣赫勒拿幽禁，于 1821 年在该岛去世。
法国革命是世界性变革的伟大催化剂。它的影响所到之处，给所在地人民带来了“自由、平等、博爱”的理想，带来了自由主义、民主政治的原则。这些思想后来成为十九世纪欧洲历史的核心内容，也是二十世纪全球的主导观念。拿破仑用枪炮推行上述理念、制度和法国国家利益，使其在空间上大大扩展了。但是，由于他采取的民族侵略与压迫政策，同时也激起了欧洲的民族主义反弹。这也是十九世纪民族主义的重要来源之一。简单地说：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是法国革命与拿破仑的两大主要遗产。
维也纳会议与欧洲复辟
拿破仑于 1815 年被打败后，法国波滂王朝复辟，欧洲进入以保守为基本特征的复辟时期。反法国的同盟国家在 1815 年召开了维也纳会议（Congress of Vienna），该会由以保守著称的奥地利首相梅特涅主导，它使欧洲复辟后的政治秩序制式化了和稳定化了， 史称维也纳体系。但维也纳会议也有一项正面成果，就是是导致了 30 年的世界和平。1815-1848 年间欧洲在维也纳体系下的和平，是在势力均衡原则的支配下，由维也纳会议与会各国对各自利益的讨价还价折中妥协而奠定的。其中，梅特涅的政治才干、各国对法国再起的警惕、加上民心思定等其它因素的配合起了重要作用。
譬如，在维也纳会议中，列强在领土分配方面出现了意见分歧，当时俄国欲得到整个波兰，普鲁士欲兼并全部萨克逊，但是此举会大大提高俄国和普鲁士的势力，违背维纳会议势力均衡的原则，所以奥地利和英国坚决反对俄、普的计划。梅特涅为了维护奥地利自身的利益和安全，以及维护欧洲列强利益的「互动关系」，基于「私利」和「共利」，提出「会议制度」。会议运作的模式是列强以和平的方法，本着合作磋商，互谅互让的精神，达成共识，以会谈代替战争，解决彼此的纷争。最后，双方作出让步，俄国得到波兰部分领土，普鲁士亦得到五分之二的萨克逊，以和平的方法，解决了维也纳会议中最爆炸性的问题。
梅特涅亦提出列强组成「国际政府」，并以「干预权利」镇压各地有关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的革命运动，强力维持社会的稳定。如在 1820 年，双西西里王国和萨丁尼亚—皮得蒙王国发生革命，国际政府授权奥地利派兵打击当地的革命运动，助其恢复了原来君主的绝对统治。
此外，各国内部的因素亦有助欧洲于 1815-1848 年间维持和平的局面。经过二十多年的战乱，各国人民经历了长期担惊受怕、流离失所的日子，均渴望和平、安定和秩序，厌战的情绪高涨。而且，经过战火的洗礼，欧洲各国灾情严重，即使英国亦不能幸免。故此，列强于战乱后忙于国内政治、经济、社会各颈的重建工作，由于事务繁多，使列强无暇向外扩张，有助欧洲各国保持和平。
在这段时间内，由于英国的制度性影响，各国对代议制日益感到兴趣，认为它是一种安全的制度，既可以基本满足民众的要求，又可以避免革命。当然，这里的代议制在政治参与的程度上同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政权是很不相同的。
在当时，凡是采用代议制的国家几乎都采用两院制，即都设上院与下院。因为上层人士对于单一的由民众选出的一院制的人民会议不敢放心，怕他们易冲动，从而作出草率的决定。因此设立上院，由具有一定身分的、有资历、经验和特殊才能的人构成，形成对下院的一种牵制和平衡力量。由此，也可以看出当时欧洲的某种保守与贵族的倾向。
但即使如此，当时的欧洲各国也无法完全抹杀掉法国革命的成就。拿破仑用枪炮推行自由平等理念虽然失败，但其遗产并未完全消亡。实际上，在其后欧洲各国制定的宪法中，也不得不引进一定限度的民主宪政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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