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在国务会议提出双百方针
一、大鸣大放犹如松花江春潮
有中央领导黄克诚大将坐镇，哈军工领导不敢怠慢，刘有光带领院党委人马，昼夜不停，开足马力，连续举行鸣放大会，仅 5 月 29 日下午，老教师就分为六个小组继续“鸣放”，接着在 5 月 30 日、31 日和 6 月 1 日三天，连续召开了规模更大的大鸣大放会议，校报《工学》专门出了副页，整版整版登载大家的发言。
黄克诚对大鸣大放的重视，对知识分子的尊重，对他们参加整风运动的鼓励，极大地激发了哈军工全校教师、学员参加整风鸣放的热情。这是哈军工反右运动前的最重要的一大特点。哈军工大鸣大放犹如松花江的春潮，一泻千里。本来有些老教师左顾右盼，不准备发言，听了黄老发自肺腑的话，感动得热泪盈眶，胆子陡然放大，纷纷举手，当着黄老的面，老教师们各抒己见，放胆直言，也不看在场的学院各级领导的尴尬脸色，语言更加不客气。
二、教授鸣放言论摘录
马明德
以建设哈军工风洞群而闻名全院的空军系模范教授马明德上校抢先发言，他说，我院内部矛盾和其他院校不大一样，在我院，较突出的是老干部与知识分子，特别是与高级知识分子之间的矛盾。产生这个矛盾的原因，是领导对知识分子几年来的进步估计偏低、对老教师过去的教学经验曾有一段采取了一概否定的态度……领导上对业务不内行，而同时无论哪一级领导都不肯钻业务。初办学院时，搬高级步校的经验，以后系里又搬航校的经验。正因为这样，使领导者与被领导者，就是老干部与教师，对教学工作如何做，一直不能取得统一认识，比如，教学方法研究会议，教师普遍认为不起作用，领导上却偏说开得很好，收获很大……
钟以文
兵工专家钟以文说：“领导上要求太多，布置太多，结果都是凑热闹的。如前年提出要 12 年内赶上世界水平，全院轰轰烈烈，要教授会拟计划，几年培养一个副博士，几年培养一个博士。算下来，12 年学院要出一百多个博士。如今两年过去了，领导也不检查一下，培养了几个副博士？说明领导上喜欢夸夸其谈，口说马列主义，却不讲究实际。”
张凤岗
机械制造工艺教授会主任张凤岗教授似乎有点否定哈军工的教学工作，他说：“我院有‘军工第一’的‘大国主义’想法，事事要求全国第一，结果是机构庞大第一，建筑漂亮，花费第一。其实机构庞大，讲究物质享受反而影响教学。‘第一’并不光荣，真正的光荣应该是教员教得好，而我们却谈不上。”
潘定
化学教授会主任教员潘定说得更尖锐：“高等学校应该是科学研究中心，应该是有课的上课，没课的作研究，大家安静下来，伏案看书，但是我院经常搞运动，好像教员坐下看书就是进入了‘低潮’，不放心了，结果弄得人不敢安定过日子，这是领导不懂得什么是学校的常态。”
邹志楷
理论力学教授会主任教员邹志楷一直被领导上认为是思想落后的知识分子，他一开口就带“刺”：“学院官味太重，各级界限分明，椅子也按级别分。校官待遇高，还发自行车。有的公务员，常跑街的反而没车骑。有些军官不自爱，我很少看电影，但每次都看见军官违纪，军官骂人我见过，
甚至骂到我的头上。”
刘恩兰
刘恩兰是学院唯一的女教授，英国牛津大学博士，中国著名地学专家，她素来不过问政治，今天也对学院的宗派主义提出尖锐批评，她举了一些实例，说明教授会主任没有实权，在教员提升问题上完全由行政领导说了算，“这是一个‘信任’问题，自己想做‘主人’，但别人不信任，没要你做主人，这样，要有‘主人翁态度’就很困难。这不是一个人的问题，军人与非军人，党与非党，都有宗派；自己不是军人，又不是党员，好像是个‘外来货’，因而在别人眼里，自己的意见就好像是不存在一样。”刘恩兰教授批评学院的宗派主义，引起许多老教师的共鸣。
张良起
电工教授会副主任张良起副教授指名道姓批评专管知识分子思想工作的第一政治处主任王序卿：“学校的政治思想工作压制多，说服教育少。刚来时见王序卿那样子，都说他厉害，我们要上夹子了。他的作风有时当着甲批评乙，又当着乙批评甲。有些事情是压制民主，肃反中的办法是不好
的。”
薛鸿达
材料力学教授会副教授薛鸿达是位性格温和的人，平时说话慢声细语，从无疾言厉色。在黄老诚恳信任的目光下，他也讲了心里话：“53 年来院时，有时好不容易想给领导提点意见，讲讲心里话，可两位政治协理员说自己‘这是思想落后’，‘那是品质问题’。到了肃反，因为我们几个南方教授常在一起聚餐，就说我们‘反领导、反党’，扣了敌我矛盾的帽子，伤了感情。周鸣鸂教授直到现在还是不高兴，胡振渭教授现在变得沉默寡言，因为院里政治部门善后工作做的不好。党内对党外人士要说老实话，对知识分子不要伤他的心”。
曹国惠
机械原理教授会副主任曹国惠教授是位耿直敢言的倔老头，他的发言火力挺足：“解放军报上批评我们学院鸣放迟了，作者未写真名，据说我们有人在追究这是谁写的。这是不好的，会阻碍广开言路。我同意建立意见箱，应该欢迎记名和不记名的批评。我们院的毛病是好大喜功，喜欢谈成绩不喜欢谈坏的，喜欢听好的不喜欢听坏的。我不反对辩证法，但是有错误应承认，不要说时间、条件变了，过去错的也变成对的了。党有时说假话，开空头支票。我们第一批到军工来的时候，动员时开了许多空头支票。不必要把歉收说成丰收，应该实事求是，今天人民都愿意跟着党走，说假话多了影响威信。关于知识分子入党的问题，党讲对知识分子门是开着的，我院好像半开半关，明确一点说是明开暗关。提出知识分子要与党思想一致，究竟怎样才算一致呢？我认为应经常给党提些意见才算爱护党，顺着党走不一定对，我现在仍坚决争取加入组织。关于要求知识分子放下架子，其实知识分子不见得有架子，可是许多高级党员还是有很大的架子。”
陈百屏
理论力学教授会主任陈百屏性格内向，平日少言寡语，听到大家批评政治部王序卿，他只说了一句重话：政治部门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不少老教师发过言后，还觉得言犹未尽，又争取第二次发言。6 月 5 日，马明德教授又就领导的工作作风发言：“过去的一些运动，如三反、肃反，都是采用大会斗争的方式，开起会来很多人大喊大叫，好像在演戏，领导干部就认为这些人是积极分子，否则就是落后。弄得不愿意叫的人也非叫不可，站在旁边刺激几句，引起同志互相之间很多意见。这样的方式对知识分子思想改造是不好的，给人一种印象，党的威信很高，而下面一些干部借党的威信在弄权。事后，还认为这些运动对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作用很大。……今后的政治工作怎么办？我个人意见首先是作报告要精短一些，领导同志不要偏听偏信，多深入下层了解实际情况，对症下药地解决实际问题。”
老教师指名道姓地批评了院部系一些领导人的工作作风问题，例如徐立行的“家长作风”，技术部副部长李焕“官气十足，不深入实际工作”， 第一政治处主任王序卿做思想工作是“压制多，说服教育少”等。对刘居英副院长的批评意见是“有些话讲得很刻薄”。
三、起义军官也开了口
哈军工有不少原国民党的起义军官，因为头上都戴着“旧军人”的帽子，他们最怕政治运动，历来谨言慎行不求名利，情愿被边缘化以求避祸。现在也被发动起来了，在政治部张衍主任主持的鸣放会上，原国民党工兵中将黄德馨教员发言，他一开口，就流露出几分感慨，他说：“千头万绪，一言难尽。” 张衍插话说：“还是说尽的好，今天说不完，明天再说。”
黄德馨不无委屈地说：“我身穿便衣，照样给学员上课，军人教养，仍然严格要求自己，授不授军衔，我倒不多考虑。我既是留洋生，又是国民党的伪工兵中将。领导上给我个大尉，觉得不好，给个少校，我也觉得高了。授个啥？领导上有困难。但是，教衔、职务应该确定。1953 年调我到五系工作，唐凯主任宣布 501 教授会工作由我和宋耀华同志负责。大家叫我黄主任、黄教员、黄同志、老黄……叫啥算啥。朱德副主席来到学院，通知军官在哪儿集合，有教衔的在哪儿集合，就是没有我的行列，最后，让我站在打字员、清洁员的队伍里。”
“去年我的一个孩子被选上去苏联访问，后来填表，因为我是旧军人，不让去了。我起义后是师级干部待遇，三级教员，革命军人。现在又什么都不是了，这是执行政策的问题，希望学院确定我的地位，明确我的职务。”
起义军官都有一肚子委屈，黄德馨讲出了他们不敢说的话。
四、“向共产党开炮！”的号召搅得年轻人热血上涌
青年人毕竟不同于谨慎持重的老教师，他们朝气蓬勃，思想单纯而活跃。但哈军工不同于地方大学，作为管理严格、军纪如山的军事院校的大学生，政治热情再高也有条令和纪律的约束，所以，在全国知识界渐成燎原之势的大鸣大放高潮中，哈军工的学生们普遍是观望四顾，窃窃私语，保持平静和漠然的心态，六月初哈军工老教师的鸣放热情对学员的影响并不大。类似北京大学的民主墙，林希翎式的激情演讲，决不会在哈军工这所大学里出现。
然而，院系领导在学员中的崇高威望是不可抗拒的力量。空军工程系政委于达康大校在向全系师生作整风动员时，大声号召传遍全院：“共产党员同志们，共青团员同志们，一切爱国分子同志们，现在应该站出来，向共产党开炮！这是考验你们的时刻……”
“向共产党开炮！”老天爷呀，这是能随便说的吗？可老革命能欺骗我们吗？经不住哈军工各级领导的层层动员和热情劝导：响应党中央、毛主席的号召，帮助党整风，岂能落后！学员、助教、实验员们终于被搅得热血上涌，跃跃欲试。年轻人几乎天然肩负的针砭时弊、推动社会前进的使命感，以及年轻人涉世不深，思想单纯，情绪容易冲动等弱点都被充分调动起来了，因此，难得看到《人民日报》的学员们甚至不知道有个 6 月 8日的社论。关里地方大学开始反击右派的新动向对他们几乎没有什么影响。
王字楼东侧的小树林里，拉起绳子网，悬挂起大字报，每天下午体育锻炼时间，学员们在小树林里穿来穿去，仔细阅读大字报。晚上各系都要召开学员的鸣放座谈会，在五个工程系的教学大楼里，学员们办起巨幅黑板报，连续报道年轻人的鸣放发言。
学员鸣放的一个明显特点是，首先把矛头直接指向年级主任和专科主任。哈军工不同于地方大学，从开始创建起就存在两对矛盾。一是老干部与老教师之间的矛盾，特别是授军衔以后，陈赓提高了老教师和青年知识分子的军衔，老干部心怀嫉妒，老子打仗流血牺牲，你们不过读了点书，军衔比我还高！
二是中下层干部与学员之间的矛盾。因为系领导之下还设立了两层干部：专科主任（包括政委）和年级主任。他们的军衔大约在中尉到少校之间，与院系领导比较，他们大多是文化程度偏低的工农干部，别看官帽子不算太大，但权力可不小，因为他们天天直接面对学员，以党的名义掌控着学员的政治命运。他们需要学员的绝对服从，而来自高中生的小知识分子具有自由散漫和傲、犟的本性，这样双方就必然发生冲撞。中下层干部中确有政策水平高且心地善良者，如空军工程系的专科主任王秀山、王荣光，年级主任张顺南、罗光。数十年后，当年的学生们还怀念他们。无须讳言，也确有相当多政策水平较低而又喜欢整人者，成为学员又怕又恨的“顶头上司”。
哈军工独特的管理干部架构，形成不懂教育者太多太滥，结果必定添乱，这是哈军工办学中有违教育科学规律的一大硬伤。在工程兵工程系的学员座谈会上，学员夏清可揭露专科主任赵志善的军阀习气和特权思想。他说：“科里民主生活少，四年来没有开过一次全科的行政会议。科主任对学员的管理方式是：你不对，我就关你的禁闭！”夏清可举了一个小例子：“有一个周六晚上，我没有去看电影，到八一楼跳舞了。第二天，科里就宣布给我‘禁假一天’的处分。我想不通，就去找赵主任谈。他一边和我谈，一边翻看条令，最后也没有从条令里找到这一条。他还是坚持要我做检查，我说我没有违纪，只是思想问题。他发火说：你是胡风思想！”
空军工程系二期学员里有一位高干子弟叫杨为民，其父是高教部部长杨秀峰。二年级的时候，杨为民认为哈军工的培养目标是维护修理工程师，而他的理想是当飞机设计师。于是他请病假回北京，要其母找哈军工领导疏通，允许他转学北航。很久以后，同学们才听说杨为民不是回家养病而是转学北航了。哈军工明令规定学员不可以转学啊，为什么杨为民就特殊呢？学员们为此议论纷纷。鸣放的时候，同班同学潘扬烈在黑板上写了一行字：“杨为民到哪儿去了？”质疑高干子弟学员的特殊化。年级主任不高兴了，强令潘扬烈做检查。进入反右阶段，潘扬烈为这八个粉笔字丢掉了预备党员的资格。
无独有偶，几个月后，空军工程系二期学员曲礼洲对大鸣大放影响放暑假不满意，他说：“我什么也不放，这么多年不放暑假，盼到今年还是不放，我起草一张大字报。”他找同班同学温秉恒帮助抄写，还说：“你再给起个标题吧。”温秉恒就添上个标题——《假期又飞了！》大字报贴出来，学员们反映强烈，心里都想着放假。年级主任大为光火，先让温秉恒深刻检查，同时把曲礼洲列为中右分子，半年后打发曲礼洲下放北大荒去！大鸣大放时因为一句话惹祸上身已成为政治运动的常态，把大学精神和军队法规的落差夸大为右派标准，也是哈军工反右特色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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