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扒车”和血书

 父母被抓走，我们兄妹三人没有一分钱收入，胡乱对付了将近一年。有同学通风报信说清华附中革委会准备批斗我，祸根是民族学院造反派把父亲抓走时把我家翻了个底朝天，我的日记和书信也被抄走，日记里有我对江青和样板戏不恭的评论。我认为样板戏概念化、脸谱化，艺术审美水平不高。造反派把日记给了清华附中，还牵连我在日记里提及的和我通信的同学。真是老天有眼，恰好这时毛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学校没人上课了，本人幸免于难。

一批批同学陆续被分配到全国各地插队落户。因为父母进了监狱，我沦落为“狗崽子”，所以没份。收入一分钱没有，工作迟迟不分配，眼看全家就要饿饭。1968年8月，清华附中有一批同学分配去内蒙牧区插队，我立刻决定“扒车”跟他们去内蒙。“扒车”是指无票乘车，那时候秩序混乱，多半都能成功。

从北京上火车到张家口，又坐了两天的敞篷卡车才到达东乌珠穆沁旗首府锡林浩特。同学分散到各自插队所在地去了，只剩下“扒车”知青，来自北京各区县，一共19人。没有合法手续，“知青办”不收，怎么办？我们聚在一起商量办法，七嘴八舌，茫无头绪。

不知谁提出“给毛主席写血书！”所有人都齐声赞成。可是，出谁的血，谁来写呢？没人说话了。一个干部子弟说，买只鸡杀了，用鸡血写。我心想这可不是开玩笑的事，万一泄露出去不杀头也得坐牢！于是说：我来吧！一个同学找出剃胡刀片在我左胳臂上划开一道口子，就这样代表大家写了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要求在内蒙草原“接受贫下中牧再教育”的血书。写完还剩一些血，我拿出笔记本准备写上“毛主席万岁”。没写两个字，血没了——这张纸我还保存得好好的呢。

这一招还真灵，把当地的知青办感动了，决定破例收下我们。就这样，我和同行的一位同班同学还有另外两个不认识的北京知青分派到盐池公社（蒙语名额吉诺尔），和一家带领我们放牧（俗称“带包”）的蒙古族牧民一起放一群羊，900多只。这样才领到第一个月的生活费9元人民币，留下2元买牙膏、肥皂，其余7元赶紧寄回北京给弟弟、妹妹，勉强可以保证他们不至于饿死。

内蒙草原放羊三个月

在草原的三个月，过着和牧民一模一样的生活，说起来也是人生难得的一段经历。现在的年轻人或许会觉得十分浪漫，值得向往，但这完全不是我当时的心境。我的心境是灰暗一片，看不到一线光明。父母关在监狱里，在哪个监狱都不知道，一丝消息都打听不到；弟妹留在千里外，就靠我寄回的7—9元生活费勉强度日；自己未来是不是就这样放一辈子羊，只有天知道；冬天虽然刚刚降临，我已经充分领略了它的滋味，到时候是不是扛得住实在难说。万一出点什么事，谁会来救我？羊肉、奶豆腐、炒米、白面倒是天天有，蔬菜、水果可是想都别想，我们汉人能习惯吗……越想越心寒。

8月份是草原最美、最舒服的季节。可惜，放了几天羊，就感觉浑身刺痒难熬。一个艳阳天，我提了一桶水，尽可能走得离蒙古包远一点，在一丛茅草后面脱下衣裤洗澡。把裤衩拿起来一看，不禁起了浑身鸡皮疙瘩：密密麻麻，全是虱子在爬！再抬头一看，带包的蒙族大妈（蒙语叫“阿嘎”）正举着望远镜，边看边笑呢。我这么个有洁癖的人，全年大部分时间不能洗澡，浑身上下爬满虱子却无法可想。一开始还企图奋争一番，开水烫、农药泡，代价巨大，战果近于零，很快就彻底投降了事。

9月8号，草原就下了第一场雪。到了11月，羊皮袄、羊皮裤、毡靴，全副武装。白天太阳晒着还好，夜里围坐在牛粪火炉子旁边，前心烤得快要烧焦，后背还是冻得冰凉刺骨。睡觉盖着羊皮被褥，保暖还行，羊毛里布满的虱子却让人难以入眠。

还有“孤独”。和其他三人毫无共同语言，既没有书也没有音乐，连个收音机都没有。完全彻底的文化沙漠，无比荒凉，比北京还要惨得多——那里毕竟是“天网恢恢，疏而有漏”，还有几条漏网之鱼、能搞到几本禁书，还能偷听“资产阶级黄色音乐”——也就是贝多芬、莫扎特的音乐，还有少数几个知心朋友可以说说话。说实话，草原上的这种精神折磨比物质的困苦、身体的不适更难忍受。

然而，雪上加霜，我还惹了一场大祸。

9月的一天，轮到我放羊。放羊很简单，早上骑马或者骑骆驼，把羊群赶出羊圈自己吃草。中午往回赶，天黑前正好回到蒙古包，把羊群交给夜里看守羊群（叫做“下夜”）的人，完事。我好心过头了，为了让羊群多吃草，往回赶的时间太晚，没等回到蒙古包，天就黑了。

没想到，天一黑，羊群就不走了，全体就地卧倒。不管怎么拼命赶，就是不走。也是因为语言不通，牧民事先没有告诉过我们这回事，没有过任何起码的告知和培训；更可怕的是，没有任何人告诉我们草原上还有狼！我以为狼早就被牧民的猎枪灭绝了，而且事实上也一直没有过狼的任何迹象。

估计离蒙古包已经近在咫尺了，于是我骑上马，想去招呼人过来一起赶羊——又是没想到，竟然迷路了！蒙古包找不到，回头找羊，羊也不见了！急得满头大汗，狂奔了不知多久。大概有好几个小时，总算是找到了蒙古包。所有人急如星火出去找羊群，直到天大亮才找到。眼前的惨相把我惊呆在原地：90多只羊遭了狼害，有被开膛破肚，仰面朝天的；有脖子咬得血肉模糊的；有大尾巴整个被咬掉的……真是羊尸遍野呀！

这些残忍的狼，不是咬死一只拉走或吃掉完事，而是狼性大发，疯狂残害尽可能多的羊，看得我咬牙切齿，恨不能把全世界的狼统统斩尽杀绝！这个亲身经历让我对那些一味美化野兽的动物保护主义者始终心存疑虑。任何好事都不能走极端，不能一根筋，否则一定走向反面，一定是自毁性的。

从这天开始，每天晚上狼群都围着我们的“浩特”嚎叫，一天不落。牧民的猎枪文革中都被没收了，唯一的牧羊犬也完全不是维护羊群利益、和狼斗争的勇士——相反，听着周边的狼嚎，卧在蒙古包旁吓得浑身发抖，一声不吭。我们不敢大意，不敢有片刻合眼，手里拎着马蹬子当武器守护羊群。就这样，还被一只狼跳进羊圈，差点又出事故。

一片草场的草被羊吃得差不多了，就要转场（“走浩特”），换一片草场放牧。一次“走浩特”，我被指派留守，一个人留下来看蒙古包。门上没有门栓，只有一条皮绳系住，狗也不在身边，手边就只有一只马蹬，整夜听着狼群在四周狂嚎。怕是有点怕，但居然还能睡着觉！我的胆量就是这样练出来的。

我闯祸之后，心想这回算是彻底完蛋了。本来就是“狗崽子”，又严重破坏集体财产——羊群是归集体所有、个人分散放牧，年终按工分分配的。要是扣上一顶“反革命破坏罪”的大帽子，进监狱是跑不掉了；进监狱也就罢了，有人管饭，弟弟妹妹怎么办？

几天以后，全体知青开大会讨论这一起严重事故。我在会上做了深刻检讨，虽然没有痛哭流涕，却也感动了大家，最后决定免予处分。为此，我一辈子都会牢记这些北京五中男女知青的恩德。他们在那个普遍丧失起码人性善良，肆意罗织罪名陷害别人以显示“革命立场坚定”的极左年代，居然能宽容大度，网开一面，免除了同胞的一场巨灾大祸。

万没想到，尽管是用我的血写了血书，其他18个“扒车”来的北京知青全留下了，唯独我一个人被赶回北京。三个月后，去北京调取档案的知青回来通知我：你父母在监狱里，你不能待在离中蒙边境这么近的地方。档案是每个人都一定有的，掌管在工作单位或居委会的人事部门手里，本人永远不能看。里面塞进了什么东西，你一辈子都不可能知道，当然也决没有申辩的机会。

如果问我当时的心情，自己也搞不清，但一定不是愤怒——哪敢愤怒，只有逆来顺受，乖乖听命。唯一一件“软抵抗”是把“带包”牧民的一条人造丝腰带塞进行李带回了北京。由于语言不通，也不知道这是她送给我的还是借给我的，心想实在没法可想就卖了换生活费。这是我在文革中干的第三件缺德事，至今为此内疚不已。

1968年11月中旬，我卷铺盖回家。记得好像还发了四十块钱遣送费，我基本没花，一路搭免费卡车回到北京。

落户白洋淀

不久，清华附中分配我去山西太谷县插队。我刚到太谷县城，就接到妹妹的电报，告我她已经和几个北大附中同学联系好去河北白洋淀“投亲靠友”——一个同学在白洋淀有亲戚，通过她办妥了插队手续。我没有片刻犹豫，立即把自己的户口也转到白洋淀。就这样，在安新县王家寨公社赵庄子大队第五生产队插队七年（后四年是当民办教师）。老天有眼，这里可比山西强多了，可以挣到一块四毛多，离北京又近，火车票只要两块多，而山西每天一个壮劳力只能挣几分或一毛。我这种从小体弱多病的身体要是在山西待上七年，恐怕不死也得落一身病。

我们之所以能来此落户，是因为白洋淀当时武斗正酣，两派都想借插队知青壮大实力，才让我们钻了空子，不然不会让城里人抢农民的饭吃。幸好我去的赵庄子武斗已经结束，其中一派被打跑了，为首的赵波据说还是电影《小兵张嘎》嘎子的原型。

赵庄子在白洋淀东北角，四面环水，距安新县城和雄县县城都是15华里，去安新县城要划船走水路，去雄县县城可以步行。县城就是一条十字街，几家小饭馆，几家小商店，简陋极了，百物匮乏。除非必要，我们很少去。划船是个技术活，尤其是在船尾用单棹挑，难度更大。但这是基本生存技能，我们很快都学会了。最难的是捕鱼和打苇，老乡从来不让我们干，我们也就没学。

鱼差不多捕光了，修了拦河坝以后螃蟹也基本绝迹，只剩下一点小鱼小虾。一条船，两个壮劳力，出去一天，成绩最好的也就是捕到6斤多鱼，而且很少见到大鱼。村子里耕地很少，只有少量菜园子，生计主要靠芦苇。质量好的苇子用来织席，除了大量用做炕席，建筑工地也需要；质量差的编成苇箔，用于盖房时铺房顶。织席打箔是妇女干的活。因为除了种地什么都不许干，多养几只鸡都是“资本主义尾巴”，要强迫割掉，男劳力有劲无处使，每天还不能闲着，一群人就在那几块巴掌大的旱地上装模作样、磨磨蹭蹭，聊天抽烟的时间比干活的时间还长。

这里耕地很少，粮食不能自给，吃国家“返销粮”，都是质量最差的陈年带壳的高梁和白薯干。蔬菜以大白菜为主，食用油根本没有。我们只能用粮食和流动小贩换香油，偶尔换几小块豆腐改善一下。每顿饭就是大铁锅底下煮高粱米粥，篦子上蒸大白菜和薯干，白菜蒸熟后滴几滴香油、撒点盐。大家还得互相谦让，省着吃。我这辈子从来没吃过这么难吃的饭菜，每天下地回来饿得前心贴后背，看着眼前的饭菜却毫无食欲。

白洋淀号称“北国江南”，鱼米之乡，老百姓的生活却搞成这样，历史上从来没有这么穷过。居然也听不见有人抱怨——谁敢哪，被人揭发检举就成了“反革命”挨批斗，还得祸及子孙。究竟是怎么回事？这是我的一大困惑。当时搞不懂，改革开放以后才明白，就是制度问题，公有制必定是普遍贫穷。

第二大困惑是，婚后的农村妇女除了冬天和其它太冷的天气，差不多都是光着大膀子，赤裸上半身，两只乳房没遮没挡。不光河北农村，北京郊区也一样。文革中我曾经骑自行车去北京郊区窦店公社“访贫问苦”，记忆最深刻的是和农妇坐在土炕上面对面谈话，距离不过尺余，她上身赤裸，毫无羞色。起初很是疑惑，心想新中国的农村妇女真是彻底解放了啊！再一想，也许是传统？莫非自古就是如此？细想绝无可能，中华文明讲究“男女之大防”极其严格，客人来访女眷要完全回避，怎么可能像非洲原始部落民那样当众赤裸上身？实情其实很简单，三个字：没衣穿。那时城市市民每年也只有一丈多布票，全年的衣服被褥都靠这点布。农村连一丈都不到。每年七、八尺布，只够做一条裤子，顾得了下身就不错，上身就只好实行“天体主义”了。

第三大困惑是“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贫下中农”给我们最深刻的教育是性启蒙、性开放。清华附中和北大附中知青是在禁欲主义的无性环境下长大的，相互之间从来不谈“下流”话题，对性一无所知。到了农村，尽管文革的官方意识形态严禁任何与“性”有关的谈论，但下地干活休息时还是有不少大胆的贫下中农大讲黄色笑话，毫无顾忌，令我尴尬万分。农民除了教给我们传统的农村生产生活方式之外，只有极少数基层干部和“积极分子”在正式场合当官方宣传传声筒，绝大多数农民要么根本不谈政治，要么含沙射影地讽刺共产党干部。起初我还心存不满，觉得他们落后愚昧。“林彪事件”之后才恍然惊觉是我自己愚昧落后，农民反而还没被极左意识形态洗脑，保持着朴素的正常人类健全常识。

借出差游玩云南

命运弄人，尤其是不放过任何机会作弄我。插队也就刚满一个月，我又惹出了大麻烦。

当时村里不通电，但不远处有高压输电线，只要集体出资买到电线、水泥电线杆和变压器，就可以通上电。最稀缺的是变压器，很难买到。大队干部就问我们知青谁有办法？没人应声。我心想这应该不是什么了不起的难题吧？到北京跑一跑，也许有希望呢。于是从大队借了40元钱，开了介绍信，独自回京。农民没有介绍信私自出到县城之外是不允许的，会被当做“盲流”，以“无证明流窜”的罪名关进收容所，遣送回居住地。

跑了第一家变压器生产厂，我就如愿以偿订购了一台。但没有现货，要过一个月才能到货。事有凑巧，恰好这时清华附中一批同学分配到云南河口国营农场种橡胶。有同学鼓动我一起扒车去玩一趟，白吃白喝还不花路费，何乐而不为？这么好的事，傻瓜才不干。我怀揣二十几元钱、十几斤全国粮票和简单行李上了火车，还在车站拉上一个熟人——这位除了带着一只折叠式塑料杯，干脆身无分文。

到了昆明，在云南大学住一夜，换乘还是当年法国殖民者修建的窄轨小火车走了两天——因为铁路太陈旧了，晚间不敢走，只能白天开。抵达中越交界处的河口，知青还在等候分配，我们几个知青就因为公然大唱外国民歌被人举报。有关部门强迫我们站在高桌子上挨批斗，这个不祥之兆似乎已经预示着我后来的厄运。稍微谨慎一点的人这时候一定是先确认好回程的火车再干别的，我们俩（其实所有决策都是我做的）却冒冒失失随同学下到农场。等回到河口，火车早就开走了。

有大串联和去内蒙的经验，我对“扒车”胸有成竹。第二天上午，买站台票上了火车。没想到这里是边境地区，查票比内地严格得多，没几站路就被轰下车；再试一次，还是没法蒙混过关，到开远就又被轰下去了。怎么办？第一个念头是找当地的知青办请求帮助。我们是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来边疆插队落户的嘛，能让我们流落街头吗？知青办的工作人员表示同情，但爱莫能助，建议我们找个旅馆住下打电报让家里寄钱来。他负责给我们开介绍信，没有单位介绍信不能住旅店。我哪有家？同行的朋友也毫无表示。

 弄巧成拙进收容所

犹豫了一阵，我说：干脆投奔收容所吧。于是找到开远县收容所。人家拒绝收留，禁不住一再恳求，总算是同意了。哪里知道“收容所”可不是寻常地方，根本就是变相监狱，看管和正式监狱一样严密，被关进来的都是流窜作案的骗子、小偷、流氓和乞丐以及所谓“身份不明”、“无证明流窜”的人。还好，里面已经关进了几个北京知青，其中一位还是我北大中关园的邻居，小学同班同学的弟弟。我们同住一室，摩擦还少一些。

收容所破烂不堪，床和被褥是根本没有的，破板凳上搭着些破木板，铺着稻草，白天黑夜都坐卧在上头。每天两顿饭，永恒不变的一碗玉米茬子混合糙米蒸饭、辣椒炒空心菜，吃不饱也饿不死。白天“管教”有兴头时，就拎出两位“流氓”（其实是逃婚出来的情人）批斗，让他们当众交代罪行。管教最感兴趣的是细节：有没有接吻，有没有“按电铃”（摸乳头的意思），等等。

云南地处亚热带，洗澡方便，没有让我头疼的虱子，取而代之的是臭虫。天一黑，臭虫大军就开始出动，肆虐到天亮才收兵回营，加上蚊子大军，基本上每天晚上都没法睡觉，只好白天补觉。和管教一再要求买点杀虫药，哪怕用开水烫烫也好啊！管教说没这笔开支，置之不理。最后被我们闹得烦了，就说：哪天阳光足，你们把床板搬出来在院子的地上使劲摔，把臭虫摔出来!

没办法，只好照办。不能说完全无效，特别是有一块半朽的木板，布满空洞，摔到地上之后，活像有人捧了两大把臭虫洒在地上一样，震出来的臭虫密密麻麻在地上四处乱跑。我们一齐上去一阵猛踩，地上立刻一片鲜血，都是臭虫肚子里吸饱的人血。当天晚上还真的有所改善，没过几天就一切如故了。

关在开远收容所只提审了一次。审讯员不由分说就判定我为“企图偷越国境”，无论我怎样申辩一律无效。他只是反复说：“老实交代，争取宽大处理，是你唯一的出路！” 收容所的规定是凑够一定数量的犯人才分批一起遣送原籍，我们在开远收容所被关押了20天，由警察押送上火车到昆明收容所，又关了半个月。一天早晨，几十人排成一队单人队列，每人左胳膊用粗麻绳拴牢，在昆明郊区扬长过市，接着转运，路旁围观群众人山人海。押送上火车才解开麻绳，由持枪军人严密看守，送到武汉收容所。

武汉收容所是我住过的收容所里条件最糟糕的，一所钢筋水泥大仓库，猜想是废弃的军火库，连稻草都没有，就睡在水泥台子上。天气湿冷，时间长了一定生病。一天开饭时我走出房间，突然脚边一堆烂草涌动起来，钻出一个蓬头垢面，衣衫褴褛，肮脏得让人要呕吐的人，把我吓了一大跳。不用说，这是一个当时全国城乡到处可见的乞丐，因为有损“社会主义国家”形象，被强迫收容进来。

北京河北狱中见闻

 在武汉收容所又关了十天，终于押送回北京。下了火车，我们八、九个“盲流”戴着手铐，坐在院子里，等候各自插队前在京户口所在地的警察来接人。楼上一大群等车的乘客从玻璃窗探出头看热闹，其中一人扔下一大块西瓜皮，差点砸在我们头上。

我满心以为到北京就会把我放了，哪想到反而升格了，关进了海淀公安分局看守所。办完例行手续已经是半夜，进了牢房，警察“咣当”一声就把铁门关上了。让我有点意外的是虽然是夏天，大约15平米的房间挤着十几个人（最多时关过19个人），气味却不算太难闻。后来才发现，这里面的卫生情况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牢头”的个人生活习惯和他的管理。我这间牢头是北京城著名的“佛爷”（即小偷）大头目焕一，他是很爱干净的。

我转过身，在牢房铁门上的小窗口前呼吸外面的新鲜空气，突然听到一个声音说，“呵，还挺有风度的！”我没搭理，过了一会，大概是把我上上下下打量完了，另一个地位仅次于焕一的人招呼我说：你睡我这儿吧!第二天知道他叫尹小健，老红卫兵，父亲是北京体育学院党委书记。

牢房里的规矩不少，一般新进来的犯人都要睡在最差的地方即小便池旁边，我算是一步登天了。旧规矩是新来者都要劈头盖脸挨一顿打，但有“四不打”，也就是四种人免打：政治犯不打、有文化的不打、长得漂亮的不打、懂事的（会来事，善于处理人际关系的）不打。文革时监狱管理严酷，挨打的不多见了——至少北京是这样。焕一说我运气好，不挨打的四条都齐备了。我被安上了“企图偷越国境”的莫须有罪名，当然就是政治犯了，放在过去也不可能挨打的。可见“盗亦有道”，刑事犯也是人，也有正义感。这些复杂的人生阅历更使我对人多了宽容，少了歧视，更容易认同“把每个人都当人看”的人道主义和人权思想。

看守所规定不许串通案情，我尽量少问狱友的个人情况，当然，那时也没有任何社会学知识。社会学早在五十年代学苏联时期就被定为“资产阶级伪科学”取缔，到八十年代才恢复重建。否则，监狱真是一个搞社会学调查研究的好地方。

我这间牢房关进来的人五花八门，大体上无非两类：案情已经查明，等候判决的刑事犯，包括打架斗殴伤人（如尹小健）、盗窃（如焕一和另外两人）、抢劫、强奸和完全无辜的。说到无辜，我是一个，还有一位中学语文教师被人举报说是强奸自己的女儿，但自己坚称没有。我从直觉上判断他是被人诬陷的。

和我交谈最多的是尹小健，整天问各种知识问题；其次是焕一，他最忧虑的是会不会被判死刑。我不知怎么说好，只能说：不至于吧。其实看他整天戴着手铐脚镣的特殊待遇，我预料他下场不妙。后来，他真的因为“案情严重，民愤极大”被枪毙了。他告诉我，之所以走上惯偷这条路，都是因为他奶奶从小纵容娇惯，偷东西也不惩罚，听之任之的结果，现在后悔也晚了。他还给大家讲过那则著名的故事：一个死刑犯临死前要求最后吃一次母亲的奶，然后一口咬掉母亲的乳头，大骂母亲从小纵容溺爱，害死了他。这位焕一给我留下的印象实在不错，白白胖胖，文化不高但温文尔雅，待人亲切有礼。在那些徒子徒孙眼里，他威信很高，牢房里另外两个小偷也是绝对服从，牢房被他管理得井井有条。

尹小健和焕一有相似之处。“联动”被中央文革镇压后，一大批干部子女被抓进看守所或“学习班”，不久被毛下令统统放了。这些人就带头颓废堕落，带动一大批干部子弟和京城小偷流氓混在一起，打架斗殴偷东西，乱搞男女关系，流行说法叫“兵匪佛一家”， “老兵”尹小健就是这一风气的受害者之一。他的下场如何我不知道，分开后就没有消息了。但他给我留下的记忆是美好的，我衷心祝愿他以后走上人生正道。

海淀分局看守所让我最难受的是两件事：挨饿和“放茅”。

吃饭，每天八两粮，两顿饭。每顿饭两个棒子面窝头，一碗菜汤，里面放进一点炒肉末，每天饿得前心贴后心。牢房里最流行的娱乐节目就是“精神会餐”，轮流讲自己吃过的好东西。夏天有时窝头是馊的，掰开能拉出丝来，大家照吃不误，也没见有拉肚子的。也许是饿久了，消化力太强，把细菌都消化了。

“放茅”就是每天起床后大便，各监室轮流上厕所，限定三分钟完事。到三分钟，必须提起裤子跑步回监室。稍微慢一点，管教上来就是一脚。每天只此一次，其它时间想大便，必须反复求管教开恩。小便就在牢房墙角水泥砌的小便池，池子上方安了一只水龙头，可以冲水洗漱。开水每天送两次，每人每次大半碗。

实事求是说，警察打人是没有的，最严厉的惩罚是上“背铐”，也就是手铐有铁链连着，一只手在下，另一只手在上铐在背后。再不老实，就把手铐一圈一圈收紧，直到勒进肉里。还有关禁闭，听说过，没见过。

在海淀分局被提审过两次。预审员还是那一套，“党的政策你应该很清楚了，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让我老实交代罪行，争取宽大处理。我的申辩理由他听都不听，只是冷冷地说：你没事？没事怎么到这儿来了？好人不会进这地方来，你最好还是老实交代自己的罪行。狱友给我的教育恰好相反，他们告诫我的是：坦白从宽，牢底坐穿；抗拒从严，回家过年。这宝贵教育当时用不上，我哪有需要隐瞒的什么“罪行”？直到1989年“涉嫌参与发生在北京市的反革命动暴乱”被捕，才用上了。不过不是用来隐瞒自己的“罪行”，是用于保护朋友们。此是后话。

“无证明流窜”及获释

父母遭难，弟妹幼小，所有的亲戚朋友要么自身难保，要么避之唯恐不及。只有长沙的姨妈最仗义，听说我“出事”了，急如星火来到北京和妹妹商量怎么营救。那当然是痴心妄想，顶多就是送点东西进来罢了。中间有一次还传说要在海淀体育场开批斗大会批斗我，不知什么原因没实现。

就这样关到1969年10月，林彪“一号通令”下达后，北京监狱里所有的犯人奉命转移到外地。我被送到石家庄的河北省第二监狱，这回是正式监狱了。我这才知道，监狱比看守所好过多了，吃、住、卫生条件都好些，还能参加农业劳动，能经常见到阳光，还能拔个萝卜、摘个茄子偷吃——这时才知道茄子是可以生吃的。看守所里可是偶尔才能放一次风，出牢房走动走动，晒晒太阳。

狱中还关着两个白洋淀知青，都是干部子弟。其中一位叫朱国强，和我很快熟悉起来，成了朋友。不久，我们被送到保定，进了“学习班”，关了几天，12月送回安新县看守所“教育释放”。我偷看释放文件，罪名写的是“无证明流窜”，简称“盲流”，不是“企图偷越国境”了。

从云南开远进收容所，在河北安新出看守所，我失去自由整整半年，共计186天，其间差不多遍历中国各种关押人犯的场所。吃苦固然不少，但最后的结果却令我喜出望外。有了如此难得的丰富经历，档案里还没有犯罪记录，真是老天有眼啊！

我乐颠颠走出来，朱国强也同时释放，邀请我去他天津姑姑家住几天。我们搭天津养鸭场来白洋淀拉水草的敞篷卡车到天津，一路冻得半死，全靠喝下去的二两薯干白酒支撑。他姑姑看来家境不好，这种居住条件我还是头一次见，一点不比贫民窟强，只觉得那间破砖房随时可能倒塌下来。两天后朱国强回北京，我回白洋淀，从此再没见过面。

我最担心的是回村后的遭遇。一个反革命家属、狗崽子，不老老实实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擅自跑到边境，被“无产阶级专政”半年，这不是作死嘛。没想到经我解释后，大队书记赵大福什么指责的话也没说，只是让我接受教训，别再犯错误。他还说：娇生惯养的城市娃能来咱穷村子吃苦受罪，多不容易！咱贫下中农得好好爱护他们，帮助他们。他儿子赵军臣后来成了我的学生，成绩优秀，考上高中毕业后参军当了军官，退伍后在廊坊银行当领导，在白洋淀算是特别有出息的，这也算是我对他父亲的一点回报吧。

农村生活点滴

虽然全村的老乡没有一个人对我落井下石，但流言蜚语是免不了的。幸亏订购的变压器经我在北京蹲看守所时专门写信交代给村里，村里派人取了回来。我回到村里不久就拉上了电，全村生活大变样，方便多了。这对我很有利。

惹了这么大的祸，当然得将功赎罪，好好表现。此后，我干活特别卖力气，不怕脏和累。最脏的活是撒粪肥。人粪晒干混合草木灰，用手抓着撒在庄稼根部。经常抓到没有完全晒干的粪干，外面是黑灰色，抓在手里掰开了，里面黄色的人粪粘在手上，再恶心也得装作若无其事。有几块地离村子很远，有时忘了带水，就得学老乡喝小河沟里臭烘烘的水。初春时节水面还冻着冰，光脚在稻秧田里把秧田的泥踩匀，那可不是一般的冷。凡此种种老乡看在眼里，很快就把我半年蹲监狱的坏影响抹平了。

白洋淀水乡是副业区，耕地很少，不产粮食；全国的粮食都是“统购统销”的，全部由政府控制，不许私人买卖。政府的办法就是用最差的陈粮“返销”给农民，那些发霉的白薯干丢进猪圈，猪都不吃，逼得农民只好忍痛把一些苇田开垦成粮田。收入肯定是下降了，但总算能吃到一些新鲜的好粮食。再加上白洋淀的农民不吃狗肉、甲鱼、黄鳝和其它乱七八糟的东西，我认为这是“解放”前当地农民好日子的证据，于是都白送给我们，时不时补充一点蛋白质，保证了最起码的营养，这比山西、陕西的插队知青强多了。

老乡有私家厕所的极少，私家厕所其实也不过是随便乱搭的破棚子而已。村里设有几个公厕，专人管理，经常洒上烧灶的草木灰掩盖，还算干净。我们知青用废报纸揩腚，老乡都用土坷垃和碎砖瓦，讲究点的用苇子片。上厕所时，经常让猛然窜出的狗或猪吓一跳。猪狗满嘴糊着屎，显然是刚刚饱餐一顿。这是不允许的——大便宝贵呀，种庄稼全都指着它呢！所以，老乡遇见偷吃人屎的猪狗就是一顿臭揍。有时内急，厕所遥远，就在淀边将就。立刻有狗过来蹲着，静候美餐。

粮食人都不够吃，哪有余粮喂狗？实在养不起了，老乡就忍痛把狗牵到知青点来让我们杀了吃，把狗皮给他们就行了。一条狗，连骨头带肉差不多大半柴锅，吃得我们浑身狗气，小便都是狗肉味。走到村里，狗们朝我们不住狂吠——我想它们是严重迷惑了：这来的浑身狗味的动物是人还是狗啊？

我猜想，猪狗都并不是喜爱吃屎，不得已而为之罢了。久而久之，就改变了天然饮食习惯，以适应与人共度美好时光。仔细回味，猪肉和狗肉还真有一股人屎味道，难怪穆斯林不吃猪肉。知识青年真是罪孽深重，杀狗吃狗肉，罪不容赦。

四十多年前的北方，冬天比现在冷得多。起初政府不给白洋淀地区供煤，燃料全靠残次芦苇和苇叶，勉强够烧饭用，冬天取暖只能在做饭同时烧炕。炕是土坯砌的，里面留着烟道，烟道通着烧饭的灶。我们男女知青两间房，靠一天烧两顿饭，炕哪能热得了？为了节约燃料中午不生火，叫“吃饽饽”，就是啃冷的玉米面或高粱面饼子。屋里脸盆的水早上都冻了冰。后来有煤卖了，我索性把炕拆了，睡在桌子上。从北京买回铁皮烟囱和炉箅子，自己用砖砌了煤炉，用黄泥兑上稻壳抹炉膛，才算是不挨冻了。

为什么要把炕拆了？因为有跳蚤。全中国的害人虫各有特色，内蒙是虱子，云南是臭虫，白洋淀是跳蚤。比较起来，跳蚤是冠军，祸害人最厉害。这东西只有芝麻粒的几分之一大，跳起来却有一尺多高；而且，你好不容易把它按住了，在褥子上也根本碾不死它。被它咬的包奇痒难熬，越抓越痒，很快就感染化脓，一个多月下不去。北京知青无一例外，全都是浑身脓包。老乡说我们“水土不服”——他们怎么就没事？也对呀，一回到北京就好了，可不是水土不服嘛。就不想想北京哪有跳蚤。

我找到原因后立刻行动，在土炕上撒满农药666，无效；乐果、敌百虫、敌敌畏，无效。最后把剧毒的有机磷农药1059和1605都用上了，好了几天，还是无效。再仔细找原因，发现只要老乡来串门，跳蚤就来了。那时什么娱乐都没有，收音机也没有，电视更别提，农民唯一的娱乐就是晚饭后串门聊天。我才知道跳蚤是社会主义新农村每个人身上的必备之物，于是忍痛把土炕拆了睡桌子。桌子高，老乡不能坐，于是问题彻底解决。

“知青特区”与思想启蒙

在多达将近两千万的全国知识青年里，白洋淀知青算是收入最高、处境最好的。每天一个壮劳力的满工分10分，可以分到一块四毛多钱（我一开始只能拿六分半工分），所以我说白洋淀是“知青特区”。白洋淀的插队知青以干部子弟和知识分子子弟为主。很多部长以上级别的干部被打倒，要么进监狱，要么关“牛棚”，要么下干校，家里的“内部读物”灰皮书、黄皮书被子弟偷出来传看。加上家里或图书馆的劫余藏书，知青互相走动交流，海阔天空无所不谈，知识青年的思想启蒙就此开始。

内部读物是在中苏论战期间毛泽东为提高高级干部理论水平专门下令翻译出版的，对象仅限省部级干部，不准对外散布。“灰皮书”是西方思想家、尤其是修正主义思想家和其它反马克思主义、非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书籍；“黄皮书”是以苏联东欧作家为主的文学类书籍。这批书成为我最早的启蒙读物。特别是罗素的两卷本《西方哲学史》——康德说“是休谟把我从独断论的迷梦中惊醒过来”，我仿照此说，是罗素把我从马克思主义的迷梦中惊醒过来，让我的知识结构、价值体系和思想境界一下子飞跃了不知多少个层级——不妨说，是从一个边缘性宗派性，反人道、反文明、反科学的西方异端体系，提升到了世界主流文明的水平。

文革期间另一个重要的思想启蒙是1971年林彪出逃的“9.13事件”。那时我还没有当上民办教师，父母也都关在监狱里，大队干部居然让我担任“宣讲员”，给全村村民讲解“1966年毛主席给江青同志的一封信”。这封毛泽东为自己辩护却漏洞百出的信竟然如此大范围普及性地传达，非常可能是周恩来等打击他的一记下勾拳。尽管拳头外边包着厚厚的棉花套，实际效果却让所有聪明人看透了毛的虚弱、伪善和惨败。神像顿时轰然倒塌了。

只需要讲一件事，就足以说明林彪事件过后我对毛泽东和文革的认识。和我一起下乡插队的一位男知青从北京带去一座软塑料制成的夜光毛泽东像，我们用红色塑料皮的毛选四卷当底座，把它恭恭敬敬供在书桌正中。有一次打扫卫生时我把像拿起来，赫然发现最上面那本毛选的塑料封皮已经蜷缩变形，显然是放射性导致的。就这样，也没有谁敢说把它扔了，照样供着。几年后，另两个男知青都走了，只剩我一人。我有时就把房门牢牢拴好，拿毛像当皮球，从一个墙角踢到另一个墙角，捡起来再从另一个墙角踢回来。过瘾，解气！很危险的啊！要是被人发现举报了，足够枪毙十次百次而有余。

四年民办教师

1972年，赵庄子大队干部突然找到知青说村里学校缺初中老师，问我们谁愿意试试当民办教师？没人应声。又是我自告奋勇试试看。这一试，就干了四年。

赵庄子学校是小学带初中，全校五个老师，只有一个师范毕业的在编公办教师，其余都是民办教师。民办教师是典型的“中国特色”，因为师范培养的正规教师严重不足，不得不从农村当中选择一些相对有文化的村民充当临时工，没有任何资格考核，不发工资，完全和农民一样靠工分维生。直到我当民办教师一年多以后，政府才每个月给每一位民办教师发5元钱补助，到我离职时涨到15元。整个赵庄子当时只有一位初中生，还没读到毕业，教了初中两年后，学生反映太差，大队干部不得已才找到知青头上。教室是原来的一间大庙，泥土地面。学生每天放学后打扫卫生，地面扫得坑洼不平，深一点的坑将近半尺。破桌子勉强够用，板凳要学生自己从家里带来。黑板是石灰夹麻刀（碎麻绳）抹成，刷上墨汁。一节课下来，满手黑白夹杂的粉笔末，洗都洗不掉。

文革搞“教改”，初中三年缩短成两年，课程大大精简，简陋得惨不忍睹。语文全都是极左的胡说八道，物理和化学被合并成薄薄一册《工业基础知识》，植物学、动物学合成《农业基础知识》，加上数学和政治常识，一共就是这五门课，其余如历史、地理等等统统取缔。我一个人教全部两个年级，还是“复式班”，也就是两个年级在同一间教室上课。每节课给一个班布置作业，给另一个班讲课，讲到一半布置作业，再教另外那个班。每周上课六天，每天十节课。早饭前两节，早饭后三节，午饭后三节，晚饭后补课两节——这两节是我自己主动增加的，因为四邻八村听说赵庄子学校来了个好老师，学生纷纷过来就学，程度不齐，只好给新生补课。

第二个学期，我感觉没有历史、地理等课程实在太不像话，自己又私自开了很多门课。最多时一共11门，就我一个人教。就为这个私自开课，还受到县教育局的批评。我也不加理会，照干不误。语文课本干脆丢掉，用当年多少还有点文学性的浩然小说《苗苗》当教材。当然，也少不了为此挨批评。

农村的孩子不好管教，我不得不软硬兼施，胡萝卜加大棒。爱心关怀为主，时不时配合雷霆震怒。有一次，一个坏学生甚至要拿板凳腿打我，被我扭着胳膊推出教室，顺手把他的书包从教室的破门板窟窿扔了出去。这件事让学生们记忆犹新。现在的村长兼村书记是我的学生，前年我带301医院名医蒋彦永和他二十多个协和医科大学同学游白洋淀，村长还提起这事，赞美我“周老师厉害，镇得住，别的知青都不行”。

迄今为止，还没听说过有其他教师像我的教学负担这么重、这么玩命的。研究生毕业后我在大学教书，最多时也就是每周六节课，有一年每周只有两节课。可想而知，干了两年就累病了，加上腰肌劳损。原因是放学后尽管教室要锁门，但门窗破破烂烂，学生可以从门板的大窟窿钻进教室。教室里砖砌的煤炉子每年都被淘气学生钻进去拆了，大冬天学生冻得拿不住笔，大队还不安排劳力重砌炉子。我只好星期天自己动手干，弯着腰忙了一整天，第二天就起不来床了。又赶上母亲从监狱里放出来，经常要回京照顾，有了后顾之忧，渐渐就松懈了。

不过我的教学堪称成绩斐然，高中录取率高居全县民办教师前列。我教出来的学生现在很大一部分都是当地一流人才。其中最典型的就是现在的村长兼书记，他把村子治理得非常出色，获得了很多荣誉，还当上了保定地区政协委员。说什么插队知青“青春无悔”，根本谈不上。我当时的感受恰恰相反，暗无天日，黑暗到了伸手不见五指的地步。但是客观上，插队知青确实为贫穷落后的中国农村带去一些城市文明，培养了一些小文化人，开拓了农民的眼界，改革开放后乡镇企业的兴起与此不无关系。这世界上的事，真不是黑白对立二分的。

假“病退”回京

万万没料到的是，1975年我放麦假（麦收时学生回家帮忙，学校放假）回京，临回村前还特地去王府井新华书店给学生买参考书和作业本，第二天就听插友传信来说我两个考上高中的学生毕业回村了，我已经被大队免职，被他们顶替了！我的愤怒可想而知。免职就免职，这是大队的权力，但过河拆桥，连一声招呼都不打，太过分了！我虽然早知道很多知青朋友已经陆续办病退回京，但一直不为所动，直到这时才下决心开始办病退。1989“六四”过后我多次回白洋淀，当年呕心沥血教的学生绝大多数都对我避而不见，不怕事、有脊梁的是极少数，那位村长就属于极少数。什么是“人性”？这就是。

王府井新华书店是当年中国最大的书店，整幢大楼只有一层开放，所有书架摆的全都是马恩列斯毛著作，只有当中一个书架卖其它书籍。我数了数，一共只有13种——样板戏剧本、工农兵诗选和浩然的两种小说。估计当时每年出版的书籍充其量不会超过几十种。现在的年轻人谁能相信这种举世无双、荒谬绝伦的事？据统计，2016年全中国出版图书49.99万种。

说起我的病退，那活脱脱是一本血泪账。所谓“病退”，就是有病不能承受农业劳动的知青可以凭医院诊断办理将户口迁回原籍的手续，由知青办开证明，就可以到原籍派出所上户口。说实话，那个时代靠走后门、行贿送礼，非法办事还很少见。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知青很快就发挥集体智慧发明了形形色色造假病骗取医院诊断书的办法，其中最有效的是造假肾炎，只需要在验尿时往试管里滴几滴鸡蛋清和一滴血就行了。

很多知青都如此顺利造假成功，并且把诀窍一五一十传授给了我。没想到我运气实在太坏，北大家属委员会主任关漱贞是个极左马列老太，对知青返城特别反感，千方百计刁难我们，规定验尿时必须在工作人员陪同监视下去厕所取样，这就很难往尿样里掺假了。我只好在海淀区知青办门口临时请求一位真有肾炎的知青帮我验尿——反正工作人员也不认识我们谁是谁。没想到这家伙把我给举报了，对我的监督自然倍加严格。这时又有朋友传授一招：头一天晚上临睡前用导尿管把蛋清和一滴鲜血导进膀胱，整晚和早晨都不要排尿，第二天验尿时再排进试管里送检。我遵计而行，成功是成功了，代价却不小——导尿管会损伤尿道粘膜，好几天小便时尿道里就像滚水流过一样火辣辣地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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