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仲敬:无足轻重的文人陈独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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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仲敬

陈独秀幼年丧父,过继给叔父陈昔凡(陈衍庶,1851-1913,安徽怀宁(今安庆)人,字昔凡,又名陈庶,晚号石门渔隐、石门湖叟)。陈昔凡是举人和道台,在东北剿匪时招安过张作霖(陈衍庶代理新民府知府时,将当时落草为寇的张作霖收编为清军营官,负责自己的安全保卫)。

他的文人造诣不低。黄宾虹在《近数十年画者评》中说,“皖江南北,素多画工……陈昔凡(庶)、姜颖生(筠)皆左清晖而右麓台。”(王翚,1632-1717,字石谷,号清晖老人。王原祁,1642-1715,字茂京,号麓台道人。二人同为清初绘画大家)陈独秀后来痛骂“选学妖孽”和“桐城谬种”(1917年,《新青年》第二卷第六号上发表的钱玄同致陈独秀函中发明了“选学妖孽,桐城谬种”一语。同期发表的陈独秀《文学革命论》把桐城派方苞、刘大櫆、姚鼐和明代的归有光、前后七子骂作十八妖魔),其实这两者恰好就是安庆陈氏颇足自豪的家学。《陈独秀书信集》“致吕澎书”(1919)说,他家收藏的王石谷书画就有二百多件。《怀宁县志》说:陈昔凡“工书画,以邓石如(邓石如,1743-1805,清代篆刻家、书法家),刘石庵(刘墉,1719-1804,号石庵。清代书法家,官至体仁阁大学士)、王石谷、沈石田(沈周,1427-1509,号石田,明代大画家)四先生为师。门额曰:‘四石师斋。’”陈昔凡宦囊丰厚(陈衍庶在东北怀德、柳河、辽阳、新民等地任职时,正值日俄战争爆发,中国商人乘机贩运马匹以获暴利,而马匹经过陈衍庶的管辖之地要抽取牲口税,并且无须再上缴国税,因此大部分便进了陈的腰包),在安庆老家修建巨宅,在北京琉璃厂开办古玩店“崇古斋”。辛亥革命打断了他的仕途,此后他就留在北京经营古玩。陈独秀少年留在老家读书。据他后来回忆,寡母的希望给造成了巨大的心理负担。她说丈夫早死,没能考中举人,儿子一定要补偿父亲的遗憾。陈独秀后来对自己的家学如此痛恨,很可能是因为恨母情结的发泄。寡母利用道德制高点,实施弱者的暴政。受害者无法像对待强者的暴政一样,理直气壮地报复,只好乞灵于孔子最反对的“迁怒” (《论语·雍也》:“哀公问:‘弟子孰为好学?’孔子对曰:‘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贰过。’”),后半生致力于破坏母亲的希望。

陈独秀自幼名士气十足,觉得桐城派和文选派的层次比混饭吃的八股敲门砖高得多。华丽放诞的文选派尤其贴合少年心性。大多数名士都是这么想的,但他们通常要等中举以后才敢公开鄙视用完即扔的敲门砖。陈独秀的胆子比他们更大,在院试时就不守八股规范,滥用驳杂灿烂的六朝文,结果出乎意料地感动了阅卷老师,考中了第一名。(1896年,陈独秀参加院试,考题是“鱼鳖不可胜食也材木”。他“把《文选》上所有鸟兽草木的难字和《康熙字典》上荒谬的古文,不管三七二十一,牛头不对马嘴,上文不接下文地填满了一篇皇皇大文”)估计阅卷老师的知识层次刚好比应试专家高一点点,但又没有高得太多。如果完全看不懂,当然不会赏识。如果完全看懂了,也不会觉得有什么了不起。其实,这也是舆论领袖引领风骚的秘诀。你要比流行的社会思潮复杂深刻领先一点点,但千万不能复杂深刻领先得太多。名士文化和科举文化既相反又相成,奥秘尽在不言中。陈独秀误打误撞,一开始就勘破了真谛,诚所谓天之所兴。他后来回忆说:“谁也想不到我那篇不通的文章,竟蒙住了不通的大宗师,把我取了第一名,这件事使我更加一层鄙薄科举。捷报传来,母亲乐得几乎掉下眼泪。‘眼皮子浅’这句批评,怀宁人自己也承认,人家倒了霉,亲友邻舍们,照例总是编排的比实际倒霉要超过几十倍;在怀宁本是一个小户人家,绅士们向来是瞧不起的,全族中到我的父亲时才有一个秀才,叔父还中了举,现在看见我们弟兄又都是青年秀才,不但另眼相看,而且造出许多神话,说我们家的祖坟是如何如何好风水,说城外迎江寺的宝塔是陈家祖坟前的一管笔,说我出世的前夜,我母亲做过什么什么梦,诸如此类,不一而足。他们真想不到我后来接二连三做了使他们吓破了胆的康党、乱党、共产党,而不是他们所想象的举人、进士、状元郎。最有趣的是几家富户,竟看中了我这没有父亲的穷孩子,争先恐后的托人向我母亲问我可曾定亲。这就是我母亲大乐而特乐的社会原因。母亲快乐,我自然高兴;所害怕的,来年江南乡试的灾难,又要临到我身上来了!”(陈独秀《实庵自传》)“孔家店”里的爱恨情仇,在这段话里暴露无遗。理性通常是感情的仆人,成年人通常是儿童感情记忆的代理人。

蔡元培、陈独秀

根据陈独秀自己的说法,他去南京考举人的时候,在反叛精神的驱使下,故意交了白卷。无论真相是不是这样,家乡的土鳖社会是理解不了这种情操的。此后几年,母亲和妻子没给他好脸色看。她们觉得有官不考这种做法,跟乡下人进城花天酒地荒废学业一样糟,不懂陈独秀为什么居然要求她们表示崇拜。陈独秀试图改造她们的思想,不幸惨遭失败。他做惯了宠儿,觉得没人恭维无异于迫害,决定改造全世界的价值观,证明自己才是正确的一方。这项任务耗尽了他的一生。他抛弃了科举,却抛弃不了士大夫文化,只能用新学代替旧学,用留学代替中举。日本是他自然的归宿。他在那里结识了陈天华、张继、邹容、苏曼殊等人,把新学到的革命精神落实到学监身上,用恶搞的手段剪掉了后者的辫子,结果被日本人驱逐出境(陈独秀等人潜入学监姚煜家中,由张继抱住腰,邹容捧头,陈独秀挥剪,剪去了姚煜的辫子。事发后,清政府要求日方警察抓捕闹事者,陈独秀等人逃回国内)。他回到上海,跟《苏报》和爱国学社的人马混在一起(1902年10月,吴稚晖、蔡元培等人在上海成立爱国学社),企图在老家成立分支机构,结果被地方官赶出了安徽(1903年4月,陈独秀回到安庆筹组安徽爱国学社,被地方官府通缉)。

《苏报》垮台后,原有的班底聚集在《国民日日报》(1903年7月,《苏报》被封。章士钊、陈独秀等人于8月创办《国民日日报》,但出版3个多月即停刊)。陈独秀为了吸引读者,翻译了《悲惨世界》的一部分,在报上连载(苏曼殊、陈独秀合译,取名为《惨世界》,署名为“法国大文豪嚣俄著,中国苏子谷译”。他们的合译其实是再创作)。在此期间,日本和上海的革命党人开始转向暴力。蔡元培和陈独秀都是暗杀团成员,这段因缘构成了日后北大改革的基础(1904年夏,陈独秀由章士钊介绍参加暗杀团,学习制造炸弹。蔡元培也是暗杀团成员)。陈独秀没有参加他们的同盟会,却参加了章太炎、刘师培和几个印度人发起的亚洲和亲会,鼓吹泛亚洲主义(1907年初,章太炎爱上了研究佛学,3月,章太炎、张继、刘师培、苏曼殊、陈独秀等同印度人钵逻罕、保什等成立了亚洲和亲会。其宗旨为反对帝国主义,使亚洲已失主权之民族各得独立)。辛亥前夜,他在杭州教书。革命军推举他的老朋友孙毓筠(1869-1924,1906年入同盟会,因运动新军被捕下狱,辛亥革命后被拥为安徽都督。1915年参与发起筹安会)为安徽都督,后者任命他做都督府秘书长。皖军群龙并起,孙毓筠无力弹压,让位给陈独秀的另一位老朋友柏文蔚(1876-1947,1905年入江苏新军,秘密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时参加江浙联军,攻克南京。继孙敏筠为安徽都督。1913年发起二次革命。1905年,陈独秀曾与柏文蔚等人秘密组建反清团体岳王会)。陈独秀在此期间,主要在安徽高等学校任教,不大介入都督府的政务,但他的党派倾向性是明显的。袁世凯罢免柏文蔚以后,陈独秀联袂请辞。二次革命失败后,他也跟大多数安徽民党人士一起逃亡上海(因为上海有租界)。此后几年,他对民国完全绝望。他给章士钊的信中(1914年6月致章士钊函)说:“国人唯一之希望,外人之分割耳。”章士钊邀请他去日本,一起办《甲寅》杂志(《甲寅月刊》于1914年5月10日由章士钊在东京创刊,到1915年10月10日停刊,共发行10号)。《甲寅》系人马最初以反袁为主要任务,但袁世凯的死亡结束了他们这方面的工作。后期《甲寅》主要关注文化,培育了日后新文化运动的主要观念。陈独秀办《青年》杂志的经验和理论,大多来自《甲寅》时代(章士钊在《甲寅》上呼吁“理想的鼓吹”、“逻辑式的文章”、“注意文学小说”、“正确的翻译”、“通信式的讨论”)。文学革命论其实是章士钊在1915年《甲寅》杂志最后一期上提出的,陈独秀和胡适后来的理论都脱胎于此。

1915年,胡适加入了《青年》杂志的撰稿人行列。1916年,《青年》改版为《新青年》。胡适重提文学革命(《文学改良刍议》,1917年1月1日),陈独秀反对康有为的孔教论(《宪法与孔教》,1916年11月1日;《再论孔教问题》,1917年1月1日)。社会反响之大,超过了他们原先的期望。蔡元培改革北大,邀请陈独秀出任文科学长,主要就是因为他的社会影响。陈独秀只有前清秀才的学历,新学也是驳杂而不精,适合做启蒙者,做专家是不够格的。德赛两先生的理论虽然广受欢迎,论西学水平比以前的严复只能算倒退。他的吸引力更多地依靠决绝和好斗的态度,迎合爱看戏而不求甚解的观众。新文化时期,他发表的大部分文章属于政论。这些文章大多数都是老生常谈的大杂烩,只顾痛快淋漓地发泄感情。“中国武治主义,就是利用不识字的丘八,来压迫政见不同的敌党;或是设一个军政执法处,来乱杀平民……无论什么人,一旦有枪在手,便焚杀淫掠,无所不为。”(《武治与文治》,1919年1月12日)他表示只要排除了军人、官僚、政客三害,中华民国就会变成美好的世界(《除三害》,1919年1月19日)。这些肤浅的意见居然能够吸引全国的大批粉丝,只能说舆论界的技术含金量比时装界还差得多。陈独秀从《新青年》发展到《每周评论》(《每周评论》,1918年12月22日于北京创刊),也就是从文化评论转向赤裸裸的政治评论。例如:《国防军问题》(1919年1月5日)、《人种差别待遇问题》(1919年3月9日)、《为什么要南北分立》(1919年3月23日)。新文化运动的同盟就此破裂,在所难免。嫖妓事件(陈独秀一直喜欢光顾八大胡同。1919年初,北京报纸刊登消息,称北大文科学长陈独秀在嫖娼时与人争风吃醋,以至于“抓伤某妓下部”。3月26日夜,蔡元培和汤尔和、马叙伦、沈尹默在汤家开会,讨论陈独秀的去留问题。汤尔和主张清除陈独秀,马、沈二人附和汤。4月8日,蔡元培召集文理科教授会议,决定以“教务长代替学长”,陈独秀被解除文科学长职务)结束了陈独秀的北大生涯,但重要性似乎没有胡适后来所说的那么大(16年后,胡适在与汤尔和的书信中说:“独秀因此离开北大,以后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及后来国中思想的左倾,《新青年》的分化,北大自由主义者的变弱,皆起于此夜之会。”)。嫖妓在北大不是新事,不准嫖妓才是革新(北大理科学长夏元瑮与陈独秀同时身陷嫖娼门,辜鸿铭、刘半农、邓之诚纳妾,但没有人找他们麻烦,只有陈独秀一人成为众矢之的)。

陈独秀返回上海,北大的资格并没有丧失。维经斯基(格里高里·纳乌莫维奇·维经斯基,1893-1953,在华期间化名吴廷康,笔名魏琴、卫金等。维经斯基和马林交替着在中国活动,维经斯基先来中国,在各地建立共产主义小组)和尼克尔斯基[①](弗拉基米尔·阿布拉莫维奇·奈曼-尼科尔斯基,又名维克托·阿列克谢耶维奇·贝格,1889-1943,1921年6月间,他代表远东国际书记处、赤色职工国际来到中国,来华时使用的名字为尼克尔斯基。同年7月23日出席在上海召开的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并在会议上讲话。回到苏联后,于1938年因“间谍罪”被捕,1943年被枪决)赴华发展组织,首先在北京建立核心。李大钊一开始就进入核心[②],掌握了购买力相当于今天上亿人民币的资金,足以支配强大的军阀(1924年底、1925年初,李大钊在冯玉祥与苏联驻华大使加拉罕之间牵线搭桥,确定了苏联援助冯玉祥国民军的具体内容。3月,冯获得步枪5585支、子弹5820万发、机枪230挺、各种炮78门、手榴弹一万多发,还有火焰喷射器、军用器材、药品等。同年6月,冯又得到步枪3500支、子弹15万发、火焰喷射器10具、飞机3架、马力4000把。冯还接受了邓小平等三十多名共产党员负责国民军的政治工作)。陈独秀在上海成立的党只是外围,虽然活动经费九成来自苏联,但总额不过相当于兴办杂志和文化协会。尼克尔斯基来自苏联军事情报局,甚至共产国际代表都在他监视之下。一大代表连上海的社团活动都不知情,实际作用只相当于公关部门。鲍罗廷夫妇[③](米哈伊尔·马尔科维奇·格鲁森伯格,1884-1951,1923年被派到广州任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及苏联驻广州政府全权代表,帮孙文按苏俄模式改组国民党。1927年四一二事变后被蒋介石通缉,回到苏联。1949年因“间谍罪”入狱,1951年死于劳改营。) 越过他们,直接资助和指挥南方的地下联络线。周恩来、陈赓直接在欧洲加入共产国际情报部门,比名义上的党首更接近决策核心。陈独秀在北伐期间的地位更像一位需要统战的老资格政论家,得不到及时的内圈材料,因此发表的意见赶不上苏联政策的最新变化,甚至不如俄共党员瞿秋白(1921年5月,瞿秋白加入俄共(布)党组织),反对北伐就是明显的例子(当斯大林指示中共加入国民党时,陈独秀反对加入;当斯大林指示北伐时,陈独秀反对北伐。于是他被批判为右倾机会主义)。

张作霖抄出的苏联档案介绍[④]说:“军事及政治两种密探系统均直接受莫斯科指挥,在华亦通过使馆互相协助。军事密探组织只有纵的关系,而无横的联系。各地共产国际机构,在国民革命军中苏俄顾问人员,均须协助军事密探工作。中共中央执委会、军委会代表,且接受苏俄训令,参加其北京军事总机关部,以从事研究及计划苏俄在中国之军事行动等项工作。其密探机关部之组织,则规定‘各分机关部,彼此均不得知其机关部之所在地及工作人员。各分机关部除得消息后,各自报告北京总机关部,由北京转达莫斯科。在中国之各分机关部,得藏设于使领馆等机关内,以托庇护,有时亦得暗设于市上饭店商号之中。现为节省经费工作便利起见,宜正式藏匿于大使馆或商务代表处等机关,因吾俄人颇不易与华人发生关系故也。又如广东俄国技师、顾问能与该司令部有直接关系者,分机关部卽可藏彼处,以资保障。惟在此种保护之下,无论如何,须以能保全秘密,及随时探寄消息为要。’至密探分机关设立之地点,按照中国疆城及外国人在中国之势力,分为——

一、奉系:东三省设哈尔滨、奉天两分机关部。前者辖吉、黑两省分团,如海拉尔、齐齐哈尔及吉林等地;后者辖骆辽东、四平街、安东、大连、营口、锦州等分团。

二、直系:扬子江流城设上海、汉口两分机关部。前者管辖南京、杭州、上海等分团;后者管辖汉口、长沙、宜昌、重庆等分团。

三、国民军:西北各省、京兆区域设北京中央机关部,管辖天津、烟台、济南、正定、张家口、郑州、北京等分团。

四、国民党:广州分机关部辖广州、汕头、梧州、云南等分团。分团之下,于重要地点,设密探员及递信员,而核编各分机关之报告文件,则为北京中央密探总部。

以上系就外勤而言,复于北京、上海、汉口等处,设有内勤密探部,遣派密探员渗透于军政宪警各机关及兵工厂曁各使领馆,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运作自如,消息迅捷,其谋略之深远,决非他国所能及。

1925年10月1日至1926年4月1日,苏俄在华军政费半年度之预算,计(甲)对于中国全国之普通经费共美金93853元,其中中国共产党中央党部军事指导人员经费50000元;(乙)冯玉祥军队经费共美金148830元;(丙)国民二、三军(按卽胡景翼、孙岳所部)经费共美金140240元;(丁)广东经费,因缺乏相当报告,未拟定预算。总计除广东外,半年卽需耗美金383933元,约合中国大洋一百万元。”

北伐期间,日本驻上海总领事矢田七太郎的报告说:“此次南京抢劫事件[⑤]为第二军、第六军、第四十军(鲁涤平、程潜、贺耀组)中的党代表、基层的共产党派遣军官及南京地区中国共产党党员合谋设计的组织行为。袭击时有当地的共产党党员专为向导,执行对象与场所都有事先规划。前者只限外国人;后者则选定领事馆、教会、学校等洋人集中处。”(日本外务省,日本外交文书,昭和二年,第一部第一卷,第527页)

从此,列强对共产国际海外代理人的政策由绥靖默许转向全球搜捕。九一一事件发生后,国际社会对“基地”组织的态度也是这样。只有在这种背景下,张作霖才敢闯进使馆逮捕李大钊。公使团领袖欧登科同意张作霖的行动,因为苏联使馆已经滥用了他们的外交特权。京师警察厅公布了苏联的《致驻华武官训令》:“为引起外国干涉,不惜抢掠和杀人,组织反欧暴乱。”西方外交界和舆论界普遍认为,南京事件就是根据这份训令策划的。南京不是苏联代理人唯一的活动地点,他们有非常全面的部署。

陈独秀没有能力主持地下工作,后者却是革命的核心部门。政论家无论多么聪明,发表的意见总是隔靴搔痒,为内部人士所嗤笑,最终免不了做替罪羊。不过正因为如此,他才没有落到李大钊的下场。李大钊是理查德·佐尔格的上司(李大钊在远东间谍组织中是佐尔格的前辈,地位也更高),陈独秀不过是戴季陶(1891-1949,国民党主要理论家。陈独秀信奉马克思主义受到他的影响,办刊也得到他的支持。1925年,戴季陶发表《孙文主义的哲学基础》《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陈独秀发表系列文章批判他)的辩论对手。前者必须消灭,后者只需要封杀。陈独秀没有掌握什么内幕情报,充分体现在他的后半生。周恩来、叶剑英、任弼时、康生和李克农都不觉得有必要除掉他,尽管他说了苏联团体的许多坏话。真正的秘密活动专家不会跟自恋的文人一般见识,道理就像军人不会跟扔泥巴的顽童打架一样简单。党内知识分子觉得他的晚年反思很有创见(1940年9月《给西流的信》:“以大众民主替代资产阶级的民主是进步的;以德俄的独裁代替英法美的民主是退步的……试问史大林一切罪恶,哪一样不是凭借着苏联自十月以来秘密的政治警察大权,党外无党,党内无派,不容许思想、出版、罢工、选举之自由,这一大串反民主的独裁制而发生的呢?若不恢复这些民主制,继史大林而起的,谁也不免是一个‘专制魔王’,所以把苏联的一切坏事都归罪于史大林,而不推源与苏联独裁是不应该有的。”),主要是因为自己的知识面太窄。陈独秀毕生的政论都没有超出老生常谈的范围,无论亲共还是反共。官僚集权党注定会毁坏哪怕是党内的民主,早在布尔什维克建立以前和建立初期就已经是俄国老社会党人的常识了。陈独秀后半生的反思不仅后知后觉,而且从来没有达到先知先觉者的高度。他呼吁共产主义者认清苏联的真面目,其实说明自己一直没有走出幻想的世界。大多数自愿组成的社会主义团体确实会因为看清真面目而改变态度,但是这样的组织都像泡沫一样脆弱和短暂,赞成和反对不会产生任何影响。共产国际的力量来自严格训练的地下工作者和稳定可靠的资金流,二者都不会受到真相和态度的左右。任何成员脱离了组织和资金网络,都会立刻变得无足轻重。陈独秀这种文人一开始就经受不起这种训练,承担不起这种重任。唯其如此,他才能善终。

[①] 尼克尔斯基以远东国际书记处、赤色职工国际代表的身份来中国活动,但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身份是苏俄情报人员。一大代表都以为尼克尔斯基是马林的助手,但1986年在荷兰发现的“斯内夫列特(马林的真名)档案”显示,真相恰恰相反,马林其实是尼克尔斯基的助手。尼克尔斯基不仅负责掌握共产国际驻华人员和远东苏共党员的活动经费,而且还监视着他们。

[②] 李大钊最早与共产国际建立联系。苏联方面的材料显示:1919年3月,在鄂姆斯克秘密举行的俄共(布)第二次西伯利亚代表会议决定“在远东建立西伯利亚区委情报宣传局”。1919年夏天,后来成为俄(共)中央委员会西伯利亚局东方人民处负责人的伯特曼会见了李大钊。

[③] 1927年3月1日,苏联客轮“列宁纪念号”驶向南京。总税务司安格联奉伦敦训令,下令拦截。结果发现自称“格鲁斯堡夫人”的白人妇女就是鲍罗廷夫人,在她的行李当中发现了苏联给驻华外交官或间谍的革命指令。

[④] 1926年3月底,李大钊和国共两党的北方领导机关迁入东交民巷苏联使馆西院兵营。1926年夏,中华民国海陆军大元帅张作霖正式向苏方提出,驻华大使加拉罕“完全超越了大使本身应具备的职权范围及国际法所公认的基本准则,因此不再承认加拉罕苏联驻华全权代表的身份”。加拉罕离华返苏。苏联大使馆成了一个留守处。1927年3月,张作霖和各国使团接洽,要求允许北京政府军警进入东交民巷使馆区进行搜查,因为“俄国人正在滥用使馆区的庇护,组织叛乱”。4月4日,公使团首领、荷兰驻华公使欧登科召开秘密会议,各国同意了张作霖的要求。4月6日,张作霖派军警对苏联驻华使馆、远东银行和中东路办事处进行了9个小时的搜捕,逮捕了藏匿其中的李大钊等60余名中国人以及15名苏联人,截获了一大批来不及焚毁的秘密文件以及枪支弹药和旗帜印信。4月18日,京师警察厅公布了根据这些文件,由精通俄语的察哈尔外交特派员张国忱编译的《苏联阴谋文证》。

[⑤] 1927年3月24日,进入南京的国民革命军劫掠英美日领事馆及外人商店、住家,造成多人死伤。上海清共成功后,蒋介石宣布通缉“南京事件祸首”——第2军、第6军政治部主任李富春和林祖涵(林伯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