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右运动中，批斗，网络图片

一、甘泗淇上将鼓励杨仲枢带个头

这几天，机械原理与零件教授会主任杨仲枢教授的心中漾起一股难以平息的暖流。作为哈军工“五一”观礼团的成员，他在一个月前登上天安门的观礼台，亲眼看到在城楼上检阅游行队伍的中央领导人，激动之情难以言表。想想自己已经五十岁了，年轻时到法国和比利时留学，不幸赶上第二次世界大战，颠沛流离，滞留欧洲 16 年回不了国，先后在鲁文大学和列日大学读书和任教；还在农场种过玉米，摘过葡萄；在工厂干过钳工，当过工程师。再艰难，自己也不肯加入外国籍，心中无时无刻不思念着故国与家乡。

1946 年好不容易搞到一张免费船票才回到祖国。长沙解放后，共产党对自己这个穷书生很是器重，先当湖南大学工会执行主席，又当上了湖南大学机械系代主任，1952 年底来到哈军工，各级领导对自己都挺好，1956年是首批授衔的教授，刚参军就是中校军衔。今年又去北京观礼，这一切都要感谢党和国家啊。

4 月 30 日晚，国防部设宴招待解放军与志愿军的“五一”观礼团，国防部部长彭德怀元帅亲临宴会讲话，他谈到目前的整风运动时批评了部队院校，他说，我们的军事院校存在着宗派主义，有人发两套衣服，有人就发一套；有人坐皮椅子，有人坐木椅子。谈到对知识分子的态度时，彭总说，人家是来参加我们院校建设的，我们是欢迎他们呢，还是排斥他们呢？彭德怀元帅的讲话深深打动了杨仲枢，他觉得彭老总好像是在讲军工学院。

总政副主任甘泗淇上将与杨仲枢在同一张桌子吃饭，他问起哈军工的整风鸣放情况，杨仲枢说，自己在 4 月份下工厂，对学院情况不了解。甘泗淇说，你们那里教条主义严重。现在党号召你们帮助整风，你回学院后可要带个头呀。

在北京观礼后，杨仲枢又请假回南方一趟，5 月下旬才返回哈军工。“杨先生，你落后了！”邻居张凤岗教授乐呵呵地说，“现在大鸣大放可是热火朝天呀，什么时候听你放一炮？”

杨仲枢笑道：“我刚回来，还不了解情况，不过我路过北京，北京高校里也是热火朝天呀！知识界可以说是盛况空前啊！”一向和杨仲枢关系不错的胡振渭教授登门拜访：“杨先生，你得赶快大鸣大放呀！”他欲言又止，“你历次运动都很顺利，不像我，肃反时两口子挨审查，所以……”

杨仲枢正色道：“你不要老背着包袱，肃反时我是你的帮教小组长，组织上对你的审查是对的。现在中央号召我们帮助党整风，不能夹带着个人情绪。”

“那是，”胡振渭点点头，“不过军工的肃反运动也确实有点叫人伤心……”

杨仲枢煮好香喷喷的咖啡，和胡振渭边喝边聊，听说不少教授对学院“三害”中的宗派主义有意见，便赞同道：“宗派主义的问题不小，老胡你还有什么好建议，可以随时告诉我，我得赶快准备发言稿。”

6 月 2 日和 3 日，杨仲枢在家里认真准备鸣放发言稿，他苦于自己对学院的情况了解得太少，正好胡振渭不时过来看看，胡教授年轻，脑子活，又熟知学院各方面情况，他给杨仲枢提供了不少素材。杨仲枢写好发言稿，胡振渭又全文看了一遍，夸道：“这样好！有分析、有归纳，四平八稳啊！”

二、杨仲枢教授在鸣放会上的发言

6 月 4 日，在全院教授鸣放座谈会上，杨仲枢果然做了长篇发言，他到底讲了些什么呢？

一开口，杨仲枢就热情洋溢：“我们学院的整风运动开始太迟了。在北京观礼时，北京的鸣放已是轰轰烈烈，这说明毛主席的号召是英明的、正确的。一出山海关就感到凉起来了，辽宁搞得还不错，到哈尔滨就觉得凄凄凉凉仍是严寒的时候。学院过去的各种运动都是发动很早，群众跟不上去，而这次却远远掉在群众的后面了，这很可惜。这次整风的意义十分重大，搞得好，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就能顺利而加速。因此，我内心希望党委把这个工作做好，对群众的教育和社会主义建设都有莫大的益处。 ”

在介绍总政甘泗淇副主任的嘱托后，杨仲枢着重谈了学院的宗派主义问题，他的主要观点是：“三个主义都存在，不能把三个主义孤立起来，它们是互相联系，互相影响，同时也互为因果。我认为在我们学院里以宗派主义为主，而官僚主义、主观主义是由宗派主义而产生的。……因为有宗派主义，领导上就会只依赖一部分人，相信一部分人，结果就难免偏听偏信，不依赖广大的群众，只爱听信自己所相信的人的汇报，然后作出决定、命令执行。这又如何不犯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毛病呢？殊不知这只算小群众路线和小群众的智慧……”

“我举一个例子，刘副政委在某一次群众性的会议上说，现在的老教师都安心下来了，没有什么意见了。意思是对老教师的政治思想教育工作很有成绩，我觉得这是官僚主义。不是没有意见，是提了意见从来没有下落，因而大家也不再提了。有宗派主义，必定会偏听偏信，堵塞言路，首先是忠言逆耳，结果没有人敢说逆耳之言。”

杨仲枢分析学院宗派主义的七种表现后说：“不能说领导同志和许多中级以上的干部不愿意搞好与高级知识分子的团结。的确，与老教师的关系搞得不好是这些干部感到最伤脑筋的一件事情。为什么这个关系搞不好？

我主观的看法，这是一个思想问题。把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当作一个手段，将知识分子当作商品，比如生产的母机，把知识分子当作雇来替我们做事情的，办学校的。而没有想到这些知识分子是一家人，都是兄弟姐妹，不过党员只是当家作主而已。……犯了宗派主义的毛病，没有把高级知识分子当做一家人，把他们当作客，当作‘西宾’，认为是雇来的。不承认高级知识分子的进步，老是认为落后，以改造者和教育者出现。”

“由于思想上存在这些毛病，在执行知识分子政策时不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隔靴抓痒。有时领导大发脾气，动员教育：我们是老粗啊，打游击战、土改，那是内行啦，今天办学校，搞科学，我们老粗有什么办法？结果造成隔阂，距离更大了。……”

“党内有些同志，认为高级知识分子调皮，用什么办法来制止呢？‘分而治之’，采用阶级斗争方式。首先在教师中划分老教师和新教师，增加他们之间的矛盾，影响了他们的团结。在老教师中又分成四种类型，采取四种对待方式：一、对认为在教师群众里可以起作用的，在大会上‘捧’;二、认为调皮的，不容易领导的，就采取打击的方式；三、虽然也调皮，但在教师群众中不起作用的，就孤立起来；四、认为无可无不可，在群众中不起作用的，就不闻不问，听之任之。政治工作是对张三说李四，逢甲说乙，使知识分子感到人人自危，积极性不能发挥。有些教授调走了，我们应该检查一下自己，如果处理得好，人家不会走的。”

杨仲枢又就尊师重道问题、学院机构庞大而工作低效等问题提出意见，他特别为老干部说公道话：“如何安排编余干部？许多老干部为革命立下汗马功劳，出生入死，我们今天能够享受这样一个前途无限光明的社会是与他们的血汗分不开的。要好好安排他们，如果安排不好会使我们感到不平和寒心。”

作为老教师，杨仲枢自然关心学院的教育质量问题，他说：“过去我院对学员的教育是‘保姆式’的，我觉得这还不足以形容，可以说是‘满儿子式’的教育（满儿子是湖南方言，指老年时所生的子女），只有老年人对自己的‘满崽子’才会溺爱姑息无所不至。我们培养的是军事工程师，有着很艰苦的工作在等着他们，如果把他们培养成一批‘大少爷’，他们将来又怎么能够吃苦呢？我们要对人民负责，也要对我们的学员前途负责。”

对于鸣放中人们意见最大的“肃反扩大化”问题，杨仲枢说：“我院历年来的运动也发生过不少的偏差，有自杀的，投江的，有在肃反中被斗错的，应该很好地做善后处理，使死者不致含冤于九泉之下，生者也能精神愉快，得到应有的安慰，发挥他们的积极性来从事社会主义建设。党曾一再教育我们要实事求是，错了就应该承认错误，我今天代表他们这些死的和生的含冤者向党提出同样的要求，想必我们党的领导同志会采纳我的请求的。”

在发言的最后，杨仲枢说：“主席提出的人民内部矛盾，是马列主义的新发展。在过去的运动中，由于偏差而伤害了自家人，就是由于没有认识人民内部矛盾的存在，所以才把一些思想上的是非问题当作敌我政治问题处理了。这次党的整风不是关起门来搞，是党在人民中经受考验，党应该做好这次运动。我热爱党，也相信我院党的领导能够顺利和胜利地完成这次整风工作。”

杨仲枢真是个认真的老书生，通篇发言直来直去，面面俱到。他的话音刚落，会场响起一片鼓掌声，坐在第一排的张述祖等老教师还站起来与他握手。

杨仲枢轻松愉快地回家吃午饭，胡振渭的爱人肖冰早等在家里，她兴冲冲地向杨仲枢要发言稿，杨仲枢老伴儿王禄臻说：“她要拿到图书馆，想在下午座谈会上念一念。”

“念就念吧，”杨仲枢把发言稿交给肖冰，笑道：“帮助党整风，心里怎么想就怎么说，说错了，也不要紧，供党组织参考嘛！”

三、张述祖教授的鸣放发言

张述祖，南通人，生于 1900 年，1929 年从中央大学考取公费留德生，1932 年获物理学博士学位。他是中国兵工事业的先驱，在创建哈军工中贡献很大而深受陈赓院长的器重。但他一口难懂的南通话，平日寡言少语。

整风运动开始后他也不打算发言。杨仲枢的长篇发言，促使他的思想产生共鸣，两天后，张述祖在教授座谈会上也发表了长篇讲话，一开始他就讲了一句让人难忘的话：“学院领导没有摸到高级知识分子的脾气，”他接着说：“高级知识分子以感激和惭愧的心情从事工作，感激的是，在国民党时代忠心耿耿想拿出自己的知识和抱负，使中国富强起来，使国家和自己也能有一天扬眉吐气，但是岁月悠悠，10 年、20年过去了，在腐败的政治下一事无成。全国解放了，共产党来了，土改完成，抗美援朝胜利，社会主义建设飞跃发展，在这光明的前途下，高级知识分子的激动心情是可想而知的，大家衷心感激共产党。高级知识分子绝大多数是爱国的，有正义感。惭愧的是：对解放无功，老干部身经百战，出生入死，数十年汗马功劳，而自己一无贡献，坐享其成，这是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尤其是年老的知识分子，当然我也是其中一个，要靠近组织，靠近党，努力工作的原因。那么高级知识分子的力量都发挥了没有？发挥了，但没有尽量。其原因是宗派主义的一道高而厚的墙在作祟，由于宗派主义而连带产生了有职无权和对待粗暴的现象。”

“我同意杨仲枢同志的看法，三大主义在我院中，宗派主义是主要的，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是派生的。我院是军事性工程学院，因此院内除党与非党的矛盾外，还有军与非军的矛盾。我院组织机构庞大，行政各级干部绝大多数是党员又是军人，于是无形中就形成了工农干部和知识分子尤其是和老知识分子间的矛盾。因为在工农干部看来，知识分子代表着‘落后’，而老知识分子代表着更落后，因此，宗派主义在我院就显得比在其他院校特别突出。”

张述祖列举了不少关于宗派主义表现的事例，会议气氛热烈，随后发言的人也畅所欲言，胡振渭特别对肃反中违背政策的问题给予激烈的批评。老教授群体里，化学教授会主任曾石虞是个怪老头，人称“老夫子”，喜欢一个人独处，大鸣大放中并不太积极，6 月 4 日，不知为什么他也放了一通。他说：“潘景安教授是我国当年留法三个学习兵工的一个，分配到我们学院工作，让他教不相干的课程，他思想不通，我们就让他走了。这表现我们政治工作有很大毛病，对知识分子冷淡，一个人思想不通不能耐心争取，而是向下拖。这使人感到不是领导与被领导而是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我看资本主义国家也有些好制度，军队中有牧师，他讲话和蔼，道貌岸然，态度严肃，人们愿意接近他。我军做政治工作的同志也要学他这个好处，态度严肃，但要和气。潘景安教授虽然思想不大好，但我们不管就请他走，还觉得丢掉个落后分子，其实是少了一个专家。”

“老夫子”的话赢得人们的笑声和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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