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一家中国企业的海外党支部，到马克思诞生地，德国特里尔市参观。图片来源：镇江国际经济技术合作有限公司

在中国，「党领导一切」是常识。而如今，中国因为「走出去」战略而分布世界的国营、民营企业、共产党员，又如何持续接受党的领导？研究政党历史的哈佛大学东亚语言与文明系讲师Daniel Koss在詹姆斯敦基金会（Jamestown Foundation）发表文章，认为中共已重新发现海外建立党支部的潜力。

Koss 将海外建立党支部的做法，归为「典型的列宁主义政党组织」，属党国治理手法：借此铺垫以党之名在国内外行使权力的基础。回顾历史，Koss 指不论国民党或共产党，均在海外建立党支部，以支援国内革命；今天的中共，则重新发掘列宁主义政党组织中蕴藏的革命潜力，以在现代实践新目标。

2016年8月，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发表文章，题为「海外党建（党的建设）——『一带一路』建设的强大动力」，提出「投资海外的企业，不论是国有企业还是非公企业，其员工中难免有党员，有党员就应该建立党组织。」Koss认为，尽管中国领导人当时没有明确呼吁海外党建工作，但2016年确实形成了「有党员就应该有党的机关」的新共识。

Koss 又论及海外党支部的特色。他指，不论外国大学、遍及世界各地的国营民营企业，海外党支部是中共在海外最常驻的形式。例如去年，有132 名中国公民参与中国水电十一局在坦桑尼亚一个水电站项目，当中26 人（19.7%）为党员。因此，相关项目同时设立了一个为期42 个月的党支部（party cell），与中国水电非洲总部常设海外党支部紧密合作。Koss 指，中共通过海外党支部稳健、可亲自操作的特点，来牢牢控制其他短暂活动的基层党支部，避免出现任何乱象。

同时，一种新式党支部亦应运而生。本来，一个党支部必须隶属于某一单位之下。据共产党员网在2016年介绍，即使一个单位内正式党员不足3人，亦能与邻近同类型单位的党员组成联合党支部。Koss表示，联合党支部最初在上海创建，现已遍布中国各地并出口至国外。在海外，来自不同工作场所的党员，根据地理或部门性质的接近程度组不同联合党支部。相比在一个单位下建立的党支部，Koss指党员受雇于同一雇主，意味雇主对该支部可有更大影响力。相反，联合党支部化零为整，即相对独立于雇主，更有利于党的控制。

同时，海外党员及党支部还受到科技层面的制约。2018年，中国驻摩洛哥大使馆采用海外党建云端平台「摩洛哥党建先锋」。2019年，中国国务院国资委与「摩洛哥党建先锋」开发商合作，通过电话应用程式，能实时查阅当地国企党员的资料、会议信息及通讯。Koss指，当地海外党员在电话上安装此应用程式，令党能随时与党员保持联系。而大使馆及国资委之间竞相投入的数码计划，导致党的影响深植海外工作场所，改变以往党与海外党员「山高皇帝远」的现象。

党建工作在海外的实践，也有其他考虑。Koss称中共在不同国家行动的方式并不一样，在经济合作暨发展组织（OECD）国家，党建方式相对秘密，在非洲大陆的活动往往更公开。如2018年，肯雅中非联合研究中心的海外党支部便邀请一名高级宣传官员，与肯雅执政银禧党举行联合活动。他称，公开党建活动，主要目的是将中共在当地的存在正常化，何况银禧党秘书长过去更称要向中国借鉴，增强该党的力量。

Koss 同意，随着中国的国际影响力愈来愈大，中共部署大量资源在全球建立紧密的海外网络，自然引起关注。但现时要判断这些海外党组织会否成为中国扩大全球影响力、为中国企业增加额外竞争优势，或成为该党应对国际挑战的有力工具，仍为时尚早。毕竟时代不同，美国已故社会学家Philip Selznick 曾评论列宁主义政党网络是「组织的有力武器」，此言至今是否适用，或许成疑。

文/HUGO SZ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