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作者的父亲刘彦虎接受中共军方授衔照。(本文作者刘水提供)
中共是父亲的教父。
本文意在廓清父辈是怎样被共产革命所裹挟，这是我对父辈的义务。——题记
1924年11月，父亲刘彦虎，出生于甘肃省庆阳市合水县肖咀乡老庄村。红军长征到达陜北延安之后，这里成为陜甘宁边区的一部分。
1942年，十八岁的父亲参加八路军，东渡黄河在山西前线抗击日军；国共内战期间，参加延安保卫战，解放太原、西安和兰州等战役。
家父于1949年加入中共。1950年在西北军区司令部（后为兰州军区，现西部战区）后勤部任军官，后又调配兵役局（现武装部）继续服役；1955年被授予尉官军衔；1958年大裁军，父亲转业在地方政府、粮食部门工作；文革期间，全家下放西北农村十年；1986年父亲超龄离休；2009年父亲遭遇暴力拆迁，险丧性命；2016年92岁罹患肺癌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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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5岁时，家族与恶霸械斗，爷爷不幸早逝。他留下的几亩薄田，不足以养家煳口。父亲自小就干农活，打短工或贩卖牛羊，没有上过一天学。1942年的一天，父亲在肖咀乡赶集，正逢八路军招兵买马，声称是穷人的队伍，有饭吃有衣穿，于是父亲瞒着家人参加八路军。而他参加的中共部队，并不属于国共抗战国军序列第八路军的三个正规师，而是共军的独立部队。
父亲像一粒沙子，煳里煳涂被吸纳进革命潮流，这一年他十八岁。毛泽东在延安接受斯诺採访时曾说：「感谢日本人的进入，我们才有机会扩张势力。」这就明确了所谓革命的目标就为夺权，无关于民族独立和国土完整。费正清指出：「（抗战爆发国共第二次合作）这些当然都是战术上的权宜之计，藉以在举国抗战的崭新形势下趁机扩张中共的势力。」（《美国与中国》第四版，2001年1月，中国世界知识出版社，P272。下同。）
1949年，父亲（前排右一）与战友在刚「解放」的庆阳留影。从军七年、也是人生首次拍照。
吃饱肚子，是父亲那代人参加共产革命的直接动机，而中共正是以此鼓惑并动员底层民众加入革命队伍。那个年代个人选择机会极度窄缩，革命成为一种无法抗拒的流行病，不惜以身家性命下赌注。夺权成功即为胜利者，个人服从党的指挥然后得到益处。而这个中共当初的所谓平等、自由、尊严等革命口号，成为革命动员的手段，不是其目标。这其实跟封建王朝末期的农民起义，利用妖术和邪教动员社会，手段是一致的。只不过共产党人拿来西方自由与民主标签，用以蒙骗社会大众。
我们必须指明，共产党人仅把自由与民主当作口号来喊，而在制度层面并未有符合人性文明的设计，并且钳制、剥夺公民自由与权利，有甚于它所反对并推翻的国民党政府。他们将民主抽象为党内民主。所谓党内民主，那不叫民主，而是政党利益共同体服从个人权力意志的表决。
人民始终是被权力奴役的对象，而不是分享并主宰权力的主体，这是对民主制度的反动。民主制度是国家「主权归民」——人民通过全民投票让渡部分权力组建政府而实施多数人统治，并尊重少数人利益的制度安排。
父亲与他的战友，在蛮荒的西北高原战地驰骋。他们常以炒面 （小麦、黄豆等炒熟，磨粉，用水搅拌成团状）果腹。即使到「抗美援朝」，「志愿军」也是以炒面作为军粮。父亲说，战争期间随时会断粮，饿肚子是常事。
国民政府非经全民选举产生，同样没有权力来源合法性，因此，中共的造反和革命便被赋予正当性和合理性。但是，中共造反的唯一目标就是夺权，只要能夺得权力，哪怕血流成河，任何手段都被虚构为崇高的革命意义。
倖存者成为权力统治者或维持权力运转的无数螺丝钉，然后权力变成维稳控制、贪腐自肥和阶级斗争互害机制，并伴随着领袖独裁，与当初新民主主义革命动员社会的目标背道而驰。个人自由、政治权利和个人私产被限制和剥夺，所谓民主协商机制、人民当家作主都成为空头支票。
八路军地方部队与国军制造摩擦，专干抢占地盘建立根据地、扩大「红区」的绿林营生。国军主力部队在正面战场与日寇决战，部份在黄河以东抗击日军西进，捍卫国土；共军以实力和地盘最大化作为抗战目标，当然也有小规模的游击抗日。这个时期，父亲所在的部队，在陜甘宁边区西南边缘的游击地带，与回民军阀、「西北王」马家军展开拉锯战。国共红白两区，在此犬牙交错。
1953年，父亲在西北军区第一速成中学所在地甘肃临洮县学习期间。
父亲偶尔会给我们讲故事。在庆城县赤城争夺战中，他们一股八路军被马家军骑兵包围在城墻围子里。马家军骑着高头大马，挥舞大刀，轮番沖击。八路军不支，突围出城。父亲扛着掷弹筒奉命在后掩护。等打光炮弹，从城墻上翻跳下来，马家军骑兵已从城门旋风般沖进围子。背后马蹄哒哒，杀声震天，眼看大刀就要落在头上。父亲侧身用掷弹筒架住砍刀，就势滚落黄土沟，才留下性命。
文革期间，我家下放农村，发配在庆阳县赤城公社白马大队（现甘肃省庆城县白马铺乡）。父亲作为靠边站的老干部，早已下放许多年了。大队部与公社所在地赤城相距20里，一条黄土公路南北相连。我等代表所在的白马初级中学，参加全公社学生田径运动会，步行到公社所在地。赤城中学设在原来的城墻内，师生就住在城墻上挖出来的一孔孔窑洞里。我的兄姐都曾在这所中学住校就读，运动会假此举办。
我好奇地独自跑去瞻仰父亲战斗过的地方。城墻坍塌，荒草萋萋，已没任何战争遗迹。父亲也曾短暂在赤城粮管所工作，我家仍借住在白马大队老乡的窑洞里。我清晰地记得，父亲调回白马粮管所那天，一位老乡赶着毛驴车送回父亲和行李。
中共军队固然与老百姓打成一片，但军粮和军服摊派，却让贫困的西北老百姓不堪重负。部队下达每户的军鞋任务，老百姓根本没布料完成，于是用玉米棒包皮填充鞋底做鞋充数。这种鞋子很快就会破损。父亲与他的战友们不得不取下绑腿裹脚，几乎赤脚在雪地里行军作战。
黄仁宇分析蒋败毛胜原因：蒋介石仅完成作为独立国家的高层军政权力架构，广阔的乡村仍被地方军阀割据，严格讲蒋介石并未统一中国；毛泽东通过土地革命，收买工农，及时完成基层权力建设，最终以农村包围城市夺得政权。
汉纳·阿伦特将社会主义斯大林与纳粹希特勒等同，她使用「共产极权」描述全球共产社会主义实践的残暴与独裁。中共取得基层政权，正是通过「打土豪分田地」等暴力手段，切断乡村自治和乡绅耕读传家的自然人文格局。
中共取胜还在于竖起共产主义乌托邦天梯，自己踩在土地上，以美好的未来做诱惑，将人等同于低等动物驱使，将人体能量发挥到极致，让人们攀爬上毫无尽头的虚幻天梯，然后数百万成千万地献身死亡，最后换来的却是一个专制独裁政权。一旦邪恶思想与战争结合，人类将万劫不復。
中共早期承诺「耕者有其田」动员民众夺取政权，极有可能在「耕者无其田」「居者无其屋」谎言中结束统治——中国农民对土地只有使用权却无所有权，城市居民商品房只有建筑所有权却无楼下土地所有权。所谓宪法权利「主权归民」实质是「主权归政府」。
这不仅违宪、违背民意，而且触犯天条。实际上中共自1927年南昌和秋收起义之后，朱德与毛泽东建立第一个根据地井冈山，也就预示着中共作为小农意识浓厚的组织，对土地和财富天然具有侵占欲，颇得歷朝农民起义的真传。
「朱毛」在井冈山踞险称王，尽管出于生存需要，但靠武装暴力收编地方武装，打破了当地原有社会秩序，实难论谁好谁坏；后期红军长征到达陜北，排挤、迫害建立陜北根据地的刘志丹，如出一辙。
父亲（后排左二）。
费正清评价：「毛在那里（井冈山）集结了叛乱力量的源泉即人力和粮食。」、「红军作为政党的阶级队伍，（在苏维埃政权）尤其享有特权。为了确立政治控制，他们既採取古老的农民起义方式，又以阶级斗争名义，用暴力重新分配了土地。」（《美国与中国》，P268、269）。
中共建政后，将私人土地和住房全部收归国有（实为政府所有）。近年遍布城乡的暴征血拆，同样都是对土地与财富的贪婪掠夺和疯狂占有，近乎于公开抢劫，这在暴政逻辑上前后是一致的。
当需要普通工农打江山时，中共跟工农站在一起，化身为工农的一分子；当夺权成功，工农便被抛弃，曾经承诺的自由和土地等统统反悔。曾经承诺解放全人类，结果首先通过频密的政治运动将自己的同志抛弃和消灭。
革命的过程，不光血腥暴力，而且贯穿着等级制度。那些居于权势金字塔顶者，被认为是最为可靠和忠诚的同志，他们结成利益共同体，自授权位，同时享有婚配的性特权——性混乱，多婚，子女被送往苏联避难并接受良好教育。
中共高层的性特权，不仅表现在对中低层官兵实行禁欲主义，而且映射出封建特权阶层的男权思维，这跟后来他们建立的共和国，靠暴力实行人治，一脉相承。在夺权时，许诺民主，夺权后，实行专制，这是共产极权的最大特色之一。
中共高级领导人的个人才智，在杀戮——夺权——统治——权力倾轧的敌我不安全感中虚耗，而不是造福国家、服务社会、保障民权。用权利制衡权力，将统治者关进笼子驯服，今日的台湾就是如此，中国大陆一定也有这一天。
普通工农卖命者，没有这种特权，死后连名字都不会留下。没有比天安门广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更冷血的革命记载。以牺牲绝大多数人生命成就虚假的集体记忆，少数中共高级官员对应着数百万死亡的无名集体。
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领导层，践踏着无数同志的尸体，登上天安门城楼，竟然捨不得记载那些倒下的同志姓名，并在夺权后抚恤他们的亲属。不仅不会抚恤死者，反而把那些倖存战友，通过政治运动一个个消灭。
中共党旗确实是血染的，不仅有同志的鲜血，而且还有被称为敌人的鲜血。「枪桿子里面出政权」，这是中共迷信暴力最为赤裸裸的证词和实践。
（待续）
2021年6月，父亲节定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