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语师范学院和中央团校
本应当1982年8月毕业，推迟了三个月，到年底我总算顺利通过毕业考试，拿到毕业证书。1983年3月，被分配到地处阜成门外白堆子的北京外国语学院分院（后改名北京外国语师范学院）政治公共课教研室教书。
我的专业是哲学，但教研室主任来商量说：哲学老师够了，缺政治经济学老师，能不能转行？我毫不犹豫就同意了。“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对我而言都太熟悉了。论文答辩委员会给我的评价之一就是“能够熟练掌握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给本科生讲这些基础知识完全是小儿科。不过，那时候我就已经认定，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根本不是经济学而是革命学、造反学，所以我的教学方针是把马克思的学说和西方经济学相对照，拐弯抹角地批判马克思。
很快我就发现学生无论对政治经济学还是西方经济学都毫无兴趣，也根本听不懂。那还白费什么劲？干脆敷衍了事。尽管如此，学生对我的评价还是高于教研室其他老师。敷衍了事也得有底线，总得对得起我的这点时间。我还是尽可能让学生有所得，偶尔还开西方古典音乐欣赏讲座。要求也不能太松，你再不感兴趣也不可以拿我的劳动不当回事。其中有两位女生，一位就是现在大名鼎鼎的当当网总裁俞渝，忽视得太过分了，期末考试一塌糊涂。我一狠心给了不及格，逼着她们去补考，“以儆效尤”。她们把我恨得咬牙切齿，无可奈何，只好寒假用功，好不凄惨。尽管如此，俞渝一直对我很好，六四之后到处活动设法营救我，把媒体关于我的报道剪下来替我保留着。我的学生里还有一位后来成为江泽民的英文翻译。
有一次我开玩笑问学生：为什么胡说叫“胡说”？他们答不上来；我解释道，“胡”是什么？胡人啊，就是外国人嘛，古代我们西北边的外国人。外国人说话我们听不懂，所以叫“胡说”，可见外国语学院就是“胡说学院”，你们学的就是胡说。他们至今记忆犹新。
我在外院分院只教了两年书。因为离家太远，不方便照顾父亲，1985年3月自己联系调动到了一路之隔的中央团校（后改名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仍然教政治经济学。教研室主任王之伦是忠厚长者，而且对于光远先生特别尊敬，让我给教研室全体老师试讲了一堂课，就把我调入该校。
中央团校是专门为培训共青团干部而设，号称“第三神学院”。“第一神学院”是中共中央党校，中国人民大学算是老二。原来都是短训班，我进去的第二年开设了两年制大专班，每年招收两个班，学生百名左右，都是从全国各地选拔的团干部。其中职位最高的是青海省团委书记宋秀岩，她后来成为唯一团派出身的女省长。几年前和团校老同事聚餐，王之伦老师告诉我，宋秀岩一直赞我课讲得最好。大名鼎鼎的令计划也是我的学生，但我对他一点印象都没有。
我当然还是恶习不改，尽可能把西方经济学偷运进讲课当中，每年还特地从班里挑选十几个可造之材，每周一晚间在家里专门讲西方经济学，算是“入室弟子”。这些做法都大逆不道，很自然，每学期开学时王之伦主任都要私下告诫我有学生打小报告告密，说我讲课经常“背离大纲”，不按照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体系讲课，让我注意。我口中诺诺，实际上照“背离”不误。我的教学受到大多数学生欢迎，连续两年的科研成果一等奖又被我拿了。最后一年经我建议，还在全校范围内开设了西方经济学讲座。校方也就睁一眼闭一眼，从不干涉我。
每学期开学王主任都要和我谈话，语重心长，要我“政治上积极靠拢组织”，争取入党。我自然也是口中诺诺，实际上不为所动。我的学生毕业后遍布全国，大大小小全都是党政官员。依照惯例，中央团校校长都由团中央第一书记兼任，当时的校长是胡锦涛。如果我有意走仕途，可以说那真是“条条大路通罗马”，前途不可限量。然而，首先就是必须当两面派，满口谎言，我哪有可能做得到？仕途根本与我绝缘。
在北大给费孝通先生当助手
晚年费孝通
1987年，师弟马戎从美国留学回来，帮助费孝通先生创办北大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力劝我加盟。我说对社会学一窍不通。马戎说：那好办，以你的能力，很快就能入门。社会学和经济学联系紧密，你又有经济学的根底，想必毫无问题。
进北大当然好啦。全国首屈一指的最高学府、在全国首屈一指的社会学大师费孝通先生身边工作、校园全国首屈一指的美丽；我又是北大子弟，从小在北大校园里长大，一草一木都熟悉，自然心动。只有两个顾虑：第一离家远，不方便照顾父亲；第二没有房子给我，还得把中青院分的房子交回去，否则不办调动手续。权衡利弊，毫无疑问是进北大。和中青院同事都相处得非常融洽，真有些依依不舍。但利弊明摆着，也没有人劝我留下。
费老的大名我当然早就听说过——“六教授”，《早春的天气》，大右派。他在文革中的遭遇也早有了解，那些倒霉事和包括家父在内的绝大多数“反动学术权威”差不多。大约从1980年开始，我和费老做了十年邻居。我住中央民族学院“教授楼”34单元，他住33单元，但从来没打过交道。
民院“教授楼”值得一说。民院有三位大名鼎鼎的高级知识分子费孝通和吴文藻、谢冰心夫妇。改革开放后的新一届党中央领导人对他们关怀备至，决定拨巨款盖两座小楼。这三位表示不愿意搞特殊，建议盖一座高楼，让民院全体教授都沾光。这就是“教授楼”或称“高知楼”的由来。图纸、设计、建筑材料和木樨地部长楼完全一样，只是按规定缩小了面积。四层楼，没电梯，四个单元共32户，每层两户，正教授住四室一厅，副教授住三室一厅，厨房和卫生间也相应缩水。有人说这是等级森严，也有人说这叫按劳分配。家父文革前从北大调入民院，正教授，四室一厅，在四层；二层是吴谢夫妇，和费老一样，住两户，中间打通，四室一厅加三室一厅。
我到北大之后不久就给费孝通先生当助手，陪同他在全国各地考察，同时承担所里重点课题之一“中国小城镇与新型城乡关系”的研究工作。费先生当时是全国政协副主席，后来改任人大副委员长，是所谓副国级，算“国家领导人”。坐火车单挂一节专车，有客厅、卧室、洗澡间和厨房。每到一地都是省长、省委书记亲自接待，大奔驰车直接开到车厢旁边，警笛尖叫，警车轰鸣，一路绿灯。遇到有车挡道，随车的警察就会探出头来，用手提扩音器高喊“前面的车闪开闪开”，真是特权十足，威风八面。从始至终，我对这一套都深恶痛绝，非常不习惯。
尤其是宴请，规格恐怕不低于国宴。满满一桌子山珍海味、鸡鸭鱼肉，吃掉的只是极少部分，许多菜甚至没有动过一筷子就全倒掉了。只有某省省长宴请时采用了一个好办法：每道菜由服务员用大盘子端上来，客人用公筷自己根据食量取一点到自己盘子里，剩下的还都可以给工作人员吃。我几次建议推广这个办法，无人理睬。
最不习惯的是劝酒，实实在在是反文明的丑陋专制文化，让我厌恶之极。为此我和青海省政府秘书长直接冲突起来，双方闹得很不愉快。他说我不喝他的酒就是看不起他，我反对说这和看得起看不起毫无关系。您可以换位思考，按照相同逻辑，我是湖南人，爱吃辣椒，如果我强迫您把这一碟子辣椒全都吃下去，不吃就是看不起我，您作何感想？当然了，他的歪理一套一套的。我不管他说什么，顾全面子少喝了一点，然后坚决拒绝再喝。于是这就成了我“骄傲，看不起人”的罪状，被告到了所里。最终所领导下结论说我“不适合当费老助手”。这是促使我后来下决心离开北大的重要原因之一。
费老每年差不多有半年在全国各地调研，很认真、很用心，但我实在不敢苟同。花费巨大不说了，前呼后拥一大帮人，都由当地政府事先安排，能看到什么真相、听到什么真话？有一次我实在忍不住，直接对费老说了。他没说话，但也没责怪，对我还是和原来一样，其实他心里有数着呢，“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他的主要目的是给政府提建议，出主意，“调研”不过是拿来说事罢了。
跟着费老转了大半个中国，住过好几处当年为毛泽东建的别墅，包括韶山滴水洞，长沙蓉园。在韶山毛泽东故居参观时，我趁工作人员不注意，跨过绳子，在毛泽东出生的床上打了个滚，心想倒是要看看究竟是会沾上伟大领袖的“猴气”还是“虎气”——就是1971年我在农村给老乡宣讲的毛泽东那封信里提到的，猴气是指流氓气，虎气是指英雄气。
和“准导师”在一起的日子
也是当助手的时候，一次不知怎么说起传说费先生和钱伟长先生给邓小平告密有人想搞反右三十周年纪念活动。费先生义愤填膺，断然截然地说：我怎么会干那种事？绝对不会！
还有件事值得一记。一次费老在闲谈中私下告诉我，照当时改革开放的情况看，用不了多久，到他们这一代人退位以后，民主党派要求成为独立政党的势头恐怕谁都挡不住了。他没做评价，不说是好是坏，但我知道他内心想法当然是赞成。可惜1989“风波”过后，这些想都不用想了。
“风波”之后，师弟马戎告诉我，费老因为“表现不好”，原定出任国家副主席的事告吹。统战部还派人在他家坐镇，逼着他表态支持政府。费老顽抗好久，最终还是不得不妥协了。马戎陪费老回老家江苏吴江时，县政府会议室挂着他的许多大照片。因为我随费老去过吴江，也在其中。当时我已入狱，当地官员问“要不要取下来”？费老说：“不要取！这不是很好吗！”
1990年春天获释不久，我在单元门口偶然遇见费老女儿费宗惠大姐、孙女张勤。她们见了我大吃一惊，费姐说：“宝贝儿，你都跑哪儿去了？怎么到现在还不去看老人家？”我很为难地说怕连累她们。费姐说：“什么连累不连累，有什么了不起，快去快去！”不由分说把我推上楼去。见了费老，他对我非常关心，还神秘兮兮地问：“你们有多少人啊？”我哪知道有多少人啊，就胡诌了一句“大概有几百万吧！”其实哪止这个数，把同情的、声援过的都算上，没有几亿也有几千万。临走费老还一定要我拿上两瓶保健饮料。
自此只要有可能，我每年都会去看望费老。2005年他去世，我等到丧事全都办完，尘埃落定，才去灵前拜祭，鞠了一个长长的深躬。那天费宗惠大姐送了我一套费老著作全集，只可惜不能求作者亲笔签名了。在我书房书架上，永远会摆着三个人的照片：导师于光远、准导师费孝通、前总书记赵紫阳。
如果不被四通公司挖走，我原本已经和费老说好考他的博士生，那样的话人生道路也许会很不相同吧。费先生对我另眼相看。1988年我陪同他出席在香港大学举办的《中国传统宗教伦理与现代化》国际研讨会，费孝通先生和钱穆先生是会议双主席。会议照例要求交论文，我哪懂什么“中国传统宗教伦理”？搜索枯肠，仓促成篇，居然受到费先生高度评价。回程时在广州白云机场，他和我们几个学生闲聊，说原本在闭幕会上要做个发言的。“我讲什么呢？就讲讲从梁漱溟到周舵吧！”因为时间关系没有讲。真把我给惊呆了——这是从何说起？费老说此番话，是因为梁漱溟先生一生最后的一次会议发言就是在这次会上。梁先生已经不可能亲自出席了，专门为他做了一个录像发言，在会上放映。还没等我们回京，就传来梁先生逝世的噩耗。
我这两位导师、准导师于光远费孝通有一个显著共同点：极其聪明，智慧过人，因为自己是杰出人才，因此特别爱才、惜才。类似两位先生这样的杰出之士非常非常稀缺，可遇而不可求。我何其幸运，居然都遇到了。
提倡企业管理“Z文化”
那些年我脚踩北大和四通两只船，给费老做助手并主持两个重点课题之一的同时，又给四通总经理万润南当了两年多顾问，主要是帮助组织我建议搞的公司“文化晚会”和企业文化建设。
1985年冬，四通公司派人找到我问想不想去他们那里工作？那时候四通公司创立不久，我对其一无所知，对他们的“拳头产品”四通打字机也觉得不过尔尔，就没有同意，只说给总经理万润南当当顾问就算了。
当时我在四通倡导企业管理的“Z文化”。Z文化是继第一代企业文化“X文化”和第二代“Y文化”之后，以日本家族化、亲情化企业管理模式为蓝本的第三代企业文化。Z文化特别重视充分发挥雇员的创新力，努力让他们身心愉悦，激发他们的潜能和积极主动精神，和心理学的所谓“第三思潮”马斯洛的人本主义心理学高度契合。有相当长一段时间我到处大谈Z文化和马斯洛。很可惜，应者寥寥，无人赏识，差不多就是孤家寡人一个。和我的政治思想一样，我的企业文化主张恐怕也是太超前了。很久以后我才醒悟，比社会进步超前一步是先驱，超前两步就成了先烈，而我经常是超前不止两步，当先烈命该如此。
直到谷歌、脸书、推特等硅谷新秀公司的崛起，这一套主张才开始大行其道。《经济观察报》2018年2月12日有一篇经济学家陈志武的文章，很生动地介绍了他女儿就职的美国最大的云存储公司Drop-Box的企业文化：公司一天三顿饭全都免费，随便吃而且花样丰富，一周内每顿饭都不重样，西餐、中餐、日餐轮着来，晚餐还有葡萄酒、啤酒随你挑，甚至还可以请几位朋友一起来免费吃；健身房会员卡、上下班打车、手机月费都由公司报销，工资不低还有股票期权；上班时间随心所欲，不去办公室，在家里远程办公也随你便；每年的假期不限，做完本职工作就行。这么高的员工福利，公司不会被搞破产吗？不但没有，盈利都很可观。
原因何在呢？陈先生说：从20世纪中期开始，制造业占比越来越低，服务业占比不断上升（美国已经占到82%）。当经济以服务业和创新力为主轴之后，物理资本（物质资本）比重下降，人力资本、品牌声誉资本的重要性大大提高，公司的价值完全取决于员工创新能力、创造意愿、品牌声誉和服务态度。这样一来，员工的感受、个人尊严的满足、职场内外的环境、员工对公司的喜爱、各种福利待遇的人性化等等就变得非常重要。拿这篇文章对照，我不禁为四通企业文化的超群卓著惊叹不已，也为其1989年之后的迅速败落扼腕痛惜。
下海加盟四通集团
1988年，禁不住一再劝说，我下决心从北大辞职，断绝后路，两脚都踩上四通这条船。现在知识分子下海很普通，当年这却是非常少见的勇敢行为，叫作“丢掉金饭碗，捧起泥饭碗”。特别是离开北大这个人人恨不能挤破头进入的最高学府，进入不知哪天就可能破产倒闭的民营企业，真不是闹着玩的。这年年底，我把档案放在人才交流中心，彻底进入北京四通集团公司。
照万总的初衷，是想让我接曹务奇的办公室主任，我不干。只好把已经取消的综合计划部（等于公司的总参谋部）重新设立起来，让我主管。万润南太太李玉时任公关部部长，非要让我兼任副部长；我出于对等原则，也就请她兼任综合计划部副部长。万总和我私下谈话时说我是“空降部队”，从外边一下子到公司领导核心，离副总裁只差一步，很容易遭人嫉妒，要我低调做事，小心谨慎。我表示最好是让我从最基层开始，自下而上完整历练一遍再任高职。万不同意，说公司急需人才，等不及。
这时距1989年“风波”还差半年。我在公司主管的业务千头万绪，都是刚刚起步，大大小小各种社会活动层出不穷。现在回想，值得一提的有以下几件事：替万总写了几篇论述四通企业文化的文章，其中包括《四通：一个有哲学根底的企业》，广受赞誉；建立和上海《世界经济导报》的密切合作关系，做该报以及广州《亚太经济时报》的兼职记者，写了一系列鼓吹改革的文章；负责筹建《四通管理干部学院》；主办了1988年12月在京丰宾馆召开的《全国首届现代化理论研讨会》，130多位著名学者应邀出席会议，我是会议秘书长；协办了1989年3月同样在京丰宾馆召开的《改革十年》大型研讨会。
管理模式“共和混合最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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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通公司当时已成为全中国最大的高科技民营企业，营业额和利税占中关村“电子一条街”一半，等于其它一千多家公司的总和。这还不是最主要的。四通被誉为“全国企业改革的旗手”，四通的企业文化在全国享有盛誉，目标是成为“中国的IBM”。万总被各地邀请去讲演，真个是风光无限。一次私下谈话时万告我：整个“一条街”上能和四通叫叫板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联想的柳传志，另一个是京海的王洪德。王洪德后来垮了，柳传志他看得很准。
四通杰出的企业文化虽然不是万一个人的功劳，但天才企业家万润南起了核心的、最主要的作用。照我评价，万就是整个四通公司的灵魂。“风波”以后万离开四通流亡海外，四通就失了魂，衰落可以说是必然的。我这当然是“英雄史观”，但事实就是如此，不容否认。想想联想没有柳传志，华为没有任正非，娃哈哈没有宗庆后，万科没有王石，会是什么东西？
四通的企业文化现在看也许不足为奇，当年却不折不扣是“石破天惊”，影响巨大，而且至今绝大多数的中国企业可能仍然难以望其项背。最根本的一点，也即民营企业和国营企业最大的区别就是：汰劣留良，给优秀人才提供最好的施展空间，把坏人、蠢人、庸人、懒人，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人淘汰出局，形成一股生气蓬勃、精诚团结、人人奋勇争先，为公司大目标无私奉献的浓厚风气，和国有制单位的陈腐、压抑、低效截然相反。四通誓言“你有多大本事，就给你搭多宽的舞台；你能跳多高，就给你铺多厚的垫子”，这不是虚言，是四通人每时每刻都铭刻在心的企业文化的核心。
四通的管理模式也颇值一提。我只讲迄今为止没有人讲过的一点：它和发源于古罗马共和制的“共和混合最优”制度颇有相通之处。万润南的口头禅是：“听大多数人的意见，和少数人商量，一个人说了算。”而这恰恰是民主制、贵族制和君主制的混合！“听大多数人的意见”是民主制因素——是“因素”，不是多数人决定的民主制本身；具体方式有很多，比如鼓励每个员工直接向总裁进言，公司领导和全体员工不定期的对话会。“和少数人商量”是贵族制，每周的高层干部会是主要形式。“一个人说了算”是君主制，总裁一人最后拍板定案。我没听说过四通公司里有什么人了解共和制，很可能这是四通公司自己实践经验的总结；如果真是这样，那就非常了不起了，值得大书特书。进而应该考虑，成功的企业有多少是符合这个决策和管理最优模式的？我认为这是个政治学和经济学的大题目，但愿今后有人认真研究它（此番话是半开玩笑的，不必太当真）。
为“在商不言商”辩
虽然备受争议，被批评为“在商不言商”，并且最终因此而翻车，我还是要特别强调四通公司企业改革“大目标”的关键作用。
四通直言不讳，就是要做企业改革的旗帜。“改革成功了，四通是纪念碑；改革失败了，四通是铺路石”。这也就是现在中国最优秀的一群企业家口口声声宣扬的“企业家的社会责任”。这个大志是中华古圣先贤所谓“士君子”的“澄清天下之志”，是四通公司企业文化的灵魂，而不是最高利润、最大规模，更不是小肚鸡肠、鸡零狗碎的“过好自己的小日子”。也正是这个企业灵魂把最优秀的人才、品质最高尚的好人召唤来、聚拢来，齐心一致去为创建一个好社会奋斗。
现在许多人事业成功了，精神却极度空虚，人生的价值究竟是什么？一片茫然。高校大学生的这个困惑非常普遍。这个问题很大很大，三言两语讲不清楚。后面谈我自己的精神危机时说了一些（见《我的思想》“道德重建”部分），这里我再补充最核心的一条：人活着，就是要让世界因为有你——不是别人，不是政府，不是领袖，不是名人，就是普普通通的你，你本人——而变得更美好。
“让世界变得更美好”，说说容易，做起来很难。历史上想让世界变美好却把世界变成活地狱的大有人在，马克思就是最著名的一位。因此什么是好人，什么是好社会，就要首先搞得清清楚楚，不能有丝毫含糊。这就是我正在做的事——包括写这本书。
一句话：好人就是中华传统的“儒家士君子”（请看《我的思想》“什么样的文化才是好东西”），好人的历史使命就是创建好社会，就是在继承发扬所有好文化的基础上，“再造君子国”。不少有点文化的企业家被赞为“儒商”。然而恕我冒昧直言：差得远！儒家士君子精神，眼下的中国企业家有几人具备？没有儒家士君子精神，哪来儒商？有学者抨击“六四”后的中国商界、学界和政界精英互相勾结，形成一个既得利益的“铁三角”，成为中共政权的主要统治基础，“虽不中，不远矣”！如此行径，企业家把企业办得越好，说不定作用越坏。
从企业文化推而广之，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如果只有经济、经济、经济，钱、钱、钱，只有“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别无它求，是无根基、丧魂失魄、没有精神文化的低俗民族；往好里说，不过是一个巨大规模的动物集群，猪群、牛群、鸡群、鸭群而已；往坏里说，可能成为败坏全人类道德品质的一种剧烈病毒，非常可怕。
请不要误解，我这里说的是精英，对精英必须有高要求。人民群众、普通老百姓理所当然就是“十五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埋头过好小日子。而且，精英为什么要筚路蓝缕开创历史，甚至舍生取义流血牺牲？不就是为了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吗？中国当前的大问题却恰恰是精英把自己混同于群众，灵魂空虚、理想丢失、犬儒盛行，价值观鄙俗不堪，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我给《华尔街日报》写的评电影《小时代》和《了不起的盖兹比》两篇影评就是批判中国各界精英普遍犬儒化恶俗现象的，网上可以搜到。
质疑弗里德曼
四通的企业文化和自由至上主义（自由至上主义 libertarianism是自由主义liberalism的极端形态）大师米尔顿·弗里德曼“企业不必承担社会责任，企业的社会责任就是把企业办好”的主张恰好相反。其实，不赞成改革“大志”的人在四通内部就不少，包括领导和职工。他们认为企业就是经济动物，应该是“利润导向”，能赚大钱的就是好企业，最有力的反对理由就是四通因为卷入“六四”事件而迅速由盛转衰的事实。
确实，这是一个事关重大的争论，牵涉面既深且广。我把它暂且搁置，以后再来专题讨论。简言之，四通的衰落是因为误判时局，没有处理好生存、发展、尽责三项核心目标之间的优先排序，把“社会责任”（尽责）错误地放在了生存和发展的前面。企业和个人一样，能生存才能发展，发展起来之后才有能力尽责。为了尽责把自己搞死，那还不是一切归零？
说起弗里德曼，有件事不能不提。他1980年第一次访华时在科学会堂做讲演，我在场并提问，他的回答让我对他的学术水平产生很大怀疑。
弗里德曼讲演的主要内容当然就是他的货币主义学说，其核心观点是通货膨胀唯一的原因是货币超量发行，其它原因如“需求拉动”、“成本推动”都是假相。讲演后我提问表示质疑说，中国目前的情况和西方自由市场经济差别极大，中国的通货膨胀很大一部分因素是由于价格改革，放开政府对物价的管制必然导致价格上升。随之而来的自然就要增发货币，但这不是“超量发行”；恰好相反，是“适量发行”。请问您如何看中国的物价改革和您的学说之间的关联？完全出乎我的预料，此公竟然恼羞成怒。不但没能谦和面对我的质疑，反而只是很粗鲁地坚持他的简单化观点，简直把我给惊呆了。
多年后我又读到一本讲经济学方法论的书，其中有他的文章，更加深了我对他的负面评价。简单说吧，他竟然不懂自马歇尔和瓦尔拉斯以来经济学的主流方法——形式化公理体系方法——是一种建立在“如果……那么……”假言判断基础上的假说-演绎体系。它是从几个极度简化的假设（自利的理性人，完全信息，完全竞争，无交易成本，等等）出发，作演绎逻辑和数学方法的推导，一步一步构建起整个理论体系，那根本就不是对实际经济现象的描述。仅当假设完全符合实际情况时，它才是这样的实际描述，而显然其假设是远离实际情况的。
弗里德曼却被他并不理解的波普尔否证主义（证伪主义）信念搞糊涂了，他大惑不解地自问：经济学理论为什么至今还禁不住否证主义的检验？进而言之，经济学为什么至今不能给经济学家提供自然科学家那样的预测能力？——有人开玩笑说：经济学家的经济预测，一百次有一百零三次是错的。我要说的是：亲爱的弗里德曼先生，既然经济学根本就不是对现实经济的准确描述，它和经验主义的否证哪有半点关系？
弗里德曼的“市场原教旨主义”信念认为市场万能、市场“看不见的手”可以自动平衡经济波动，事实上无法验证、道德上具有无情性质、方法论上存在严重错误，除了上述理由之外，还可以从控制论的角度予以批驳：人类社会不存在如同人体“内稳态”那样完善的自动调控机制，也许永远也不可能有这样的机制，因此，市场经济虽然无比优越于计划经济，市场万能论却是一种妄念。具体细节请看《我的思想》“科学和科学方法”部分。
至于说到弗里德曼的全面、急速市场化私有化“休克疗法”的政策建议，那就更不堪了，其效果可以说是灾难性的。俄罗斯、某些东欧国家和拉美国家，凡是采纳了这一套政策建议的，不能说完全没有正面效果，但却是以极严重失业、食物供应短缺、企业破产、泛滥成灾的官商勾结、贫富极端不均的后果为代价换来，民生为其改革蒙受了极大痛苦。更糟糕的是，随后又导致极左民粹的反弹，整个社会被撕裂，阶级斗争恶化，政治局势在极左极右两个极端之间动荡不宁。幸亏赵紫阳没有采纳他的建议，反倒是邓小平强加于赵紫阳的“价格闯关”很接近弗里德曼的立场，事实上也毫不意外地造成了灾难性后果，成为引发“六四”事件的原因之一。
总而言之，任何好东西都不能走极端，否则一定是自毁性的。自由也一样，自由主义走到自由至上主义（也翻译成“自由意志主义”）的极端，难免就要走向反面。我这么说并不意味着否定弗里德曼的学术贡献。特别是他和哈耶克一起，对计划经济、社会主义、集体主义、极权主义的批判，对自由市场经济、对自由主义政治制度的捍卫，差不多可以说是起到了顶梁柱的作用，这项重大历史贡献是无法抹杀的。
初识刘晓波
我的人生道路最剧烈、后果最严重的180度大转折，实际上是始于1988年负责筹建四通管理干部学院，原因是由此结识了大名鼎鼎的刘晓波。
为了降低四通打字机的硬件成本，四通兼并了昆明一家国营电子器件厂。不久就发现那里的企业文化与四通格格不入，万润南于是决策成立管理干部学院，在培训国企干部的同时也对四通公司总部的管理干部进行培训。我受命负责选定课程，聘请授课教师。因为一直赞赏蔡元培先生“德智体美劳”并重的教育方针，我设立的课程中包括美学——在苹果公司创始人乔布斯的故事广为传播的今天，企业家审美趣味和文艺修养的重要性已经成为常识，但在1988年却是极为超前的高瞻远瞩之举。我问下属谁能讲美学？有人推荐刘晓波，我们就这样认识了。没多久，刘晓波就人前人后宣告我是他最好的朋友，令我大为惊讶。
从认识第一天起，他就给我留下了极为矛盾纠结的印象。一方面，刘晓波的优点极为突出：才华出众、富于勇气、坦率敢言；另一方面，他的粗鲁、没教养、富于攻击性、好走极端的情绪化言行，特别是直言不讳的极端利己主义价值观、法国激进传统的放纵不法的自由观和尼采超人哲学又让我非常不舒服。不少朋友看在眼里都感觉奇怪，说我们“根本不是一路人”。诚如老朋友、《亮出你的舌苔或空空荡荡》作者、著名作家马建所言，“他和你哪儿哪儿都不挨着”。坦率说，接受他的友谊，在我心里是很有保留的。
认识不久，我们就开始了关于“利己利他”的争论。他认定人是绝对利己的，那些所谓的“利他主义”和“奉献牺牲”全都是乔装打扮的利己主义，充其量是为了博取名誉或是为了满足自己的道义感、正义感，让自我感觉良好而已。他不但是这样想、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在他的博士论文《审美与人的自由》里，“自由”是绝对自我中心的、挣脱一切束缚，包括道德束缚的随心所欲的自由——如上述，就是放纵不法的、法国式的绝对自由；这种“自由”最著名的理论阐释者是大名鼎鼎的存在主义“大师”萨特，他的一句名言是“他人就是地狱”，而刘晓波对萨特可以说是崇拜得五体投地。
这一套绝对自由价值观简直和我格格不入。但是那时我并没有足够的文献阅读和思想深度来支持我自己的论点，只是坚信这种“自由”违反常识并且危害剧烈，我绝对不能接受。在被极左意识形态的集体主义、禁欲主义禁锢了几十年，人性论和人道主义刚刚开始复苏的改革开放初期，他的观点大受欢迎，成为冲击极左意识形态的有力武器。传播学的研究表明，极端言论在受教育不足、头脑简单的受众当中非常受欢迎，而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知识界基本就是这样一种水准，这确实是刘晓波“暴得大名”的重要原因。
刘晓波的另一大优点是具有非常强的向善之心和学习能力，所以他并不以我的不同观点为忤，也不认为他自己的观点神圣不可侵犯。而且实际上他的言行都是自相矛盾的，他身上也有很侠义利他的一面。我甚至要直截了当地说，如果要用一句话概括刘晓波这个人，我会这样说：这是一个神与魔无时无刻不在内心剧烈交战的人。这场心灵交战惨烈无比，神与魔双方斗得昏天黑地、血肉横飞。——这就是刘晓波。他既非全善之神，也非全恶之魔，黑白二分的幼童式判断在此全然无用。
尽管有诸多魔性的一面，我仍然认为刘晓波的功绩是主要的，不可磨灭的；他神性的一面才是主导的、值得珍惜和传扬的一面。为此我还应该提及一件事：获释后，刘晓波一直不敢去天安门广场。直到有一次别人开车路过，他在车上不知道，猛然看见纪念碑之后他在车里嚎啕大哭，把车上所有人都搞懵了，不解其故。也许只有我知道他的内心痛楚：他是因为有人指责我们四个人绝食把大批市民动员了出来，才造成六四大流血。刘晓波为此自责不已，所以才对丁子霖夫妇特别好，并且决定把诺奖的奖金全部捐献给六四死难者。
于是，我们就这样争论着、分歧着，成为了所谓“最好的朋友”——请注意，是“所谓”最好的朋友。自传最重要的价值无疑就是“真实”。经过长久内心的纠结，我原本打算不顾一切非议，把我所了解的，有些是只有我一个人了解的关于刘晓波的负面情况和盘托出。但纠结还是一刻也没有停止，使得我又改变了主意，终于决定把已经写下的2,000多字全部删除。这样做究竟对不对、好不好？我仍然没有把握，指引我作出这个决定的只是一些模模糊糊的直觉。
刘晓波去世后的2017年7月23日，我写了《悼念“最好的朋友”刘晓波》一文交香港《端传媒》发表，不料《端传媒》根本没有发表并且没有告知我。该文详见“我的自传”附录三。我近来对利己利他的系统思考，请参看《我的思想》“道德重建”部分。
当记者 办会议
上海的《世界经济导报》被誉为“中国新闻改革的一面旗帜”，和四通“企业改革的一面旗帜”自然是“英雄爱英雄，惺惺惜惺惺”，早就互相仰慕。导报虽然影响巨大，据传是总书记胡耀邦案头必备的三份报纸之一，但因为自负盈亏、没有政府补贴，一直财政困难。1987年，钦本立老总和编辑部其他领导找万总谈合作，我还陪同万专程去了一趟上海。经反复磋商，万决定拨款10万元在上海成立一家公司专门负责替导报搞经营，我推荐了女将楼叙波担任主管。很可惜，还没来得及做出业绩就被“风波”一风吹了。
因为负责过一段和导报的合作，又因为给导报供稿，我被导报聘为兼职记者，广州的《亚太经济时报》也照此办理；后来我就是以此身份参与策划了1989年的五·四新闻界大游行。我写文章的效率令导报记者牟军大为感叹，几次赞叹和我约稿“立马可待”。有此名声在外，起草1989年5月19日《告人民书》的责任也就落到了我头上——《人民日报》的吴学灿就是用我的这份底稿擅自发行了《人民日报号外》。
回想一生，毫不夸张地说，1978-1988的“改革十年”是最令人怀念的“黄金十年”。那个时代的精神风貌和当下可以说是截然不同，全国上下洋溢着一股乐观、团结、蓬勃向上的理想主义精神，政界、学界、商界、新闻界……各界精英的改革积极性极为高涨，大家非常齐心，人人奋勇争先为改革开放出谋划策，真正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就连纪律严密的军队也涌现出一批中青年少壮派军官，在几位思想解放的老将军的支持下，以金朱德、王东、王苏波、钱钢等校级军官为首组织了一个国防经济研究会。我们戏称其为“军事俱乐部”，开始全面系统地研究军队改革。过去我对中国军人偏见很深，认为他们粗鲁、没文化、意识形态极端保守，是天生当炮灰的料。结识了这一批军队精英之后，偏见一扫而光。从他们身上，我看到学到了许多其它行业不具备的优秀品质，正如2006年出品的电视剧《士兵突击》所描绘的那样。
我坚信，男人必须具备阳刚品质、硬汉精神，培养这种精神品质最好的地方就是军队。中共应该学习台湾原来的制度，让年轻人都服一两年兵役；尤其是独生子女一代，更需要这样的锻炼。或者下乡锻炼一两年也行，不强迫，政府与企业合作，用上大学和就业优惠的办法实行奖励，这比社会工作计分更有效。当然，必要前提是停止极左的意识形态灌输。
国防经济研究会秘书长王东、副秘书长王苏波，《解放军报》记者部主任钱钢和他的夫人于劲后来都成为我最信任的朋友。王东和王苏波1989年6月3号下午先后不约而同换上便装，混进绝食帐篷，向我透露当天晚上军队清场的重大军事机密，力劝我立即离开天安门广场。如果我被捕后告发了他们，他们一定会上军事法庭被严判，可见他们对我的信任之深。王东是老上将洪学智的秘书，四十八岁因突发心脏病去世，至今令我极为痛心。王苏波因为参与了统战部部长阎明复领导的劝说工作，“六四”以后被强迫退役，近年来一直在从事农村扶贫事业。
1988年底-1989年初，“首届现代化理论研讨会”和“改革十年研讨会”这两次在京丰宾馆召开的会议，四通公司都是主要赞助者。我是“首届现代化理论研讨会”的秘书长，王苏波是副秘书长。苏波的组织和操作能力令我大为叹服，军人作风和知识分子做事的散漫、无序、低效适成鲜明对比。实事求是说，会议的组织工作几乎全都是他做的，我乐得清闲，坐享其成。
生于知识分子家庭，又身为学界中人，我深自庆幸结识了几位军界好友，又有在四通的企业历练以及给费老当助手时对政界精英的切身观察，让我深深体会到，比起商界、军界和政界精英来，中国知识分子、尤其是文科知识分子在实际操作上存在严重短板。正是因为有这些一般学界精英很难具备的丰富阅历，才使得我在“六四”千钧一发的危急关头能够临危不乱，迅速作出正确决策、制定操作方案并且有条不紊予以实施。这些经历对于我深刻理解法国启蒙知识分子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激进主义，认清马克思从来没有从事过任何一种正当职业的书斋生涯对他的负面影响，也同样有极大的帮助。可以毫不夸张地断言，这是我和那些专唱高调的空头文人、激进民主派、网络“口炮党”最根本的区别之所在。
“风波”之前 山雨欲来
第一次京丰宾馆会议，乐观情绪还占上风，第二次京丰宾馆会议则不同了。从体改所等体制内精英那里已经传出赵紫阳地位不稳的风声，悲观情绪开始蔓延。现在回想起来，恐怕从最高决策层邓、胡、赵开始，所有的改革精英都低估了保守势力的深谋远虑。他们目标明确，步步为营：第一步先搞掉总书记胡耀邦，原本是想用左王邓力群取而代之。邓知道总书记不能让，但又不能不做妥协，于是把赵紫阳换到总书记位置上，把总理让给了对方，由此铸成大错。保守势力正是利用李鹏这只马前卒，利用六四事件，又把赵紫阳搞掉了。下一步就该轮到邓小平了。幸亏有杨家兄弟掌控军队“保驾护航”，邓才有机会在“南巡讲话”后扳回一局。
什么叫“中国人民解放军要为改革开放保驾护航”？不就是拿枪杆子指着反对派说“谁不改革谁下台”吗？实际情况不但不是“党中央都是改革派”，正相反，改革派处于非常脆弱的少数地位。党政军合一的中共体制，军队才是权力核心，谁掌握军权谁是老大，邓小平是靠掌握了枪杆子才有可能推行改革开放的。陈和邓只是在改革开放初期短暂合作过，很快就分道扬镳了。陈云为首的保守派认定改革开放就是“复辟资本主义”，他们每天都在瞪大双眼找改革派的毛病，一旦抓住把柄就猛扑过去把改革派搞下台，他们才是“有纲领、有组织、有预谋”，每时每刻都在梦想复辟斯大林极权体制。然而很悲惨，我们这些政治外行当时谁也没想到这些。
邓为什么先后自断臂膀废掉胡、赵，犯下极其低级愚蠢的政治决策错误？许多研究中国改革开放历程的学者至今都百思不得其解。我的解释之一是，类似斯大林死后的苏共，中共高层汲取了文革的教训，达成了一个共识：再也不能搞党内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大家必须结成一个紧密的利益共同体，一致对外。邓和陈之间也就要尽力保持相互让步妥协，邓往左靠一靠，陈向右走一走。于是，显而易见的邓、陈“双头政治”被精心掩盖起来，所有人都误以为“没有改革派和保守派，全党都是改革派”，结果就是邓、胡、赵全都低估了保守势力的用心和谋略，底下的人就更不必说了。
尽管已经风传赵紫阳地位不稳，但与会者最悲观的估计也不过是认为改革开放有可能暂时受挫，政治体制改革无疾而终。没有一个人预料到，仅仅在两个月后，局势就会发生惊天大逆转，与会者将会抓的抓逃的逃，风流云散，一网打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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