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体歇斯底里，或称集体发疯，一般是指因集体性的恐慌错觉，通过谣言等方式迅速传播的现象。1967年发生在广州的，一夜之间吊死数百人的恶性事件，就属于此类。
文革中疯狂的男女老少们
1967年8月初，广州公检法机关陷入混乱。8月8日，广州郊区公安局十六处茶头的亚岗农场中，五百多名“劳改犯”走掉四百多名，其中四类分子占17％；8月10日，市收容遣送站放走84个收容人员和拒收樟木头收容所送来的两车共83名偷渡人员。
之后，“释放劳改犯”、劳改犯暴动并要洗劫广州城的传言四起。今天看来，谣言出处应该是公安部门，也有可能是军管会。
但是，传言越传越邪乎，其中有一条谣言说北江有一千多劳改犯坐花尾渡前往广州，已经在途中了。事实上，当时北江根本没有花尾渡，北江的全部航运能力加起来，也不可能同时运载一千多人。
一位在商品检验局工作的市民向军管会报告：“现有三千多劳改犯进入广州，昨天到处抢劫，群众联防后打死了一些，还抓到了一个头头。据说他们有军装和机关枪，他们准备今晚和最近几天晚上要反扑，大干一场，群众十分恐惶，现在不敢上街和上班，群众对军管会抱了很大希望，要求你们马上采取措施。”
于是，广州人迅速失控，暴民们冲上街头，敲着铜锣，到处搜捕劳改犯，一旦发现可疑的陌生人，便往死里打，他们狂呼“打劳改犯”的口号，暴行就这样弥散开来。
到8月11日-12日，广州市区街头出现大量不明来源的尸体，大量尸体被吊于广州许多街道两侧的树上、马路边的电线杆上。尸体遍布广州中山路、海珠广场、沿江路，解放路、起义路，东风路，文德路、白鹤洞等地。
有某机关报告这样说：昨天群众打死抢劫犯挂尸的有：丰宁路三、惠福西一，爱群大厦二，中山六路一，解放电影院一，东山共九个，已臭了，如何处理？
死者有些是活活被吊死在电线杆或路边树上的，有些是打昏打死后吊上去的，也有不少就倒毙在十字路口的交通岗或人行道上。整个事件持续近一个星期才完全平息。
被打死的都是些什么人？据后来查证，被打死的是普通市民、小偷流氓、晚上出街上贴标的革命造反派，和进城的农民等。
那个年代，“劳改犯”属于“阶级敌人”，而此时广州民众中更是形成了“不管什么人，打了再算”、“打死都无声出”、“劳改犯打死活该”、“劳改犯就该人人喊打”。所以，被打死的人也就活该了。
经有心人调查走访，依据时任“红警司”政委的黄意坚，事发后公安刑警和中学生的力量曾有组织地分两拨点数各地的尸体，最终估计有187-197人死亡。传言说是300人。
一个中国超级大城市，一夜之间，人们歇斯底里，打死无数人，到底多少，没有人说得清，死的究竟是什么人，从哪里来，为什么会被打死？是谁把他们吊到街头的？一概不明不白，事后也没有核对这些人身份，仅有少数人被认出来。
打劳改犯事件有三个特点：
1、它是“街道联防”的产物；
2、参与行凶的市民没有罪恶感；
3、死者大多是外地人，被贴上“劳改犯”的标签，随意处死。
总之，这是一起因为谣言的肆意传播，所导致的群体性歇斯底里之后出现的暴民恐怖事件。
历史学家波利比乌斯在其著作《历史》中使用，用Ochlocracy暴民政治一词来描述一种“病态”的大众统治。Ochlocracy的词根ochlos是犹太教经典《塔木德》中曾多次使用的词，意思涵盖暴徒、暴民、武装警卫。而广州吊死劳改犯事件，倒是很恰当地体现了暴徒、暴民、暴民政治的特点。当谣言四起时，广州这些暴徒组成的暴民，迅速组织成了“街道联防”，形成了自己的准政治组织，参与集体暴行。
迪士尼动物纪录片《白色旷野》有段诡异情节：旅鼠在恐慌时会集体跳海自杀。科学解释是旅鼠并没有自杀，而是导航错误。但是人就没那么幸运了，因集体恐慌而自杀和他杀，在缺少真理观念与普世道德的群体中，这甚至是常态。
不论义和团、五四运动、大跃进，还是广州吊死劳改犯事件，都是集体无意识的表现。可悲的是，这种集体无意识引入到政治观念中，往往会产生悲剧性后果。于是，对于高阶文明来说，防范暴民政治，从来是他们思考的重中之重。
麦迪逊在《联邦党人》第五十一篇中说：在一个共和国里，保护社会成员不受统治者的压迫固然重要，保护某一部分社会成员不受其他成员的不正当对待，同样重要。在不同的社会成员之间一定存在不同的利益，如果大部分成员联合起来，那么少数群体的权利就会得不到保障。所以，虽然独立战争击败了来自英国的暴政，但独立而民主的美国社会却存在着多数人暴政的可能性（Madison,1961）
所以，在美国国父们看来，暴民政治有时可能比独裁与专制更加恐怖。不过话又说回来，很多时候，暴民政治却可能和独裁与专制暴政完美结合，比如当下的中国。
托克维尔说：
“我认为“人民的多数在管理国家方面有权决定一切”这句格言，是渎神的和令人讨厌的；但我又相信，一切权力的根源却存在于多数的意志之中。我是不是自相矛盾呢？”
“我本人认为，无限权威是一个坏而危险的东西。在我看来，不管任何人，都无力行使无限权威。我只承认上帝可以拥有无限权威而不致造成危险，因为上帝的智慧和公正始终是与它的权力相等的。人世间没有一个权威因其本身值得尊重或因其拥有的权利不可侵犯，而使我愿意承认它可以任意行动而不受监督，和随便发号施令而无人抵制。当我看到任何一个权威被授以决定一切的权利和能力时，不管人们把这个权威称做人民还是国王，或者称做民主政府还是贵族政府，或者这个权威是在君主国行使还是在共和国行使，我都要说：这是给暴政播下了种子，而且我将设法离开那里，到别的法制下生活。”
中文社会是个不可救药的文化民族主义社会，他们不信真理，在人当中崇拜权威，不论是郭文贵还是习近平，总有符合他们磕头的偶像。在极端奴性和极端拜偶像的恶行中，群体性歇斯底里是他们共同的妄想性分裂症状。
从狂热崇拜伟大领袖毛泽东，到迷信民主制度万能；从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到民主制度下，人人素质会变好的狂想曲，这些看《故事会》长大和被塑造的群体，对人类主流文明什么的政治思想没有深入了解的丝毫兴趣，他们总以为一群奴性到骨髓里的暴民可以无公害进入他们狂想的民主制度之中，却不料，随时可能发生新版的“吊死劳改犯”的群体暴行。其实，街头暴民也是民主的一种形式。
中美之间的谈判，像疯狗一样的杨洁篪对美国的失心疯谩骂，在中国也引起了吊死劳改犯式的爱国贼群体集体自嗨，精神内涵没有变，种群的德性也就不会变。
有一年我和朋友在深圳莲花山公园，看见不少人给邓小平像磕头，很是诧异。朋友很淡定说：把邓小平肖像换成薄熙来，他们也一样会下拜。
那一年薄熙来刚倒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