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人民日报》的社论——《这是为什么》
一大早，杨仲枢教授就起来了，夫人王禄臻正在厨房弄早餐，小儿子昂岳在厨房匆匆吃点早饭就上学去了。他收拾了一下屋子，随手把挂在墙上的日历撕下一页，露出新的一页：6 月 8 日，星期六。
六点半到了，杨教授习惯地打开收音机，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令他吃惊的是，昨天的播音员还在盛赞全国鸣放的莺歌燕舞，可今天的播音员语调突然变得严厉冷峻，那声音饱含着震撼人们五脏六腑的巨大能量：现在播出今天《人民日报》的社论——《这是为什么》：……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委员、国务院秘书长助理卢郁文因为 5 月 25 日在“民革”中央小组扩大会议上讨论怎样帮助共产党整风的时候，发表了一些与别人不同的意见，就有人写了匿名来信恐吓他……这封信是当前政治生活中的一个重大事件，是某些人利用党的整风运动进行尖锐的阶级斗争的信号……这些人就是今天的右派，在“帮助共产党整风”的名义之下，少数的右派分子正在向共产党和工人阶级的领导权挑战，甚至公然叫嚣要共产党“下台”……物极必反，他们难道不懂得这个真理吗？……”
在北京，著名新闻记者、《文汇报》驻京负责人浦熙修听罢社论，拿起电话，接话人是中宣部部长陆定一。浦熙修问：“这篇社论的发表，是否意味着大鸣大放已经结束？”陆定一做了否定的回答。
在哈尔滨，杨仲枢聚精会神地听广播，他渐渐感到一股寒气从头流到脚，他甚至没有发觉王禄臻早从厨房走出来，就站在他的身旁。关了广播，老夫妻面面相觑，沉默半晌，杨仲枢喃喃道：“这是怎么回事儿？怎么出来个右派的称呼？”
王禄臻叹口气：“真没有想到……”
哈军工的老教师们能去问谁去？居住着高级知识分子的哈军工老红楼区，除了从家家户户窗户里飘出的播音员的强大声音，几乎再没有任何其他声音了，人们似乎连大气都不敢出。晨风掠过文庙街，马路两旁的高大白杨树上，纷纷扬扬飘落下无边无尽的杨絮，犹如漫天鹅毛大雪，哈尔滨的“六月雪”为哈军工大院营造了一派肃杀苍凉气氛。
杨仲枢夫妇心烦意乱地走出家门，朝各自的工作单位走去，路上碰到老教师们一张张熟面孔，僵硬而木讷，一副心事重重的摸样，没有人愿意主动打招呼。杨仲枢依稀发现，老干部们严肃的表情下难掩轻松的情绪，他们互相之间点头打招呼，话声响亮，底气十足。
杨仲枢没有看错，今天院部系的高级干部心情的确不一般，他们正向院部大楼集中，院党委要召开紧急会议。然而，在不到十个小时之前的 6 月7 日晚上，院党委刚刚开过一次会，会议主题是充分肯定全院各单位在大鸣大放中对学院工作中“三害”现象的揭发，院党委号召学院党内外全体教学人员、机关干部、学员深入开展大鸣大放，各单位领导应该立即行动起来，以纠正在鸣放中的小手小脚、缩手缩脚的表现。
现在，天旋地转，风云突变，院党委昨晚的决定胎死腹中，火烧眉毛的是要赶快转弯子。
二、反右斗争的总攻击令
哈军工党委和全国各地的党组织一样，在这个春夏之交，一边殷勤热情地组织各种鸣放座谈会，消耗着无法计数的茶水、香烟和纸张；一边又不露声色地频繁接受来自北京的秘密指示。
5 月 14 日，中共中央下达《关于报道党外人士对党政各方面工作的批评的指示》。指示特别要求：“对右倾分子、反共分子的言论，必须原样地、不加粉饰地报导出来”。哈军工照办，校报《工学》的报导十分到位。
毛泽东写出《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已经下发到哈军工。刘有光、张衍等主持整风工作的院领导以敬畏的心情，关起门来，小心翼翼阅读毛泽东的最新指示，他们几乎可以背诵出其中这一段话：“在民主党派中和高等学校中，右派表现得最坚决最猖狂。……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他们越猖狂，对于我们越有利益。人们说：怕钓鱼，或者说：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现在大批的鱼自己浮到水面上来了，并不要钓。”
于是，刘有光和张衍等领导干部在主持全院老教师座谈会时，尽管始终笑容可掬，但心头不时会浮起一个个问号：他们当中谁是浮到水面上的鱼？
5 月 16 日、5 月 20 日又有两份中共中央文件下达，刚刚在两天前的 6月 6 日，中共中央发下来的《关于抓紧时间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更是激动人心。
哈军工的老干部大多是枪管子里爬出来的，多年不打仗，手心都发痒，一听到党中央和毛主席说“这是一场大规模的思想战争和政治战争，我们必须打胜仗，也完全有条件打胜仗。”立时血脉贲张，摩拳擦掌，要投入战斗。
他们马上将看到伟大领袖今天在北京发出打响这场战斗的信号弹——《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反动分子人数不过百分之几，最积极疯狂分子不过百分之一，故不足怕。……有人煽动，实行挡驾。街上贴反动标语，动员群众撕毁。工人要看清大局，不要闹事情。在此期间，不要提出福利工资等问题，一致对付反动派。
……我们巧妙地推动左、中分子发言，反击右派。此事很有效。每个党报均要准备几十篇文章，从当地高潮开始跌落时起，即陆续发表。注意组织中、左派写文章。大字报必须要让群众反驳。高等学校组织教授座谈，向党提意见，尽量使右派吐出一切毒素来，登在报上。可以让他们向学生讲演，让学生自由表示态度。最好让反动的教授、讲师、助教及学生大吐毒素，畅所欲言。到了适当时机，则立即要组织党团员分组成开会，分别哪些是建设性的批评，加以接受，并改正自己的错误缺点；哪些是破坏性批评，予以反驳。同时组织一些党外人士讲演，讲正面话。然后，由较有威信的党的负责人作一个有分析有说服力的总结性演说，将空气完全转变过来。整个过程，做得好，有一个月左右就够了，然后转入和风细雨的党内整风。
总之，这是一场大战（战场既在党内，又在党外），不打胜这一仗，社会主义是建不成的，并且有出“匈牙利事件”的某些危险。现在我们主动的整风，将可能的“匈牙利事件”主动引出来，使之分割在各个机关各个学校去演习，去处理，分割为许多小“匈牙利”，而且党政基本上不溃烂，只溃烂一小部分（这部分溃烂正好，挤出了脓包），利益极大。坐镇北京指挥若定的毛泽东向党内下达了反右斗争的总攻击令，一张笼罩神州的“阳谋”大网终于收网了。
三、自投罗网的王连起
6 月 8 日下午，学院通知下来：各单位的鸣放会照开不误，昨晚院党委“继续深入大鸣大放”的号召由《工学》报照登不误。只有高级干部们心知肚明，最后再撒一次网，说不准还能捞上几条大鱼。
果然有所收获。当日下午，在讲师座谈会上，鸣放中一直没发过言的理论力学教授会讲师王连起不知拨错了那根筋，竟慷慨激昂地开了腔。第二天，他的言词尖刻的长篇发言一字不少的刊登到《工学》报一个整版上，他可真是自己跳进网里的大鱼。
王连起，1921 年生于河北省沧州，是毕业于天津大学的高材生，作为该校校长的得意门生，已经决定留在天大任教，但哈军工一定要调他来，天大只能割爱。在理论力学教授会，别看王连起没有吃过洋面包，但业务水平无出其右者，他会多门外语，教案全部用英文书写，因为课讲得好而深受学生们欢迎，是全院的著名教员。
王连起的发言宛若重磅炮弹，他以事实为根据，系统全面地“炮轰”哈军工，《工学》报把他的发言重点都加上黑体小标题。看看王连起的发言便知道他是大鸣大放以来哈军工高级知识分子中讲话分量最重的。
“学院开办四年，成绩是有的，从无到有，校舍已建设起来，学员也毕业了，但拿国家支援，政府所花的人力物力相比，极不相称。假如让一个懂得的人来办学院，一定成绩会更大。我们的领导自己不懂办学，不依靠群众，不虚心学习，凭主观，依靠行政命令，就必然脱离群众。……过去老干部在打仗方面有经验，现在办学校就不一定有经验，可是不懂装懂，有些地方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我看应该把架子放下，向懂得的人学习。
“我们学院很不民主，如选人民代表，应当由每个人行使自己神圣的权利，而学院却是内定，交大家形式上通过。陈百屏本身工作就没做好，叫他当人民代表，别人就不同意。再如政协委员，到北京观礼的代表也都是内定，这是不相信群众的表现。……学院总强调特殊性，连人民这样的民主权利都被剥夺了。民主党派的生活也是这样，我们这里有民主同盟，九三学社的成员，他们的地位和组织生活在宪法上规定了的，在我们这里这种权利也没有了，这不是违犯宪法吗？
“学院政治工作很差，方法生硬，影响团结。过去教授间不团结的事，多是政治工作人员从中挑拨。如王序卿到理论力学教授会说张述祖、梁守槃等三人的坏话，难道在别的地方他不会又转过来说这些人吗？为什么用这种方式拉一部分，打一部分？这是什么动机和目的？
“肃反运动，科教部搞了好多重点，最近宣布都是冤枉了的。如果说个别搞错还犹可说，但都搞错了，这里面就有问题。听说有人是为了整人的目的来搞肃反。最近有人揭发，有人动员另一个人去整人。过去因为有人给政治工作人员提过意见，就被列为重点。有些政治工作人员喜欢别人说好听的话，一说不好的，就怀疑别人有政治问题，需要审查历史。这不是政治工作人员应有的风度。
“谈到宗派主义，如果领导上没有把这些人当成主人，人家怎么会有主人翁的思想呢？实际上把党员当成自己人，其他人都是雇员……有人揭发二系有个地方，领导上叫工作人员监视教授会主任，这怎么能叫人发挥主人翁思想呢？
“学院对教师不尊重，虽然口头上提出‘尊师重道’，但只是口头上而已。
“院内阶层森严，等级分明，这是人为的制造不团结……校官让清洁员打水扫地，从节约和树立劳动观点上来说，为什么自己不可以动手搞一搞？自行车完全可以自己买，公家还是每人发一辆，有的自己不骑，让小孩骑。
“机构庞大，因人设事；设科主任、年级主任，是有百害而无一利，他们不懂教学，职位高，又不学习，不懂装懂，工作上不起好作用，反而起负作用，用带兵的方法带学员，没事找事，反而增加学员的麻烦。
“要想提高行政效率就得削减机构，才能调动灵活。这一点应向普通大学学习。……我院的办公人员应该在八小时内好好工作，不能像现在这样，办公时间里有的去理发、洗澡、到军人俱乐部买电影票，有的在办公室看报、看小说、下棋。因为机构如此庞大，冗员很多，必然很多人没有事做。过去国民党很腐败，可大学里没有这种现象，资本主义国家也没有这种现象，而我们却容许这种现象存在，对国家没有好处，把认真工作的人也带坏了。
“思想教育工作也很差，好多违法乱纪的事，街道上没有发生，却发生在我们院里。如三系教育副主任慈云桂的爱人用茶杯把老公公打得头破血出……说明我院是违法乱纪的温暖的窝，觉悟还不如普通老百姓。我刚来院时，我妹妹来信，就被人偷拆过，并且把信也毁掉了。因为看到是女人的笔迹，就不怀好意，偷拆来看，这个人还是政治干部，叫黄昌恒，这是起码的道德问题。
“有的领导干部星期天用公家小汽车到松花江、看戏，带着家眷一大堆。既然是出去玩，何妨坐坐公共汽车和电车，为国家省点汽油，也容易和群众打成一片。参加体力劳动，最好从家庭环境卫生做起，工作之余，拖拖地板，擦擦玻璃，收效更大些。
“解放后，很多人对共产党很佩服，的确以德服人。教育部副部长黄松龄那个时候到天津大学演讲，穿的破衣服，朴素的作风让大家感动。现在短短几年就变了，脱离群众很严重。
“从整个国家来说，都缺乏法制，现在许多地方是共产党员说了算，党员说了是法律。比如，我们教授会一个助教没有请假回了沈阳，这当然不对，院里就给沈阳公安局去电话把他逮捕起来，这就没有道理，你没有掌握他是反革命的证据，为什么就抓人？
“干部档案上的评语应该由谁来写？据说档案上的评语一塌糊涂，本人是不是知道？我认为应该让本人知道，不应该暗里给下结论，因为党员的看法不一定正确。调走的干部来信说，因为评语一塌糊涂，在新单位几乎无法工作。”
王连起讲完，会场陷入长时间难堪的静默，对王连起实事求是尖锐辛辣的言论似乎没有人敢冒尖犯傻去评论一番。过了一会儿，物理教授会讲师高伯龙接过话茬，他有些激动，脸色潮红，大声说道：“好，王连起同志提到的有些意见，我也有同感啊！”
主持会议的领导干部听了高伯龙这句话，气得直翻白眼。尽管高伯龙对教授办学这一点与王连起看法不尽相同，他本想心平气和地和王连起讨论一番，但在领导干部看来，你高伯龙就是个典型的落后分子，竟敢给王连起帮腔！世事难料，那个时候，哈军工的领导干部谁会料到数十年后高伯龙成为荣立大功誉满神州的中国工程院院士？
散会了，大家匆匆忙忙离开会场，好像要赶快离开这个不祥之地。只有王连起慢慢站起来，不慌不忙，气宇轩昂地走出大门。夏夜的流萤在深邃幽暗的夜空里画出神秘的符咒，偌大的哈军工校园安静得可怕。晚上，哈军工各个党支部都奉命召开秘密会议，午夜已过，可能是散会了，文庙街上行人不绝于道，杂沓的脚步声和说笑声传得很远很远，居住在老红楼区的那些辗转反侧，难以入眠的老教师们是否正在侧耳倾听呢？
这个夜晚注定是全中国的一个不眠之夜，全国将有数不清的人们将刻骨铭心牢牢记住这可怕的一天——1957 年 6 月 8 日。
四、诡秘的二十天“整风动员”
中国政局的突然转向如五雷轰顶，把北京民主党派的领袖们置于险恶的境地。5 月 30 日，人大副委员长宋庆龄致信毛泽东主席，对全国范围在党内、民主党派内、知识学术界展开反右斗争，表示十分忧虑、十分诧异、十分惊奇，要求对没有“反党”行动的右派、右倾人士，作不同意见争论来处埋。可宋老太太想错了。
6 月 10 日，人大副委员长李济深、沈钧儒、黄炎培、陈叔通，分别写信给中共中央政治局、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信中都对展开反右斗争表示很不理解。李济深在信中写道：在政治上出尔反尔、营造斗争气氛、制造对立阶层，会造成深远的创伤。
远离北京的黑龙江省在全国逐步转入反右派运动的时候，总要有个滞后的时间差。哈军工大院里就很奇怪，反右派运动处于混沌不清的状态。
《工学》报还在开足马力，增加副页，全面报道老教师们在 6 月 8 日以前的鸣放发言，但老教师们新的鸣放大会再也开不起来了，老教师可怜巴巴的，开始察言观色，三缄其口。6 月 15 日，曾石虞教授提议，召开一个关于“学员学习质量”的座谈会，约请了十多位教授和副教授，大谈教学质量的问题，再没有人敢把矛头对准院部系各级首长。
主持全院工作的刘有光到北京参加总政会议，其他院系领导的工作重点开始转向，集中放在学员的身上，这可是一个非常奇怪的动向。6 月 8 日当天，空军工程系政委于达康真是见鬼了，他居然第二次召开全系鸣放的动员大会，似乎他并不知道《人民日报》当天发出的重要社论；10 日，空军系各专科主任和政委分别召开学员大会，深入动员学员们大鸣大放，参加整风运动。12 日，空军工程系党委召开扩大会议，表示积极支持学员的大鸣大放。全国已经开始反右运动了，哈军工还在动员学员们去傻乎乎大鸣大放，这不是存心坑人害人吗？炮兵工程系等其余四个系和预科领导也学习空军工程系的套路，大张旗鼓地动员学员们开口鸣放。直至6月14日，《工学》报第一版才以《一个学员的意见》刊出空军系一年级学员戴腊生比较温和的鸣放意见。
耐人寻味的是，在黄克诚离开哈军工的第二天，即 6 月 21 日，震惊全国的《人民日报》6 月 8 日社论《这是为什么？》以及 6 月 14 日社论《是不是立场问题？》才迟迟在《工学》上正式转载。报首“编者的话”说：“为了认识右派分子的反社会主义言论，我们根据《人民日报》发表的驳斥这些言论的有关社论、发言，转载在五、六版，另外选择了一些反社会主义的言论，转载在七、八版，供同志们学习中参考。”
这是哈军工校报第一次公开使用“右派分子”这一政治术语。
在这一期《工学》上还转载了何香凝批判右派和史良揭发章伯钧的发言。之后，《工学》报上陆续刊出一些学员和实验员批评老教授的文章，水平一般般，且口气较为温和。例如一篇实验员写的文章，标题是《两点浅见——与杨仲枢、曾石虞两教授商榷》。作者说：“牧师肮脏的灵魂，丑恶的嘴脸，我在很多作品见识过，他们是口蜜腹剑，伪君子……”其实，这个年轻人并不了解外军牧师，而曾石虞教授是有亲身体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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