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巨变
1989年6月3日夜到4日凌晨，中共“鹰派”指挥20万正规军对北京市民和抗议学生血腥镇压。这不但是改革开放、而且是中共整个历史的一个根本转折点。它最深远的恶劣后果是把共产党人的理想和信念打得粉碎，中共从此开启了一个“上下交征（争）利”、人人赤裸裸追逐私利的大规模犬儒化新时代，各级官员的滥权贪腐以不可遏制之势恶性膨胀，然后上行下效，不择手段逐利之风刮进全社会，令中华民族一改改革开放初期蓬勃向上的精神面貌，急速演变为一个灵魂空洞、道德堕落，丧魂失魄、茫然无措的无根民族。这种浸透中国人深层精神灵魂的“社会溃败”局面，也许历史上曾经在每个专制王朝末年都反复出现过，但那都是慢性病，很少有仅仅因为一次重大历史事件就造成如此严重后果的先例。
中国东北监狱外墙，延边晨报
前面说了，我从小受的是胸怀大志的教育，“弃燕雀之小志，慕鸿鹄以高翔”。但是和毛泽东时代的政治狂热相反，我这“大志”和政治却毫不沾边。我母亲从小对我的教育是千万别碰那个东西，共产党的政治太危险了。我从小只有一个志愿——当科学家，目标就是进北大物理系，非常明确，没有第二个目标。文革把我的梦想打得粉碎，只好重新寻找自己的人生道路。好不容易找到了，随后的“六四”又把我的人生道路彻底扭到了另外一个方向上去。这是一条我从来没想要走的路，居然走到一个dissident，“持不同政见者”的路上去，而这恰恰是我最不愿意做的事。
六四之前，我面前真称得上是“条条道路通向飞黄腾达”。以我的教学和科研能力，本可以在任教的中央团校混入共产党内；我也可以留在北大作费孝通先生的博士生，然后舒舒服服当一名教授；或者在四通集团再干上几年，发笔横财，当时我离副总裁的位置只有一步之遥。总而言之，从自身的利益考虑，根本就没有任何理由去干六四这件要命的倒霉事。以当今中国的主流价值观看我这种人，简直就是疯子、神经病、脑残、二百五。
1990年5月我获释后，经常回当年插队的村子。老乡和学生全都劝我：“您有那么多朋友和社会关系，干嘛不好好做生意，非要干那些没用的事？你们几个人能成什么事？”等等，众口一词，没有一个人不这么说。我相信，全中国这么想的人大概不会少于95%。记者采访时也总会问到我后悔不后悔？
这确实是个问题。一个大问题。我的回答是：当然不，绝不后悔。要是我没干成最后这件事——天安门广场的和平撤离，那我真要后悔死，后悔到恨不能以头抢地。更大的可能性是，我在6.4当天就被清场的戒严部队用冲锋枪打成筛子，根本没有后悔的机会——对抗戒严令原本就可以“格杀勿论”，天才作曲家勋伯格就是在戒严时出门抽烟被美军一枪毙命的。何况那天戒严部队接到的军令是“不惜任何代价，可以使用所有手段，必须在指定时间到达指定地点，完成天安门广场的清场任务”，而且已经杀死了至少七百多人（见《我的自传》附录1）。
可是鬼使神差，天安门广场的和平撤离居然干成了。做成了这件事情，非常幸运，也非常偶然。我原本是决定听天由命，束手待毙的，根本没想过倡议和组织撤离广场。更没有任何人事先估计到我们能够就凭几个人的力量，把几千学生和市民安全带出广场。而且我要实事求是、非常坦率的说：上帝是用我的手做了这件事——不信教的朋友，你们可以不信上帝，但你们不能不信“鬼使神差”这句老话，意思是一样的。是我倡议的，我设计的方案，我拉上侯德健去跟戒严部队谈判。没有任何人想到这个事情到最后能做得成，包括我自己。当时真是千钧一发，马上广场上就要大流血。这不是奇迹是什么，这就是miracle。
学潮是由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逝世引起的。为什么是胡耀邦？因为胡耀邦是被1986年底的学潮搞下台的，大学生觉得自己的命运和他连在了一起，觉得对不起他。邓小平后半生犯的最大错误就是先后把胡和赵搞下台，亲手拆散邓—胡—赵这“改革开放三驾马车”，造成改革派的步步后退，保守派的步步进逼。六四之后，邓也一度几乎被保守势力逼入绝境。胡下李上，邓—胡—赵变成邓—李—赵，这驾马车还能跑吗？
李鹏是什么人？大家都认为他既是个保守派，又是个低能儿。从六四期间他的表现看来，此人治国无能不假，但玩弄权术却颇有一套——大概是家传吧！让人哭笑不得的是，他居然野心膨胀到想取赵而代之。六四弄到不可收拾的地步，李鹏要付最主要的责任。是他在赵出国后带上李锡铭到邓面前煽风点火，误导邓讲出一篇昏话，搞出那个要命的《人民日报》“4.26社论”（从此《人民日报》被我们称为《日人民报》）；是他一再阻挠赵对学潮的处理方针，一而再、再而三地激怒学生；是他那千夫所指的极其负面的形象激起社会各界对中共决策层的极大反感，让中共的脸面扫地以尽。就是这么一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昏官，却在中共这个昏昏然不辨良莠的干部体制内青云直上。人民讨厌谁，党就热爱谁，在李鹏的去留问题上，这个体制已经完全丧失了起码的纠错能力，对人民的意愿没有丝毫的回应和尊重。
学潮起来，我的心理很矛盾。一方面，我希望学潮能冲击一下攻势强劲的保守势力；另一方面，又担心学生天真幼稚，结果适得其反，反而再把赵紫阳搞下台。
4月24号，我特地通过北大社会学系原来的同事王汉生找到北大的几个研究生，力劝这些年龄大、比较成熟的学生介入学潮，引导学潮往有理性、讲策略的方向走。我重点告诉他们一定要注意两条原则：第一，一定要区分党内的改革派与保守派，和改革派合作，把矛头对准保守势力；第二，不管对邓小平有多大意见，一定不能把他推到对立面上去。否则学运必败。
可惜没人听我这一套。这几位研究生告诉我他们也努力过，没有用。实际情况是，谁温和理性讲策略，谁被轰下台；越是激进冲动的，越能得到大家的拥护。他们已经失望了，不想再干傻事。
从北大回来，我已经有了很不祥的预感，于是决定以《世界经济导报》和《亚太经济时报》两家报纸特约记者的身份，动员新闻界介入学潮，“掺沙子”，改变单一学潮的性质，以便让更理性成熟的社会力量起到引导作用。4月底，我和《经济学周报》郑棣，《亚太经济时报》柳军一起，在鲁迅博物馆发起了五·四新闻界大游行和1,013名记者的签名请愿。这是我在六四期间第一阶段所做的事，是主动介入的。
这之后，我决定不再介入，只做一个旁观者。如果我什么都不做，我会问心有愧；但是，继续介入，一则风险太大，再则我当时已经看出，所谓“掺沙子”不过是一厢情愿而已，学运激进化的势头不是我们能够阻挡的。白白把自己赔上，对社会又毫无益处，这种傻事绝不能再干了。
万万没有想到，不介入也只是我自己的一厢情愿而已。5月13号，我被统战部六局副局长陶斯亮请到统战部，在中共改革派和抗议示威的大学生之间进行斡旋调停，自此深度卷入了政治漩涡。这是第二阶段，“受命斡旋”。
斡旋彻底失败，赵紫阳下台，5月19日晚宣布戒严，屠刀已经架在仍然坚持静坐绝食的大学生脖颈上。内心良知的声音告诉我：考验中国知识分子的严峻时刻到了，如果我们选择袖手旁观就太可耻了，于是，尽管对学生一肚子气，我仍然决定公开站到抗议学生一边去，同甘苦共命运。于是，我的人生道路彻底转变，直到写下这行字的今天。
为了写这本思想史，我翻箱倒柜，把1990年被监禁在北京郊区昌平保险公司招待所期间偷偷写下的六四亲历记《血腥的黎明》翻了出来。比较后来我的所有回忆和叙述，这篇记录当然要更详实可靠得多，所以，虽然对它的文风极为不满——鬼才知道我为什么当时采用了这么一种文风！但为了对历史真实负责，我决定只做极少数文字改动，删去不必要的闲言碎语，基本上原文照录。本书是首次发表，详见《我的自传》附录一。后来所有回忆文字凡是和此文不一致的，一律以此为准。六四清场之后的经历，我在2009年5月写过回忆文章，照录如次，只做了极少量修改，详见《我的自传》附录1“血腥的黎明”。
创办烛光工程及其夭折
被当局逮捕后，软禁近一年才得以释放。从此以后我就成了一个“烈性传染病带菌者”，很难再找到工作；又不愿连累朋友，也就尽量自我约束，偶尔用假名字做点事。1994年初从美国回国后索性不再找工作，下决心发起了一个专门帮助贫困农村民办教师的社会公益项目——烛光工程。期间经历的种种苦辣辛酸难以言表。当时，民间公益事业少之又少，“公民社会”干脆就几乎没有人知道；尤其是因为我本人不能公开露面，只能由夫人赵燕英出面推动，就更是难上加难。“烛光工程”艰难筹备三年，运作五年，正做得风生水起、影响日增，却仅仅因为挂靠单位中华慈善总会换了会长，立刻就夭折了，内部人告密破坏也是原因之一。在中国，做坏事很容易，做好事太难太难——这就是我对这次投身公益事业亲身经历的最大体会。
回看和太太合写，以她名义发表的旧作《烛光工程筹备记》（见《我的自传》附录4）时，我很没出息，又几次流泪，禁不住心潮起伏。由于是要公开发表的，有些实际情况不便在文章里和盘托出。比如，原本北京电视台安排好了多次《让我们一起拨亮烛光》纪录片的播出，不料广电部一位姓张的副主编在内部会议上大放厥词：“舆论导向错误，我们党为国家的教育事业费尽心血，这部片子不去反映，一个什么海外学子捐了三万块钱，民办教师就感恩戴德，这是在给我们党抹黑！”北京电视台的领导听到立即决定停播，很歉意地私下对我太太赵燕英道歉：没办法，领导说话了，不服从不行啊！
又比如《希望月报》的陶某某，多好的一个人！他对赵燕英表示要把自已的后半生奉献给中国农村教育事业，在做希望工程的同时帮助推动烛光工程，说这是他的“第二次创业”。然而，两年后听说“烛光工程”的“幕后黑手”是周舵，而我们拒绝让他推荐的人接手，转而聘请了赵燕英的小学同学王晓莉当理事会秘书长（做得非常出色），他居然给阎明复会长写信告密，说我发起《烛光工程》是为了宣传“公民社会”，居心叵测，想颠覆共产党政权！
《烛光工程》能取得一定成绩，阎明复会长的大力支持至关重要。人治之下，“人亡政息”，一旦慈善总会会长换人，“烛光工程”就危在旦夕了。阎明复在六四之后被连降四级，从中央书记处书记兼统战部长降职为民政部副部长。从民政部退休后他担任中华慈善总会会长，我们才有可能“挂靠”在他那里，终于解决了折腾一年多的合法注册问题。
每次来客人访问慈善总会，阎会长总是首先介绍“烛光工程”，说这是慈善总会两大拳头项目之一，还给来宾放纪录片《让我们一起拨亮烛光》，每次他都看得泪光闪闪。但也正是因为他从慈善总会退休，接任的会长违背约定，把“烛光工程”的财务管理权收到自己手里，又带着人周游列国，经常不在国内。我们越来越担心他会捅出财务丑闻，经几位核心成员商定，忍痛提前结束了正在办得风生水起，准备大展宏图的“烛光工程”。
在此，我要把捐资（现在叫众筹）拍摄电视纪录片《拨亮烛光》的34位朋友名字留下，他（她）们是：于建东、于铁夫、王介明、王东、王苏波、王埏、王栩、王宝银、艾力、史晓冬、田福庭、田原、林信平、沈钢、沈颖、余声、杨翎翎、陈虎、张华、张晴、张才林、全立佐、武欣、赵帆、赵燕平、赵燕英、袁靖、殷安力、黄利强、崔岩、磊怀、鹿蕴君、舒蓉、虞连居、魏德义。虞连居是钱钢的岳母、于劲的妈妈，实际出钱出力的是钱钢夫妇；田原是张祖桦的夫人。
仅此三例就不难想见，改革开放是一项多么艰难曲折的事业。就连我们的“烛光工程”这么远离政治、对共产党有利无弊，又受到无数普通人热情支持的社会公益事业，都如此一波三折，举步维艰。
仍以陶某某为例。平时相处，你会感觉他是个非常好的人，优点无数，非常优秀，根本不可能想象到会写告密信污蔑陷害我——没错，货真价实的污蔑陷害。问题在于，简单化的道德评判根本不能解释他的行为。陶某某自己不但不认为告密是什么道德品质问题，相反会认为这是一个共产党人对党忠诚必须要尽的义务，非常高尚。问题的吊诡之处恰恰在于，陶某某的日常做人完全称得上“高尚”，但就是不能沾政治，一到政治问题，他的思想行为就和常人道德背道而驰，好像突然变成了另一个人——一个说不清是天使还是魔鬼的，精神分裂式的，让正常人看不懂的怪物。
我相信，这种人在中国是大多数甚至是绝大多数；或者说，尽管多数人没有这么极端，但这种“二元分裂”式的、不健全的怪异人格差不多可以说是每个中国人的“meme”，“集体性遗传基因”（见道金斯《自私的基因》），一种剧毒的，整体性的，深入骨髓的，逻辑混乱是非颠倒的，而且往往是不自觉的，“后极权”情感—认知—知识—行为综合症。
这就引出了一个极其严肃的问题：在中国民主化的进程中拿这样的人怎么办？激进民主派满心以为只要推翻了专制政权，立即实现言论自由、多党竞争和全民普选，就会是一片自由民主的艳阳天。他们就像下棋只看一步的“臭棋篓子”，从来不往下多想几步：即便是在最好的情况下，故意破坏捣乱的坏人不多，多数人甚至大多数人都是陶某某这样的“好人”，“言论自由”之下的主流意见会是什么样？“多党竞争”冒出来的各党的主张会是由自由民主派决定，还是由这些认定告密非常高尚的多数“好人”决定？“全民普选”选出来的将会是自由民主派，还是薄熙来式的满脑子阴谋诡计和极左意识形态的前共产党官员？我从中得出的结论是：中国的土壤有毒了，种什么作物都长不好，而且，越是优良品种越难生长，绝对不是改换政权就万事大吉了。
当好人做好事得好报
“烛光工程”虽然无疾而终了，但我们结识了很多好朋友，传播了“公民社会”理念，更深入地了解了中国社会；更重要的是，我得到了万里挑一的终生伴侣赵燕英，戏称为“三好太太”——好处（好相处）、好用（能干）、好看。有朋友调侃：周舵把北京电视台的第一美女弄到手了！这也应该算是好人有好报吧？
赵燕英的父母都是抗战老兵。岳父赵琼1949年共产党进城后担任第一任空军司令员刘亚楼最得力的秘书，还在中央党校读书三年，获得该校第一届哲学硕士学位。刘亚楼脾气暴躁，经常当面表扬赵琼、痛骂赵琼的顶头上司王飞。刘1965年病逝后，王飞成为林立果死党、“小舰队”核心成员，百般刁难迫害赵琼。天真的赵琼在一次“向党交心”中说出了自己内心的“活思想”：我要是有把枪，就把王飞毙了！由此被打成“反党反革命分子”，林立果还是他的专案组成员。要不是1971年“9.13”林彪一家“叛逃”摔死，赵琼肯定被判死刑了。
岳母屈紫琳更传奇。十四岁入党，十六岁参加八路军打日本，50年代先是在“工农速成中学”补习文化，然后考上了铁道医学院，毕业后在石油部石化研究院当医生。她的敬业、善良、热心、仗义有口皆碑，用嘴吸出重症病人浓痰，文革时不顾政治风险坚持为被打倒的“牛鬼蛇神”治病之类的“先进”事迹数不胜数。
听到赵燕英要和前夫离婚，和“反党异议分子”、“持不同政见者”周舵结婚，岳父岳母的态度截然相反。岳父在六四镇压后也曾经怒火满腔，私下说“共产党怎么能对人民开枪？镇压学生运动的人都没有好下场！”但是轮到女儿婚姻大事，他却威胁要断绝父女关系。岳母却说，“这个死老头子，老顽固！我看周舵挺好，我支持！”
其实我很理解岳父的态度。在共产党人里这是完全正常的，不这样才奇怪。所以开始他不愿见我，我从来没有表示过不满。有一次大冬天，全家聚餐，我独自一人坐在四处漏风的北京吉普2020里等赵燕英，自己丝毫没什么感觉，倒是岳母心里非常过意不去。
不过不久，我和岳父的关系就“正常化”了，只是从来不谈政治。岳父2012年9月临终前突然给我打手机，那时候他的肺纤维化已经到了晚期，说话很不清楚，“呜哩呜噜”说了半个多小时。我想“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他一定有不少憋在心里的话要对我说，然而非常可惜，我们所有人一句都没听懂。
岳母后来一直把我叫作“我的大儿子”。她去美国照顾孙子多年，不久受洗成为基督徒，还给岳父传福音呢！她还特别爱看我的文章，屡屡催促我把新文章发给她。
2005年我和赵燕英一起进山拍纪录片《拨亮烛光》，随后一起筹备“烛光工程”。其他朋友陆续淡出，我只能当“幕后黑手”，在前台操办的顶梁柱就是赵燕英了。在这个共同事业当中，我们成为志同道合的亲密伴侣。2008年1月14号登记结婚，只请了最亲密的二十多位朋友，办了一场五桌的婚宴，非常简朴。
给“秘密警察”说几句好话
那时候我没有工作，只能把父亲留下的“教授楼”四室一厅隔开一半，自己住两间，出租两间，收取一点房租收入。赵燕英在北京电视台是专职拍纪录片的导演，台里拨给的拍片经费经常入不敷出，一个月也只有3,000多元收入。后来多亏美籍华人崔世平先生慷慨相助，以“顾问费”之名每个月帮助我3,000元。
这样一直坚持到2007年，负责我案子的市局一处警察小路忽然找我，说“你还不赶紧去办社保？还有几天就截止了！”我大吃一惊，一大堆手续，怎么来得及？最后多亏小路跑东跑西，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居然办成了，我才有了每月2,000多元的养老金。
说到这里，我感觉必须给这些在海内外舆论当中恶名昭彰的“秘密警察”说几句公道话，也许有助于研究者从中得出不是黑白二分的结论。改革开放后的中共，尽管距离自由民主还很遥远，但毕竟已经远离了毛时代的极权主义，正在不可阻挡地（我坚持这样认为）往世界主流文明演变；同时，这个党仍然拖着一条粗黑的极权主义的大尾巴，有时甚至可以说是“尾大不掉”（“掉”是掉转身的意思），“尾巴摇牛”，表现出和极权主义非常相似的特点。这种前所未有的复杂、混乱的怪异现象，用黑白正邪二分的极简标准做评判是得不出正确结论的。不妨说，当今中国已经没有什么“共产党”了！至于这个党究竟是什么党，后文再谈。
以前，我和全世界的持不同政见者一样，对于负责具体执行“政治保卫”任务的北京市公安局一处，现在改叫“北京市公安局国内安全保卫大队”（简称“国保”）的秘密警察充满愤恨和鄙视。但是具体接触多了，发现事情并不是那么简单。作为有血有肉有感情的个人，这些秘密警察和一般人并没有什么区别。应该为他们的恶行负责的首先是专制体制和上面那些下命令的人，而不是执行者——尽管他们的次要责任也无法推卸。这个敏感话题尺度很不好把握，所以不便细谈，只能略举几例。
我的情况毕竟很特殊——受到国际关注、六四凌晨因避免大流血“立了大功”、负责我案子的警察相对素质较高，等等，显然不能得出普遍结论，全国范围内警察滥施暴力、刑讯逼供的情况仍然不在少数。但“管中窥豹，略见一斑”，我的案例还是有一定参考价值的。
1990年5月我获释之后，市局一处处长高伟在很长时间内一直负责我的案子。每逢六四纪念日、“两会”或其它重要会议以及西方政要访华提出要会见我们这些“异议分子”时，或者我们又“犯事”了，他就会把我们找个地方软禁起来。通常都由太太陪同，游山玩水，好吃好喝好招待。这种公费“被旅游”我已经记不清有多少次了——总有至少十几次吧！高伟被大贪官张越使坏搞倒之后，不再负责“管制”我了，但还和我保持联系。他时不时请我吃饭聊天，极力劝说我别再“惹事”。有几次还提出给我投资开公司做生意，被我婉言谢绝。
他有个助手李晨，也是个处长或副处长，一次请我吃饭时忽然说：“老周啊，我们内部对你有三条评价，你听听对不对？第一，你这个人聪明过人。”我说：“还可以吧，我不蠢。”“第二，你是条汉子！第三，你是个真正的爱国者！”我说：差不多吧，基本属实。最后这句是我的调侃——每次接受审讯之后，都要在审讯记录每一页上按手印并且写上“以上记录属实”。
关过监狱的人差不多都知道，警察最看不起的不是“不配合工作”的顽抗者，而恰恰是出卖人的软骨头。前面说过的小路有一次例行公事来我家，在我去卫生间时对我太太说：“一开始我们最不看好的就是老周。白面书生，戴一副大眼镜，弱不禁风的样儿，心想那还不是一吓唬就什么都招了？真没想到，经我们手的知识分子多了去了，那些个洋相啊，让我们这些警察看着都害臊——有痛哭流涕的、有检讨忏悔的、有出卖朋友的、还有磕头求饶的……还就是老周，骨头最硬，是条汉子！真没想到。”小路是帅哥，警校毕业的大学生。一开始傲气十足，后来慢慢转变，和我的关系越来越好，最后干脆辞职下海了。临走请我吃饭时说了一句话，让我非常意外。可惜不能在这里引用，否则可能会给他惹麻烦。
再如，我办社保要走很多手续，其中包括要到父亲工作单位北大燕园派出所开证明。接待我的是派出所一位漂亮的女领导，特别热情，还说“你父亲很了不起啊！”我没问她哪儿了不起，半开玩笑回答说：“我比我父亲更了不起”。里面的警察一齐起哄，说她看见帅哥就把持不住了，把她臊了个大红脸。
“国保”一位处长在初次请我和太太吃饭时，我太太正要做自我介绍，他打断话头说：“您不用多说，我们早就调查过，你的情况我们比你自己还清楚。你在北京电视台的口碑没得说，不管是人品、专业能力和群众关系，评价都非常高。”事实上，这位处长一直对我们态度非常友好。或许起初是手段，后来才变得比较真友好。尽管我起初经常说话难听，他也不急不恼。
我和市局一处及其后身“国保大队”打交道快三十年了，除了极个别的警察油子被我骂跑了之外，无论言辞或行动，他们从来没有以侮辱性的态度对待过我，从来都是客客气气的，尽量让我少受罪。尽管还是专制体制，他们的处置办法本质上仍然是执法犯法，但毕竟比起毛泽东时代是很大的进步。“温柔专制”总归要比“暴力专制”好吧！从黑到层次不同的灰，最终到白，渐进改良只能是如此，一步登天的美梦在现实世界是不存在的。
共产党也是人啊！警察也是人啊！把每个人当人，这应该是现代文明人最起码的教养吧？不管你的信仰、价值观和意识形态是什么，没有这个教养，就让自己倒退回了部落野蛮人，而且势必有人也把你不当人。“冤冤相报何时了？”就此落入恶性循环。无论对任何人，哪怕是“十恶不赦”的罪人，那种恶狠狠充满仇恨与愤怒、侮辱谩骂性的“批判”都让我从心底里厌恶。天性如此，这辈子是改不了了。我们是不是有理由说，文明教养比正义立场更重要？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说到这里，想到一件非常奇怪的事。如果属实，很能说明连互为死敌的国共两党其实也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是黑白二分的。
大约是1994年9月份，我回国后不久在《参考消息》上看到一整版报道，说是1965年前后，林彪和陶铸两人用假名联名给蒋介石写密信，称蒋为“校长”，大意是想里应外合反毛。文章里提到，该密信是台湾国防部军事情报局（军情局）局长张式琦亲手送交蒋的。我一看这个名字，大吃一惊，心想这会不会就是我的表叔啊？张式琦是我父亲姑姑之子，我从美国回国前，他老人家还在洛杉矶请我吃过饭呢。
我当即复印一份寄到美国，问表叔文章里的人是不是就是他？没有回音。2001年我又去洛杉矶，专程和表弟罗安邦去拜访表叔当面求证。这次他说确有其事，蒋当时根本不信，不加理睬。文革爆发后，传送密信的中间人就消失不见了。直到1971年“9.13”事件，蒋才后悔不已。2001年表叔已经八十三岁，居然把这封信从头到尾背诵一遍。我只记得开头一句好像是“值此风雨飘摇之际，又逢昏聩不明之主”云云。我问表叔是否对外发表过这件事，他说接受过某杂志的采访。后来我两次问陶铸的女儿陶斯亮大姐知道不知道此事？第一次，她笑着说：是吗，有这回事吗？第二次则坚决否认。
历史的吊诡超乎常人想象。究竟真相如何，留给历史学家去考证吧。我个人以为至少是“无风不起浪”。国共两党原本就是“两党党父”孙中山助产的连体婴，“剪不断，理还乱”。现在更是越来越热络起来，大有联手推动两岸统一之势。说句老实话，最近这次政党轮替之后，这恐怕是国民党的唯一生路了。不“通共”，国民党注定死翘翘了。
出国，归国
1992年底，耗时半年，经“约法三章”后，我终于获准赴美国哈佛大学作一年访问学者，做《中国民主化的渐进道路》课题研究。访学结束，我准备回国，对媒体说是“回国做生意”。其实根本是烟雾弹，中国哪有我做生意的空间？美国和台湾的亲戚一起极力反对，百般劝说我留在美国，至少办个绿卡。他们说我脑子有毛病：“你说你爱国，可是那个国家爱你吗？中国哪一点比美国好，值得你爱？”
实话实说，我实在说不出中国哪一点比美国好。当年我真觉得如果人间有天堂，那就只能是美国了。最后我告诉他们，我要回国不是因为中国比美国好，恰恰相反，是因为中华民族百年来灾难深重，让我感觉肩上有一份责任，希望做点什么，能让中华民族从此避免重蹈覆辙，步上实现全面现代化的坦途。亲戚听完不说话了。我从他们的眼光里看出来，他们八成心里其实是在想，这个神经病、二百五已经不可救药了！
2001年，我又去了两次美国。第一次是卡玛·韩丁拍纪录片《八九点钟的太阳》，专门出钱请我去美国做访谈。我顺便回哈佛大学做了一次关于中国民间组织的讲演，然后和太太一起游览了波士顿、纽约、费城，去加州探望亲戚；第二次是帮表弟处理一些财务事宜。不出所料，美国和七年多第一次去时没有什么变化，处处都是老景观。哈佛大学附近只有少数几家商店换了牌子，一切照旧，看上去仍然非常熟悉，和中国国内恰好相反，遍地“拆、拆、拆”，没过几年到处都不认识了。开句玩笑：要治发达国家年轻人的无聊病，最好的办法就是让他们都到中国来，作中国人。不过现在可好了，英国脱欧、川普上台，民粹大潮在西方世界泛滥成灾，世界秩序大乱，西方的年轻人有事干了。
监狱课堂
“烛光工程”被迫结束后，我终于可以回到研究课题《中国民主化的渐进道路》上来了。从六四以来近三十年，除了在美国一年多，我完全可以说是“出了小监狱，进了大监狱”。其间一直被警方监控，时不时就要进某个方便关押人的地方呆上几天十几天，具体多少次根本数不清了，至少十几次总是有的。不管我往哪个方向走，没几步就会碰上一堵无形的墙。原本以为是有期徒刑，现在感觉可能是无期徒刑。就连举办与现实政治毫无关系的读书会（1990年代我的读书会在京城算是最早最有名的一个）2012年也被禁止。为此我和坐满我家一屋子的十几个警察拍桌子大吵三个多小时，坚决不照办。第二天一清早赫然发现一辆警车堵在单元门口，我哪儿也不能去，只好紧急通知取消。
但是，我的思想是没法禁锢的。而且恰恰是这种什么都干不成的特殊境遇，强迫我坐了二十几年的冷板凳，同时利用各种机会广泛调研。在勤于读书和丰富阅历的基础上，我首先补足了自己的知识短板，系统学习了人类知识的三大门类——自然科学（数理化生）、社会科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人文学科（文史哲教，“教”指宗教），然后深入精读各门经典，“和古今中外的一流大师对话”。经过十几年的苦读“输入”，一直到最近这两三年，才感觉自己有点“输出”的能力了，开始接近“不惑”、“知天命”甚至“从心所欲不逾矩”了。
对照我自己数十年人生阅历、系统学习和精研经典三方面的艰苦努力，我看到网上众多的根基浅薄、横空出世的碎片化浮躁言说，简直不知说什么好。也许真的到了我系统输出的时候了？这也应该是我应尽的社会责任吧。
奇特的买房经历
在进入本书最后一部分，我认为是最重要的一部分“我的研究成果”之前，还有两件大事要说一说：买房和受洗。依照时间顺序，中间还要插进一段申请静坐绝食的经历。都挺有趣的，不讲可惜了。
2004年，房价大涨前夕，我太太所在单位北京电视台在西三环集资建房，盖了一栋楼。她按照各项条件评分排队位居前列，加上人缘特别好，因此尽管属于“控制使用”，仍然得到买一套三室一厅的权利。太太一位初中同学听到消息，想要此房，建议私下交易，单位集资建房当时不能对外买卖。她建议我们自己另外物色新居，首付和按揭由她负责，交满80万我们再接手继续交。于是，我们在北郊看好一套联排小户型别墅，裸房总价158万。我们根本没有积蓄，和岳父借了4万元定金，回去找那位同学。不料她趁人之危借机大压价，说只能出50万！我说让她滚蛋，越远越好！
只有两条出路了：要么定金白扔，这对我们来说可是一笔巨款啊！要么厚着脸皮借钱。我一辈子仅仅在文革中父母入狱，我们兄妹三人快要断粮时，和一位清华附中同学借过15元钱。生性羞怯，开口借钱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没有料到，打了一圈电话，除了一个平日里和我们亲亲热热的“干妹妹”一口拒绝，其他九位朋友全都慷慨相助。最多的50万，然后是30万、20万、12万、10万（三位）、6万、5万不等，立刻解了燃眉之急。非常遗憾，由于我的特殊境遇，我现在不便提及他们的名字。其中一位朋友问都没问，只说“给我个账号”，就把50万巨款打过来了，连借条都没要。后来有一次请我吃饭，我为迟迟不能还款表示歉意，他说：“周老师您不必老记挂着，我这是无限期的无息贷款”，让我深受感动。
此后，每月按揭都是一位朋友代交。不到一年，实在不好意思再厚着脸皮麻烦朋友，我们决定平价出手，彻底甩掉这个烫手山芋。谈了好几家，其中两家差一点就成交了，都因为对方小里小气，叽叽咕咕纠缠细节把我惹翻了，最终还是没卖出去。
2008年初，我应邀出席一位湖南老乡的生日宴。做东的也是湖南人，一位非常成功却非常低调的实业家兼慈善家。初次接触，他很傲慢的样子，交谈之下两眼开始放光，随后就几次追到我家里听我讲研究成果，有两次一直听到天蒙蒙亮。然后就到处宣扬周老师如何如何了不起，甚至说“将来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顶层设计非周老师莫属”等等。
他不止一次告诉我太太，由于和西方各界高层人士往来很多，他只不过是把从我这里“偷去”的一些皮毛讲给他们听，立刻被礼如上宾。他还专门为我安排了和基辛格先生的会面，说基辛格看到了我的文章后到处打听作者谁认识，恰好问到了他这里。不料“有关部门”禁止我出境，只得作罢。这些说法是不是他的夸大之词，我无从核实。但从我的政治敏感身份看，似乎不像。尽管他后台硬，也和“有关部门”沟通过，但还是有相当大政治风险的，明明对他个人有弊无利。
很自然的，我心想他这么有钱，干脆把我这倒霉的房子接手过去算了。我一分钱也不多要他的，平价出手。于是我邀请他过来看房。他上上下下看了一圈，然后对我和太太说：“这样吧，这房子依我看就该周老师你住。我资助‘一个数’，就算是我支持你的课题研究。你就安安心心在这里做研究，替我们中华民族做大贡献”。他建议我们把其它房子卖了还账，留下这套房子。随后，他把“一个数”打给了我们，具体数额我不方便透露。没有这笔钱，这裸房我们根本没钱装修。没过多久，房价大涨。我们把能卖的房子全都卖掉，终于把所有的欠款全都还清，搬掉了压在头上的一座大山。
就这样，我们被一个不讲信誉的假“朋友”挖坑掉了进去，被迫无意中炒了一把房，又被真朋友拉了上来。加上房价暴涨的好时机，结果从贫困边缘一下子炒房炒成了富人——有经济学家开玩笑说，划分中国贫富阶层的主要标准不是别的，是“买了房阶层”和“没买房阶层”！我真想把马克思从坟墓里拉出来问问他，您的“劳动价值论”、“统治阶级剥削论”怎么解释这件事？
我和他们倒霉吗
回顾一生，可以说所有的倒霉事都是我自找的。可是反过来想，我真的很倒霉吗？自认为并没有。不但不倒霉，而且非常幸运。因为我收获了极少有人能够得到的东西：问心无愧、丰富多彩的人生，特别优秀的妻子，众多最优秀的中外人士成为我真诚的、而不是互相利用的好朋友，说得上是一流的学术成果，物质生活也算上乘……何其有幸，夫复何求！
借这个机会，我要特别提及两位非常杰出的好朋友：张炜和张祖桦。这两位如果没有六四，都会身居高位。就因为挺身而出，抗议六四开枪镇压，不但被清理出体制，并且至今遭受种种限制和迫害。什么叫“民族脊梁”？他们就是！我几次对他们说：“也许你们按照邓小平的榜样韬光养晦留在体制内，对中华民族的贡献会更大”。他们总是说：不可能，果真如此，我们也就同流合污了，和其他官员没什么两样。我还是不敢苟同。毫无疑问，这个体制对官员的腐蚀性巨大。他们留在体制内肯定不得不做很多妥协，请客受礼走后门享受特权都是免不了的，但毕竟同样的体制内并不是所有的官员全都毫无区别。我的朋友当中好官并不少，如果他们身居高位，关键时刻是完全有可能起到不可替代的关键作用的。
这么说绝不是否定他们挺身而出抗议六四开枪镇压的崇高精神，我只是想说，两难选择是人类无法逃避的宿命。他们是做了最艰难、对自己最不利，也就是最无私、最崇高、最英雄主义的抉择。谁还能说，人世间只有利益算计，别无其它？而且，他们比基督徒史不绝书的殉道行为更了不起。基督徒是深信自己殉道之后会上天堂，得报偿的。他们能得什么报偿？只有看不见尽头的苦难折磨。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他们给所有的中共官员树立了一个大义勇为的英雄行为的标杆，让没能做到的官员们心存羞愧。说不定，在未来的某种关键时刻，会有人学习这二位的榜样，作出无愧于历史、无愧于自己先人与后代的正确选择。
因为对张炜和张祖桦的公开报道太少了，所以我感觉有义务在这里说几句公道话。去年6月，张炜在香港请我吃饭时很动情地说以有周舵这样的朋友为荣。我虽然没说话，但毫无疑问，这也正是我想对张炜（还有张祖桦）说的。其他为六四受苦受难的“持不同政见者”还有很多，鲍彤、刘晓波、包遵信、陈子明、王军涛、曹思源、陈小平、刘苏里……我无法一一列举他们的姓名，我同样以他们为荣。
好人总有好报吗？当然不一定。上帝是靠掷骰子分配幸运和不幸的，有些个人命运全无道理可言。但是，人生又是可规划、可由人的。好社会的主要标志就是好人通常能得好报。改革开放后的中国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最大的区别就是，毛泽东让几乎所有人不得好报，而改革开放总体而言，好人（包括不好不坏，还过得去的人）得好报的毕竟还是多数，尽管人为的不公不义仍然大量发生。命运弄人，未来不可预测，我们面对祸福难测的命运，最优对策就是把做人和做事两件事尽力做好，其余的，就交给上帝去操心吧。
依法申请静坐绝食
中国政府禁止我出境的原因何在，我过了好久才知道。刘晓波2010年得了诺贝尔和平奖之后，他拟了一个几十人的名单，宣告让这份名单上的人代他去挪威领奖。名单上的人（自然有我了）就全都不允许出境了。最可恶的是，本人根本不知道。有传闻说，柳传志曾带了一个十几人的考察团出国，到边检被拦下说不能出境。老柳说：“怎么可能，你们一定是搞错了！我这就给你们部长打电话！”接电话的公安部副部长也说：“不可能，一定是搞错了！我马上给你问”。过一会儿回电话说：“老柳啊，真对不起了，你是真的走不了了！”
也有另一种可能，是因为我2009年六四20周年纪念日申请静坐绝食。2008年在港大访学时，我告诉钱钢夫妇和北岛等几个朋友：六四20周年我不能再继续忍耐，决定采取激烈的抗议行动——怎么行动，谁也不告知——宁可坐牢，也不能再这样如同活死人一样被非法监视、限制下去。表面上有行动自由，实际上处处受限，各地的“有关部门”甚至至今都把和我来往的人全都列入黑名单，暗中监视。
一天钱钢夫妇邀请了我和太太以及龙应台一起游览长洲岛。钱钢把我拉到一边，极力劝说我不要冒失，认为这样做有害无益。我愤怒冲动地说：“快二十年了，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是可忍孰不可忍！”他劝说了半个多小时，看看无效，也就不再劝。但我还是在反复思考钱钢所说的理由，终于觉得他是对的。从香港离境回到深圳后，我给他发去一条短信：“经反复考虑，感觉你或许是对的”。而且钱钢还用我批评中国知识分子的话回敬，说我“脆”，搞得我无言可对。
从香港回京，老朋友于建东盛情邀请我和太太去海南。他也和钱钢一样百般劝说，让我别干那种毫无意义的傻事。于是我改了主意，决定在六四20周年纪念日严格依法申请，在政府指定的任何地点公开静坐绝食一天，就我一个人。我事先请一位法学家帮我代拟了《游行示威申请书》，修改后发给他看过，让他把把关，看看有没有法律漏洞，他说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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