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众人皆醉你独醒
如果你耐心等待不轻易放弃
如果你思考但不止步于思考
（还得决策并行动）
如果身边所有人都怀疑你但你坚信自己
你就拥有了世界和其中的一切。
——巴菲特在写给股东的年度信件中说，每当股市崩溃，便想起这首19世纪的诗。
北京，正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展出的“伟大的变革——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型展览”。 ZHENKUAI HONG
改革不会死！
台湾友人崔世平对我转述过抗战期间他父亲目睹的一件真事：
一次抗战动员大会上，一位老者上台，发表了一篇慷慨激昂的演说。结尾时他高呼：“抗战必胜！”台下掌声雷动。他接着喊：“抗战必胜，因为有我在！”台下一片哗然，有人讥笑说：“就凭你这么个糟老头子？”老者回应说：“要是人人都像我这样，抗战必胜！”
当然，除了少不更事的天真汉，谁都不会相信真有“人人都像我这样”这回事。但，事实上抗战确实胜利了。证诸史实，社会变革并不需要“人人都像我这样”。历史从来是少数人甚至极少数人创造的，“人民群众创造历史”不过是民粹主义的神话。多数人民群众既没有意愿也没有能力创造历史，他们是历史变革的搭便车者。
所以说，我们不能以当下绝大多数人的犬儒、冷漠、苟且为据就得出“改革已死”的结论。改革会不会死不是取决于他们，而是取决于我们——人生阅历无比丰富的“老三届”。只要我们这些老东西的心没死，改革就绝不会死。这是我读完D君的传记之后最想说的一句话。由于不言自明的原因，我不能披露这本传记的书名和作者姓名。
2008年在香港，龙应台请我吃饭，席间谈起她对台湾政治和国民党的失望。我劝她说：中国知识分子一身毛病，其中之一是“脆”，没有韧性，像瓷器一样一碰就碎。请转告马英九先生：我们都是湖南骡子，“霸蛮”，明知不可而为之；我们要学曾国藩，“屡败屡战，愈挫愈奋”，永不绝望，永不放弃。
认准自己该做的事，全力以赴；只问耕耘，不问收获——有没有收获，一半由上帝决定，那就让上帝去操心吧。至少我们可以对后代说，我们尽力了，我们没有辜负历史、虚度年华。
我和此书作者D同属一代人，我们“老三届”就是这样一种人。这是我读完D君的书之后最想说的第二句话。
我和D出身不同，我是知识分子家庭出身，算是不红不黑；1967年，父母双双入狱，我才沦落为和D一样的“黑五类黑七类”。在那个“伸手不见五指”的毛泽东时代，我们身处什么样的逆境不言而喻，其间尝到的苦难屈辱不足为外人道。但我们不但没有沉沦颓废，相反，一生虽然坎坷跌宕、历尽艰辛，却是极尽丰富多彩，甚至说得上“辉煌壮丽”，比许许多多身处顺境的人更有成就。
逆境是强者的营养，它只能打垮弱者。你是什么样的人，是由你自己造就的，怪不了别人，怪不了社会。左派总是把个人的不幸归咎于社会环境，他们无法面对同样的社会环境却造就出截然不同的人物这一客观事实。
共同经历改革开放的黄金十年
1980年代是中国改革开放的“黄金十年”，凡亲历过的人大概都不会反对。对于那个朝气蓬勃、充满希望，上下同欲、齐心合力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的理想主义年代，相信我们这些当年的“精英”至今依然怀念不已。D的书里有许多生动细致的描述，至今读来还是令人怦然心动。这十年我和D颇多类似之处：都读了研究生、都教过书、做过改革开放的课题研究，也都短暂混迹于官场；而且我认为特别重要的是，都在商海里历练过。
我是给当年也算位居“国家领导人”（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费孝通先生当了一年多的助手，陪同他跑了半个中国，目睹中国官场的形形色色。我也和D一样，完全不适合官场的生态，很快就退出了。但是我们也都绝不会自诩清高、自命“清流”，故意和官场彻底划清界限——D书里有专门一段说及和几位改革派高官交往、给他们当智囊的经历。我认为他做得好，说得更好。
中国知识分子的毛病还有两条：爱惜羽毛不识大体；凌空蹈虚不切实际。多年前读李鸿章传记，让我百感交集。那些标榜“清流”，只会唱道德高调以博取虚名的“爱国者”对实际事物一窍不通，却很擅长拿各种“高尚道德”、“政治正确”的脚镣手铐捆住实干派的手脚，让他们处处受阻。这还不算，还每时每刻虎视眈眈，专门挑毛病、找岔子。四十年来，体制内的极左保守派和体制外的激进革命派这两派人互相势不两立，却都不约而同排斥改革派，改革派一不小心就会被其置于死地。
中国文人普遍喜好宏伟理想、动听大词、抽象教条，迷信“正义事业必胜”、“意图好就是好”，不善于具体实施，低估困难和代价，不懂“结果导向”、“结果好才是好”，不会深入细致制定实操方案并且根据实时反馈灵活调整，还振振有词“我们只负责诊病，不负责开药方”。种种不堪，简直和大革命前的法国文人如出一辙。我多次强调，韦伯那篇精彩讲演《以政治为志业》应该是必读书，不读就该免谈政治。文人不必为煌煌大言承担后果，而企业家如果脱离实际，三天都活不下去，因此我要特别强调从商经历的重要意义，它是治疗中国文人“凌空蹈虚”病的好药方。
作为“脚踏实地的理想主义者”，我绝不排除任何可能有效的改革方法和途径，上下前后左右、官方民间，包括最受“清流”诟病的所谓“上条陈”、“当帝师”。2011年，卡玛·韩丁要拍纪录片《八九点钟的太阳》，邀我赴美采访。我顺便在哈佛大学做了一次演讲，又专门拜访了傅高义教授。他听了我的见解后很赞同，翻着他手边的日程小本子说，一定还要找个时间再和我谈一次。第二次见面是个星期五，他第二天就要飞上海见汪道涵，保证一定会把我的文章复印件当面交给汪先生。后来听体制内朋友转告，汪先生建议江泽民采纳我的“促成中派的联盟”、把共产党的意识形态从极左马列毛向中左“社会民主主义”转型的主张，但江没有接受。
中共“十五大”前，赵紫阳先生为发表公开信委托宗凤鸣先生征求我和张祖桦的意见，应该说什么内容好？我力主赵紫阳公开打出社会民主主义的大旗。非常遗憾，赵没有采纳，还是要求平反六四。如果他采纳了，比起谢韬先生在《炎黄春秋》发表的宣传社会民主主义的文章影响不知要大多少倍，对于中共的意识形态改革助力不知会强多少倍。
这就叫“屡败屡战、愈挫愈奋”，“以天下为己任，舍我其谁欤！”“生逢乱世乃能者之幸”，不做最艰难的事，还有什么事好做？不走最艰难的路，又有什么路可走？
黄钟毁弃，瓦釜雷鸣；心心相印，殊途同归
就在改革开放渐入佳境，政治体制改革随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开始部署和启动之际，一场突如其来的流血惨剧把整个大局势彻底逆转。如同一场“六月雪”，一夜之间冻死了原本生机勃勃，正在茁壮成长的所有作物。中共“十三大”的大好局面，至今还远没有恢复，而且似乎已经遥不可及。一夜之间，“黄钟毁弃，瓦釜雷鸣”，改革精英逃的逃、关的关，幸免于难的也噤若寒蝉。生机勃勃变成死气沉沉，高尚的理想主义情操被鄙俗的不择手段追逐私利取代，“上下交征利”，伦理溃败、道德沦丧，令人无比痛心。
回顾当年，我突然醒悟到，改革派其实根本不是主流，不占上风，相反非常脆弱，势单力孤。保守派才是“有组织、有预谋、有纲领”，步步为营、一步一个脚印。先把胡耀邦搞掉，再把赵紫阳整下台，最后轮到邓小平。若不是杨家兄弟扬言“人民解放军要为改革开放保驾护航”，等于拿枪杆子直接威胁保守势力，邓小平甚至都没有可能在“南巡”之后扳回那一局。而胡、赵、邓三人似乎对此都没有足够的清醒认识。改革之艰难，远超我们当年的想象。
我不幸身处十二级台风的漩涡中心，在天安门广场与死神擦肩而过；D远在深圳，也是幸存者。我们境遇不同，但心是完全相通的。1990年底，我获释后应前女友之邀去深圳，忘记是谁给了我D的电话。见面后D坦言深知和我见面是有很大风险的，但是怎么能不见呢？“我不能挨圈子里朋友骂，说我没种啊！”很多年后我才知道，D原以为我是想请求他帮忙偷渡香港——他可没少干这种事。不料我只字不提，事实上也根本就没有这个打算。
我父亲说我从小有“侠气”，俗话说叫“仗义”。实际上也正因此，我才被逼无奈参与了刘晓波发起的天安门广场四人绝食，从此彻底改变了人生道路。D也是一样，有“侠气”，只不过比我幸运些罢了。我们不但是同一代人，而且是同一类人，心心相印——尽管人生际遇有别，死不改悔的理想主义者全都心心相印。
之后，我和D走了完全不同的路。他去商海逐浪，我成了“持不同政见者”，但内心里仍然怀抱着同样的理想：家国情怀，以天下为己任，超越一己之小我。人民幸福、祖国富强，是我们永不可能放弃的理想。
六四镇压后，我被关押将近11个月——如实说明，待遇超级好，关在宾馆里好吃好喝好招待。获释后尝试了多条谋生之道，全都无果而终。最后我充分了解到，作为不肯低头认账的“持不同政见者”，无论往哪个方向走，没几步就会发现一堵无形的墙挡在面前，上面写着“此路不通”。经“约法三章”后，我终于获准赴哈佛大学作一年访问学者，开始做“中国民主化的渐进道路”的课题研究。我的全部研究都是从“反思六四”开始的。一场波澜壮阔、影响巨大，卷进至少几千万甚至上亿人的大规模群众性民主运动，长达几个月的时间里占据全世界主要媒体的头版头条位置，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事，却遭受如此悲剧性的惨痛失败，何以至此？应该从中汲取什么样的经验教训？
从“六四反思”，到“渐进民主化”，再到“现代化三模式”，再到“先法治后民主”、“促成中左与中右两大主流的联盟”，最后到“以县市级中间突破建构浅红新加坡模式”，进而“将民主升级为4.0版”，我的思考和研究越来越深入，视野越来越开阔。可以毫无愧色地说：坐了超过二十年的冷板凳，我的艰辛努力没有白费，对得起先人与后代。有兴趣的朋友不妨发Email：cd197489@126.com和我联系。
是的，因为有我们在，改革就不会死！实际上，更加波澜壮阔、宏伟壮丽，也更加艰难曲折、起伏跌宕的政治体制改革还根本没有开始。这个伟大的历史使命正在向大家招手呢！就让我以这句话与D，也与体制内外、社会各界所有改革开放的同道共勉，并以这篇读后感作为D的生日贺礼吧！
周舵
于海南保亭
2018年11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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