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一九八九年六月三十号晚上，约摸十点多钟。我当时拧开了那个四处漏水的电热水器，正打算洗个热水澡，然后早早上床睡觉。下午在冰凉冰凉的海水里泡了半天，又买菜、做饭，给小董饯行，累坏了。这觉当然是没睡成，因为他们一整夜都在又搜，又翻，又审，快天亮时才把我手铐叮当，送进烟台大狱。从那天开始，我就成了个不伦不类、 难下定义（见后文）的囚徒，直到今天。

囚徒的生活实在让人厌烦。开头两个月，还有点刺激。三天两头有人来审你，有铁板着面孔的，也有软中带硬的；有客客气气的，也有冷嘲热讽的。除此之外，还得写一大堆 “交待材料”。就算我一贯吹嘘自己的神经是钢丝做的，在这种时候，这种地方，也没法不替自己的下场操心。后来可就彻底无聊起来了。随身带的二十几本书全都翻烂了——这些书全是在烟台那个没文化的鬼地方买的，其中百分之八十比一堆废纸强不了多少。实在是穷极无聊。就这样 ，我想起写这一篇“纪实文学”解解闷。文学性根本谈不上，“纪实”可是货真价实——我敢对天发誓，这篇故事的可信度至少在百分之九十五以上。

谁都知道，“监狱”是关犯人的地方。这是个大家都感兴趣，同时谁都不想进去的地方。监狱肯定是所房子，犯人们可以在里面睡觉、吃饭、大小便。监狱里肯定没有多少自由。男人和女人是绝对分开的。等等。除去这些之外，监狱和监狱却可以大为不同。

我这是第二次坐监狱了。第一次是在文革期间的1969年，涉嫌“偷越国境”，被关过的地方形形色色，从收容所、拘留所、看守所、省大狱到“ 学习班”，不下十余处。这些地方各有千秋，很值得看一看。但最“匪夷所思”、最叫人摸不着头脑的地方，就是鄙人现在呆的地方。

这确实是监狱，因为没有半点自由。这里又是招待所、宾馆，确实不是关犯人的地方。我刚刚被押解到此地时，确实是大吃一惊，好多天都没想透他们倒底是想干什么。后来想累了，索性也就不想了——去他的，该吃吃，该喝喝，管那么多！到底是怎么回事，也许再过十年八年，这谜底才能彻底揭开。

不管怎么说，至少应当肯定，今天的中国，和十年前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是大为不同了。这十年的变化，可以说超出了任何人的想象。毛泽东要是知道了邓小平居然会翻他老人家的案翻到这么一个天翻地覆的程度，肯定要从水晶棺里跳出来捶胸顿足、痛哭流涕。林彪摔死之后，公布了一封毛泽东一九六八年七月八号给他那个倍受信赖的夫人写的信，说是他死后若是右派上台，肯定短命： “因为人民不答应 ”——这老头至死认定他就是人民，人民就是他。

邓小平时代与毛泽东时代究竟有多大差别，看法因人而异。但不管怎么样，就象列宁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是两码事一样（至少我敬爱的导师于光远先生如是说），邓小平思想和毛泽东思想也扯不到一块去——顶多是叔侄关系吧，可以这么说。

其实，邓根本犯不上非要和毛泽东思想硬扯在一起。邓小平的毛泽东思想，这很滑稽。这根本是个语法错误。毛泽东思想当然是 “毛泽东的思想”。邓把他那一套“修正主义黑货”硬说成是毛泽东思想，征得毛泽东本人同意了吗？他不同意，你凭什么硬栽给他？一流人物从不打别家旗号。从这一点上说，邓实在不够伟大。

但若论历史功绩，邓可比毛大得太多了。邓自己说，能“五五开”就知足了，其实一九八七年以前他可是有大大超额、甚至步入伟人之林的大好机会的。这倒不是因为他为苦难深重的中国知识分子确实做了许多好事，而是因为他第一次把中共（不是中华民族，这是大为不同的两回事）引上了一条正确道路。邓说要是没有毛，中共可能至今仍在黑暗中摸索——这顶桂冠可是完全戴错了，收回来给他自己戴上倒还说得过去。要不是蠢人终有一死，毛本来倒是要把中国人引进永世不得翻身的黑暗当中去的。

邓不是靠强权而是靠洞察力来把舵的。必须承认，这洞察力在一九八七年以前是第一流的。这洞察力现在是出了大毛病了；可是说到底，邓还是起了别人起不到的作用。要是没有邓，“改革开放”说不定今天还站在中国的国门之外呢。

你可以批评邓，说他太不彻底，半途而废。但是，请不要忘记，在正确的路上走了一半，比起一条黑胡同走到底，那是大为不同的两码事。你也可以贬低邓，说“改革是历史潮流之必然，不管换上谁，迟早也得这么干”。可是，就算历史潮流“迟早”总要自己找到正确的出口 ——我对此持极大保留态度——对于一个活生生的人来说，这“迟早”两字却是生死攸关。

历史学家坐在书斋里读着别人的历史，尽可以对历史的漫漫长河流动得快些慢些抱持无比豁达的超然态度，但对于所有只求在有生之年多得点人生乐趣的凡夫俗子，这个“快”和“慢”却是头等大事。它会让人的一生迥然不同——“快”一点，你是王子；“慢”一点，你是乞丐。不能不承认，要是十年前不是邓力排众议决计改革，而且一条一条改革措施差不多都可算是切中要害，那么，今天的中国决不会和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有这么大的差别。

我这个评价，很多中国人可能不会同意。而且，不同意的理由可能完全不同。那些急性子的极端激进派们，可能认为邓与毛没有什么根本差别，同样是糟得很。而那些左派教条主义者和毛泽东民粹思想的信徒们，那些“左得利”们——“左得利害”如“因左而得利”——可能觉得邓小平时代糟得很，毛泽东时代则好得很。

现在，尊毛的逆流又汹涌起来了。这些尊毛的家伙，要不是别有用心，就是记性坏透。毛泽东时代是一幅什么景象？

政治上，不要说骂共产党、骂毛泽东，就是写信、写日记甚至做梦露出一句半句不满被人告发，也得坐牢、流放——至少也要彻底搞臭，“再踏上一万只脚”。张志新何罪之有？不就是以普通党员身份，向党中央写信批评“文革”，批评个人崇拜吗？竟至于落得个先割喉管后枪毙的下场。王佩英何罪之有？不就是替刘少奇打抱不平吗？就先开万人“公审大会”然后“押赴刑场执行枪决”，怕她喊叫，枪毙前还被摘掉下巴。

经济上，当年的中国百姓实在比起那些受到主人精心照料的牛马猪鸡强不了多少——它们至少能吃饱肚子。不必提外地小城市的市民，更不必提广大农村和偏远山区，作为社会主义橱窗而最受关照的北京市民，多少年来都是每人每月二两油、半斤鸡蛋、半斤或一斤猪肉，每人每年十三尺布，逢年过节额外恩赐几两花生瓜子。几乎没有一样东西不是凭票证配给。你想买几尺铁丝、几根铁钉，可能跑遍全北京城而不可得。连个再普通不过的电灯泡，不仅凭票，还得居委会在灯泡上盖印，以旧换新。至于家用电器，除了勒紧裤带多少年，添置一件最原始的电子管收音机之外，其它想也别想。今天商店里的东西，我敢说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九都是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人做梦都想不到的。

至于说到公民个人自由，那只有一种，就是心甘情愿服从那把巨大螺丝刀，一辈子当螺丝钉死死拧在一个位置上，同时高唱“东方红……大救星 ”的自由。文化生活，则叫做“十年磨一戏”。“文革”十年，总共生产八部“样板戏”——这些戏，按彭真老先生的评价，是“穿开裆裤的水平”。“文革”前二十年，叫得出名字、上得台面的文学作品恐怕也屈指可数。北京最大书店架子上的书，大概不会比今天一个小书摊上的品种多。

这就是那个“伟人”治下的“ 繁荣昌盛”的幸福情景。对于毛时代的真情实况，今天的青年学生根本没法想象。但是至少，他们应当了解若干重要的统计数字。比如说，55万（一说80万）无辜受害的“右派”分子，以及比这个数字多几倍的他们的亲友，在长达二十多年的时间里，或被整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或被牵连蒙受巨大精神折磨。又比如“大跃进”、 “人民公社”、“总路线”，这“三面红旗”制造了“三年困难时期 ”，平白无故饿死两千万中国人（一说四千万），简直惨绝人寰。事后还恬不知耻，撒弥天大谎说是“三年自然灾害”,继续自吹“光荣伟大正确”。无知健忘的人在游行时抬出毛的画像，这可以理解。奇怪的是，大学生们竟然也吹捧起这位大灾星来了。真是咄咄怪事！

我扯远了。

按照讲故事的规矩，我似乎应当先把自己的来历介绍一番。可我已经——大概一个多月以前吧——写了另外一篇东西，讲我母亲后半生的大悲剧，里面已经交代过了，有兴趣可以去翻翻。

我开头就说了，他们——当然是警察和武警——进来之前肯定是事先周密计划好了的，以至于我一丁点都没发觉。我当时正想洗澡，忽然想起下午骑出去的自行车还放在楼外马路那边。我可不想让哪个贼坯子把它偷了去，这辆车还挺新呢，又是别人的，我已经给他们添了大麻烦了——我当时还不知道，更大的麻烦近在眼前——于是下楼去打算把它推进来。刚出楼门，他们一大帮人就围了上来——足有二十多个，有穿便衣的，有穿公安制服的。天底下的事就是这样，好事坏事都来得这么突然，让你不能不打心眼儿里服气。

我还没告诉你我是为什么以及怎么样到这个地方来的，还有，这地方有什么特色，换句话说，这地方无聊到什么程度。可这就说来话长了。

这段相当长的故事得从一九八九年四月二十四号深夜三点多钟讲起。不过我要事先声明，我不能把底全都漏给你——特别是其中最要命、最有趣、最刺激、肯定也是你最感兴趣的那些情节。我知道这么干不够意思，可那也没有办法。因为别人肯定也决不会把自己所有的事全都告诉我——更别说是那些见不得人的事了。倒不是说我不讲的事全是见不得人的事，我只是替自己以及朋友们的安全担心。你总得同意一个人有权为他自己和他的朋友的安全操心吧！

这天半夜，我正睡得迷迷糊糊，忽听得电话铃声响个不停。你可能想象得到，一个人做这种极不礼貌的事——我是说半夜三更往别人家里打电话——准是有什么天要塌下来之类的急事；要么，这家伙准是个了不得的大人物。于是我跌跌撞撞跑出客厅抓起听筒－－原来是刘晓波从美国纽约打来的。你一听说话结结巴巴的，就准知道是他。我就只有这么一个结巴朋友。

刘晓波可确实是个了不起的角色。还没认识他的时候，我身旁那群文艺界的朋友早就把他干的那些到处得罪人的好事灌了我一耳朵。我初次见他，是一九八八年二月份。当时我还在北大社会学研究所，还没进四通公司，不过已经给四通总经理万润南当了将近一年的顾问。

当时，万润南要在昆明办一个“四通管理干部学院 ”。那时正是四通和云南电子设备厂在渡蜜月，四通承包这家国营大厂的协议刚刚签字，四通人上上下下正春风得意。这家大厂在昆明，学院的第一期培训班就办在那儿了。三十多名四通的中层干部，限五天之内从北京飞昆明受训。我被拉去当了后半期的教学负责人，定课程、请教师，又接又送，忙得晕头转向。顺便还闯了个不大不小的祸，迟到机场五分钟，报废两张飞机票，值八、九百块钱。

其实并没迟到，那个混帐的首都机场，规定旅客要提前半小时去办登机手续，我们提前二十五分钟到了机场，居然不准登机。那天一大清早驱车去机场，又灰溜溜跑回来的四个人里，有一位就是我请的美学教师刘晓波。我就是为了“四通管理干部学院”才认识了刘晓波。后来，我就成了他“最好的朋友”。他屡次说，多亏有这么个管理学院，不然他可能永远不会认识我。他说，不管四通那些学员怎么评价他的讲课，光凭这一条，这趟昆明之行也值了。听了这些话，我当时确实深受感动。

就象他的每次讲课一样，他在四通的讲课照例轰动。可真让四通人大开了眼界。有气坏了的，有吓坏了的，不言而喻也有拼命叫好的——叫好的当然是少数。不管怎样，总之比我教的经济学精彩得太多了。我听了他的一次讲课。他那张结结巴巴的嘴居然会有这么滔滔不绝的口才，真让我目瞪口呆。要是没听过他讲课，你很难想象，他平时说话口吃得那么厉害，又是一口东北腔，讲起课来怎么可能这么精彩。真是怪事。

我可不想赞成他的许多观点。再好的朋友，也别想让我赞成他们的全部观点。我连我自己的好多观点都不是永远赞成，更别说别人的了。比方说，他是个不可救药的种族主义者。我看不出种族主义有什么道理。当然，说一个种族优秀也好，低劣也好，这是价值判断，价值判断无非是个偏好问题。就象上海人把我们湖南菜里的辣椒当成毒药，这种事没有什么道理好讲。只不过，我的偏好让我感觉种族主义很丑恶。要讲道理当然也能讲出一大堆，可我不想在这儿讲。再比方说他的民族虚无主义。他的蔑视群众。他的反人道主义。他的走极端。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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