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和太平天国有诸多类似的特性，中共对马列的理论一知半解，派些人到莫斯科取经，回来依样画葫芦，在中国各地成立「苏维埃政权」。洪秀全等人对西方的基督教更是雾里看花（那时《圣经》还没有中译本），莫名其妙就创出一个「上帝教」。太平天国领袖的腐败荒淫、阶级等级划分严格，表面上主张男女平等，实则骨子里依然轻贱污辱女性。中共官员的贪腐和阶级划分更甚一级，所谓「妇女能顶半边天」也只是个政治口号。这两个中国近当代的政治怪胎都是「误读」曲解了西方的文明，而为祸华夏，造孽中土。只是「天国」命短，造成的祸害毕竟有限，但「天朝」已是百年老店，至今荼毒中华民族，甚至危害世界。作为对比，我们来看看，当西方误解了东方，特别是「误读」了中共这个「四不像」（不中、不西、不古、不今），产生了什么后果。
「光传媒」是个有时代责任感的媒体，其发行人王瑞琴女士有魄力和眼光，于6月底举办了「百年中共－中共百年」的网络视频一百个小时的讲座，邀请海外能自由发声的知识人演讲。笔者应邀参加，以「西方左派」为题发言，因而有了此文。其实文中每个段落都应当更加深入地提供资料、进行分析，由于时间限于一个小时，所以只能粗略勾勒一个素描，盼读者谅解。
西方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孕育了近代文明
今日世界文明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在很大程度上奠基于西方的文艺复兴（14〜17世纪）和启蒙运动（17/18世纪）。文艺复兴最重要的思想精华就是「人文主义」，把人从中世纪的逐渐堕落腐败的神学牢笼中解放出来，这期间还有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新教成立，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同时改变了当时的教育体系，推动了科学的发展研究，是启动人类近代文明的先声。紧接着的启蒙运动更是一场挑战神学知识权威，理性地求知创新，把科学和艺术引进人们的生活，它也以科学和理性的思维来影响甚至塑造了政治和社会制度。此时大家辈出，培根、哥白尼、伽利略、莱布尼兹、牛顿、卢梭、康得、黑格尔等等。到了十九世纪马克思的学说问世，从经济和生产力的角度来解构社会，颠覆了原来相对和谐的人文思潮。
到了二十世纪，世界被两次世界大战分割，从精神上和物质上都受到极大的冲击，哲学家不再是人们精神上的引领者。
二战结束，韩战越战接踵而来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世界并没有平静，中国陷入内战，四年之后，共产党夺取政权，统治了全中国，并且开始毛泽东的一连串政治实验。国民政府退守台湾，开始痛定思痛，休养生息。西方国家在战后也是哀鸿一片，各个国家不论胜负一方都在废墟中开始重建家园。1950〜53年爆发的韩战，将东西方划分为两个阵营：民主对峙极权，资本主义对抗共产主义，冷战形成。随之而来的越战（1955〜1975）把亚洲和欧美苏联全都卷入，最后美国支持的南越政权垮台，中国、苏联等共产主义国家支持的北越占领南越首都西贡，南北越统一，成为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
越战对欧美反战的知识界的影响
一个超级强国、富庶的大国美利坚去攻打一个小小的亚洲国家，这是大欺小，强欺弱，白种人压迫黄种人的一场势不均力不敌的战争，西方国家，包括美国本身有很大的反战、反美抗议活动。特别是当世界知晓美国用先进的化学武器像消灭害虫一般来歼灭赤足的越共，愤怒之情立即焚烧，欧美的反战意志高涨。此时涌现了许多思想界的大师，他们纷纷出来表态。
上世纪六十年代，全世界的青年们和善于思考者都有一种反叛的冲动。因为此时战后的经济逐渐复苏，物质生活恢复常态，但是战争遗留下来的道德和社会问题并未厘清。拿德国（西德）来说，很多当年纳粹份子还依然在国家的政府部门任职，他们以前曾是纳粹「共犯」的身分被掩盖。青年一代的学子产生对历史诠释、对社会既有结构和传统的道德价值观产生疑问，同时又受到许多不同思想派别的影响，因此爆发了所谓1968年的「学生运动」。当时沙特（Jean Paul Sartre）的存在主义（Existentialism），法兰克福学派（The Frankfurt School）的批判理论（Critical Theory），甚至披头（Beatles）的摇滚与Bob Dylan的〈Blowing in the Wind〉音乐也开启了心灵的另一种声音。人们开始寻找生命的真谛，对于社会上原有的条条框框都感到厌倦、反叛，不愿意遵循了。一时间「自由」、「平等」、「和平」等声音成为主旋律。甚至「解放」这个词也变得流行了，它不是政治上的意思，而是心灵、个性、生活方式，甚至「性」sex，乃至于人和人之间，个人和家庭之间，个人和社会、和公众之间的关系，都要翻转过来，重新思考和定位。
「世界革命家」格瓦拉
就在此时，毛泽东在中国所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地进行，外面的世界都只是风闻，却因铁幕的封闭，只能间接通过香港的一些管道获得碎片化的消息。同此一时，原籍阿根廷的切・格瓦拉（Che Guevara 1928〜1967），在古巴掀起革命后，又到刚果和玻利维亚进行「反帝」游击战的事情被浪漫化地渲染，他成为一个「世界革命」、反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的大英雄，他被CIA逮捕处决之后，更是成为拉美甚至西方国家青年一代被推崇的的革命传奇人物，被称为「共产主义的唐吉轲德」。人们穿着印着他头像的衬衫满街跑，觉得自己是非常自由的狂狷之士。
早期西方左派吹捧毛泽东
在这里必需提到，西方对中国的了解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一些二、三十年代曾经来过中国，并且著书立论的记者或学者，首先要提的就是1937美国记者Edgar Snow写的Red star over China《西行漫记》（亦译为《红星照耀中国》），书中有他对中国红军的美化而友善的描述，关于长征的一些传奇故事，对毛泽东和其他共产党人如周恩来、彭德怀、林彪的采访，这本书唤起了西方读者对共产党人的好感，认为他们是有理想而爱国的勇敢志士。
美国记者斯诺Edgar Snow（左）在延安和毛泽东（右）合影。图／撷自网路，田牧提供
中共此后更是利用一切机会邀请更多的西方人士到延安参观，这其中包括美国左派记者斯特朗（Anna Louise Strong1885〜1970）、史沫特莱（Agnes Smedley1892〜1950），是左派记者，支持女权，支持中共，支持印度独立等。这两人也被中共视为重要的国际友人。她二人和Snow有3 S之称，都是中国人民的朋友。
4 S加3 M是西方左派的精神资源
Stuart Schram,是美国的物理学家，也是政治学家和汉学家，他专门研究毛泽东，于1966写了毛的传记Mao Tse-Tung，此书虽然比较平实，并未吹捧毛，也对毛50年代到60年代的各种政策，如土改、镇反、肃反、大跃进质疑，但是他还是承认毛是一个伟大的人物。
这4 S的著作对西方知识界，特别是左倾的知识界的影响至深，他们对苏联和中共的赞美，误导了很多青年人。
西方青年世代也受到3 M马克思、毛泽东、和德国哲学家、社会学家马库色（Herbert Marcuse1898〜1979，法兰克福学派，哲学、社会学家，研究资本主义和科学技术对人的异化）思想的影响，各地掀起去中心化与反体制的社会运动。
哲学家与社会科学者不断在人的「主体性」与「客观结构」的问题意识中，进行剧烈论战。
1968 西方学运首先在法国爆发
然而1968年5月的学生运动最开始却爆发在政治、经济和社会充满矛盾的法国。法国步入第五共和的新时期，戴高乐重新执政，想恢复法兰西的大国地位与光荣传统，但是资本主义全球化下的富裕与繁荣，不能满足追求理想主义的青年一代人。1968年5月3日，法国左翼学生运动大规模爆发，许多大学校园里就开始骚动，他们占领学校的行政大楼，散发传单，举行抗议活动，学生们发表演讲。法国员警冲进大学，抓捕学生领袖和数百名学生，这引起社会的反弹，纷纷声援学生运动得到大多数巴黎人的支援，一些著名的左翼知识分子如沙特、波伏瓦等组织了「支援镇压中受害学生委员会」，对学生表示致敬和声援，5位法国诺贝尔获得者致电政府，对学生表示同情。
法国工人逐渐参加到学生的斗争中，在他们的传单中，既有「员警撤出学校」、「撤销对学生的惩罚」这种支持学生斗争的要求，也有「结束失业、保障工作、增加工资」这种为自身利益的要求。
总统戴高乐在电台发表讲话。他说，法国已经受到极权主义的威胁，他号召人们立即组织和行动起来，支持政府。在他的呼吁之后，大批支持者走向街头，举行大规模的反对学生和工人造反的游行示威。由此，整个局势开始逆转。到了6月中旬，一些大工厂结束了罢工。由于运动中暴力不断升级，人民群众和社会舆论对学生的同情降低了。5月风暴开始时如狂飙突发，但一个月就渐趋平静。
美国的学运和「垮掉的一代」
1962年密西根的Port Huron休伦港的校园内发生学生争取组成民主社团，发动了学运，发表宣言，对美国社会和政治的弊端进行批评。这个运动持续多年到了1968年，也许是受到法国大学里发生的「五月风暴」的影响，他们力量倍增，势力扩张到400多所大学，成员有10万多青年学子。
1964年9月，具有左翼激进传统的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由于校方禁止学生在校内从事社会政治活动，因而爆发了一场争取言论自由的运动。员警进入校园抓捕学生，教师都站在学生一边，最后校方对学生让步。
1968年春季，哥伦比亚大学也爆发了学生运动。教师和学生站在同一阵线，抵挡员警进入校园。数百名学生被捕。
同样在1968年春季，随着越战的激烈，哈佛大学学生的反战示威十分频繁。到了1969年4月，学生运动达到高潮。员警进入校园抓捕学生。由于学生内部组织有分歧，没有得到大部分学生和社会的支持，此一学运即告终结。
其实美国社会一般说来是比较保守，甚至带有清教徒色彩的，在六十年代，美国在越战的并不光荣的角色，为美国社会所谓的「垮掉的一代」提供了平台，诗人金斯堡Allen Ginsberg、小说家克鲁亚克（Jack Kerouac, 1957出版的《在路上》On the Road）、伯罗斯（William Burroughs）等人的作品鼓吹反叛和放荡形骸的生活，使许多出身于中上层家庭的青年背叛社会的主流价值。
德国的「六八世代」带有反纳粹的元素
前面提到西德国六十年代的学运，它跟法国和美国有所不同，他不只是反对社会和政治的弊病，也不仅是反对越战，最重要的原因是反抗战后德国社会中残留的第三帝国「余孽」，他们有些还在政府机构，甚至大学和教会里任职，另外也是对德国保守而虚伪的道德假面具的揭发。1967年和1968年先后两名学生被杀，前者（Benno Ohnesorg, 很讽刺的，他的姓是「无忧」）死亡，后者是大名鼎鼎的学运领袖Rudi Dutschke被员警枪击受伤，这使得学运趋向于暴力和极端的争抗，甚至转向地下武装活动，导致70年代的「红卫军」(Rote Armee Fraktion)出现，绑架企业家，劫持飞机种种。震惊世界的Baader-Meinhof Gruppe里面组成份子都是家庭出身较好，但是对父母叛逆，不满社会的资本主义，反战、反美，倾向于共产主义的世界革命。他们到约旦接受军事训练，回到德国就以抢劫银行、占领公共场所，攻击美国驻德的军人等行为引起社会注意，他们被定性为恐怖份子。这些青年人是被一种狂热的理想主义所误导，采用暴力来挑战国家、法治，他们绑架银行家，企业家，绑架人质，占领德国驻斯德哥尔摩的使馆，造成无辜人员的伤亡，他们的首领人物在狱中自杀，自己的激进份子往往也在行动中丧命。到了八、九十年代逐渐式微，最后无疾而终。
西方学运和中国文革完全是两码事
其实西方的学运，特别是德国的68世代发起的「革命」和中国同时代的「文革」简直是两码事。只不过文革爆发之际，正值西方学生运动的浪潮，在后现代、解构主义与新左派等思想的影响下，西方舆论或左派媒体多以理想浪漫的角度，将自身的社会结构的时空氛围，与中国所爆发的文革，进行了某种嫁接或思想投射。有些人认为毛正在中国进行一场葛兰西式（Antonio Gramsci1891〜1937，葛兰西是义大利共产主义思想家，墨索里尼取缔义共，他被判刑20年，在狱中写就了「文化霸权」理论）的文化霸权运动（cultural hegemony），因为追求的正是一种「新人新社会」的政治情境；有人认为毛呼吁夺权是一种群众性民主，而且落实了「解构－去中心」的后现代革命，特别对法国1968年五月风暴的学生确有启发。西方学运是反权威，反既有的道德束缚，而中国的红卫兵却崇尚权威，迷信偶像，盲目地落入毛设下的陷阱。
中国发生文革，红卫兵造反并不是经过自己的思考，产生对社会既定的规范和价值产生疑问和反叛，他们只是被利用、被愚弄的一代。在共产文化的教育薰陶下，他们没有独立思考的能力，也没有除了党以外的资讯资讯来源，但是他们曾经一度的热情和激情却是真实的，因此格外可悲。因为他们没有能力做自我选择，只是被哄骗着去做一些看起来很叛逆的事。
西方左派误解毛理论
笔者个人在70年代初期从台湾来到德国，亲自经历了68世代的余波，交往了不少左派的青年朋友，由于我故去的先生是德国人，所以连在自己家庭里，都不缺乏这样思想左倾的成员，通过接触，我了解他们大部分是心无杂念，思想单纯，由于资讯的隔阂，对毛泽东有一种雾里看花的幻想，单单他的名言：妇女能顶半边天，就迷惑了许多前卫的妇女运动的积极份子。他们对毛的「继续革命」理论、「一分为二」的辩证法都是一知半解，而且脱离了中国现实社会，只当成一种有异域文化色彩的理念，认为十分出色，极为在理。至于把世界分为第一世界、第二世界和「第三世界」，更是深得这些带着赎罪心理的68世代之心，他们认为世界上亚非拉那些地区的贫困，都是西方帝国主义掠夺所造成的。
德国社会八十年代出现的和平运动，和绿党有一部分的思想基础，就建立在之前的左派思潮之上。这一路传承下来，直到今天，还有一小部分西方人对所谓的「第三世界」有着抱愧赎罪的心理，用这种态度来面对汹涌的「难民潮」，认为应当尽可能地接受他们。
当然八九的天安门屠杀使很大一部分左派天真的人觉醒过来，认识到共产主义不是什么高贵的解放人类的思想和体制，它在实际运作上跟极权没有太大的分别。特别是苏联社会主义帝国垮台，华沙阵营解体以后，西方的极左派几乎受到了致命的打击。只有那些不肯否定从前的自己的人，还在苦苦撑着，但是他们不但没有话语权，也在社会上失去了影响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