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1本文是台湾驻德国大使谢志伟在《光传媒》举办的「百年中国•中共百年研讨会」上的演讲报告。由《欧洲之声》田牧整理。

一、军营中担任国文教官

1980年，我毕业于台湾辅仁大学德研究所，取得硕士学位，随后当兵服预官役，受完训后还考上了教官，所以我在服役期间担任了一年多的国文教官。非常有趣的是，我毕业于德文系，考英文教官，却被录取为国文教官。

服兵役，结果却在军校里担任国文教官，那是一次难能可贵的经历。记忆中，那些都是15岁左右的学生兵，很活泼，虽然上课不那么专注，可是遇到考试，都还有些准备的。我们使用的国文课里有文天祥的「正气歌」。有一回，我给学生考试的古文翻译考题中有：「鼎镬甘如饴，求之不可得」。记得有一学生翻译错了，我还是给了他满分。「鼎镬」是大锅，「甘」是甜美，「饴」是一种糖浆，「鼎镬甘如饴，求之不可得」本来的意思应该是，作者已抱定了视死如归的决心，所以才视鼎镬为甘甜的饴糖。即：作者为了正义，为了对国家的忠，即便赴汤蹈火死不足惜。结果那学生怎么翻译呢？他上课大概没听我解释，但考前一定是有看了课文后面的注释，因为他是这么答题的：「那用大锅煮成的糖浆非常好吃，跟他要却不给我」。事隔多年，我至今仍旧印象深刻。

那个年代，我们台湾的国文课非常注重所谓的国学，国学里面的「忠孝节义」十分重要。台湾在我们成长的年代里，很长一段时间里有很矛盾的现象，当时台湾称作自由中国，可是并不自由，看起来倒很中国，台湾还有一个故宫博物院。我们在上国文课时，主要不是教授小说，而是古文或一些唐诗宋词。我每每想到文天祥这样的人物，有些人说他是愚忠，或许没错，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他是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依然值得我们尊敬。

谢志伟（右2）在中坜兵工学校当国文教官时，和学生所拍的照片。图／谢志伟提供

二、我的父亲与母亲

说起我的经历，自然要从我父亲说起。西方有句谚语：「一个父亲胜过一百个教师。」很多人都知道，我的父亲是广东人，潮州的汕头人，不是军人，也不是政府官员，他就是一个人离开了家乡。我祖父是广东的一个金匠，很有钱，因为正房没有儿子，只有女儿，所以娶了二房，我父亲是二房的孩子。他出生没多久，祖父就去世了，所以他在家里某种程度上是受欺负的。

那些年国民党兵败，要逃难，我父亲就随着那波逃难潮离开了广东，到了台湾高雄外海的旗津，就在当地认识了我母亲，我母亲是道地的台湾人，生在日治时代，母亲是文盲，她不懂日文，也不会讲国语，但我父亲会讲闽南语，虽然有口音，但与我母亲在沟通上没问题，所以我从小是「生活于台湾闽南语的家庭」。我父亲是渔民，也是海员，先是捕鱼的，后来上了油轮，一年回来一次。他在船上的工作是大厨，很会作菜，会讲广东话、潮州话，还会讲很流利的上海话。因为我跟妈妈只讲闽南语，所以我小学一年级的时候，父亲要我下课后去他的一个广东同乡那里学讲广东话，持续了一年多，一个星期有一或两天讲广东话。

至于我的外祖父、外祖母，都是从澎湖过来的，来自澎湖的七美，他们都早逝了，我看过外祖母的照片，我母亲跟她很像，蛮漂亮的，后来我常开玩笑说：「澎湖七美本来不叫七美，叫『八美』，是我阿嬷离开后才改成七美的。」看看我妈妈的照片还能确认这点，但到了我自己就打折扣了。

谢志伟的双亲旧照。图／谢志伟提供

三、从「solidarity」这个字说起

以上是我的简介，也算前言。我和永忠、天琪这些年一直都熟，保持密切联系。这一趟，也很荣幸地结识了廖亦武，过去在台湾也认识了王丹、吾尔开希。王丹几年前还应我之邀来柏林演讲，我很感激，也很感动。记得2006年，魏京生他们来柏林开会时，大家都就认识了。我一直认为：台湾经历了38年的「戒严」，然后从「戒严」慢慢一步一步走向「解严」。「戒严」与民主化是两回事，「戒严」走完有它的历史过程，然后进入「解严」。台湾从一个「一党独大」的国民党时代，到今天我们已经有1992年台湾的全面改选国会，1996年台湾第一次直选总统，2300万人选出自己的总统，当选的是后来人称民主先生的李登辉总统，国民党籍。接下来是2000年的陈水扁总统，民进党籍。2008年，当选的是国民党的马英九总统。8年之后，2016年当选的是民进党的蔡英文总统，2020接着连任。所以台湾已经历了3、4次「政党轮替」，无论每一次政党内部风波大小，对台湾人来讲，「政党轮替」，已经是台湾民主化中的一个普通名词，也是当代社会的政治文化。

今天早上，我看到北京所谓的中国共产党100周年的「建党纪念活动」，我的感受就七个字：鸡皮疙瘩掉满地。这么多的中国青年男女，原本都可以健健康康、正正常常、活活泼泼的，可是他们的整个场面，整体表现，不管现场是七万个人，还是七千个人，他们都像一个人，他们讲起话来像一个人，表情像一个人，这么多的人，却好像共用一个脑袋，一个党的脑袋，说真的，以前都教的是「三十而立」，此情此景却叫人感到「不寒而栗」。而这个，跟我为今天致词所设定的题目就有关系，我设定的题目是「反共不能落单」。

作者表示，中国共产党100周年的「建党纪念活动」，我的感受就七个字：鸡皮疙瘩掉满地。图／撷自公视新闻影片

英文里有个字叫作「solidarity」，德文也有这个字，叫「Solidaritaet」，法文也一样，基本上是源于拉丁文的字根，就是sol，其实是only，就是「单一」 的意思。所以「solidarity」，如果翻成中文的话，应该是：「朋友有难，我跟他站在一起，我不弃他而去」，中文又可称为「并肩作战」。如果以台湾最近5月以来抗疫的情况看，我们有4个字叫做「同岛一命」，传统中文又叫「同舟共济」。大家注意到，这里要么就是同，要么就是并，「同舟共济」，「同岛一命」，「并肩作战」，并肩的意思就是我们靠在一起，要么就背对背，我掩护你，你掩护他。「solidarity」这个词呢，是我到了德国才认识的。

四、从「中国人」的感觉里醒悟

1982年，我到了德国，注意到一些社会现象，如抗议、示威等，开始感觉到，「solidarity」这个字很特别，这个词很多人在走上街头时会用，在谈到一些事情的时候也会用……。我从台湾出国时，行囊里有几样特别的东西。我知道德国很冷，与四季如春的台湾属两个季节差别。所以我特地到当时台北的中华商场，那里天琪应该还记得，中华商场里面有卖吃卖喝还有卖穿的，我特地去挑了一件蓝色的长袍，我的一个朋友帮我织了一条白色的围巾搭配。我心里面倒确实有一个风范人物——新月派诗人、散文家徐志摩。心里面怀着这样的想法，到了德国，我要让德国人知道中国是一个多么文化绮丽、历史悠久的国家。

但是文化认同是伴随着政治认同的，当年的我尚未意识到。在异域德国，有人问我从哪里来？一开始我一定讲：「Ich komme aus China（我来自于中国）」。我还记得有次我开玩笑，有人用英语问我：「Where are you from？」我就说：「I am from China。」然后他就问我：「Which part？」我就说：「Every part。」他问我哪个部份？我说从头到脚全身都是。

总之，很快地，我就发现，当我跟人家讲「我来自中国的时候」，他们会继续问下去。再问下去就是问到中国共产党，问到毛泽东，那么不管是文化的，或者地理的，我发现，「我来自中国」这句话对我来说，是有问题的。

当年谢志伟在Bochum大学留学时，从宿舍走路到大学都会经过一座小树林。图／谢志伟提供

那个时候是1980年初，中国上海同济大学跟我所在的鲁尔大学，有一校际交换的研究合作。在鲁尔大学的学校餐厅里面，可以接触到真正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出来的人，对我来讲刚开始时是很新鲜的。当时结交了好几个中国来的朋友，老中青都有。有两个好朋友我至今都记得，一个叫小童，20岁出头，当时我还在练少林拳，他看我在练棍练拳，也想学，我也教了他一些，虽然我自己也没懂多少。小童和我一样也喜欢足球，我们常与其他人一起踢足球。1989年「六•四」天安门事件以后，小童就没有回去，并拿到了德国籍，在西门子找到了工作，后来到新加坡去了。1987年以后，有一天他从新加坡打电话到我东吴大学办公室来，跟我通了电话，后来他果然到了台湾来找我。另外一个是很斯文的四川人姓孟，大概60岁，我那时候大概28、9岁。个子小小的老孟做得一手好菜，他跟我特别谈得来。我们有时一起做菜，他就教我做辣豆瓣酱鱼等等，印象深刻，只是，可惜后来就失去联络了。

总归来说，我到德国以后，有两个自我疑问：第一，我到处跟人家讲我是中国人，但是人家问我中国的事情，我只能讲在台湾所学到的，那么学到的是什么呢？其实是文学文化方面的，说到背诗背词，我一直很有兴趣，「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李白的嘛。还有我喜欢的宋代蒋捷的《虞美人·听雨》：「少年听雨阁楼上，红烛昏罗帐。壮年听雨客舟中，江阔云低，断雁叫／断西风。而今听雨僧庐下，鬓已星星也。悲欢离合总无情，一任阶前，点滴到天明。」因为从这首词中看到了上中下，看到少年、中年及壮年，那种江阔云低，那种一只孤雁叫西风，意境非常棒。我常常开玩笑说，这首词或这首诗里面，真正能看到和悟觉到「人生的荏苒沧桑」。感慨「一任阶前点滴到天明」，打点滴打到天亮，你看这个有多难过的状况啊。所以，讲到这些我可以勉强跟人家应对一下，但是要讲到真正的中国，我就知道得太少了。真正的麻烦是，当我不得不告诉人家，我其实是台湾人。我们的教育是这样子的，讲不出自己是台湾人。我父亲不是北方人，我们家里就算讲国语，也不可能卷舌。当时在台湾都开玩笑，在那个「戒严」时代主持广播或电视节目，你不会卷舌你就卷铺盖，因为你必须要发音标准，才有资格。当初鲁尔大学汉学系的德国学生问我会不会卷舌，我都说，卷是不会卷，可是标注注音符号，我很行，「站」跟「赞」，「zhi」跟「zi」，现在知道了其间发音的差别，可当时我根本不会分辨。所以这就是我当年「中国人」的背景，然后我慢慢发现了，我不了解中国就算了，我对台湾也一无所知。

五、台湾「反共时期」的肃杀

1979年美丽岛事件，之前四年，1975年，蒋介石去世，当时也不可能直呼蒋介石，我们一定说「蒋公」。1980年到1981、1984，这中间发生了太多的事情。美丽岛林义雄祖孙命案：1980年「二•二八」那天，林义雄牢里，他两个7岁的双胞胎女儿、60来岁的母亲，在家中被人刺杀身亡，9岁的大女儿重伤。1981年又有台湾人陈文成命案，他从美国返台，被警总约谈，后来尸体被发现在台大校园，当局竟声称他是畏罪自杀。直到2月，台大校园终于通过竖立了「陈文成纪念碑」。所有这些事，我都是出了国才知道或意识到的。这与中国共产党有什么关系呢？关系非常大。

1980年「二•二八」那天，林义雄牢里，他两个7岁的双胞胎女儿、60来岁的母亲，在家中被人刺杀身亡。图／田牧提供

为了节省时间，我们作外交的常常要利用吃饭的时间谈事情。在德国当学生时，我经常进义大利餐馆吃东西。都点简单，便宜的吃，比如吃个披萨之类的。披萨在台湾也很普通。我到德国以后，才知道所谓的「Antipasto」指的是那些比较小的开胃前菜。记得我第一次听到「Antipasto」的时候，脑袋里立刻想到的是「Antikommunismus」，反共产主义，因为只要是「Anti」，脑袋里第一反应就是共产主义。因为在台湾从小受两种教育：第一、「爱国教育」，这就跟今天早上我看到在北京举办的中国共产党100周年纪念一样，爱国教育其实就等于是爱党教育；第二种叫做「反共教育」，凡是爱国者必爱党，这个党叫中国国民党，爱中国国民党的一定是反中国共产党。小时候在教室墙上都贴有反共标语。那个时候不管你是不是真的匪谍，只要被冠上跟匪有关系的，党国就可以抓你，可以关你，可以枪毙你。

这里面的确有一些是共产主义的信服者、支持者，但是绝大部分都是被冤枉。在白色恐怖时期，有很多党国受害者其实不是本省人而是外省人，台湾人被抓被杀被砍被枪毙，他家人最后还是会去收尸，收尸要花钱，有时看人情，有时看行情，而外省人孤家寡人在台湾，他们的尸体常常被丢弃在乱葬岗。今天的六张犁乱葬岗到现在都有，就是一块石头或一个小墓碑，真是一段悲剧！

陈文成与2021.2.2启用，位于台大校园内的陈文成纪念广场。示意图／民报资料照合成

回想到那个年代，我曾经引用唐朝柳宗元的一首诗，叫做〈江雪〉。那首诗本来叫作：「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那是一个很寂静的、有点荒凉的雪景。我就把这首诗拿来描述台湾当时到处抓共匪、抓匪谍、滥杀无辜的肃杀氛围。我说柳宗元其实已经替当时中国国民党的戒严状况写好了一首诗，是问答方式的：「千山为何鸟飞绝？政府正在抓匪谍！万径何以人踪灭？政府要人去感谢！孤舟躲着蓑笠翁，谁叫他与共匪通？！独钓只剩寒江雪，事情真相谁敢写？！」这就是我用八句话来形容当时人民生命朝不夕保的「戒严」氛围。（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