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你有没有经历过那种站在人生叉路口，不知选择哪条路走才好的感觉。这时你就象那只出名的“布吕当的驴子”那样拿不定主意，因为不论是你自己，还是写书的那些聪明人，谁都说不清你到底走哪条路才真正有道理。这头迷信充足理由律，或者说，迷信“历史必然性”的驴子，站在两堆一模一样而且离它一样远的草堆中间，拿不定主意到底吃哪一堆才真正合乎“历史必然性”，就这么饿死了。这头驴子真是天下最认真的一位教条主义者，值得把它神圣的皮剥下来，供在世界上最纯洁的意识形态圣坛上，供千万信徒永世瞻仰。
你要是问我对于“历史必然性”的见解，我就要告诉你：我只相信唯一的一个“历史必然性”，就是人类的知识只会越来越多，不会越来越少。当然，除此之外还有一条，就是人都愿意活得更好，而不是更坏。不过这后一条好象太常识了一点，不象是配得上和神圣的历史必然性排列在一块。
“历史”或者创造历史的人们，总难免要面对布吕当的驴子式的选择难题。这时候，历史到底选了哪条路，根本上可能就是因为某位大人物的某根神经忽然间莫名其妙地短路了，或者接通了，或者不过就是因为这根神经忽然间发了一下痒罢了。我看不出这里头有什么“必然性”。
甚至，完全有可能根本就用不着劳驾大人物的神经。不大不小的人物，甚至小小的人物，只要机缘凑巧，也足够起这种左右历史发展的作用——至少是左右一小段路。 比方说五月十三号晚上和五月十四号白天那个关键时刻，如果劝说撤退的合力再大些——也许需要大很多——事情的结局完全有可能大不相同。刘晓波后来一再埋怨我，“你们那天晚上（十三号晚上）为什么不去广场劝学生？要是许多象你我这样的人全体出动，齐心合力去广场劝学生，撤出来是完全可能的。”他说，那天他一直在作劝说工作，每一批听他讲道理的学生都被他说服了，总共大概有七、八批，——晓波的判断也许对，也许不对。可你总归没法断定说绝对不可能。我相信，类似这种机会后来还有，也许不止一次两次。我不相信什么绝对的必然性。真是那样的话，人生未免太无聊了。要是人就象上好弦的钟表发条一样肯定只能照着什么“历史必然性”按步就班走下去，那真不如马上就去找根绳子上吊算了。
“六四”事件后，阎明复与赵紫阳、胡启立、芮杏文一起被中共元老罢黜（图源：VCG）
五月十四号是星期天，我把电话断开（我在电话线上装了个开关），一觉睡到下午。后来听陶斯亮说，她让人拼命给我打了一上午的电话，想让我去参加当天的对话会。我去或不去，会不会有什么区别，这我说不好。对话会本身不可能根本解决问题。除非我和其他知识分子们采取“非做不可”的极端积极态度，去一而再、再而三，千方百计坚持不懈地努力，或许结局会大有差别。一件事，你拼命干，和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去干，结果常常会有天壤之别。问题就在于，我们谁也没有拼命干！
睡醒之后，我想打听打听王丹到底是不是履行了诺言，从广场撤出来了。可我给统战部打电话，根本就没有人接。晚饭后，我忽然心血来潮，想去看看导师于光远先生。我猜想这位“一二．九”闹事学生的大头目对时局肯定会有点想法。再说我也好久没有去看老头子了。
最后一次见他还是在八八年十月份，老头子让我跟他一起去杭州开一个研讨会，从那以后就再没看见他。——说起来惭愧，我根本就没好好给他当过学生。我那时候正迷上科学哲学，听见别人说起“辩证法”三个字就头疼。《资本论》虽说总算是硬着头皮啃完了，可至今想起还心有余悸，唯愿此生此世不再读这类黑格尔风格的作品。凡有机会，我都要痛骂黑格尔“一派胡言”、“纯属垃圾”。为这个，邓力群控制下的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一度几乎要把我除名。幸亏老于头（我们背后都这么称呼光远老师——我得承认我是始作俑者）爱才心切，百般袒护，才总算勉勉强强混到毕业。
我先给在“于办”（于光远办公室）的师弟刘世定打了个电话，约他一起去。那天晚上在导师家，我大谈了一番中国党应该有叶利钦式的人物，敢于站出来公开和保守势力对抗之类的话。于先生想必觉得我极其幼稚。他则大谈了一番当年“一二．九”的经历。后来，我为了“马克思主义在当代的命运和作用”这个话题，和他争论了起来。老头子和我争得面红耳赤。后来，于小庆（他的小女儿）说：“我们这儿全是顺从派，YES MAN，也就是你敢这么顶撞他。”我真不知该说什么好了。
从光远老师家里出来，已经十点多钟。我和刘世定到了天安门广场，就开始往里边挤。我拿出名片，让那些纠察队员传进去，让他们去找王丹说话。等了足有十八个钟头，才让我进去。刘世定却被拦在了外边。好不容易找到王丹，我质问他为什么不守诺言？为什么没撤？他答：同学们都不同意撤。他告诉我下午来了十几个知识界名流，严家其、包遵信、戴晴、苏晓康……，劝了半天也没能劝动。他表示无可奈何。我在学生堆里怔怔地蹲了好一阵，心里把这帮不领也不袖的学生“领袖”臭骂了八十遍，怏怏而返。
第二天，五月十五号，上午去市委党校给人事局第二期培训班讲公共关系课，晚上是公司五周年纪念招待会。在北京饭店西大厅开了五十桌宴席，每桌五百元。空着三分之一，冷冷清清毫无气氛，与往年大不相同。然后，就是五月十六号那精彩的一幕。
五月十六号，我、刘世定、曹思源（老曹是我师兄）三个人相约去统战部。起因是这样：
前一天晚上，我刚刚从北京饭店回到家，就接到刘世定的电话。他说老曹刚刚和他在电话里谈过，想写一份建议书。大意是：鉴于当前事态紧急，政治局集体讨论延误时机，建议中央指定一名政治局常委专门负责处理学潮问题。——听了这话，我以为老曹发神经了。这简直是小民直接干政。你算老几，也配过问政治局的事？可我不想扫他们的兴，就淡淡地说了一句：“这件事我看没什么意义。恐怕不会起任何作用。你说呢？”刘世定称“不妨试试”。那就试试吧，总不至于为这个判几年徒刑。他说最好早一点去。我说不行，事先没跟司机打招呼，让他白跑一趟不大好。再说，似乎有必要去公司露个面，免得一些人说三道四。
——说到司机和小车，叫我想起一大堆事情。在四通公司，部长和部门总经理级别以上的头头每天都有专车接送。改革开放前，这是只有高干才能享受的待遇。很可能，这就是中国人热衷于仕途的一个重要原因。不仅仅是个舒适的问题。坐小车首先是身份、地位的象征，它能极大地满足人们的虚荣心。可这恰恰也是让老百姓切齿痛恨的一件事。
我得说，他们痛恨得有道理。出无车或出有车，仅此一项，就把官、民之间划了一条巨大的鸿沟——决不仅仅是个上下班方便不方便的问题。甚至也不仅仅是个身份地位标志的问题。这是以掩人耳目的方式大幅度拉开收入差距。按目前的价格，一辆小车每月花费至少四千元人民币，相当于给坐车阶级每月增加四千元收入，而此时北大教授的月收入才不到150元，我在四通属于部长级，也不过是900多。
在中国，干部与老百姓的收入差距绝对不能以工资收入来衡量，这个差别绝大部分都体现在这一类有形无形的补贴和特殊待遇上——汽车、住房、医疗、公费请客、收受礼品……等等。对于提高工作效率，坐小车上下班实在作用甚微。相反，对于促成干部脱离群众，使干部对群众疾苦充耳不闻，倒是效果显著。上下班不必挤公共汽车的官员很难真切体会中国城市职工每周六个十小时工作日的辛苦劳累和种种厌烦气恼——名义上是八小时工作日，实际上路途平均需要近两个小时。社会服务设施的极端落后又给职工增加好几个小时的家务负担。这些人民群众的疾苦，那些高高在上的小车阶级根本体会不到。
我又扯远了。
我们三人到了统战部，陶斯亮见到我就说：“你来得正好，正在到处找你！ ” 她让人把电话打到我家里，家里人说我已经去公司上班；再打到公司，又说我出去了，去向不明，她正在着急。她说让我“再辛苦一趟”，去广场把学生代表找来开个会，“上边很着急。”我问会议内容，她答：了解一下情况。我有点火，就说：“情况不是明摆着，有什么可了解的？不正式对话，谈来谈去有什么用？现在的问题是赶快催促中央下决心答复学生们的要求，一味拖延只会弄得更没法收拾。” 她说“唉呀你就别管那么多了，快去快去！”我只好快去快去。
天安门广场早已挤得水泄不通。我坐上统战部派的小巴，开到人大会堂北边长安街上那十二个绝食绝水的学生们附近，无论如何挤不动了。想找个停车的适当地方都不可能。我只好叮嘱司机把车停在原地千万别动，下了车拼命往广场里边挤。进了纠察线找到梁二，他居然也是那句话：“周老师，您来得正好。我们刚刚还给您打过电话。”我问什么事？他说想跟统战部联系，商量个解决办法。我让他把在场的“绝食团”、“高自联”的头头找来，一共七、八个人，挤出人群，好不容易找到那辆车，开回统战部。我问“对话团”在哪儿？他们说正在中南海西北门静坐示威。我把他们领进去——这回，统战部可不象上次那么客气了，让他们在传达室的冷板凳上等着；然后，我告诉工作人员赶快备车去中南海西北门接“对话团”。
这时天已近午，陆续来了一大批中青年知识分子，记得有陈兆钢、邓正来、郑棣、章立凡、林毅夫、黄方毅、陈小平等人。“对话团”久等不来，我正想要辆车去看看，被告知说他们正在往这边走。我觉得奇怪：不是派车去接了吗？我走出大门口，远远看见一面大旗作前导，一支二十多人的队伍已经快要到了。为首的正是项小吉。我上前问他为什么不坐车，他表情严肃，说：“那么多同学都快饿死了，走几步路算什么。”
阎明复当时正陪同赵紫阳会见戈尔巴乔夫，直到下午将近两点钟才到。这次，他拒绝和学生代表见面。他对学生不履行诺言很生气，他说事情正在走向反面，学生们已经被坏人利用了。他说，就在中央领导和戈尔巴乔夫会谈的时候，一大批学生冲击人大会堂北门，把大门玻璃都挤破了，闹得里边连说话声音都听不清，国际影响坏极了。我们说这不可能，学生一直在各处拼命维持秩序，尽全力防止群众冲击要害部门。阎明复说，工作人员明明看见为首闹事的人戴着校徽。我们都不以为然——校徽又不是胎记，谁不能戴？
显然，中央内部强硬派的意见正在日趋占上风。阎明复让我们作为中间人，在他和学生代表之间传话。就这样，学生代表在一边，集中在第六会议室，阎在另一边，我们这些知识分子权充电话线。闹哄哄地谈了两个小时左右，毫无结果。阎明复坚持学生必须立即撤离，其它随后再谈。他说，中央决策也要有个过程，不可能今天提要求，明天就答复。学生代表则说，不答应条件，他们没法说服同学撤退。
阎明复心知已经没有什么希望，知道就算是这些代表同意撤，也全然没用。学生群龙元首，山头林立，而且，根本就不听从任何人指挥。按照吾尔开希的话说：只要广场上有百分之一的学生不同意撤，那么百分之九十九的人也撤不成。这就是说：他吾尔开希也不过是条大尾巴而已，根本就没有什么学生“领袖”可言。刻薄些的人，干脆就说学生是乌合之众。
下午大约四点钟，看看这次接触不会有结果，这些中青年知识分子就聚在小会议室里，商议能否有别的办法。我和一些人坚决主张阎明复亲自去广场见学生，作动员劝说工作。其他人则反对，认为太危险，而且也不会起作用，因为他不是决策人，说话不顶用。我当时很冲动，说：事情已经这样，还顾得上什么危险不危险？如果领导人个个都是首先考虑自己的安全，共产党还有什么希望？再说，我就根本不相信有多么了不起的危险！第二，有用没用，谁也没法事先预料——我举了刘晓波五月十三号晚上作劝说工作的例子——你不去做，怎么就能百分之百断定做不成？第三，就算没有用，作为一种姿态，一种表明立场和个人品格的行动，阎部长也应当这么做。这对他个人当然是有很大风险，但这会让他青史留名，绝无疑问！
持反对意见的人没再说话。陶斯亮把我们的意见告诉阎明复，我们又当面力劝。他先是有些犹豫——不是担心自己的安全，是觉得没有用处。大概也怕让那些保守派抓把柄。我们再三鼓吹，他表示可以试试看。于是让工作人员请示中央。这么大的举动，没有中央授权，他是不能做的。很快，答复来了：可以。
接下来，就是如何进去，如何安全回来，一大堆技术细节。当时政府各部门已处于半瘫痪状态，根本组织不起进入广场的保卫力量。我建议说，是否可以去急救站调两辆救护车，装上高音喇叭，开进广场？大家认为可行。没有想到，打了将近半小时的电话，一辆急救车也调不来。高音喇叭更别提，根本就找不到。大家都泄气了。
我灵机一动，计上心头，就问在场的统战部一位秘书长（胖胖的女同志，叫张梦娜），统战部还有没有大一点的面包车？我说，可以这样做：准备两部车，再用四幅白布，做四面旗子，两面画上红十字，两面写上“急救”、“送水” ，每辆车配两面旗。再准备点饮料、药品，混进去。阎部长坐后边一辆，我们在前边开道。她一听大喜过望，立即着人准备。手忙脚乱一番，又打电话通知中央警卫局，决定从中南海穿过去，出午门、天安门进入广场。又派当时在场的刘苏里去广场通知王丹，组织纠察队。张秘书长让我指挥这次行动。她再三叮嘱一定要保护好阎部长的人身安全。
在我出此一计前，李铁映到了，表示也要同行。我们极力劝阻。我们担心他言辞强硬，出言不慎，反倒激怒学生。我曾质问说：中央为什么至今不答应学生的要求？问题的关键，就是要否定“4.26社论”。既然中央一再肯定学生们是爱国行动，为什么不能另作一个正确评价？他回答说：这个评价只能由历史来作，历史有它自身的客观规律，并不是谁想怎么说就怎么说。
出发前的送行场面颇悲壮。一大群人——统战部的工作人员，记者，还有别的什么人，搞不清楚——在楼门口热烈鼓掌送别，还有人抹眼泪。阎明复说： “豁出去了，大不了当一回中国的纳吉！” ——老实说，我没有料到他会讲出这样一番大义凛然的话，心中不由暗自赞佩。
现在回想起来，那真是一段人民群众和社会各界的积极性极端高涨的日子。一个新华社的记者，在我们上车的时候，疯狂般拼命要往上挤。张秘书长大声喝斥：“记者不能去！”上去用力揪他下来。我开头把他误认作《世界经济导报》的陆一，想放他上去，但张坚决不准。我只好死拦住车门请他下去，一边向他道歉。没想到，这家伙（后来知道他是唐师曾）钻进他们自己的小轿车，居然硬挤进我们这两辆中巴中间，三辆车风驰电掣一般穿过中南海、天安门城楼，过金水桥，从历史博物馆前的马路开到“生命线”附近。
“生命线”，是留给急救车运送绝食学生的专用车道，神圣不可侵犯。我叫司机停车，下去对纠察队员说明来意，要求从“生命线”进入广场指挥部，让阎明复利用他们的广播站发表广播讲话。你要是没有亲身经历过那时的场面，恐怕永远也想象不出当时那种群情激昂的气氛。那些负责纠察的混小子们也半疯了，说什么“管你是谁，什么人也不能占用生命线！”正在争执间，忽然看见人群大乱，一股人潮疯狂般涌向历史博物馆方向。我一看不好！原来是阎明复已经下了车，正往这边走。我撇下那帮混小子，转身就跑，一边大声埋怨阎明复擅自行动。
我回想起当时的惊险场面，至今还心有余悸。从此以后，我知道了什么叫做人民群众，什么叫做群众运动，知道了无指挥、无秩序的人群有多么可怕。那天我们没有被挤死、踩死，算是运气好。我现在只要想起当时的场面，眼前就是一片满头大汗、满脸通红的、半疯狂的无数涌动的人的面孔。我想我当时几乎要急疯了。幸亏我穿了一双厚实的牛皮鞋，不然脚趾一定会踩断几根。总之老天保佑，那天总算安全进去，安全回来。那些疯狂场面我很难一一描述。
阎明复的讲话算不上精彩，但确实感人。——不是靠言辞，是靠他的人格。先是王丹、吾尔开希讲了几句，大意是同学们可以赞成、也可以不赞成阎的意见，但是无论赞成还是不赞成，都应该好好听一听，想一想，“因为阎明复同志是一位真正的好共产党人。” 王丹那天嗓音嘶哑，我坐在离他三米开外的地上（大家全都坐在地上），勉强听懂了七、八成。吾尔开希带着个氧气袋呼哧呼哧喘粗气。——他一到高潮时刻一定得用上那个东西，据说是“急性心肌炎”。
阎明复说：“我代表中央领导来看望大家。看见同学们这种样子，我心里非常、非常难过。同学们的精神是好的，愿望是善良的。但是，你们没有权力这样摧残自己。你们都是好样儿的，将来要做的事情很多。我们国家现代化的重担就落在你们肩上了。你们一定要保重身体。把身体搞垮了，是国家的巨大损失，你们自己也要遭受痛苦。一切问题都可以慢慢商量，不必要采取这样极端的方式。事情的解决总要有个过程，不能太性急。你们的要求，中央一直在认真考虑，我们可以坐下来，商量个妥善的解决办法。中央政治局早就作了决议，决不会对同学们秋后算帐。希望同学们尽快回到校园里去，养好身体，好好读书。如果同学们不相信我的保证，你们可以把我阎明复带回学校作人质！如果出了问题，我愿意承担一切责任！”
他讲话的时候，一群一群的大学生坐在地上抹眼泪。不断有人高声喊口号——听不清喊的是什么。阎明复本人也很冲动，声音哽咽。我看他也快要掉眼泪了。我坐在地上，心想如果五月十三号绝食刚刚开始，热度还没上升到这种地步的时候，中央领导全都出来和学生见面，亲自作劝说工作，哪有劝说不成的？大好的机会，全都错过了！怪谁？到底应该怪谁？
——我正在胡思乱想，猛然看见人群乱了起来，几个手拿对讲机的大汉围定阎明复，——后来才知道是中央警卫局的人员（马晓力后来告诉我，是统战部的工作人员）——急急忙忙往外挤。我们赶快站起来，拼了老命把手膀紧紧挽在一起，围成一圈，把阎明复保护在中间。周围的人群哭着，喊着“阎部长”，乱成一团糟。阎明复终于掉下了眼泪，气愤地说了一句：“那些人自己为什么不来绝食！”——我到现在也不知道他指的是谁。是指方励之吗？还是……？他大概真的以为学生闹绝食是有“坏人”在背后鼓动的。其实大谬不然。
王丹亲口告诉我，绝食这出戏完全出于偶然。是他和几个学生晚上在一个小饭馆吃饭，不知是谁先出了这个主意，七嘴八舌议论了一番，回去一呼百应就干起来了。这一切事情，上上下下全都这么荒谬、滑稽，后人听到这些一定不敢相信。可是事实就是如此，信不信由你。中国是个专门上演荒诞派戏剧的大舞台，世界第一。在中国，没有什么不合常理的事情是不可能发生的。
一群人跌跌撞撞，总算挤出了纠察线，就再也动弹不得。离停车的地方还有老远。最后还是中央警卫局的大汉们有办法，强行拦住一辆急救车，不由分说，把阎明复三把两把从后门塞进去，车门半开着，就疯了似的开走了。我们分乘原来的两辆车，从前门、北京音乐厅绕了一个大圈子，在人群当中挤了将近一个小时，才回到统战部。
这一天真把我累坏了。胡乱吃了点东西，我不管三七二十一，找了个空会议室倒头便睡。那边大会议室里，老曹和一帮人又开始和那些留下没走的学生代表谈、谈、谈！依我看谈的全是些废话。老曹是个出了名的好脾气。我可是早就不耐烦了。
一觉醒来，已是将近十二点钟。只觉头昏脑胀，浑身酸痛。我摇摇晃晃走出来，拐进大会议室，看见老曹还在和学生们谈着，边谈边写什么东西。我过去一问，原来是他和刘世定说好了要写的那封意见书。一共大概是四条，第二天他拿去在《科技日报》头版发表了。签名的一共十二个人，我们六个知识分子，和王丹等六个学生代表。
陶斯亮要求我们等着，先不要走。她说胡启立凌晨可能要去广场，让我们陪同。一直等到夜半将近两点，阎明复传话过来：中央正在开会，请大家回去休息吧。我回到家里已经是三点钟了。据说就在这天深夜的政治局会议上，赵紫阳被解除了职务，由李鹏主持政治局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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