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6日，据《多维》报道，中国内蒙古自治区政府主席由布小林换为王莉霞（暂代），释放出许多值得注意的信号。

固然两人都是属于中国蒙古族的女官员，但布小林生于内蒙古，长于内蒙古，也一直在内蒙古为官，身上存在明显的“内蒙古”标签，王莉霞则出生于辽宁省朝阳市，在陕西省从政多年，2016年才被调往内蒙古工作。

王莉霞的此番履新，打破了改革开放后内蒙古连续7任政府主席一律由当地出生和长期为官的蒙古族人士出任的传统。

内蒙古的此种人事变动并非孤例。在现有的5个省级民族区域自治地区里，西藏政府主席齐扎拉为出生于云南中甸的藏族官员，宁夏政府主席咸辉则是出生于甘肃定西的回族女官员。被习近平定义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的广西与反恐去极端化成效显著的新疆，尚未出现类似变动。

由外地官员出任当地政府主席，或许能够避免地方的利益关系纠缠，有助于国家的统一治理，也符合当前中国加强中央集权的政治趋势。不过，尽管这些外调官员与当地主要少数民族的民族身份相同，因为并非出自当地，仍然在一定程度上背离了“民族区域自治”里有关“区域”的理论要求，或者说是“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进一步消解。

其实在很多人看来，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从来就只有“自治”之名，而无“自治”之实。

以省级为例，新疆、西藏、广西、内蒙古和宁夏5地与其他26个省市在中国政治体系里的定位大同小异，都需要接受国家层面的统一领导，主要区别是拥有稍多一些无关紧要的自主权，并设置有许多针对少数民族的特殊和优惠政策。

人事安排是最显而易见的观察点。这5个地区的“一把手”都是其党委书记。作为“二把手”的政府主席是由当地主要少数民族官员担任，同时也是党委副书记，是当地党委领导集体成员之一，需要接受党委书记的领导。而这一领导集体又需要向中共中央负责，其每个成员都需要中共中央的任命。

另外，每个民族区域自治地区的全称字数都比较多，字数最多的是新疆，其全称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有8个字，是“江苏省”、“重庆市”字数的两倍多。中国政治圈习惯以“新疆”二字简称之。即便是中共中央三次涉疆工作座谈会也没有提及新疆全名，例如2020年9月第三次的会议名称为“第三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

再如在2021年8月3日北京举办的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上，中国交通管理官员崔巍在通报抗疫举措，限制23个市级地区进京旅客时，将湖南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简称为“湘西州”，将云南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简称为“德宏州”。

如此叫法，同时免除了“民族”、“自治”的字眼与因素，固然比原名简便许多，却已与非民族区域自治地区几无分别。无从得知，中共高层是否乐见于这些民族区域自治地区不再有“民族”与“自治”的特殊之处，被纳入为更名副其实的中国地方治理体系，但是实现对民族区域自治地区更具实质性的整治，建立一个统一高效的国家治理体系，确实是近年中国政治形态发展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