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端于1968年年底的知青下放运动，一直延续到1978年底，同意未婚知青回城才结束。这场持续了10年的运动，下放知青人数高达2700万。68年中国总人口6亿5千万，中国家庭总数为2亿3千万，也就是说，至少有10%的家庭受到知青下放运动的影响。

2016年10月22日，在中国陕西省梁家河，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青年时期生活过的窑洞外面有一幅描绘青年习近平指引方向的壁画。

这些受到知青下放运动损害的家庭，绝大多数是既无权无势又贫困的城市居民。少数被卷入这场运动的红色后代，很快就依靠家庭背景通过报送读大学、参军或者上调进工厂而脱离的农村。短暂的下放生涯，对于他们只是政治镀金。

对于这场运动，亲历者的看法到目前为止，分成完全对立的两极。一极叫做青春无悔派，还有一极是青春被毁派。

如今，当局又有发动知青再次上山下乡的打算，甚至已经开始布局党员干部带头，轮番下放去农村。

青春无悔派如今都已经是退休老人了，他们想去，体力上也不行了。我希望他们内心真像他们所说的那样无悔，在第二次下放运动来临之际，拿出实际行动，敦促自己的儿孙到农村去。

反省这场运动，仅仅停留在无悔和被毁两极是远远不够的。本文想从社会后果来展示知青运动对中国的破坏。

这破坏可以从下放前、下放中和回城后三个阶段来考察。

文革高潮中以毛的指示发动起来的知青下放运动，其政治高压是那么严酷，按家庭条件必须下放的似乎没人能逃脱。但是，照样有少数人通过关系去参军或者拿到医生证明逃避了被下放。有的人虽然没有关系，但是凭借流氓暴力，也达到了让自己不下放的目的。例如，本人所在的初中，有个高我两届的67届流氓，他的哥哥姐姐都已经在上海工厂工作，按分配政策，他不仅百分百属于下放对象，而且应该下放到边远地区。可是分配方案公布后，让人大吃一惊，他居然被分配到上海工厂。理由是他有高血压，实际上呢？他趁教室里只有他和班主任两人的时候，拿着匕首顶在老师脖子上，说，你要是敢把我分到农村去，我走之前先割掉你的耳朵。

这些就是轰轰烈烈的红色下放运动另外的一面，黑色的一面。这一面无疑教导人，活在中国，权力和关系是至关重要的，你两者都没有的话，要够狠。

下放知青到农村之后带去了什么呢？

人民公社时期的农村，本身就处于饥饿状态，知青的到来进一步减少了农民的口粮，加剧了城乡对立，而耐不住饥饿的知青，不分男女，偷农民的菜，是普遍现象，胆大点的男生还偷鸡。例如，我所在公社有几个知青，经常去一个没有知青的生产队去偷鸡，以至于农民一看到他们就敲锣大喊：国民党来了！土匪来了！

知青们很快就发现，想改变自己的处境，甚至为了买到一张回城探亲的车船票，行贿送礼是最有效的办法。我不否认有少数知青是通过自己苦干表现良好，获得了招生或者招工的机会。同样无法否认的是，更多的是通过溜须拍马送礼行贿获得了这种机会。

正是这种社会现实，老实人渐渐就等同于无能无用。

通路子、找关系、走后门，成了当时社会最热门的词语。为了改变处境，不择手段，成了理所当然。

这就是知青们到农村这个广阔天地的“大有作为”，这就是他们所受到的再教育。

回城之后，他们自然而然就把这股风气这股习气带回了城市。

自从知青回城之后，乱穿马路，乱插队，不遵守公共秩序的现象立即严重起来。

这是看得见的。还有看不见的，诸如拍马钻营、送礼行贿这一套，在有些知青身上已经达到了十分老练和熟练的地步了、

我敢断定，在目前变老的坏人之中，当年的知青占了很高的比例！

（吴洪森写于2021年9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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