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于风政 静思中说
前几天，偶然看到一个美国人1948年拍摄的《北京一家人》（英文片名是 《Peking Family》）。这部短片记录了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武兆发一家的日常生活。我多年前写作《改造——1949至1957年的知识分子》一书时曾研究过北师大校史，并在书中记载了武兆发之死。这部短片，自然引起了我的注意。
今人不知“武兆发”，却知道影星向梅。向梅即武相梅，他的父亲就是武兆发。向梅在《女蓝五号》、《红色娘子军》、《北国江南》、《保密局的枪声》、《蓝色档案》中饰演的角色，深受观众喜爱。现在她年过八旬，出席公开活动满脸笑容，其实，她来自一个很不幸的家庭。
向梅的母亲黄月华，东吴大学毕业，本是武兆发的学生。武家有7女1男。大女儿豫梅，是长影导演。二女儿平梅，师大毕业后当教师。三女儿相梅（向梅）。四女儿燕梅，青年早逝。五女儿季梅，著名舞蹈家。六女儿幼梅，生平不详。七女儿素梅，下乡回城后当教师。儿子宗政，是一位有发明创造的科技工作者，后来随妻子移居香港。
武兆发是河南巩县人，1929年在美国威斯康星大学获得动物学博士学位，回国后曾任东吴大学、北平师范大学、中国大学教授。1949年以后，任辅仁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是北师大1956年由国家首次评定的6位一级教授之一。他是著名的生物学家、我国细胞学研究领域的领军人物。
武兆发的哥哥武兆镐，早年赴德留学，1925年由朱德、孙炳文（即孙维世之父，曾任黄埔军校政治部副主任，主任为周恩来）介绍入党。当时，他曾多次去信，向远在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求学的弟弟宣传革命思想。武兆发没有参加共产党，却表示赞成社会主义，学成回国后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曾因在课堂上讲授进化论而被学校解聘。新中国建国前夕，他愿意留下来建设新中国，是一个爱国知识分子。
建国初期针对知识分子的一系列政治运动，对武兆发教授造成了极大的冲击。在1952年的思想改造运动即“洗澡”运动中，他被关起来“隔离审查”，两次自杀，没有成功。
在1957年上半年“引蛇出洞”的“大鸣大放”中，同那些相信党是诚恳地听取党外人士意见的教授们一样，武先生也提了意见。他在一次座谈会上说：“解放后，许多老教授都在泥洼里洗澡，动员青年们斗老教师，直到现在青年们不尊重老教师，这在很大程度上要领导机关负责。过去的这些做法大大地损伤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元气。八年来，年老多病的人，没有发挥作用，就死去了。活着的旧知识分子，很多人是积极性不高。教育部应该明确，依靠谁来办教育，是依靠中国的知识分子呢，还是永远依靠外国专家？我看还是应该依靠中国的知识分子。我们中国的许多专家都是科班出身，我们是了解中国的，也看到过外国的，我们有力量能办好自己的事业，但是有一句话，就是必须相信中国的知识分子。”这当然是不折不扣的“反党言论”。
武先生地位高、影响大，建国后一直是师大生物系的头号“运动对象”。在“鸣放”运动中“本性不改”，又“跳出来”向党“进攻”，自然成了最早被揪出来痛加批斗的“大YP”。
在批斗高潮中，有人以“论理社”的名义写了一篇《关于“三反”中武兆发抹脖子的真相》的文章，这篇文章以轻松、戏谑的口气说：武兆发作为一个“在解剖上技术不坏的专家”，在“三反”中被“隔离审查”的时候，竟然用小刀子割不断自己的颈动脉，而后不得不“疯了似的”夺门而出，这恰似我国民间流传的一个人“想”跳河便大嚷“我要跳河”的笑话。他被找回来后又用毛巾勒脖子，毛巾能勒死人吗？武兆发并不想死，只不过是做给别人看看，想“更能迷惑一些人而已”。
这篇文章发表在校报上，武先生当然是能够看到的。他身心俱疲，万念俱灰，几天后便用刀片割断了自己的血管。
武先生自杀后，北京师范大学立即召开了“全校师生员工声讨顽抗到底的自绝于人民的YP分子武兆发大会”。陈垣校长、著名文字学家陆宗达教授、著名历史学家何兹全教授、生物系二级教授汪堃仁教授、学生会主席何培修等发言，说武是“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美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的走狗”、“祖国的叛徒”、“卖国贼”、“唯利是图的商人”、“投机的博士”、“闻名的惯盗”、“科学教育界的大骗子”、“伪科学家”、“人类的渣滓”、“灵魂肮脏不堪、生活作风糜烂”、“禽兽不如的东西”等等，语言的暴烈、污秽，不忍复述！
武先生的死因到底是什么？我在20世纪90年代初询访过当时的一些老人。老人们异口同声地说，当时传言，说武兆发有“禽兽不如”的行为，被人撞见，羞愧无比，无脸见人，故而自杀。再问“可有人证？”“学校是否作过调查？”均答“不知”。再问“此前可有听闻武先生生活作风不端？”均答“从无”。其实，学校压根就没做过什么调查，所有的传言都来自那次死后的批判大会。
武先生的死因决不是那样！他在1952年的“洗澡运动”中曾经两次试图自杀。在那以后，他又经历了1955年的学术思想批判运动，被迫清理自己“在学术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胡风事件以后，又经历了疾风暴雨式的“肃反运动”，在师大近1/10的教师和学生成为“肃反”对象的那场运动中，他当然也是逃不掉的。
1956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了全国知识分子会议，武先生们天真地以为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将要转向社会主义建设，知识分子的“春天”来了。谁料想，几个月后便落入领袖精心设计的“引蛇出洞”的陷阱，他怎能不绝望呢?
武先生自杀后，学校把他的死因全部归结为“荒唐”的“禽兽不如”的道德行为，这完全是居心叵测的安排。为了证明武先生“禽兽不如”有其根源，甚至安排一位男人打扮、粗黑胖大、言语不清的女助教上台控诉武先生如何强奸她。所有的这一切，不早不晚，偏偏在武先生自杀之后突然被“揭发”出来，这能是巧合吗？
其实，这一切安排的目的，不过是为了掩盖师大党委和生物系党总支“过火”斗争、粗暴对待这位著名科学家致其非正常死亡的责任，因为不管政治运动如何激烈，党是有政策的，是不能整死人的。把这样一位全国著名的科学家逼死，校党委、生物系党总支是脱不了干系的。强加给他一个因道德败坏无脸见人而自杀，他的死便与“运动”毫无关系，所有相关的人便没有丝毫的责任了。
60多年过去了，这位著名科学家的自杀之谜仍未破解，既没有人追问、调查，也始终未见武夫人和众多儿女出来澄清。其实，原因也很简单：强加给武先生的那个“禽兽不如”的行为，不可能再向家属追问或调查，因为每一次追问和回忆，对他们都是致命的伤害。对他们来说，最好的处理，就是让世人彻底忘掉那个人、那件事。
“百度百科”上“武兆发”词条的作者，显然并不了解建国初期政治运动的历史，更不了解武先生曾经受到过的冲击与曾经发生过的事情，没有全面收集和研究相关的史料，便轻易认同了师大对武先生死因的解释。这种极不严肃的学风，是对武先生及其家属的再次伤害，应尽快修改。
当年那个在师大制造了无数冤假错案包括武先生冤案的人，活到99岁，最后被“盖棺论定”为“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著名马克思主义翻译家、教育家”。1961年，他被降职到南开大学担任党委副书记、副校长，直接的原因，出于“为长者讳”的道德规范，我就不说了。我没有听说过他后来对当年的事情表示过任何的忏悔。
经历过多次运动冲击之后，再以“大YP”的身份接受教师和学生的批斗与侮辱，武先生无论如何是再也支撑不住了，而“论理社”的那篇文章则是一张“催命符”。催命符一发，武先生只有速速地死了。那篇文章的作者和批准文章发表的人，是多么地歹毒！后来他们有一丝一毫的忏悔吗?没有！也许在此后的20年中，他们还偷偷地乐呢！
当年那些“闻风起舞”、在大会小会上以最恶毒的语言污蔑武先生的人，当时已经成名的，改革开放后依然是名人；当时不很有名的，有的成了院士或名人。浩劫过后，他们同样也没有任何的忏悔，更不用说那些鹦鹉学舌、随波逐流的教师和学生了。
命革命，运动运动，多少罪恶假汝之名横行无忌，多少真相假汝之名伪装巧妙，多少十恶不赦之徒假汝之名轻松脱罪，多少卑劣行径假汝之名变成了崇高！
武先生想以死来抗议政治与命运的不公，彰显“士可杀不可辱”的知识分子气节，却低估了世人的无耻、狡猾与卑劣，不但使自己的死毫无意义，而且牵累了他的家人。
看到这篇文章的各位学界精英，我想问你：如果再来一次改头换面的“洗澡”运动或反YP运动，如果你恰恰处在风口浪尖上，你是选择苟活还是选择自杀呢？
我不赞成自杀，因为自杀毫无意义。你想用自杀彰显你的气节？没人在乎什么“气节”。你想用自杀表示抗议？没人在乎你的抗议。你想在遗书中三呼“万岁”以免牵连家人？那只能增加歹人的自信。如果你的死使主事者太难堪，实在无法对公众交代，就加你一个“嫖娼”、“乱伦”之类的罪名，你的一世英名将如同一块掉在水泥地上的玻璃一样永难恢复，你还敢自杀吗？
1956年评定的北师大一级教授是陈垣、黎锦熙、傅种孙、黄药眠、钟敬文、武兆发。陈垣先生1971年逝世，黎先生是毛主席的老师，1978年去世。他们两位在反右派以后的运动中基本没有受到冲击。武兆发、傅种孙、黄药眠、钟敬文均被划为“资产阶级YP分子”，武先生自杀,傅先生1962年去世，黄药眠、钟敬文两先生“苟活”到改革开放，终于成为国宝级的泰斗。假如当年武先生选择苟活而不是自杀，后来必能洗脱罪名，以中科院院士、学术泰斗终其一生。一念之差，误了终身！
我们常说：天道轮回，正义永不缺席。这句话的另一面就是：魔道同样轮回，非正义同样永不缺席。永远不要低估人心的冷漠、卑劣和歹毒，决不要寄希望于世人记取教训，也不要相信历史不会重演，因为惰性是中华文化的突出特征，转回则是我们无法摆脱的宿命。
我希望我们的国家再不犯过去的错误，希望知识分子得到信任和尊重。如果天道不彰，知识分子再陷绝境甚至面临“苟活or自杀”的选择，请记住孔夫子的教导：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毁伤；记住“好死不如赖活”，活着，还有希望；死了，一切都没有了。
这就是武兆发先生和在十年动乱中自杀的更多的教育界、知识界人士留给我们的教训。
附转：
北平一家 (美國新聞處民國37年於北平拍攝)
由影片背景來看，應該是拍攝在民國卅七年夏季。
主角是武博士一家。
武博士，即生物學者家武兆發先生。 武博士早在民國十八年即取得美國威斯康星大學生物博士，同年回國，民國廿六年受聘於北平輔大，成為生物系系主任。
由於輔大是教會學校，偏偏武博士教授的是最新的「進化論」，遭到教會保守勢力排擠，不得不辭去教職。抗戰後，一家在北平淪陷區，生活無著，全家陷入困境，直到武博士再度被聘為教授，才得到改善。
這部影片，是抗戰結束後的三年，由美國新聞處拍攝，以一個「中國普通的中產階級」為背景，介紹武博士一家。當時，外戰已停，內戰又起，戰時生活重擔壓得武博士一家喘不過氣來。但您從影片中仍可以看到武博士就算再清貧，仍有女僕、電話，維持一個傳統知識份子的生活體面。
紀錄片拍攝完後幾個月，共產黨百萬大軍，將平、津地區國軍傅作義六十萬部隊圍得水泄不通，不久，中共即進了北平，改稱北京。
這部片子雖然是個紀錄片，反映的卻是民國知識份子家庭生活的縮影。令人惋惜的是：共產黨來後，武博士被劃為「右派」，被逼用手術刀自殺，結束了一生。這部紀錄片在製作時，任誰也沒料到：片中主人隨後的人生，竟以悲劇收場。
1957年，武兆發死後，北京師範大學舉行「聲討大會」，指武兆發是「頑抗到底、自絕於人民」的右派分子。並揭發武兆發是「大流氓、大壞蛋，是特務，毫無任何學問，死了是活該」，幾乎就是數年後文革模式的「預演」。
這部片子有大陸網友製作的字幕版，錯誤不少，但仍引來大家對傳統的反思。我試著重打字幕，片頭重新配樂。民國人講民國事，身為民國人，用傳統漢字述說這一家的故事，責無旁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