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胜寒:余英时精神的时代价值

余英時離世身後任評說中国人赞美一位有福报好人的谢世为寿终正寝,余英时老师就是如此:2021年8月1日,在新泽西州普林斯顿家里,于睡梦中与世长辞,魂归天国,福寿双全,享年九十一岁。

余英时是中国现代最后一位绅士,也是最后一位具有真正良知的知识份子。

1969年年尾,美国学术界发动了一场,什么叫做知识份子的讨论。《时代杂志》为美国的知识份子,定下了四个特征性定义:

第一,有领域性专长的人,可以称之为专家,但不能称之为知识份子;

第二,有学位的人,可以称之为学者,但不能称之为知识份子;

第三,知识分子必须拥有独立思想的社会人格,不哗众取宠的独立见解,不献媚权贵的独立傲骨;

第四,更重要的是,知识分子必须是一位坚持真理,需千万人吾独往矣的当代社会与政治批判者。

如果用这四个标准,来盖棺论定余英时,那他可以当之无愧,可以堪称现代知识分子的典范。

余英时著作等身,著有中、英著作五十九本,論文四百餘篇,学术成就,固然傲视当世,但能够彰显他独立知识分子精神和人格的,则是他的人文胸襟,那种不与邪恶妥协,不与乡愿和谐的批判精神。

凡是和余英时交往过的朋友,都不会陌生他对中国共产党,毫不掩饰的厌恶和反对,尤其是对习近平的鄙视,可在他直接用“国家之贼”来呼之中,看得出来。

在余英时看来,国贼习近平,表面上大喊反贪污腐败,实际上他和他的家族,就是中国最大的贪污腐败犯,在他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无官不贪,无官不坏,无官不烂,无官不腐败。

国贼习近平,高唱全面依法治国,但他却修改宪法,让自己去当万年皇帝,否定宪政,铲除异己,党国不分,公司难辨,无法无天,达到历史新高。

国贼习近平,到处强调爱国,但他自己却是中国最大的裸官,全家都是外国国籍。

这么一个祸国殃民的国贼,要大丈夫余英时去尊重他,和谐他,赞美他,有可能吗?

余英时在《习近平焚书坑儒》中,批评国贼习近平的残暴和愚昧说:

“今天这个焚书坑儒,是采取不同的方式。时代变了,我们今天没有书了,主要是在网络、媒体上。用不着烧了,也不能烧,所以它就是用禁止的办法,完全取消,让你不能出现,这就是现在新的焚书。

坑儒呢,就是把你抓起来。现在是:只要有三个人,在一起说话,只要是有什么妄议中央之类的,就可以把你关起来。

就是在网上说话,彼此聊天,他听的不满意的,也把你关起来,这就是新的坑儒。

这个新的坑儒,新的焚书,毛泽东己经超过它了。他觉得秦始皇不行,只坑了四佰多人,烧书也没有烧光,毛泽东比秦始皇厉害的多了。

没想到毛泽东死了以后几十年,又来了一个新焚书坑儒的秦始皇,现代的秦始皇 — 习近平。

习近平现在在焚书与坑儒两方面,都比毛泽东厉害得多。他对言论的控制,自从他上台以后,连胡锦涛时代、江泽明时代的那一点点言论自由,都没有了,也没有人敢说不同的话了。

那时候,还可以说一点不同的话,说完了,听到了党不高兴你,但还不能马上就抓你。现在是利用各种新的法,只要我听不惯,就把你抓起来,关起来。所以维权律师一直很倒霉,一直是被关的对象。

但不止是维权律师,任何人只要对政府提出批评,或者二三个人在一块,甚至于在屋里谈话,根本没有出屋,也都可以被关起来判刑。“

在《谈刘晓波事件》中,余英时是这样藐视国贼习近平的:

“在这种情况之下,共产党还能坚持,对于刘晓波施展全面的镇压,对他消息的全面封锁,也可见共产党,对自己的政权的稳定性,始终没有信心。

习近平到香港这件事情,也可以反映出他对自己政权的恐惧,所以连香港泛民主人士,都不敢见面,都没有谈话,说的话,是以解放军为后盾,向香港老百姓示威。

老百姓并没有被他征服。我昨天还打电话给香港的朋友,他们觉得习近平的到来,不但没有增加香港人,对于北京政权的好感,反而觉得更是可怕。

在这个情况之下,我觉得刘晓波事件,更值得注意了。因为香港在向习近平抗议的时候,打的旗号,我在电视上看到的第一条,就是释放刘晓波。

所以刘晓波已经深入人心,到了这样的地步,他跟香港无关,可是香港人,第一件想到的事情,就是要释放刘晓波,作为香港人,能够接受中共政权的条件之一。

这里就可以看出,刘晓波三个字的份量之重。所以共产党如果坚持这样下去,真是到了一个众叛亲离的状态,没有人心里会服它。

表面上只能接受它的暴力统治,但是这个暴力统治能维持多久,是天晓得的事情,所以我觉得我们今后注视刘晓波,不仅是他个人生死的问题。

就我能看到的状态,刘晓波的生命不会很长久了,是不是能救过来,是很成问题的。事实上,就算能救过来,共产党绝对不会让他自由的。

刘晓波不是以后在活动上,还能发生什么作用,但他的《零八宪章》轰动一时,这个事情已经过去了,他不可能发动什么运动了,因为他已经被看得紧紧的,所以从社会政治活动方面来说,刘晓波的工作已经结束了。

就他个人他的道德跟政治最高成就上讲,也到了顶点了,无所遗憾了,但遗憾的是他活在一个政权之下,这个政权是中国古往今来,所没有的残暴政权,这是值得整个中国人痛心的地方。“

在《中共送马克思像到德国》中,余英时批评中共的假马克思主义说:

“就共产党来讲,共产党本身实际上已经完全抛弃了马克思,而且走到了跟马克思相反的路线。

马克思对于共产党最大的帮助,就是阶级斗争说。毛泽东用造反,来解释阶级斗争,把马克思变成了他的意识形态的正宗,换句话说,共产党的合法性,就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上。

所以马恩列斯这四个大洋神,过去一直都悬在天安门上,最近才不见了。不过毛泽东死了以后,邓小平当政从1980年开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完全退潮,事实上等于没有了。

没有人再相信阶级斗争,也没有人认为,有必要再去研究什么马克思主义,虽然马克斯主义的哲学刊物还存在,不过那都是党棍子吃饭的地方,所以马克思主义研究,有什么成绩,是谁也不知道的。

从这个立场上讲,中国已经没有为马克思真正说话的人了,包括共产党在内,包括习近平,也不懂马克思。

习近平最近装模作样地说,要尊重儒家,还手捧《论语》,表示他继承了中国文化,以孔子为中国的圣人。

无论如何,这是一个笑话,共产党现在把马克思,当做它的第一大神,变成它的政权合法性的来源,是非常可笑,而且非常虚伪的。可以说到了不顾羞耻的地步了。

在这种社会组织和政治组织之下,还要谈马克思主义,是相当荒唐的,所以说,已经到了完全不顾自己的颜面的程度,其可笑是超乎想象的。

《纽约时报》登载的一篇报道,纽西兰一名汉学家,指出送马克思像到德国特里尔,只有一个意义,就是要表现共产党党的权力,无所不至。

说明中国已经无限地控制政权,不但控制政权,而且党还控制所有经济权,分给党内有关系的、有地位的党员,这就是中国现实状态,与马克思当时提出的不切实际的理想,可以说不但相距万里,反而完全相反。马克思经过这样一个共产党的运用,就更不值钱了。“

余英时在《民主制度和美中台三边关系》中,批评中国共产党的无知说:

弗朗西斯.福山的思想,在中国也发生了很大的作用。2015年他访问中国, 得到王岐山的接待。他差不多是习近平以外,第二个有势力的人。他决定要跟福山对话,表示对福山的地位,对他的言论,也非常重视。

他们倆谈的基本问题,是法治问题。福山认为一个国家,有赖于三个要素,国家的能力,就是国家能做什么?第二个就是法治的原则,就是用法律来统治,这个法律是人民来立法,人人都必须遵守;第三个就是问责制度,就是你有问题了,我们有各种制度来责问你,让你解答。 所以这是三个要素。

福山在某些文章中,大概恭维过中共的国家能力,可是他认为中共的法治原则,跟问责制度,完全是交了白卷。

而中共也讲法制,它那个法制是党统治一切的。党可以制定一个法律,让人人来遵守,这个法制,就等于是专制皇帝定下一种法,中国过去就有,中国皇帝的立法,就是不需要人民同意的硬性规定,这个规定你必须遵守。

在福山看来,中共虽然在国家能力方面,因为它是一党专制,要做什么就能做什么,这个是西方赶不上的。确实是如此,可是这个代价,使人民都变成奴隶了。

所以这两个人对话谈了很久,事实上是没有结果,王岐山的法制是党治,是党的法律在统治一切。

最后福山就说,我们两个谈话,等于形而上学,完全是不着边际的。“

余英时生前,最具震撼力的,是他著名的豪言壮语:“只要独裁残暴的中国共产党一天不覆亡,我就一天不踏上大陆的土地一步!”一诺千金,说到做到,绝不反悔!余英时不愧是当代大儒风范。

余英时对中国共产党的了解,是深刻而透彻的,结论是民主自由宪政,与共产暴政之间,没有任何的妥协空间,更不可能共存。

余英时不会肯定任何的共产党,更不会给予任何不切实际的奢望。

有一次在余英时家做客时,听他感概地说:“海外部分的所谓民运人士,一提起赵紫阳胡耀邦这些共产党头子的名字,就不由自主的媚骨发软,丑态百出,实际上是黑白颠倒,是非不分,认贼作父也!“

余英时的时代价值,就是倡导全体国人,不再被残暴伪善而贪污腐败的共产党欺骗,不再被牵着鼻子走,全民奋起,追求普世价值,追求宪政民主,追求真正的全面依法治国,让中国跻身世界文明之列。

2021年9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