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胜寒:美国的军人干政与不执行非法命令权利 《 利特尔 诉 巴雷姆案 》

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将军澄清从来没有怀疑过特朗普心智有问题

Mark Milley

马克·米利将军(Mark Milley),严重触犯了军人不得干涉政治的美国立国原则,居然两次在五角大楼召开秘密会议宣布:“任何人给你们命令,都必须经过我的程序允许,因为我就是程序!”

另外私下和众议院议长佩洛西(Nancy Pelosi)秘密通话:“完全同意川普是个疯子!”

米利是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现役军人,依法不得干政。

这个勾当,导致九十余位退休将领发表共同宣言,要求米利走路。

军人干政,是现代普世价值与宪政法治的天敌,如此军人,必须炒鱿鱼,必须滚蛋!

现代文明政治的共同标准,有议会制度、全民选举、权利制衡、言论自由等,其中不允许军人干政,更是不得妥协的先决条件。

在现代文明政治制度里,军人必须无条件的听令于三军统帅,在美国就是民选的现任总统。

效忠个人或政党,军人干涉政治,与军队非国家化,全是宪政之贼,必然导致社会动荡,国家覆亡。

军人是否干政,是鉴定文明政治和独裁暴政的试金石。

没有允许军人干政的政治是宪政民主体制,也没有任何独裁暴政的体制,不是任由军人在恣意干涉政治,这也是为什么所有的独裁暴政,永远没有稳定政治的渊源理由。

有鉴于此,美国先贤们,用法律硬性规定军人的职责,成为国会责无旁替的首要任务。

1878年5月13日,威斯康辛州第七选区联邦众议员汉弗莱(Herman Humphrey),连同马里兰州第三选区联邦众议员金梅尔(William Kimmel),联名提出《军事集体法(Posse Comitatus Act)》,又简称为《陆军拨款法》,除了规范美国陆军,不得介入在境内的民事执法外,还为禁止军人干涉政治,奠定了法理的基础。

1878年5月18日,众议院以130票同意117票反对票数通过,1878年6月6日,参议院以36票同意23票反对票数通过,1878年6月6日,海斯总统将之签署成法,是为著名约束美国总统与美国军队权力的《美国法典第18章第1385款》。

由于此案对象是陆军,1956年与1981年两度修改,涵盖了国民军以外的所有兵种。

没有理想的政治体制可以速成,从军人不得介入国内民事纠纷,到军人不得干涉政治,美国人民经历了一条漫长的演变道路。

政府是由大量公务员组成的实体,职位为政客提供了假借权力酬谢式安插的机会,个人利益输送的演变必然是贪污腐败。1883年的《彭德尔顿公务员法(Pendleton Civil Service Act)》,应景而生。

《彭德尔顿公务员法》的立法动力,来自1881年7月2日,暗杀加菲尔德总统事件。凶手吉托(Charles Guiteau)是个失业的疯子。

数年前,笔者曾写过一系列的《美国刺客列传》,吉托就是其中主角之一。这个神经病相当可爱,受刑时,居然嘴上哼着小调,脚下踏着华尔兹舞步,旋转着上的断头台。

吉托是视死如归的英雄,还是神经错乱的疯子,未有定论。

《彭德尔顿公务员法》建立了完整的任免制度,杜绝了政客不断奖励忠诚党员,把公职视为政治赞助战利品传统,开始了公开公平的竞争性考试录取,与选拔政府官员,和监督他们工作的择优制度,并严格规定政府公务员,不得介入政治与保持中立的立场。

违反者将受到《美国公务员制度委员会》的调查和惩罚。

1883年5月,《美国公务员事务委员会》首次发布规则,严格规定不得以政党或意见相异为解职理由。

《彭德尔顿公务员法》只允许在位总统和副总统,可以超越规定而从事政党活动。美国军人不得干政传统,一半是来自《军事集体法》与《彭德尔顿公务员法》的启发,一半是来自五角大楼的自我升华约束。

为了确保和落实军人只服从三军统帅和宪法,五角大楼发布《国防部指令(Department Of Defense Directive)》,供全体美国军人遵守。

其中最著名的《国防部指令第1344.10条》《国防部指令第1325.06条》,就是严格规定,美国军人不得干涉政治的军事法律,违反者重罚之:革职、降级、惩戒、禁用五年,与最高罚款一千元。

《国防部指令》规定在职军人,不得穿着制服参加任何政治聚会,不得为竞选者募捐,不得发表政见,但可以写信给报纸,不得在汽车杆上贴政治标语,不得在军营或政府土地上,安插标语或海报,不得参加任何的政治示威游行,不得接受任何需要总统提名或国会认可的文职,不得利用公家网络,转达他人政见等。

《国防部指令》的法理和精神,源自1939年8月2日开始生效的《防止有害政治活动的法案》。

《防止有害政治活动的法案》是由新墨西哥州联邦参议员哈奇(Carl Hatch)提案,按照国会命名惯例,亦称之为《哈奇法案(Hatch Act)》。

此案赋予在任正副总统不须遵守此法特权,因而正副总统,可以在任何包括政府建筑在内的地方,合法地进行政治活动。

1979年1月1日,为了确保美国政府公开公正地依法运作,设立了独立的《美国特别顾问办公室(U.S. Office of Special Counsel)》,进行监督。

2017年10月,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海利(Nikki Haley),在推特上转推川普支持共和党诺曼(Ralph Norman)的推文,立即受到《美国特别顾问办公室》的书面严重警告。

川普的顾问康威(Kellyanne Conway),经常在白宫内外,大事攻击民主党,明显触犯了《哈奇法案》。

在多次警告无效后,《美国特别顾问办公室》在2019年6月,致函川普,建议他将藐视法纪的康威革职。

当然建议是泥牛入海了,当记者追问川普时,这位热爱白人至上主义的种族主义总统,居然轻藐地回答:“那是她的言论自由!”

川普藐视法纪,把《美国法典》当成他的破鞋,法盲如此,宁不败乎!

米利将军是参谋总长联席会议主席,乃美国军人最高的官衔,也是美国军人的楷模。在这种军人干政的丑闻爆发后,在全民追求普世价值的美国,他只有两种选择,不就辞职,不就解职,绝对不应该有第三种选择。

米利军人干政丑闻,引起笔者探讨美国禁止军人干政的立法渊源,与军人不得执行非法命令的法理和案例。

在美国历史上,这种案例有数十起之多,毫无新鲜感。即使在最低能的卡特总统,也不容忍军人干政。

辛格劳布少将(John Singlaub),资历显赫:曾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创办人之一。1977年,辛格劳布以驻韩美军参谋长的军人身份,公开批评卡特的从韩国撤军计划,舆论哗然,卡特立即解除他的驻韩美军参谋长职位,但没有赶尽杀绝,将之革职查办。

一年后,辛格劳布的老毛病又发作,在乔治亚州理工学院的讲演中,又再批评卡特的国家安全政策,卡特这次不再客气,立即下令他立即退休。

麦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是美国军事领导人,曾担任美国陆军上将,菲律宾陆军元帅。 他在 1930 年代担任美国陆军参谋长,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担任联合国驻韩国最高指挥官,在日本,他就是太上皇。

1951年4月5日,众议院共和党领袖马丁(Joseph Martin),在议会大厅上,大声朗读一封麦克阿瑟的信函:

“有些人似乎很难意识到,在亚洲这里,是共产主义阴谋家,选择为征服全球而发挥作用的地方,而我们也加入了战场。我们在这里,用武器打欧洲的战争,而那里的外交官,仍然用语言来打仗。如果我们在亚洲输给共产主义的战争,欧洲的沦陷是不可避免的,赢得这场战争,欧洲很可能会避免掉战争,同时保持住了自由。”

马丁是美国众议院第四十四任议长,权倾朝野,由他捅了蜜蜂窝,当然具有政治杀伤力。

1951 年 3 月,美国情报局拦截了一些在日本的秘密谈话。麦克阿瑟在谈话中,向西班牙和葡萄牙的东京大使表示,相信他会成功地,将朝鲜战争扩大为与中国共产党的全面冲突。

这根杜鲁门的极欲通过谈判,结束朝鲜半岛危机的远东政策,完全背道而驰。

在国会公开朗读麦克阿瑟的私信,就是直接打脸杜鲁门。

杜鲁门召集了国防部长马歇尔(George Marshall)、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拉德利(Omar Bradley)、国务卿艾奇逊(Dean Acheson),商业部长(William Harriman)到白宫,讨论如何处理麦克阿瑟。

会议结论是:麦克阿瑟触犯了军人干政原则,违反了杜鲁门在1950年12月6日颁布的“不得就政策问题发表公开声明”总统命令。

1951年4月10日,在确定炒那位日本太上皇鱿鱼,无害于自己政治生涯后,杜鲁门通过布拉德利,下达对麦克阿瑟的革职令。

2021年9月14日,米利的军人干政丑闻沸扬,佛罗里达州联邦参议员卢比奥(Marco Rubio),致函拜登总统,提议将米利革职,以正视听。

与卢比奥同时要求米利下台的,还有代表密苏里州的联邦参议员霍利(Josh Hawley),和代表田纳西州的联邦女参议员布莱克邦(Marsha Blackbum)。

无论白宫的决定是什么,任期在2022年9月30日任满的米利宦途,已经画下了可耻的句号。

这些丑闻,是由《华盛顿邮报》资深记者伍德沃德(Bob Woodward) 和科斯塔 (Robert Costa)合写,在下周出版的新书《危险(Peril)》里爆料的。

伍德沃德是美国新闻界元老级记者,德高望重,信用度极强。著有二十一本书,早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就是他紧咬水门丑闻不放,最后导致尼克松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被逼辞职的在任总统。

1974年出版的《所有的总统人马(All the President’s Men)》,家喻户晓,畅销四十余年,成为影响美国二十本书之一。

最近减肥成功的科斯塔,乃八十年代新生代后起之秀,凭着剑桥教育背景,流畅口才,父亲是律师,加上《华盛顿邮报》提供的用武大舞台,早就超越他自己的双胞胎兄弟,成为美国新闻界的明日之星,《危险》的鼓噪面世,更使他跻身为百万富豪之列。

《危险》的爆料,瞬间轰动全球,几乎所有的新闻媒体焦点,都集中在米利的动机上。

2021年9月14日,川普被采访时,就用“叛国”来定调米利的军人干政事件。

事实也就是如此。美国宪法规定,在职总统是唯一的三军统帅,也是唯一军事行动决定者。总统是没有实战经验的文职,不可能有能力操作一场现代化战争。

总统在政治决定后,交由参谋总长联席会议主席执行,也就是美国第二十任该职位的米利。

至于如何执行,总统无权过问,甚至参谋总长联席会议主席,也不得过问,两个职位都没有战争指挥权。

在法律上来说,参谋总长联席会议主席,是美国总统、国防部长、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国土安全委员会的首席军事助理和顾问。

参谋总长联席会议主席,由杜鲁门总统在1949年,根据《美国法典第10章第152款》设立,任期两年,2017年国会将之修改为四年,除了国家处在战争状态外,总统有权将之提名两次共八年。

七十年来,该职位由陆、海、空、陆战队四个兵种的四星上将轮流担任,通常是由四个兵种的参谋总长轮流担任,但美国总统有权不依轮流担任的传统,肯尼迪总统就是其一。

法治国家的基础就是要守法,米利是现役军人,必须严格遵守国防法典《国防部指令》和美国法典《哈奇法案》的规范,米利没有任何特权,可以凌驾法律之上。

1986年的《高華德—尼可拉斯法案(Goldwater–Nichols Act)》,更将参谋总长联席会议主席的法律职责,清楚的规范出来。

米利应该知道:美国军人有不服从非法命令的法定权利。

《高華德—尼可拉斯法案》是国防部根据1947年的《国家安全法案》成立以来,最将指挥系统改头换脸的立法。

明文规定参谋总长联席会议主席,是“总统的首席军事顾问”“没有向任何兵种签发命令与指挥的权力”“那是各兵种参谋总长和战斗指挥官的独家权力”。

非法命令的依据,是不合常理的、非法的、不道德的命令。比如说长官命令下属屠杀无辜,或下令下属跳楼跳海自杀等。

在美国历史和军事法庭上,不服从非法命令的案例,层出不穷,累见不鲜。

2017年11月18日,米利的现任副座、参谋总长联席会议副主席海腾空军上将(John Hyten), 是负责美国核子武器与储备安全的最高负责人,当时是美国战略司令部司令,在加拿大新斯科舍省(Nova Scotia)举行的哈利法克斯国际安全论坛(Halifax International Security Forum),发表演讲。

听众问:如果川普命令他使用核子武器攻击某国时,他会如何应对?

海腾坚定地回答说:“我的工作是向总统提供建议,他会告诉我该怎么做,如果这是非法的,我会说:总统先生,那是非法的。他会说,什么是合法的?我们会想出多种能力组合,来应对任何的情况,这就是它的运作方式, 没那么复杂。”

听众又问:美国军人执行非法命令的后果是什么?

海腾坚定地回答说:“你如果执行了非法命令的话,你就要坐牢,有可能要坐一辈子的牢!”

《国防部指令》规定:无论是服从与抗命,都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2017年11月14日,参议院四十年来首次召开的《命令使用核武器的权力听证会》,海腾强调,美国军人有责任执行合法的命令。也就是说,美国军人不执行非法的、不道德的非法命令。

于此可见,拒绝执行上级的非法命令,已经是现代美国军人的共识和天职。

最新的拒绝执行上级非法命令事件,恰恰发生在川普和他的副总统之间。

《危险》爆料说,2021年1月5日,为了扳回已经失败的选举结果,川普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向将于次日到国会,认证全国选举结果的副总统彭斯施压,要他否决选举结果。

事实上这是川普在发白日梦,因为副总统彭斯,并没有这种权力。

基于节约与平衡权力原则,美国宪法规定,参议院不设议长,由民选副总统,有条件的兼任之:除了投票结果,发生绝对相同时,才有投票权。因而参议院议长亦有“平衡突破者”的雅号。

当副总统依法在1月6日,赴国会主持选举揭晓认证时,是以美国参议院议长,而不是美国副总统的身份到会的。

《危险》爆料说,当彭斯解释说,他并没有那种权力,因而是不可能时,川普威胁彭斯说:“不不不!你不明白,迈克。你是可以这样做的。如果你不这样做,我不想再做你的朋友了。”

陷进极度困境的彭斯,打电话给老布什的副总统奎尔咨询说:“你不知道我所处的位置。”

奎尔回答说:“我确实知道你所处的位置,但你并没有这种权力!”

彭斯决定依宪行事,不接受非法命令,自此和川普翻脸,形如陌路。

2021年1月6日早上,在出发前往国会前,彭斯办公室发布了三页纸的新闻稿,直接声明“我曾宣誓捍卫宪法”,因而不会执行川普的非法命令,并引用亚当斯总统的名言,“责任在我,结果在神!”作为与川普决裂的壮胆座右铭。

彭斯之不接受非法命令是正确的,不然他将与川普,一齐成为美国宪政的千古罪人。

美国宪法第一条第八款:国会有权制定政府、陆海武装力量的权力。

1775年6月30日,费城第二次大陆会议,制成六十九条规范美国陆军的法典。

1806年4月10日,国会制成了一百零一条规范美国陆军的法典,使用一百余年不变。

1951年5月31日,国会制成《统一军事司法法典》,自此完善了美国的军事法典。

《统一军事司法法典》第90条,91条和92条规定,不接受合法的上级命令,会受到严厉惩罚,但接受不合法的上级命令,会受到刑事起诉。

自此没有任何假借“我只是在服从命令”所谓法理,能够在法庭上,洗脱了刑事犯罪的案例。二战后纽伦堡法庭,纳粹战犯们,几乎全以“我只是在服从命令”来狡辩,但无一得逞。

在美国的司法史上,美国军官使用“我只是在服从命令”辩护的第一个记录案例,可以追溯到 1799 年。

在与法国战争期间,国会通过了一项法律,允许“扣押开往法国任何港口的船只”。

但当约翰·亚当斯总统向海军部长颁布授权令时,他写道:“美国海军舰艇被授权扣押任何开往法国港口,或从法国港口出发的船只。”

根据总统命令,一名美国海军舰长,扣押了一艘从法国殖民地海地港口出发的丹麦船飞鱼号(Flying Fish)。

这艘船的船主,在美国海事法院,起诉海军舰长非法侵权。 船主赢了,美国最高法院维持了这一裁决,法理就是非法命令:当总统命令是非法时,指挥官盲目服从该非法命令后,就要自担风险,就要自掏腰包赔偿。

在美国司法史上,飞鱼号事件有着多层面的意义,既关系到美国总统的权力,也关系到美国的司法独立,更关系到美国军人伦理定位的标准。

事实上,发生在两百二十年前的飞鱼号事件,恰恰正是目前米利将军,军人干政与非法命令的前车之鉴。

飞鱼号事件,是一件著名1804年的美国最高法院判例 ,《利特尔 诉 巴雷姆案(Little V Barreme)》。

美国独立战争期间,法兰西王国鼎力支持美国。1778年2月6日,第二次大陆会议代表与路易十六国王代表,在巴黎签署了使美国走向世界舞台的《法美条约(Franco-American Treaty)》,亦称《同盟条约(Treaty of Alliance)》。

法兰西王国不仅成为首位承认美国拥有独立主权的国家,还用武器和金钱,支持美国的独立战争。

这个条约,导致英法两国更加陷进仇恨战争的深渊,掐断了和平的道路。为了对抗共同敌人大英帝国,美国独立后,开始异常吃力地,偿还法兰西王国的债务。

1792年9月,法兰西王国覆亡,共和国建立,国力耗尽的美国,不仅借机耍赖债务,还在1794年11月19日,与英国签订了导致英美建立全面外交关系的《杰伊條約(Jay Treaty)》。

一来美国没有国力,介入大规模的国际军事冲突,而来需要全力以赴的整顿内政,尽快恢复元气,因而在英法军事冲突中,宣布保持中立。

杰伊(John Jay)于1745年12月12日在英属纽约市出生,于1829年5月17日,病逝纽约州威彻斯特郡(Westchester County),享年八十三岁。

杰伊是美国开国元勋,诗人、外交家、谈判家、联邦党领袖、废奴主义者、《联邦党人文集》撰稿人、纽约第二任州长、美国最高法院第一任院长、美国第一任国务卿,《杰伊條約》签字人。

《杰伊條約》彻底触怒了法国,为了教训美国,于是雇佣海盗偷袭美国商船,法国海军也扣押美国商船作为抵债。

美国采取军事行动报复,美法两国不宣而战,是为美法战争,或称一直是美国拿手好戏的准战争(Quasi-War)。

《美法同盟条约》成为英法翻脸并走向战争的导火索,当美国告诉法国,保护其殖民地的条约,并不包括英国在内,并悍然签订《杰伊条约》后,美法兵戈相见,已经无法避免。

美国国会为了配合亚当斯总统的武力卫国,在1799年2月9日,快速通过了《法国禁运法》:第一条款禁止美国船只开赴法国,第五条款授权总统加强禁运范围。

为了打击法国的挑衅,亚当斯总统向海军部长签发行政命令,要美国海军充公任何凡是前往,与来自法国港口的船只。

1779 年 12 月 2 日,美国护卫舰《波士顿号》和《格林将军号》,在加勒比海法国殖民地海地杰瑞米(Jeremie)外海 ,将运载咖啡到另外一个港口伊斯帕尼奥拉岛(Island of Hispaniola)的双桅帆船《飞鱼号》扣押,押返波士顿。

船主古德曼(Samuel Goodman),是说的流畅英语的普鲁士人,他是美国公民,长期定居丹麦属圣托马斯岛(Danish Island of St. Thomas) 。

古德曼入状麻省地区联邦法院,控告《波士顿号》舰长利特尔(George Little),非法侵权,要求还船,赔款,道歉。

麻省地区联邦法院判决:该丹麦籍船只需要归还原船东,但拒绝对扣押的索赔人造成损害赔偿,因为怀疑,“飞鱼号极有可能是美国人所拥有”。

案件到了联邦巡回上诉法院,被彻底否决,主要的法理是:法律是立法部门的权力,行政部门只能执行但不能制造法律,法律规定可以扣押前往,而不是来自法国的船只,与国会法案相矛盾的总统行政命令,是非法无效的。

利特尔将案件上诉到美国最高法院,全票维持并落实了美国上诉法院的法理和裁决:该法案仅允许扣押某些船只,从而限制了总统的权力,总统的行为违反了这些限制,是为非法命令,执行非法命令的舰长利特尔,个人需要负起所有的赔偿责任。

1801年12月16日和19日,《利特尔 诉 巴雷姆案》在美国最高法院开庭听证,院长马歇尔(John Marshall),与库欣(William Cushing) 、帕特森(William Paterson) 、蔡斯(Samuel Chase) 、华盛顿(Bushrod Washington)四位常务大法官出庭听证。

整个案件,围绕着四个法理在辩论:

第一,在三权分立的宪法原则下,总统是否有权不依法律行事?

第二,如果总统的行政命令违反了法律,是否依然有效?

第三,下属是否有权拒绝执行一个非法的上级命令?

第四,如果下属执行了非法的上级命令,谁该负起后果责任?

1804年2月27日,最高法院颁布了五比零的全票结果,裁决维持联邦上诉法院的裁决不变:总统无权改变国会通过合法程序制定的法律,违反美国法律的总统行政命令属于非法命令,不得执行,因而执行非法命令的舰长利特尔,属于个人行为,必须负起经济赔偿的责任。

无论是在美国司法史上,还是政治史上,最高法院第四任院长马歇尔,都是一位功勋盖世的非凡人物。

在政治上,马歇尔率领代表团远赴巴黎,成功地谈判收购路易斯安那,为美国奠定了超级大国的先决地理条件。

在司法史上,马歇尔领导着美国法院,摆脱了美国法院是国会与白宫附属机构心态,开始走向司法独立的文明体系。

杰斐逊总统在位八年,有两位副总统,第一任时的博尔(Aaron Burr) ,与第二任时的克林顿 (George Clinton)。

克林顿是开国元勋之一,纽约州第一任州长,美国历史上唯一的杰斐逊总统,与麦迪逊总统的副总统。

以副总统身份,在决斗中宰掉财政部长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的博尔,是杰斐逊欲置之死地而后快的死敌,当博尔被以叛国罪名提起公诉后,马歇尔并不卖杰斐逊的帐,直接向白宫下达传票,命令交出有关文件,亲自主持世纪审判,基与证据不足,最后宣布博尔无罪。这个裁决,成为美国司法独立的分水岭。

五位听证《利特尔 诉 巴雷姆案》的大法官中,只有库欣没有党派,其余的马歇尔、华盛顿、帕特森和蔡斯,全是联邦党。

马歇尔和华盛顿,是民主共和党的亚当斯总统提的名,其余的库欣、蔡斯和帕特森三位,全是无党派的华盛顿总统提的名。

从这个组合来看,《利特尔 诉 巴雷姆案》没有任何的政治色彩,纯属法理的裁决。

院长马歇尔解释美国宪法说:“宪政的最高原则:国会是立法机构,负责制定法律,但不得自我执行。总统是行政机构,负责执行法律,但不得自我制造法律。在宪法原则之下,现在是这样,从来也就是这样,即使是战争时期,也没有改变。”

院长马歇尔又说:“ 服从总统命令的官员,是否应对因该行为的误解而造成的损害,承担责任?还是总统的命令,可以免除他的责任? 命令不能改变事件的性质,即使没有这些命令行为的合法化,也将是一种明显的侵权。”

《利特尔 诉 巴雷姆案》裁定的美国司法原则,经历了两百二十年的考验,至今依然有效,依然被涉及非法命令的案件,再三引用,如此长命的判例,在判例短命的美国司法史上,实属罕见,足见此判例的权威性与合理性。

《利特尔 诉 巴雷姆案》判例,确认了美国军事伦理,在美国武装部队中,确立了奉上级命令法理辩护,通常无效的学说而受到赞誉:遵循非法命令,本身就是一种非法行为。

这个先例被改良为现代军事伦理:如果下属知道,或应该知道它是非法的,那么“服从上级命令”,就不能成为辩护的法理,就必须自己负起法律的责任。

在法理上来说,美国有《政府主权豁免案》保护,因而不得起诉政府,但没有《政府官员豁免案》,因而执行非法命令的官员个人,就必须要承担法律与赔偿的责任。

美国军事法庭,已经拒绝采用“我只是在执行上级的命令” 的法理辩护。在越南战争时期,发生数之不清的类似悲剧。

越战期间,五角大楼成立了一个名为越南战争罪行工作组(The Vietnam War Crimes Working Group)的特别部门,调查了美军对越南平民实施的暴行。

越南战争罪行工作组,创建了一个约九千页的秘密档案。其中记录了 1967 年至 1971 年的三百二十余起涉嫌事件,其中包括至少七至一百三十七名平民死亡的冷血屠杀。

针对非战斗人员的另外七十八起袭击事件,其中至少五十七人被杀,五十六人受伤,十五人遭到性侵犯。

一百四十一起美国士兵虐待平民、被拘留者或战俘的事件。

两百零三名美国人员被控犯罪,其中五十七人被军事法庭审判,二十三人被定罪。

越南战争罪行工作组,还调查了另外五百余起涉嫌暴行,但因取证困难,无法核实。

这些调查,与《美国 诉 基南案(United States V Keenan)》和《美国 诉 卡利案(United States V William Calley)》相比之下,则显得微乎其微了,因为两件都是划时代的,也是最为世人熟悉的冷血屠杀无辜平民案例。

1966年9月,海军陆战队一等兵基南(Charles Keenan),是下士卢奇科(Stanley Luczko)率领十人小组之一。

当巡逻到一个小村庄时,遇到一位越南妇女,卢奇科突然想知道,他的点45手枪,能够在她脸上打出一个多大的洞?

为了证实这个假设,卢奇科就朝着她右眼上方开了一枪,被打翻倒地的越南妇女哀嚎挣扎,卢奇科命令基南说:“结束她!”基南领命,用自动步枪,朝着受害人一轮扫射,完成了任务。

冷血谋杀勾当后,继续前进,恰好又遇到一位倒霉的越南男性。

卢奇科喝令,要检查他的证件,该男子惊惧之余,拔腿就跑,卢奇科从后面就是一枪,一边将之击倒在地,一边大吼:“开火!操他妈的!开火!”

基南领命,慢步过去,朝着在地上痛苦打滚的越南人,又是数轮扫射,完成了上级的命令。

事发后,基南被控二级谋杀第一位的越南妇女,一级谋杀第二位的越南男子。

对于二级谋杀的指控,基南的辩护法理是“我开枪时,她已经死了!”,

对于那位越南男性的一级谋杀指控,则是“我只是在执行上级的命令!”

军事律师辩称,基南在受训时,就是被要求如此服从上级命令的,因而他认为这些行为是合法的。

基南被判革职与终生监禁,后被大赦为二十五年。给他下令杀人的卢奇科,则因证实患有严重神经病而判无罪。

另一件“我只是在服从命令”案例,是1971年的《美国 诉 卡利案(United States V William Calley)》。

或许没有人知道地狱里的魔鬼是什么长相,但如果要在美国找一个活魔鬼样板的话,则非卡利莫属。

此案就是越南战争期间,轰动全球的美萊村大屠杀惨案。

卡利于1943年6月8日,在佛罗里达州迈阿密出生。他父亲是海军退伍军人,1963年在迈阿密爱迪生高中毕业后,进入棕榈滩初级学院,但不到一年,就因程度太差而退学。

卡利干过洗碗工、服务员、推销员、保险估价师和列车长,曾报名入伍,但因听力不足被拒。

第二次报名入伍,幸运地被录取。在德州、华盛顿和夏威夷培过训,1967年9月7日,陆军军官候补学校毕业, 官拜美国陆军中尉,编入美國陸軍第11輕步兵旅第20步兵團第一營C連,于1967年12月派赴越南,受麥迪那上尉(Ernest Medina)直接领导。

C連是 Charlie Company 的缩写。

卡利的驻军环境,危险而艰难,初到的四个月之内,遭到了越共伏击二十八次。五名军人死亡与数十人受伤的残酷事实,使卡利开始从内心就仇恨越共。

1968年1月,美国情报指示说:越共即将发动全面的春节攻势,而已经撤退的越南民族解放阵线第48营,就窝藏在美萊村。村子的居民,会在凌晨七点出外赶集,留在村子里的人,不是越共,就是越共支持者。

法庭存疑的证据指出,麥迪那命令卡利,带着步队C连,前往歼灭越共时的军令是:不要俘虏,杀死所有越共游击队,包括动物在内的可疑人员,烧毁房屋,炸毁地下掩体和地道。

1968年3月16日凌晨,卡利率领C连部下,包围了美萊村后,就开始使用机枪、刺刀和手雷弹,朝着他们认为是越共的可疑人员滥射。

在村子中央,C连把大约八十余老少妇女等人,集中在一齐,卡利下令全部就地屠杀之。

见有不忍心开枪的士兵,卡利一边大声咒骂,一边夺过其武器,亲手屠杀了另外的两群人,连同其余的屠杀,超过五百名毫无反抗的越南平民遇难。

卡利身高五尺三寸,体重过百,矮瘦如柴,但他的冷血暴行,可以使魔鬼看起来像天使。

C连碰到了一位两岁的孩子,卡利一耙将之揪起来,使劲地摔向土沟,被抛起来的无辜孩子,尖叫着落地之前,已经被卡利的机枪,打成了蜜蜂窝。

C连碰到了一位身穿白色袈裟的和尚,向着兽军合十顶礼,卡利邪着眼大声怒问:“你是不是越共?”还未等到回话,卡利就朝着出家人的脑袋开了一枪,将白色袈裟和尚的脸,轰掉了一半。

C连又碰到了一位年仅四岁的手臂受伤孩子,鲜血不停地从他捂住伤口的指缝流出,满脸的迷茫,不敢相信这是人间,卡利冷血的下令手下,朝着孩子,近距离开枪击毙。

C连所到之处,见到稍有姿色的越南女性,立即就地强奸,发泄完兽性后,就开枪屠杀之。

并不是所有的美军,都是冷血动物卡利。

正在屠杀时,美军直升机机师汤普森准尉(Hugh Thompson),在空中观察到下面血流成河的惨状,于是停机在一條壕溝旁,与陸軍中士米切爾(David Mitchell),从满是尸体的壕溝里,救出尚未死亡的伤患,用直升机分两批,运到医疗站急救。

汤普森质问卡利,这些没有必要的屠杀是怎么回事?卡利居然冷冷的说:“我只是在执行上级的命令!”

汤普森升空后发现,还有几批美军,正向几批老人妇女孩子围拢,汤普森立即大声警告说,只要再向平民开枪,他就会向美军开枪!正义的震撼,有效地制止了另一波的无辜屠杀。

后来汤普森在军事法庭上,成为美国军事检察官,最重要的人证,指证卡利的禽兽冷血暴行。

回营后,卡利向上级报告他的英雄功勋:宰杀了一百二十八名越共!

英雄功勋,得到美军驻越南总司令威斯特摩兰将军(William Westmoreland),“杰出的胜利”表扬。

军报《星条旗报》也将卡利,表扬为“美军历时整天浴血奋战,消灭了一百二十八名越共分子!”

《星条旗报》的”整天浴血奋战”谎言墨汁未干,真相就逐渐在军队内部传开,残忍的屠杀,势将本来就师出无名的越战,更使人诟病,更使美国蒙羞。

为了掩饰真相,整个越战陆军,全面配合着捂盖子,当然,再也无人去提威斯特摩兰“杰出的胜利”刺耳声音了。

这件丑陋的屠杀无辜平民罪恶,居然被强行压下了十三个月之久。

美莱村大屠杀后六个月,暴行在越南美军内部,闹得沸沸扬扬。“杰出的胜利”已经成为一句极具讽刺的贬义词。

二十一岁的第11轻步兵旅士兵格伦(Tom Glen),给新上任的美国越南军事援助司令部总司令艾布拉姆斯将军(Creighton Abrams),写了一份报告书,揭发美莱村暴行外,还提出他个人观点说:

“如果有必要相信,一个怀有如此种族不容忍、无视正义和人类感情的美国士兵,是所有美国民族性格的原型,那确实是可怕的。然而,这种士兵的频繁出现,让人怀疑这种信念。这里概述的内容,我不仅在我自己的单位中看到,而且在我们合作过的其他单位中也看到过,我担心它是普遍的。 如果确实如此,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但可以通过更坚定地执行越南军事援助司令部和日内瓦公约的规约,或许可以根除之。”

美莱村丑闻,呼之欲出。负责调查信件内容的,是三十一岁的鲍威尔陆军少校(Colin Powell),他是后来的美国陆军四星上将,和美国历史上第一位黑人国务卿。

1969年3月29日,第11步兵旅直升机机关枪手里登霍尔(Ron Ridenhour),一位血液里流着美国精神的年青人,在内心良知促使下,鼓起勇气,把自己在越南服役时,搜集到有关美莱村大屠杀的听闻,写成了两千字的长文,直接发给了尼克松总统、五位国务院与国防部最高层官员,和二十四位参众两院主要的议员。

在信中,有许多鲜血淋淋的描述:“组成特遣队的另外两个连,封锁了村庄,以便另一个连,可以进行摧毁建筑物并杀死居民。任何从里面跑出来的村民,都被包围的连拦住。

我多次问是否所有的人都被杀了,他们说是男人、女人和孩子。

连的一名官员卡利中尉,已经围捕了几组,每组至少由 二十人组成的男女老少,卡利然后用机枪扫射了每个小组。

估计村里的人口有 三百到四百人,很少有人逃脱得了。

我简直不敢相信有这么多年轻的美国男子,参与了这种野蛮屠杀行为,他们的军官,下令这样做。连接到了屠杀村里所有居民的命令,这些命令来自特遣队的指挥官,可能更高的长官命令。”

在收到检举信的二十四位议员中,只有三位有所反应,他们是代表亚利桑那州的联邦众议员乌达尔 (Mo Udall) ,代表亚利桑那州的联邦参议员高华德(Barry Goldwater),代表马萨诸塞州,也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位黑人联邦参议员布鲁克(Edward Brooke),其余的政客,全在装聋作哑,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不愿意涉入这件丑闻。

里登霍尔见到如此重大事件,居然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于是将整个事件,告知了自由撰稿记者赫什(Seymour Hersh)。1969年11月13日,赫什将美莱村大屠杀暴行,在调度新闻服务(Dispatch News Service)上公布,立即震撼全球,美国形象,滑落谷底。

这篇报道,使赫什获得了当年的普利兹国际新闻报导奖荣誉。

丑闻的盖子捂不住了,只得公开追究刑事责任,这就是1971年的《美国 诉 卡利案》的来源。

五角大楼指派皮尔斯中将(Williams Peers),负责彻查掩盖犯罪的事实,他查明了掩盖的细节,将三十个介入犯罪嫌疑人,交给了军事检察官,只有十四人被起诉,但无一人罪名成立。唯一被定罪的倒霉蛋,只有卡利一人。

1969年9月5日,美国陆军检察官,以有计划地谋杀一百零二位无辜越南平民刑事重罪,正式起诉卡利。

1971年3月29日,卡利在乔治亚州班宁堡(Fort Benning)联邦军事法院被定罪:谋杀二十二位无辜越南平民罪名成立,判处终生监禁。

收监三天,尼克松总统认为监狱不舒服,下令卡利在家坐牢,静待上诉。

1971年8月,美国联邦军事法院召集部(Convening Authority)最高长官康诺中将(Albert Connor),引用《统一军事司法法典》授权,认为终生监禁太重了,将之减刑为二十年。

陸軍部長卡拉威(Howard Callaway)觉得二十年也太重了,将卡利减刑为十年。

再不到三年,尼克松干脆签发大赦令,恢复了卡利的自由。

卡利恢复了自由后,娶了一位珠宝商女儿做老婆,在老丈人店里学习珠宝买卖,混口饭吃,想去当房地产经纪人,但由于犯罪记录而无法取得执照,最后当然以离婚收场。

2009年8月19日,卡利在乔治亚州哥伦布市基瓦尼斯俱乐部(Kiwanis Club)讲演时,公开忏悔自己的罪行说:

“我没有一天不为那天在美莱村发生的事情感到懊悔。我为被杀的越南人、他们的家人、参与的美国士兵、和他们的家人,感到懊悔。 我很抱歉。》”

无论是否诚意,都无法唤回五百条包括两岁婴儿在内的无辜生命。

在美国司法史上,《美国 诉 卡利案》是一件非常精彩的超级大案,尤其是卡利的辩护律师拉提默(George Latimer),与起诉卡利的军事检察官丹尼尔(Aubrey Daniel),都是当代的司法精英,两人的结案陈词,法理上乘,精彩无比,堪称司法极品。

有几位法学家,将丹尼尔的结案陈词,媲美纽伦堡大审判时,杰克森大法官的结案陈词。

尼克松以在位总统介入司法审判,留下千古恶名,事后被丹尼尔直接写信抗议,然后挂冠而去,浩然正气,更使世人敬仰。

整件诉讼,围绕着在职军人,是否应该执行非法命令的法理在辩论。

美国军人就任时的誓词是:“我,XXX,郑重宣誓,我将支持和捍卫美国宪法,对抗所有国内外敌人,我将对此抱有真正的信仰和效忠,根据规定和军事司法法典,我将遵守美国宪法,美国总统命令,和被任命为我长官的命令。所以,请上帝保佑我。”

军人的职责顺序是先服从宪法,再总统,再长官,遇到非法命令,立即依照军规,向畅通无阻的指挥锁链咨询。

米利的军人干政理由有三:第一,川普有神经病,第二,川普可能发动一场核子战争来转移选举失利的视线,第三,川普有可能指挥军队发动政变。

无论是从最高法院的有关判例,还是现代美国军事指挥安全体系,尤其是军人不得服从非法命令的传统来看,没有人包括总统在内,可以凭一时的意气用事,能够发动核子战争,或武装政变,因而米利的三个理由,全部不成立。

在层层监管的核子武器安全系统之下,虽然美国总统是唯一有使用核子武器权的职位,但该职位的使用核子武器命令,必须是合法的命令,是经过白宫首席法律顾问、美国军事法官、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副主席、海、陆、空、陆战队参谋总长的层层核实,才得以付诸执行,绝对不可能出现误会或疏忽的状况。

如果美国发动核子战争,那绝对是一场国家行为,所有后果,也是由国家来负责。

美国的安全机制,不可能允许政客,使用非法命令去摧毁美国,和美国的文明宪政。

米利的军人干政非法行为,不是首次,是有前科可查的。在川普竞选连任时,米利的形象,居然出现在川普的广告中。

这种行为,触犯了2010年7月21日开始生效的《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和消费者保护法案(Dodd–Frank Wall Street Reform and Consumer Protection Act)》、1939年8月2日开始生效的《哈奇法案》、与1878年6月6日开始生效的《军事集体法》、1883年1月16日开始生效的《彭德尔顿公务员法》等,禁止军人干政的法律条款。

更荒谬的是在2020年6月1日的米利战装随行事件。

川普为了抵制黑命贵,在白宫对面的拉法叶广场示威抗议,决定要从白宫,步行到离白宫不远的圣约翰主教教堂,来彰显他的威权。事前不仅有军队和警察清场,而米利居然身穿全副彩色战装,紧随川普出行。

指挥军人用催泪弹清场,强行驱逐示威人群,本身就是一种触犯法律的行为。美国法律《彭德尔顿公务员法》,不允许军人参与政治活动,也不允许军人干预社会抗议,或聚会活动。

无视法纪的米利,胆敢穿着战装上场,准备干什么?能不招来大批退休将领们的嘘声吗?

米利在文明社会里居然逆水行舟,居然公开藐视法律,居然不立即辞职谢天下,可谓美国军人之耻也。

米利可能是七十年来,最无能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阿富汗变局,就是他一手操作出来的败局。

川普在位时,米利坚定地支持从阿富汗全部撤军的政策,邀请塔拉班代表,到大卫营与川普面谈,并敲定了撤军时间表,全是他的所谓杰作。

但是拜登上台后,米利却一改其撤军的政策,认为急匆匆的从阿富汗撤军,是一件严重的政治错误,将会导致加尼总统(Ashraf Ghani)领导的政府垮台,更会导致阿富汗的全面变天。

米利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对神经不正常的川普说话是一套,对反应迟钝的拜登说话却又是另一套。鼠目寸光,连塔拉班的本质都掌握不住,怎么有资格出任美军第一人?

米利不具备美国总统首席军事顾问的素质。川普落选了,突然心血来潮,未与国家安全会议商量,就悍然下令:所有美军,必须在2021年1月15日之前,全部撤出阿富汗。

非常明显,这是一道将会造成美国和阿富汗两国灾难性后果的非法命令,依照《国防部指令》,米利应该依法拒绝接受命令,但米利没有那么做,也就是没有尽责,米利的和稀泥与墙头草个性,再次表露无遗。

米利的摇摆不定见解,为阿富汗撤军导致的悲剧,埋下了注定要失败的种子。这也是导致一百余位退休将领发表书面声明,要求米利下台的主要原因。

米利的军人干政恶劣行为,不是首次。根据《华盛顿邮报》资深记者庐克(Philip Rucker),和莱昂尼希(Carol Leonnig),在2021年7月出版的《我一个人可以解决(I Alone Can Fix It)》书中爆料说,在川普落选后,米利就一直认为川普有搞一场政变,来扳回败选的局面,他在非正式会议上,与助理们商量此事时说:

“他们可能会尝试,但他们操他妈的不会成功。 没有军队,你做不到这一点。 没有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你无法做到这一点。 我们是拿着枪的人。”

米利直接把川普,当如成德国的希特勒,并将川普关于选举舞弊的虚假陈述,称为“元首的福音”他说:

“这是一个国会大厦的时刻(Reichstag moment),为了确保乔.拜登的总统就职典礼,这个房间里的每个人,无论你是警察,还是士兵,我们都要阻止这些人,以确保我们权力的和平移交。 我们将在这座城市周围,放置一个钢铁环,不会让纳粹党徒们进入。”

米利并没有出面否认事件的真实性,果真如此,米利还是美国军人吗?

米利自己致电中共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参谋长李作成,许诺如果开战,就会提前通知他云云,代理国防部长米勒(Christopher Miller)和川普,都是他的顶头上司,都全部不知情。

军人干政是宪政体系的大忌,软弱无能的卡特,都不容忍驻韩美军参谋长辛格劳布少将的军人干政言论,三K党总统杜鲁门,也敢炒日本太上皇麦克阿瑟的鱿鱼,目前的拜登,只因米利反对的是死敌川普,就置美国法律尊严、军人尊严、国家尊严于不顾,任由米利军人干政事件发酵两周,依然岁月静好,依然麻木不仁,依然没有动静,真乃美国军人之耻,美国宪政之耻也。

米利的任期尚剩一年另六天,再被提名连任的可能,几乎是零,赖在位置上,只能惹来更多的非议,甚至更多的羞辱 — 羞辱自己也羞辱国家 — 革职或辞职,依然是他的明智选择。

2021年9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