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克明:可以给上山下乡运动盖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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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克明:知青,农业文明的亲历者

史铁生说,他想不清楚是什么原因,使知识青年记住了插队的日子。在他,插队的
日子是“无边的黄土连着天”,“深褐色的犁迹在走”,“歌声吹散开在高原上”,“
他们还在窑里睡着懒觉”……史铁生所记,是黄土高原、传统农业、山间窑洞、古老民
歌,是插队在陕北的北京知青,对一段往日经历的苦苦感受,对一种古老文明的深深记
忆。在那种文明里,知青曾经的生活方式,或与之融洽,或形成反差,苦心劳骨,饿体
乏身,动心忍性,增益不能,刻写了独特的上山下乡时代印记。

今天,当文明发生变迁的时候,我们在回首间已经看清,那是传统农业文明的一个
时代印记。

黄土高原已不是老知青的熟悉故地

三十多年来,我三十多次回陕北,回**队的余家沟。脚下那条只能步行、弯弯曲曲
的山间小路,我眼见它慢慢扩宽,眼见它渐渐取直,眼见它铺平柏油,可以开车直抵深
山了。今天的余家沟,植被覆盖,苹果满山,相比它村,人丁兴旺。但还是有不少人走
向山外,去城镇谋生。毕竟,我们那儿,农耕已放弃,粮食已停产了。

近年,陆续退休的老知青,相继回访陕北故地。大家看到,熟悉的插队山村,都已
今非昔比。靠近城镇的少数村庄,正被城镇化迅速裹挟。而一望无际黄土沟壑间的民居
聚落,那许许多多的自然村庄,村民多已外出谋生,离乡进城了。史铁生、孙立哲他们
插队的关家庄,户口552人,日常居住不足120人,约21%。丁爱笛插队的张家河村,户
口830人,居住却只余60~70人,约8%了。居住以老年人为主,基本不再凭藉农业收入为
生。许许多多老知青都说,他们插队的村儿,没剩多少人了。

这种情况遍及陕北。延川县黄河边伏义河村,本有村民约400,日常却只有约40人
,剩十分之一。三年前,我去榆林横山县深山里一个小山村参加白事,原来一百多人的
村庄,那时还剩8人居住。隔年春天我和阿城到那附近赶庙会,打听到那村子已经一人
不剩,全进城了,连老带少。进了城的老人们,将在对故土的回忆中度过晚年。而离乡
远去的后生女子,乡间没有了老人的牵挂后,将从此散居四面八方,只在记忆中保留儿
时故乡了。对于他们的后人,远方黄土高原的窑洞故里,将成为一个传说。

那传说,是一个几千年的故事。在**队的那个深山村庄,出土过陶土尖底瓶,也出
土过新石器工具——工具石料非本地所能见,可知那样偏远深山,六七千年前就有人居
住。他们携带石器,来自远方。从那时至今,战乱饥荒和移民迁徙的苦难,不知发生过
几回;老林遍野和童山秃岭的变化,不知交替过几次。农耕总在复苏,村庄还是村庄,
历朝历代的物件,在山中到处掩埋。150年前的最近一次战乱,使我们那几十里大山沟
,阒无一人。我们插队时,村中古窑残壁上,还留着杀人喷溅的大片血迹。据杨绳信《
清末陕甘概况》,今延安市洛川以北人口,1823年55万,到1904年只有14万,乱后剩了
25%。保安(志丹)县1823年5万多人,乱中1867年只剩了170人。整个延安,乱后几十年
人烟稀少,荆密草深。但上世纪20年代,又有榆林移民开始迁入农耕。我们村现在居民
,便始自那时移民。40年代初中共割据期间,大量引进移民、安置难民、开垦山地,人
口开始增长。我们去插队时,延安地区增长到120万人,今延安市已230万人。

可是,知青离开才短短几十年,那里就发生了一个千古未有的变化。再走黄河,再
走陕北,我们能看到,面对城镇化的扩张,曾经遍布农户的黄土高原,村人在减少,村
廓已萧条,农耕逐渐退去,农村开始解体。去年春天我和从陕北走出来的摄影家惠怀杰
一起,从黄河东去的风陵渡开始,一路北上晋陕峡谷,直抵黄河西来的老牛湾前。黄河
两岸,山陕乡村,尽收眼底。我们走进多少窑洞院落,都已窑门挂锁,荒草荆棘。我们
走入多少古老村庄,都已废弃败落,幽僻凄清。一路所见,似残军废垒,瘦马空壕。我
脑子里反复出现这么两句话:千村薜荔,万户萧疏。仅仅三十多年,诺大个黄土高原就
已非当年。一村一村人去窑空,一座一座古寨荒疏,人文不再,我心悲凉。这不是我今
生熟悉的黄土高原了。回到旅馆,关上房门,像个遗老似的,自己嚎啕大哭!

但我明白,一个在外部经济环境的变化中迅即消逝的文明,本来就是一个衰老的文
明、临终的文明了。

几千年的农业文明已经走到尽头

穴居是东亚人类最早的居住方式。四千多年前,中国史前最大规模的城市在陕北出
现时,窑洞已是民居建筑。从那时至今,陕北民居始终以窑洞为主。在余家沟那个深山
里,当年我们“农业学大寨”打坝取土时,在半山横向炸进去十几米,竟曾炸出古窑洞
来,有烧黑了的炕板石——那时人已睡热炕。从炕边一把烂铁剑看,那窑洞像是汉代的
,早被山体坍塌深深掩埋。陕北的居民一代一代离去,一族一族进来,一直生生不息地
居住窑洞,没发现普遍居住房屋的历史。窑洞村落间,偶有转兵洞,古人深挖入山,不
知走向。山上那些古烟墩儿——烽火台,默默地见证了古往的人间征战和黎民苦难。

窑洞的历史持续了几千年,直到1969年北京知青远来入住,暖窑热炕,红火数年。
而今,知青离去并不久远,山川沟壑间的一个个村庄,就多寒窑冷炕了。窑里箱柜蒙尘
,炕上旧物凌乱。棱窗少了窗花窗纸,院落多了蒿草酸刺。虽非洛殿铜驼之变,也使人
感慨“会见汝在荆棘中耳”!村中即使有新的建设,也已不再是窑洞,而是预制板平房
。2008年我们余家沟新村改造时,村民要盖平房,说他们祖祖辈辈住窑洞,今天就想改
住房子了。我原来是大队书记,现在是村建设顾问,坚决反对盖平房,因为它冬冷夏热
,不适用于黄土高原农村,同时我留恋村庄的窑洞风格。但是,我回村去开村民大会,
也说不服。因为大家感觉,住在平房里,把炕改成床,就离现代化近了一步。这是传统
与现代的碰撞,结果可想而知。由此,可以看到,窑洞民居这种古老的人类穴居历史,
离终点不远了。

2000多年前,从耒耜到牛耕的变化,确立了农业文明的成熟。史学前辈徐中舒说,
耤地用的“犁”这个音,便是以前“耒耜”的合音。陕北的东汉画像石上,记载着牛耕
推广早期的两牛一犋方式。这种方式在陕北保留了2000年,许多北京知青也曾扶犁双牛
,赤脚耕山,如画像石上一般。知青在陕北农村,起圈送肥,扛耩上山,吆牛耤地,拿
粪撒种,锄草收割,晾晒背打,熟悉赶羊踩地、拉牛踩场、连枷脱粒、木锨扬场等古老
的农业生产技术,了解铡草拌料、饲喂牛驴、拦羊洗羊、搊(zao)绒剪毛的传统生产环
节。牛耕农业的最后时代,知青们曾在这里汗滴禾下。如今,这一切也在消失远去,耕
牛毛驴、耩子粪斗,都已渐渐稀有,擀毡解板、毛口袋毛袜子,已经处处难觅,自给自
足的传统农业,走到尽头了。

石磨、石碾同样是农业文明的标志物。蒙上驴眼,推磨滚碾,代代相传的食物加工
方式,也曾带给知青烦恼和快乐。那时,碾边磨旁,鸡鸣狗咬,婆姨说笑,娃娃哭叫,
人语声声,天然来往。可现在,在陕北的无数个村落乡间,无数的石磨废置在无数的清
冷院里、闭锁门前、荒草之间。孙立哲说,他们关家庄现居住57户老人,没人再用石碾
石磨加工粮食了。瓦缸酸菜、盘案风箱,陆续离开生活;糠麸米面,苦乐饥饱,已是遥
远记忆。黄河畔上那人迹不至的古渡关津、孤独石碾,成了农业文明消逝的典型象征。

随着村落的荒疏,人群的离去,史铁生说的陕北民歌“吹散开在高原上”的情景,
也难再遇了。陕北的踩场歌,那种听不清唱些什么的民歌,已经随着牛踩场的消失,永
无声息了。而几千首陕北民歌,被传唱的实际上寥寥无几,山中更少听到。陕北乡间的
传统秧歌场图,有旋转的原始河图,有八角的变形洛书,它们源自巫术时代人与天地的
虔心交流。闹过秧歌的北京知青,终生难忘那种人人参与、全村红火的愉悦和忘我。现
在,陕北秧歌开始了表演化转型,传统场图因受冷遇了。从歌词探寻陕北民歌的来历,
可以找到宋元南戏,找到元曲。从图形探寻陕北秧歌的来源,则可以找到绝地天通,找
到远古。但今天,在陕北乡间,它们也开始走向消失。

传统农业社会以宗族家庭为本位,用礼分别亲疏尊卑,稳定继承秩序,其核心是葬
礼制度。虽然革命颠覆了社会传统,剥夺了权利继承,但陕北葬礼没被禁止,没被驱散
,留下些侑食祭祀的仪式、戴孝五服的规矩。很多知青在陕北参加过乡间白事,接触到
这种传统核心。陕北维系家族的标志,是至少三代的坟地,爷爷墓穴下方,有长子长孙
墓穴正对其中,谓“抱穴口”。一位从横山县深山走出来的陕北朋友说,他终来死了,
会埋回去给他的爷爷“抱穴口”,但他的儿孙,就“愿哪去了,不会回来了”。支撑着
一个古老信仰的精神世界、维系了一个千载文明的敬祖文化,农业社会宗法制度在共产
革命后的那一点点残存,或许也到此终结了。

知青经历的,是一个自然经济的文明,其生产工具的简单、生产技术的停滞、靠天
吃饭的性质、自给自足的形态,完整地表现着那种传统经济形态的脆弱性、封闭性和落
后性。插队在陕北的老知青,认识了传统乡间的聚落形态,经历了传统农业的生产生活
,感知了传统文化的古老多样,青春一度付出,损益一言难尽。之所以记忆深刻,是因
为,那种上山下乡,是农业文明才可能发生的故事。

上山下乡是一个防止文明进步的历史事件

知青上山下乡之时,中国农业文明已走过两千年。经历了循环往复的皇权、暴政、
战乱、天灾后,到人民公社制度强制建立,农业文明终于凭藉强权,实现了从未实践过
的平均主义原始理想,小农被捆绑为集体,失去了自主生产和支配收获的权利。用引进
的理论,指导消灭分配差别和城乡差别。那不是天然形态的差别消失,而是人为形态的
差别消灭。消失到消灭的一字之差,催生了斗争的快捷方式,建立了激进的进步目标,
导致了剧烈的退步结果,造成了巨大的人道灾难。那是在非战乱历史环境中,中国农民
最贫困饥苦的年代,最无法掌握自己温饱的年代,最没有自由的年代。除可能的天灾外
,分配还受政权积累的影响,带有必然的不确定性。知青所插之“队”,是人民公社制
度下强制农民群体依附自然经济、平均分配食物的“生产队”。在传统东方农业文明被
改变得匪夷所思、乌托邦理想强行实践的最后过程中,知青上山下乡深刻地印记了那种
历史特征。

据潘鸣啸《失落的一代》,“文革”期间,中国共招聘1400万人进城就业,其中
600万是知青,800万是农民。1971和1972年,全国有800多万农民临时工转为固定工。
那时认为,知识分子是“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不劳而获的精神贵族”,白白让工人农
民养活,具有资产阶级的阶级属性。从具体的历史条件来考察,使知识青年“在阶级斗
争的大风大浪中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在农村进行思想改造,以实现“知识分子工
农化”和“培养劳动者”,是上山下乡运动的一个主要目的。因此,那时宣扬城市青年
扎根农村、改当农民。上山下乡人数也是随着继续革命和阶级斗争的强调程度而增加的
,1955~1958年上山下乡8.7万人,1962~1966年人数增长15倍,到1967~1969年增长为54
倍,470万人。1973~1977年,又有858万青年被卷进上山下乡大潮。那时,上山下乡成
为政治动员方式推进的政治运动,是“文革”的重要组成部分了。

如果城镇化是农耕文化转向新文化类型的进步方向,那么与城镇化方向完全相反的
上山下乡运动,无法视为进步。如果农业文明的消逝和终结是社会的进步,那么向临终
的农业文明学习的上山下乡运动,不能视为进步。回头望去,上山下乡是在一个文明没
落时代发生的防止文明进步的历史事件。只有在农业文明时代,和政治动员体系下,才
可能发生这样的事件。换任何一个社会政治条件,都不可能出现这种选择大规模知识人
口迁徙农村的政治运动。

知青不过是农业文明时代的一部分而已。虽然他们给农村带去了城市的消息和文化
的吸引,但以知识分子工农化运动对抗人类文明知识化的反智实践,决定了当年知青群
体摆脱不了的落后性质。以人类文明进步的理念分析,始于1942延安整风、盛于“文革
”上山下乡的知识分子工农化,传递的是一种非进步的“负”能量;而后来相反走向的
知识化,才是社会进步的“正”能量。

上山下乡对个人的锻炼是真实存在的,个人损益不同、感受不一,但大多收获了坚
强和爱心。所有苦难都可以使人经受历练磨练,可是苦难给人的磨练,并不证明苦难的
正确。正如不能因为个人在战争或饥荒中经历了磨练磨难,就证明它们正确一样,我们
无法用个人在其中得到的锻炼或后来取得的成就,去论证一个没落文明中上山下乡运动
的正确性。

上山下乡运动产生的积极意义,与发动者的愿望恰恰相反,是使许多知青通过社会
底层实践,深刻了解民间,对继续革命、阶级斗争理论,和用它们强力支撑的旧体制,
发生彻底怀疑,转向独立思考,从而清醒地认知了人类文明进步的真谛所在。

老知青是农业文明消逝的亲历者

去陕北的这代知青,所经所历反差巨大。“少年不识愁滋味”时远离城市,在传统
文明消逝的前夜,入乡随俗,耕种锄割,既适应农耕文化生存方式,又推崇人定胜天殉
道献身,曾用立场寻找阶级斗争,更以人性相知贫困农民,接受朴实温暖的关爱,走过
霜雪风寒的青春,竭力为乡亲排难解病,尽力教娃娃识字读书。这样的经历使他们初识
人间苦难,改变观察视角,认知真实中国,因而造就了对时代的深刻反思,也建立起对
乡村的深刻情感。晚年将至时,那些他们曾经生活的村落,却忽然冷落。青年时代的熟
识老友,或亡故或远走;地畔炕头的当年红火,已云散已烟消。往日的村庄可能消失,
往岁的农业即将消亡,往昔的文明必将消逝。它们不是以发展的方式长入新的文明,而
是以消失的方式诀别传统文化。这种情况下,聚散无情时,知青们留恋的,是那往日的
人文情感、质朴的真诚友谊。那是从此以后再难得到的人间珍品。

从文明史的角度看,上山下乡不过是须臾间事情,是旧文明里一种旧理想最后努力
存在的一个历史现象。那种努力的失败,唱响了旧文明的挽歌。生产方式的改变,已经
淘汰了那个时代。我们在为传统农业文明送葬的同时,也可以给上山下乡运动盖棺了。
在知识文明即将到来的社会变迁、文化变迁中,对上山下乡运动的歌功颂德,反映了知
青群体当年的落后性质。

值得关注的是,一方面,在知识文明时代,传统文化的经验必然成为知识创新的资
源,成为个性化创造的启发;另一方面,传统文化本身也是一套知识系统,几千年来为
民族规范着认识领域和认知方式,支持着这方土地的人文精神,具有很高的文化价值。
今天知青所回顾眷顾的生存经历、乡俗事物,都是农业文明的方方面面,也都是传统文
化的点点滴滴。那些真实记录生存情境的历史图像,亲身经历多样文化的书写记述,其
最大价值所在,是记忆消逝中的文明。

几千年间,经历了反复的毁灭和重生,农业社会逐渐成熟。无论怎样的天灾或人祸
,农村总是农村。即使进入当代,传统社会的结构被共产革命根本改变,乡族自治变为
政党统治,自耕土地变为群体耕种,大规模政治运动持续不断,农民失去土地和自由,
但农业社会的基本单位——那些窑洞村落,依旧存在,农耕经济,仍然继续。

而今,城镇化告诉我们:一个几千年的传统文化、古老文明,正在消逝之中。一个
人类社会的文化类型,正在消逝之中。人们离开故土村庄,但不是古代方式的族群迁徙
,而是分散出去进城务工,放弃旧的农耕生存手段,建立新的知识生存能力。分散的迁
徙,能力的改变,导致了族群文化、村落文化的传承终止、解体消散,一个个村庄从此
将成为农业文明的遗址。

这一次变化的原因,不是曾经的古代战争、民族仇杀、人口迁徙,也不是政党发动
。经济的发展,生活的变化,是突然到来的。非渐进的财富膨胀过程,导致了激进的城
镇化进程和巨大的城乡差别。结果谁也没有料到,从陕北观察,抛弃农村、放弃农业、
离弃农民,成了三农问题的又一种解决方案,成了消灭城乡差别的又一种快捷方式。这
种快捷的变迁,也在成为传统的灾难。

去年春天我在陕北遇到一个画面,前面是大片拆迁废墟中坚持着的几眼窑洞,孤孤
零零,后面是主体已经建起的一群二三十层高楼。这个画面,向我们展示了中国与其它
许多国家不同的发展方式。现在在英国,我们可以在唐代的庄园里喝茶,在宋代的教堂
里祈祷,在元代的大学里学习,在明代的酒店里住宿,在清代的地铁里坐车。伦敦开通
地铁那年,石达开兵败大渡河。也是那年,陕西回乱初起,延安各县还住着上一批居民
,几年后他们在冷兵器下生死不明永无下落。而在英国,至今,只要没被德国人炸毁的
,他们都没拆,乡村也都在。人们可以坐在千年以前先人坐过的地方,往窗外欣赏千年
以来不变的田园风光,蓝天碧水相映,绿草遍野起伏,白色羊群散落,没人开发。

在那里,传统文化是和平长入现代文明的,城乡差别是消失的而非被消灭的。那是
一个渐进的过程。而在这里,激进的发展方式表现在了一个字上:拆。推土机暴力地埋
葬传统,到处埋葬传统文化生存的聚落房屋。在财富的膨胀中,我们没有西方文明那种
宗教精神的指引,也没有东方传统原来礼义廉耻的祖训,我们失去了对知识积累、社会
关系、行为观念、精神价值的文化传承,以为财富增长等同于文明复兴,结果只能一步
跌下文明的高岸,沉入财富的海洋。

曾经的农民已经自信地走向远方,不复回归;多样的文化必将无奈地叹息而去,消
于无形。在传统文化无法和平长入现代文明时,记忆的价值强烈地凸显出来。这时我们
意识到,一代知青,正是农业文明消逝的亲历者、见证人。人类历史上唯一的知青群体
,结识了最后的传统农民,经历了最后的传统农业,了解了最后的传统农村。现在,目
送它们消逝远去。知青的记忆里,有剪不断、理还乱的一生牵缠。

记忆消逝中的文明,是为人类文化留下遗产。知青经历的人生价值,就在于亲历农
业文明,感知农业文明,记述农业文明。当农业文明无法与城镇化进步适应共生,而忽
然消逝时,知青可以为后人认知曾经的文明——那其中的劳苦与煎熬、漫长和渴望、田
园或荒唐,留下真实,留下细节,留下记忆。知青个体的人生经历,会因此而走出上山
下乡的落后阴影,彰显人文意义的永恒价值。

王克明,1952年出生,曾在陕北插队十年,担任过生产队长、大队书记等。现任插
队村庄延安余家沟村的建设顾问,主要从事陕北方言及民俗文化的历史继承性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