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江琳:毛澤東晚年模式再次降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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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his Friday, June 21, 2019, photo provided by the North Korean government,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and his wife Peng Liyuan wave as they depart Pyongyang International Airport in Pyongyang, North Korea. The content of this image is as provided and cannot be independently verified. Korean language watermark on image as provided by source reads: "KCNA" which is the abbreviation for Korean Central News Agency. (Korean Central News Agency/Korea News Service via AP)

中共十九大六中全會剛結束,按照慣例,會議的主要議程是在黨未來的領導結構問題上取得一致。根據會後發表的文字,人們普遍認爲,中共在鄧小平時期創立的“隔代指定”模式到此終結了。

“隔代指定”模式,曾經被美國和西方親中共的學者們推崇為“中國模式”的重要内容之一。爲什麽一個有關未來領導人選拔的方法要提高到“模式”的高度加以褒揚呢,這是因爲他們認爲“隔代指定“接班人這個模式解決了全世界共產黨政權的一個與生俱來的頑疾——接班人危機。

共產黨政權的接班人危機

全世界的共產黨政權都是專制集權的政權。不管外表上有多少變化,實質上都是最高領導專權。而最高領導的接班人,實質上都是由最高領導指定的。這種權力遞交模式反映了權力制衡的缺失。

從列寧開始,所有共產黨政權的權力交接都會引發一場内部權力鬥爭,在接班前或接班后必有一番内部清洗。這是因爲無論什麽領導,在執掌大權的幾年或幾十年裏,難免犯下各種錯誤,而最高領導當然是不能承認錯誤的,因爲承認錯誤不僅影響到黨的形象,對最高領導者個人來説,還會給政敵置他于死地的機會。所有的錯誤都必須“另類處理”:要麽找到替罪羊將之整肅,樹立政敵;要麽永遠掩蓋下去,壓制民怨。這樣一來,最高領導人執政時間越長,錯誤積纍越多,政敵越多,民怨也更大。新的接班人接班后,如果需要建立威信,快速籠絡人心,最簡單的辦法就是揭露、批判和糾正前任所積纍且掩蓋著的錯誤。俗稱“挖祖墳”。被親自指定的接班人這一“知遇之恩“并不能保證權力繼承者上臺后不挖祖墳。這是因爲長期執政的領導人後期往往積重難返,到了難以繼續維持的地步,這時人們盼望糾錯,新的接班人“挖祖墳”是最快速地建立自己權力基礎的選擇。

在位領導人到了需要指定接班人的時候,當然也明白其中的危險因素。能夠防止接班人挖祖墳的方法有兩個,一個是世襲,傳位于親生兒子或兄弟。血親是排他的,新領導人本身凴這血親關係上臺,挖祖墳等於否定了自己。這就是北韓金家小朝廷和古巴卡斯特羅兄弟的接班模式。另一個是“在鬥爭中培養和考驗”,讓接班人參與所有結下仇敵的髒活,所有的血都沾到手上。這方法使得接班人如果“挖祖墳”就難免傷及自身,這是毛澤東先後選擇劉少奇、林彪為接班人時的培養模式。

毛澤東先後選擇劉、林為接班人,先立后廢,最後釀成“9.13”事件,是共產黨政權接班人危機的典型。文革后,撥亂反正時期,中共總結經驗教訓,首先就是有關接班人危機的教訓:第一,領導人不能搞個人崇拜,因爲文革之災難無法避免的主要原因是毛澤東個人崇拜而使得權力完全失控,黨變成了毛的個人的黨;第二,黨的最高領導要有任期限制,只能連任一次,總計任期不超過十年。

但是,接班人的選定和上臺後是否“挖祖墳”,仍然是黨的一塊心病。就是在這種情況下,畢生奉行實用主義的鄧小平想出了“隔代指定”這一招。

隔代指定繞過接班人危機

鄧小平比任何人都明白共產黨的接班人危機,他自己就是這種危機的玩家。胡耀邦和趙紫陽的先後黯然下臺,其實就是鄧小平害怕他身後這兩個人會挖了老一輩的祖墳。他也明白“先立后廢”不能再玩了,於是在指定江澤民接班后,不再操控黨的最高領導。但是實際上他仍然非常警覺,搞了一個南巡講話,警告他指定的人不要脫離他指定的軌道。另外,他又指定了江澤民的未來接班人胡錦濤。這就是隔代指定。

這在世界共產黨的革命史上是從來沒有過的。美國的親共左派學者們大爲振奮,指望“隔代指定”這個“模式“就此一勞永逸地解決共產黨政權的接班人危機。他們認爲,以後中共最高領導不能指定自己的接班人,只能指定自己接班人的接班人,避免了毛澤東晚年那種被動的局面。從此,共產黨不再有接班人危機而觸發的領導更替亂局。中共將會有序地一批一批地推出最高領導及其集體領導班子。中共就可避免前蘇聯和東歐集團瓦解的命運。他們將其寫進了他們總結出來的所謂“中國模式”。

我這樣從中國大陸出來的人卻不會那麽輕易相信。在我看來,“隔代指定“充其量是把接班人危機往後推遲了一輪。中共的癥結是缺失權力的制衡,文革后的”撥亂反正“和”改革開放“試圖引入對最高權力的制約以避免毛澤東晚年模式復活,但是中共的戰鬥力極大地依賴於“黨的一元化領導”,用趙紫陽晚年的話來説就是,我們黨從來就是這樣,最高領導說了的決定,全黨就不能批評了。共產黨的專制不是某個領導人的偏好,是這個黨的先天遺傳病。

鄧小平指定的兩代領導人,特別是第二代胡錦濤,明顯是“紅色江山看守人”的角色,他順理成章地把領導位置交還給紅二代。習近平的“不忘初心”證明,他是紅色江山的當然繼承者而非看守人,他是要有一番作爲的。習近平權力高度集中的同時,也製造了無數潛在的政敵,他必然會察覺被“挖祖墳”的危險。他不敢失去控制。此次六中全會證明,他先要排除這種很快就會到來的危機,先廢除任期限制,使得自己可以繼續連任下去。而連任以後,他將不得不采取的,就是毛澤東晚年的模式。從現在開始,毛澤東晚年所做的一切,習近平都可能仿效。不是他喜歡這樣做,而是他不得不這樣做。個人崇拜,終身執政,消滅任何反對派,是為了他實現“初心”,也是爲了他自己的安全。這是一條不歸路,踏上了就不會回頭。

毛澤東的最後十年

毛澤東的最後十年就是文革十年。毛澤東是在他個人權力遭遇危機的情況下發動文革的。他是操弄輿論,設陷政敵的老手。文革一開始,黨中央通過的一系列決議,先把他個人在五十年代後期經濟決策上的錯誤洗白了,偉大領袖沒過錯,革命航船只有他能夠引導。這是文革的起步姿勢,像極了現在的六中全會。

文革初期,毛澤東有句名言:“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毛澤東不怕亂,他慫恿學生,發動紅衛兵,用“亂”打倒政敵。那個時候的毛澤東得勢非常順利,儼然是世界革命的領袖。然而,接班人危機如一把劍高懸于頭頂,他自己是明白的。文革初,他打倒了劉少奇鄧小平,立林彪為接班人。文革中,他廢了林彪,立王洪文為接班人。文革末,他在苟延殘喘之際,廢王洪文,立華國鋒為接班人。他知道,最可靠的,不會挖他祖墳的其實是妻子江青,但是江青有太多的敵人,他立了江青也會被推翻的。臨終之時,他眼睛裏看出去,大概只有華國鋒是忠誠可靠的了。

他死後一個月,華國鋒挖了他的祖墳。從此開始撥亂反正,改革開放。

現在,習近平權勢如日中天之時,我看到的是毛澤東晚年模式的再次降臨。

 

2021年11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