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李泽厚（1930-2021）在红旗下成长，思维脱胎某家理论，始终不离此家套路。在言论思想管控深入每个毛孔的国度，其言其书至今流通。

评论一个从事思想研究的人，可有多种角度。诸如学术资质，是否有真才实学，是否有理论突破，是否有思想深度和学术贡献。这类评论，需要论者具有思想眼光和学术见识。

还有一种角度，把文字和行迹相互映照。其言其人，互为表里，相互阐发，此即知人论世。子曰：“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

二

李先生毕生是某家理论宗奉者。从青年至晚年，发论持议，著书写文，一直靠它。

研究史学，需掌握大量史料。明清历史，史料尤丰。内阁大库、历代实录、私家野史、个人笔记、海外资料，多种多样，卷帙浩繁。弄清一个问题，需要大量阅读；搞清系列问题，近乎穷尽史料。研究思想，似乎进入自由太空，驰骋理论，全凭聪明，大脑忽来妙想，摘录几条文字，飘飘摇笔为文。七十年来，某家理论一尊，思想研究最易放肆，思想问题最易虚飘，这个地界最易鱼龙混杂。

清代学者治学坚实、注重考证，出现《明儒学案》《宋元学案》《汉学师承记》诸学术史、思想史。某家理论一风行，李先生获此捷径，既不吃力写通史，也不专心撰断代史，而是拎出三五人，洋洋洒洒写史论，蜻蜓点水写述评。他手持历史唯物论和辩证唯物论两把板斧，闯入学界，一副后生先声夺人、纵论古今气势，俨然思想家，一跃而成名，正是时势造英雄也。

前代学者侯外庐等人矻矻写《中国思想通史》，李先生只写飘飘史论。他的古代近代现代三本思想史论，思维和立论之根基就是某家理论，诸如反映论、决定论、魔术般的辩证法，推演此家思维套路，致力于此家理论对思想史研究的独家统治，成为官方意识形态部分。

汤用彤从事佛教史思想史研究，既着史，又著论。其著《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魏晋玄学论稿》，史料翔实，学风质朴，论从史出，创见迭出，读来厚重可信，顿感学术分量。

研究需要扎实，思想需要自由，心灵需要寥廓。学而不实，焉能走远？成为套中人，则是又一不幸。李先生眼界思维始终囿于某家理论套子。如此写作，完成之际，即书死之时。强权一旦倒塌，其思维教条和话语体系灰飞烟灭，附着其上的皮毛不吹自散。

中国思想史研究，应当在学风踏实、史料精研、历史深思、方法创新中重新开始。

三

他的现代思想史论，以“救亡压倒启蒙”一文知名。对于此文，我在九年前发表《“救亡压倒启蒙”是一个伪命题——中国百年历史、思想史论札》一文（《民主中国》2012年8月），做过深入分析和论述。

在我看来，启蒙就是救亡，救亡就是启蒙的实践。换言之，启蒙直通救亡，救亡要靠启蒙。启蒙和救亡，是同一事物的两面，两者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互融关系，不是非此即彼、二元对立关系。救亡可有三层面：个人拯救、民族拯救、人类拯救。救亡的实质，就是人类文明的拯救。

近二百年来，自晚清至日本侵华战争，中国人民对外抗敌御辱、对内反抗专制，构成思想启蒙、精神解放、民族自救、人民自由这一伟大历史事业。换言之，启蒙精神和救亡实践，贯穿这一历史进程。李先生无视这一史实，居然将二者说成势不两立关系而高谈阔论。

显然，愚昧不能救亡，救亡要靠启蒙。如果救亡“压倒”启蒙，人们要问：这是哪家的救亡？这种救亡到底有无现代文明性质？

显然，他的“救亡压倒启蒙”是没有事实依据、没有思想逻辑、没有理论意义的伪命题。

他的错误在于不知启蒙、救亡两词的真实意义和关系，却断然将两个词对立起来。这种简单、浮面思维，如同把孟德和阿瞒对立起来，不知一人而有二名，就像硬币之有两面。这类简单思维停留于词语表面和形式逻辑推演，未能上升到理论思维层面加以辨析。若有人硬说孟德和阿瞒是有你没我、有我没你的两个对立的人，若以这种论断模式解释中国现代史，历史研究岂不成了信口开河、玩弄词语的嘴皮子游戏？这样谈论思想史，岂不成了假大空之论？

“救亡压倒启蒙”成为一种话语模式和思维模式，与此后若干口号同出一辙，诸如“稳定压倒一切”“维稳压倒一切”。口号者误导人们思维，无视这一常识：社会稳定与保护人权没有矛盾，保护人权就是维护社会稳定；要求法律公正、清除政治腐败、保障公民自由，是社会稳定的根基。

这种“压倒”说，出自《红楼梦》“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这种非此即彼、两极对立式思维和话语模式。这类话语频现，显示人们思维偏狭浅薄、两极对立和单向度。

中国人走向现代文明和思想健全，必须扫荡动辄“压倒”式思维和话语模式。

在我看来，十九世纪后半叶至今，中国百年历史和思想史的最大症结、核心问题、根本冲突，是文明与野蛮、民主与专制、自由与奴役、平等与特权、光明与黑暗的冲突、较量和搏斗。

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指出，语言具有任意性（arbitrary）。李先生文章使用的救亡、爱国、革命诸词，实际是些宣传性词语。学者治学，需要深思，应当辨伪。若无欧坎剃刀（Ockham’s razor），可用分析哲学（analytic philosophy），庶几可免齐东野语。

这里指出李先生论断之谬，只是其三本思想史论之一例。

走出狭隘理论套路，打破陈腐思维框架，抛弃虚假话语体系，让实学和思想回归。

理论是高级心智游戏，学术是高级心智竞赛。成某家理论套中人，实非智者所为。

四

一九八九，全民上街，呼吁政治改革，民主大潮汹涌澎湃，四十年来最美好的春天。

北京的鲜花倒于血泊，中国的春天被坦克碾为尘土，东欧和苏联人民涌上广场，他们的革命顷刻成功，共产极权接连倒塌。苏联解体，东欧变色，自由降临，某家理论土崩瓦解。

那个春天，北京知识人士涌入洪流。李先生也闪露广场。一九九五，血迹未干，冤魂飘荡，屠夫枪口冒着烟，有人离开苦难国土，举起一面怯懦降幡——“告别革命”。

前有钱府少爷假洋鬼子呵斥阿Q“不准革命”，后有李先生危言耸听、喋喋不休的“告别革命”。二者有异曲同工之妙。

民主运动惨遭屠戮，政治专制加速腐败，极权资本疯狂揽财，武警军队急速扩张，中国成为警察国家。八十年代民谣“大盖帽、两头翘，吃完原告吃被告”，迅速变成官僚集团贿赂公行、军警肆意逮捕律师、动辄判刑敢言民众、指控他们寻衅滋事。当下出现奥威尔“一九八四”式全面黑暗场景的新民谣：“中国有法律，但得不到正义；有法院，但看不见公平；有公安，但盼不来平安；有医院，但保不住健康；有红十字会，但求不得慈善；有监视器，但看不到真相；有最大的互联网，但说句真话好难；有最强大的政府，里面全是贪官。”

每年上万起民众上街抗议，要求社会公正、要求公民权利。改革早已死掉，出路统统堵死。专制集团以极端野蛮手段，把社会置于道路以目、不能喘息、岌岌可危的火山口。

此时出现“告别革命”口号，大呼革命可怕呀，革命是破坏呀，革命要掉脑袋呀。请问：如果当下中国出现革命，是人民欢欣鼓舞，还是专制集团恐惧？掉脑袋的是亿万百姓，还是极权势力？毁灭的是社会文明，还是暴政体制及其无所不在的巴士底狱？

几十年前，革命两字成了鼓动流氓无产者不劳而获、火中取栗的乞食袋，现在革命两字却成了恐吓人民的咒语。这是心怀人民利益者言论，还是身在海外、心怀魏阙者心思？对照几年前广场之一闪，这是有人格气节者，还是契诃夫笔下的变色龙？

必须指出，革命是人民的天赋人权。革命是人民为捍卫自身权利不受剥夺而采取的最后选择，任何人无权剥夺人民的这种天经地义权利，无论和平抗议还是使用武器。

应当指出，革命有多种表现方式，绝不意味着必然流血。武装革命只是其一，例如攻破巴士底狱、结束君主专制、王冠滚落街头的法国大革命。此外，还有英国的光荣革命，捷克和东欧式天鹅绒革命或曰颜色革命，这些都是和平的、不流血的、狂欢节式皆大欢喜的革命。

遭受极端打压、残忍迫害、没有公正、无处讲理的人民，需要一场暴风骤雨、扬眉吐气、振奋民族精神、创造自由美好的未来。想想一九八九那个热情洋溢的春天，人民多么欢畅鼓舞、社会秩序多么井然，没有警察、没有小偷、没有斗殴、没有交通事故，人人亲如兄弟，万众一心上街，向专制体制呐喊民主、法治、自由，要求言论自由、社会民主、政治改革。

一切推进政治进步和社会文明的革命，应当以武器为后盾，努力以和平方式避免流血，拿起武器是最后一步。一九八九以来苏联和东欧发生的天鹅绒革命显示，当代革命越来越具有和平、理性、非暴力特点，这是由于专制集团对人民革命的恐惧和屈服，他们内部分崩离析。

反对革命的人，不必拿革命两字和血淋淋咒语来恐吓那些必须站起来执行社会正义的人民。人民比这些懦夫有知识理性，他们明白应当如何保卫自己的权利。

必须指出，革命的本质，就是迅速改变制度、推进政治文明。流氓夺权、倒行逆施却自称革命，那不是革命，而是反人类、反文明。把践踏人类文明的流氓行为称为革命，是对革命二字的亵渎。人民渴望革命风雷，清除那伙使政治黑暗、社会野蛮的流氓势力。革命是解体专制制度、建立文明政治、走向社会光明的快速方式。

不知何谓人权，何谓革命，没有政治学知识，就夸夸其谈，叫喊告别革命。这是学风踏实的思想家，还是沿街叫卖万应丹的掮客？愚昧无知的是中国人民，还是满纸糊涂言的作者？

假如非要谈论革命，李先生本可读读卡尔富特（P. Calvert）《革命》（Revolution），或布润顿（C. Brinton）《解剖革命》（The Anatomy of Revolution）。两书大概没有中译本，任何一本皆可使他避免强不知以为知，花狸狐哨阔论危害，把革命视为万恶渊薮，把一切罪恶都往革命头上扣，革命成了屎盆子，任他拼命臭烘烘践踏，闹出一堆耸人听闻、贻笑大方的妖蛾子。

贪官污吏横行霸道、人民全遭封口禁言，到处活摘人体器官、边疆沃土成为集中营，水库泄洪人民浮尸飘野，健身练功、修身养性的人们被诬为罪犯而遭酷刑，面对如此黑暗世道，身在海外、高喊告别革命的李先生，可曾公开发过一言愤慨或谴责？这是谁家学人？这是哪门子思想家？

换个角度吧。李先生为何不向专制集团高喊“保障人权、推动改革”或“结束专制、还权于民”这样的口号？为何偏偏向人民高喊“告别革命”？这是否有拉偏架、送秋波之嫌？

他曾大谈康德人是目的这一观点，什么主体论呀，什么实践理性呀，此时他为何不拿出人是目的这一主体论，让理性实践一下，举起人权旗帜，为人民呼喊一声呢？他的书中大言，难道是聋子的耳朵——摆设？

他的语言方式耐人寻味。他只说不要什么，却不说要什么。这是一种油滑。他为什么以否定语式、反对态度，而不以肯定语式，例如“坚持人的尊严、必须政治改革、走向民主自由”，表达正面立场和积极态度？他为何偏爱阴暗、害怕光明？他的书名，几分羞赧、不无扭捏么？

香港陷落，明珠破碎，一国两制成为废纸。连“香港加油”四字都成了敏感词而遭封杀，有人还在嘟囔着改良好呀。这与那个得知饥民遍野却说“何不食肉糜”的痴呆晋惠帝，岂非半斤八两？

想想清末为推动政治改革、社会进步而献出生命的英烈——挥笔“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的谭嗣同及其戊戌变法诸君子，邹容，陈天华，秋瑾，黄花岗烈士们——不禁怆然。那一代知识分子，钢筋铁骨，浩然正气，顶天立地英雄儿女！可悲后人，一群懦夫，无数软骨，谈何知识，论何思想！

五

如果康德（Kant）遇到这场天地震怒、人神共愤的大屠杀，作为主张人是目的、写出三批判的德国第一哲学家，他会在哥尼斯堡小城书斋、听着教堂叮咚钟声、一声不吭么？这位坚定高扬人权和自由、热烈赞扬法国大革命的德国首席思想家，能不以学者的良知而站出来抗议么？

作为伟大思想家，人类的良心，他可能会写出第四部批判。

若康德不站出来抗议，他的批判哲学或许会成为一地鸡毛。

一位犹太人德雷福斯忽遭官方指控。案件扑朔迷离、众人莫衷一是。一八九八年，左拉（Zola）挺身而出，在报刊上以头版大字标题、整个版面，向全社会发出呐喊：“我控诉！”（J’accuse.）这位继巴尔扎克、雨果之后、执法国文坛牛耳、写出长篇巨制《卢贡马卡尔家族》（The Rougon-Macquart Cycle，1871-93）的法国作家，以强烈的社会良知和

作者：孙乃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