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永毅:周恩来是一代儒相还是一朝奴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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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代儒相还是一朝奴相?

周恩来常被人称为一代儒相或贤相。其实,这又是一种历史错觉。首先,这里有对儒家文化中君臣关系的误解。在儒家文化追逐世俗权力和实际利益以外,还是有其追求某种形而上的道德理想的一面的。中国皇权时代的官僚体系不仅担负着管理职能,还有某种对社会的教化功能,使社会生活符合王朝正统的道德伦理的要求。这种管理和教化的双重职能,还常常使官僚体系的承载者们以为他们才是这个社会的真正主角,只有他们才具有学理和道德上的双重优越。这不仅使他们自认为为民父母,是引导民众走向道德正途的导师;还自以为是他们、而不是皇帝,承负着古代圣贤的道德和学说。

论及周恩来的「忠君为国」思想,有必要纠正一些时下对于儒家「忠君」两字的误解。比如,人们一直以为「君为臣纲」的思想,是儒家首先提倡的,而事实上这是法家代表人物韩非在《忠孝》篇中首次提出的。在儒家那里,君臣关系并不是所谓的「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而是像孔子所言:「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亦如孟子所说:「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雠。」这是一种人格上的平等关系,君以什么样的方式对待臣子,臣子便可回报以相应的态度。所以在儒家思想中,臣子不是一味的服从君主,而是要时刻提醒君王以民为本,以道为准。因而,儒家的士大夫们一向认为他们还应当成为帝王师,用圣贤的道德和学说来劝谏君主,监管规范皇帝的行为举止。在《论语‧宪问》中,子路问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孔子认为对待君主不能只阿谀奉承一味迎合,也不能阳奉阴违故意欺骗,而要在其犯错误的时候指出君主所犯的错误,并引导他改正。 《孟子‧万章》下篇中,齐宣王问卿,孟子曰:「王何卿之问也?」王曰:「卿何不同乎?」曰:「不同。有贵戚之卿,有异姓之卿。」王曰:「请问贵戚之卿。」曰:「君有大过则谏,反覆之而不听,则易位。」从孟子对齐宣王的回答中我们可以看出孟子也是主张直谏的,君主犯了重大错误就要劝阻,在反覆劝阻不听的情况下甚至可以废弃他,另立他人。这种观点比孔子「勿欺也,而犯之」更为激进。这便是中国文人士大夫所追求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道德精神。

用儒家「忠君为国」思想的上述标准来剖视「红色宰相」周恩来的君臣关系,便不难发现他的文革言行非但没有任何规范毛泽东行为举止的意义,更缺乏起码的为文人士大夫们推崇的圣贤道德和独立人格。和儒家提倡的「勿欺也」的思想完全相反,我们在周的言行中看到的只有他对毛的阿谀奉承和一味迎合。与其说周恩来是一代儒相,不如说更像一个奴相。毛泽东的御医李志绥在1966年11月10日毛第7次接见红卫兵时,就亲眼目睹周恩来跪倒在毛面前的地图上,为毛指点方向。他当时的直感是:「一个堂堂一国的总理,怎么能举止像个奴仆一样呢?」连林彪都在汪东兴面前批评周说:「像个老当差的,不管谁当了领导,周都会唯唯诺诺,毕恭毕敬,唯命是从。」

众所周知,林彪所制造的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是毛赖以发动文革的最重要的思想资源之一。但不为人知的是:周恩来在这方面对毛的肉麻吹捧非但不亚于林彪,常常还有其首创性。近年来据一些学者所挖掘出来的史料,周恩来对毛的吹捧远远早于林彪。早在20世纪40年代的延安时期,他就疾呼:「毛泽东同志的方向,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方向!毛泽东同志的路线们就是中国布尔什维克的路线!」在随后的中共「七大」上,周又篡改历史事实,吹捧毛「领导了我们经过了中国革命三个历史时期,创造了伟大的革命力量……达到了今天的初步胜利」。在这次讲话的最后,周高呼「毛泽东同志万岁!」成为党内最早喊毛「万岁」的为数不多的几个中央领导人之一。早在文革之前,周就多次说过林彪在文革中为人们熟知的吹捧毛的观点,诸如「毛泽东思想是帝国主义走向崩溃、社会主义走向胜利的时代,创造性地全面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1960),「顶峰,就是最高峰的意思,毛主席和列宁一样是天才的领袖,世界人民的领袖。」(1966)文革中林彪有一句被批臭了的捧毛的名言:「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据后来学者们的考证,后半句确实为林彪所言,而前半句则是周恩来的独创。中国古代儒家的良臣贤相从不把皇帝当作圣贤道德的化身,当周恩来究其一生都在献媚「毛主席是真理的代表」时,他离开一个儒相的「忠君为国」标准的差距何止十万八千里之远。

周恩来不仅极力谄媚毛泽东,还同样竭尽全力吹捧江青。本来,毛泽东在文革中让自己的夫人干政,在上层政治中大搞「夫妻老婆店」,不仅直接违反了中共自己的章程,在中国历史上也是深为良臣贤相们诟病的「外戚政治」。而周恩来对此的态度却截然相反,邱会作回忆说:「周恩来对江青的认识与众不同,认为『江青问题』是关系到全党的『政治大问题』,一定要处理好,否则会影响全党全国的大局。因此,周恩来对江青处处关照,爱护,帮助,忍让……」在文革初期,周恩来联同林彪把江青的工资级别从9级提升到5级,给她经济上的实惠。中共九大期间,是周提名连中央候补委员都不是的江青当了中央政治局委员。十大筹备期间,他甚至提名江为政治局常委,后被毛泽东否决。文革中周恩来讲过不胜枚举的向江青献媚表忠的言论,例如江青同志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江青同志是我们党内杰出的女战士,杰出的共产党战士!值得我们向她学习!向她致敬!」周恩来还在数十万人的群众集会上第一次喊出了「誓死保卫江青同志」的口号。在中国数千年皇权政治的历史上,还没有过一个宰相如此肉麻地吹捧后宫后妃的先例—周恩来的献媚也可谓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了。其实,究其原因也很简单,因为在周眼里:江青是毛泽东的皇权的一种合理延伸,是他向毛进一步表忠心的又一次不可多得的机会。

在中国古代的以丞相为首的文官集团中,一直有着一个敢于向皇帝「言谏」的道德传统。皇权时代,「惟以天下奉一人」的理念时刻反映在君主的思想、语言以及行动中,这对于饱受儒家思想教育的文人士大夫却是无法完全认同的。他们的使命并非只为了君主,还为天下万民,他们有义务为万民请命,要求仁政,匡正君德。如唐朝的贞观之治,和当时的丞相梯队成员之一的、门下省的最高长官魏征的言谏是息息相关。据说魏征自贞观七年始,一生向皇帝进谏了200多件事,对贞观之治的贡献极大。近年来中国学者着重研究了魏征在依法治国上的贡献,认为他的「立法当安人宁国,执法当立戒任刑」的思想实际上是一种民本主义的思想,是贞观之治的思想基础之一。魏征法治思想的要点是:立法,无论是从指导思想还是具体的立法技术上,都要从人民的安居乐业、国家的安康太平的角度出发。而在执法上,则一定要「慎刑慎典」,千万不能主观定罪和刑讯逼供。贞观初年,岭南酋长冯盎没有来朝拜。朝中大多数官员都认为这是一种谋反,唐太宗也决定了派遣军队去镇反。但魏征却力反潮流。他认为:冯盎「谋反」只是一种传说。正因为众说纷纭,传闻几成事实,冯盎当然就不敢来朝拜了。唐太宗觉得魏征的「言谏」有理,派人前去沟通,发现果然是事实,从而避免了一场大规模的流血战争。

唐代与魏征交相辉映的还有另一个有名的儒相狄仁杰,他也常常为了法治和公正而敢于向皇帝「言谏」。唐高宗时。狄仁杰任大理丞(相当于今天的最高法院院长)。他在上任第一年中就解决了许多积案,其中不少是冤错假案。狄仁杰当时处理的案子涉及到17,000余人,但是竟没有一个人有怨言。可见他处理非常公正。有一次,左威卫大将军权善才和右监门中郎将范怀义误砍了唐太宗昭陵上的柏树。按当时的法律,最多将两人免官,但唐高宗在盛怒之下一定要将两人定为死罪,众大臣皆缩头闭口。而狄仁杰据理力争、当庭直谏。他认为:依大唐法律,两人罪不当死。而陛下却下旨处死两人。这就会造成法律的矛盾和反覆,以后就无法治理国家了。唐高宗最后被狄仁杰说服,就免除了两人的死罪。

周恩来在文革中还曾担任中央专案组组长。在文革公检法全部被砸烂的特殊情况下,这一职位便显得分外位高权重,至少是全中国司法系统的最高官员之一了。可是,和魏征、狄仁杰等人积极甄别冤错假案的执法完全背道而驰,周恩来本人便是制造一系列冤错假案的始作俑者。周恩来直接插手或有关的中共上层的文革冤案,就有刘少奇、贺龙、陶铸、彭德怀、罗瑞卿等十余个大案。

这里,需要简单地介绍一下中央专案组(又名中央专案审查小组)。中央专案组和中央文革小组一样,都成立于文革发动的1966年5月24日的政治局会议上。但中央文革小组的活动是公开的,而中央专案组却是秘密的,这个名字从未出现在媒体上。在它存在的13年时间里,它行使的权力超过远远大于一度存在过的中央监察委员会和中央组织部,也远远大于中央的公,检,法机构。如果说中央文革小组是文化大革命中煽动混乱的第一个,那么,中央专案组则是最后一个环节,它负责为中央文革小组发起的行动做最后的定案。它的成员在文化大革命中拥有的特权相当于列宁的「契卡」和希特勒的「盖世太保」。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前夕,该小组立案审查的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的人数达到88人。在整个文革时期,整个中央专案组(包含地方各层)调查过大约200万以上干部。仅中共中央,国家机关副部长和地方副省长以上的高级干部,被立案审查的即占总人数的75%左右。在审查中,滥用专政手段,大搞逼供信,制造了数以百万计的冤假错案,加上受牵连的亲属和有各种社会联系的人,全国被株连的群众达一亿人。

在整个中央专案组制造的文革冤错假案中,把原中共的第一副主席、国家主席刘少奇定为「叛徒,内奸,工贼」大概是最大的案子之一了。周恩来在其中充当了什么角色呢?首先,根据中共的档案,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据以开除刘少奇出党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是中央专案组组长周恩来和陈伯达、康生和江青共同签发,呈送毛泽东和林彪审阅的。报告称:

刘贼少奇是长期埋伏在党内的大叛徒、大内奸、大特务、大汉奸。现在专案组所掌握的人证、物证和旁证材料足以证明刘贼是一个五毒俱全、十恶不赦的反革命分子。

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又是周恩来受毛泽东和党中央的委托,做了这个报告。

其次,尽管江青、康生、谢富治等人在具体办案的逼供信方面做了主要的工作,但周恩来并非是完全不知情的。林彪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谈到周在刘少奇一案中的作用时还特地做了表扬:「当然专案的问题除文革的几个同志以外,总理也是参加了的,也是领导的,是他们这些同志,专案小组的全体同志的努力,剥开了这个画皮,使我们看出,照妖镜把这些牛鬼蛇神照出来了。」这里还必须指出的是:周恩来对于所谓的刘少奇「叛党卖国」的历史问题的真相,非但知情,不少事件中他当年还是作为中共中央的代表直接处理的当事人(如刘在1927年的湖北工运中充当内奸工贼和1929年在满洲被捕的事件等)。因而,他完全知道这些材料是捏造事实、颠倒是非的伪证,但是他从不就此向专案组的其他人做出起码的负责任的事实陈述,更不用说直接向毛的「言谏」了。

最后,周恩来非但对刘少奇落井下石,还利用制造这一大冤案的机会向毛泽东和江青进一步表忠心。据说,在他签发刘少奇被捕叛变的「罪证材料」的同时,竟写下了「刘贼可杀」的批语。同时,他还给江青写了一封信,说:「刘贼是大叛徒、大工贼、大内奸、大特务、大汉奸,真是五毒俱全、十恶不赦的反革命分子!」他还向江青个人表示:「毛泽东思想的传播,毛主席声音的传达,毛主席指示的执行,这是考验我们够不够做一个共产党员,能不能保持革命晚节的尺度。在这点上,我们要向你学习!我更要向你学习!(江青阅后在此处批道:向恩来同志学习!共勉励,保晚节!)」

在中共党内,周恩来和刘少奇从来就不属同一派系。自40年代延安整风起,他们两人就一直有历史过节。文革前,周恩来的国务院一直受到刘邓控制的书记处的掣肘,心中也很可能早有存怨。当毛泽东把刘少奇列为文革第一既定的打倒目标的情况下,周恩来便逢君之恶,不做直谏;加上中共党内的权斗历来狠毒下流,早已司空见惯,人们或许也还有可以理解之处。然而,周恩来对他作为当事人一清二楚的历史事实不做任何解释,并利用刘少奇的冤案作为他进一步巩固自己权位和效忠于皇权的机会,又说了许多对刘少奇的处理非常激烈过分的话(如上述「刘贼可杀」的批语),这便成了一个周恩来个人毫无原则和底线的人格和道德问题了。在这一方面,被周迫害的政治对手刘少奇则比他要好得多。 1980年10月,中共为了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召开过一个4,000名高级干部会议对毛和文革进行讨论。在会议上,原周恩来手下的国务院副总理刘宁一的发言令人瞩目。他指出:毛泽东其实对刘少奇和周恩来都不信任,认为他们掌握了党权和政权,「都是坏人」,原来都是准备要搞掉的。刘少奇夫人王光美有关上述《决议》有一封给中央的信,信中揭发毛从建国初期起就一直拉拢刘少奇搞掉周恩来。但是刘一直没有同意,他认为:「反总理对党的事业不利。」这样,毛才改变初衷、先联合周恩来在文革中打到了刘少奇。

中共的党史专家一直津津乐道地歌颂周恩来在文革中保护了不少老干部,即所谓「大树参天护英华」。但是周恩来自己在文革中的表白却一语道破天机:「主席领导我们,要我们做的,没有别的话好讲。我保了多少人,刘少奇,邓小平,王光美……我还不是『保皇派』,我奉命『保』。」原中央文革的王力在他的回忆录中也指出:「据我所知,所有保的人都是毛泽东决定,周恩来执行。毛泽东不决定,周恩来不敢也不能去做。」周恩来可能在私下、在毛的背后也对一些受害的老干部表示过同情,但是如同女学者崔卫平所指出的:

假如你在政治局会议上「一致通过」某打倒老干部的决议,虽然内心多么不赞成,但是并没有阻止这种决议的产生和发挥效用,你会后,事后再力图做出某种补偿,只能是杯水车薪。 ……汉娜‧阿伦特花很大的力气来划分—某人在亮起来的公共舞台上的行为与他偷偷摸摸处理的好事之间不可替代的区别,认为只是在「公共生活的对立面」上。某种「善行」位于隐蔽状态,回避了在公共生活中所要承担的责任,逃离了在民族共同体的政治生活中参与和发挥影响—无疑,政治生活在其他生活中占有先行和决定性的作用。

其实,周恩来在公开的政治生活所做的,还不只是生怕越雷池一步的被动,还有着出于近乎冷血的私利和处心积虑的主动选择的。这可以从他对贺龙冤案的处理中得到淋漓尽致的显示。

贺龙是共产中国的元帅、军委常务副主席,还是周恩来手下最主要的副总理之一。他和周的关系一直在中共党内被视为莫逆之交。他们两人的友情可以追溯到中共建党建军初期。 1927年8月1日,贺龙和周恩来一起组织了「南昌起义」。当时,周恩来是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而贺龙是起义的前线总指挥。在文革刚发动时,因为毛泽东是保贺龙的,周恩来也确实对贺龙持保护的态度。他甚至还让贺龙夫妇一度住到他家里,躲避群众运动的冲击。然而,因为贺龙不积极揭发刘少奇,又和林彪在军委领导权问题上发生尖锐矛盾,毛泽东很快转向开始整肃贺龙。周恩来并没有就自己的好朋友贺龙的处境和所谓的「问题」(大都来自林彪派系所整的「材料」)向毛做过任何言谏辩诬。当贺龙问题的「调查组」按林彪的旨意给贺龙加上「叛变投敌未遂」的罪名时,尽管周恩来作为历史上资深的中共领导人完全知晓这是诬陷,却像他对待刘少奇的历史问题一样,没有为贺讲任何一句话。相反,在他主持的「中央文革碰头会」上,他附和了叶群的提议,决定对贺龙立案审查。考虑到当时周正和他推荐的接班人林彪打得火热,不能不说这是一种卑下的卖友求荣的行为。据看过中共绝密档案的学者、原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高文谦先生回忆:「向中央报送的审查报告正是经过周本人的手。他在上面亲自动手做了修改,写下了大段的批语。」据深知内幕的人揭发,这些批语「把贺龙骂得狗血淋头,没说一句好话」。据此,1967年9月13日,毛泽东正式批准了对贺龙的立案审查。近两年后,贺龙就不堪折磨而惨死于周恩来直接领导的贺龙专案组的囚室中。

林彪事件爆发以后,毛泽东为了把整中共元老的责任推到林彪头上,在中共上层多次讲到要为贺龙平反,但主持贺龙专案的周恩来却迟迟不办。如1972年12月,毛就和周恩来讲过:「看来贺龙同志的案子假了……」不过1973年12月21日,毛仍然批评贺龙「不过这个人经常身上有武器。」1974年9月,毛泽东见为贺龙平反一事没有下落,就向陪同外宾来武汉的邓小平提出:「贺龙要恢复名誉。」同时,毛还特别指示:不要再核对材料了。并请邓回京后向政治局传达。毛的「特别指示」点出了为贺龙平反的阻力在哪里。谁是负责和会核对贺龙的历史问题的材料呢?当然是专案组,而贺龙专案组的负责人正是周恩来!在毛泽东的话被称为「最高指示」的文革中,周恩来竟成为他朋友贺龙平反问题的最大阻力。这看来匪夷所思,其实只能有一种解释,除了周听到毛对贺仍有批评之词外,那就是周恩来自己在制造贺龙冤案上比毛泽东走得更远、陷得更深、做得更冷血。他不愿意看到贺龙平反后,有人来追究自己卖友求荣、迫害致死的历史责任。

中共的官方媒体,至今还一直把周恩来美化成一个「热爱人民」的好总理。但是,文化大革命的史实却告诉我们截然相反的真相。文革后期有一场对普通人民群众、尤其是对勇敢反对文革的民间异议者和思想家们的大规模镇压和杀戮的运动—1970年年初的「一打三反」运动。 「一打」是指「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 「三反」是指「反对铺张浪费」和「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和文革中绝对大多数的政治运动都源出于毛泽东不一样,这场「一打三反」运动竟直接来自周恩来,而毛只是批了「照办」两字。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在其「注释」中,则对这份文件的出台因由经过和具体内容有以下详细记载和说明:

周恩来于一九七〇年一月三十日送审的这个中共中央指示稿指出,为落实战备,巩固国防,对反革命分子的各种破坏活动,必须坚决地予以打击。 ……周恩来在送审报告中写道:「我们几经讨论,认为现在需要发这样一个指示,给在备战动员中一小撮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以打击。」毛泽东阅后,写了这个批语。一月三十一日,中共中央发出了这个指示。

作者现任美国加州州立大学洛杉矶分校图书馆教授。英文著作有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 Bibliography, 1966-1996 (Harfard-Yenching Library, 1998)、Heterodox Thoughts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Part I-II (M.E. Sharpe, 2001)、Historical Dictionary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Rowman & Littlefield, 2006)。中文著作有《文革五十年:毛泽东遗产和当代中国》(美国明镜,2016)、《中外学者谈文革》(香港中大出版社,2018)、《重审毛泽东的土地改革:中共建政初期的政治运动70周年的历史回顾》(香港田园书屋,2019)等。主编《中国当代政治运动史数据库》系列、包括《中国文化大革命数据库》(2002-2021)、《中国反右运动数据库》(2010-2021)、《中国大跃进:大饥荒数据库》等四个大型数据库,分别由香港中文大学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和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出版。曾获得美国「21世纪国家图书馆员奖」、美国图书馆协会「学术勇气奖」、美国华人图书馆员协会「杰出服务奖」等多项奖项。

书名:《毛泽东和文化大革命》
作者:宋永毅
出版社:联经
出版时间:2021年10月

——思想坦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