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前哨》月刊2017年12月
在近四十年前中国政治学会成立大会上，王沪宁是一位来自上海的青年学者，我第一次见到他时，他那么平平常常，不自我表现，怎么也不会想到他会成为掌握中国最高权力的政治局常委七人之一。我常听叶丽仪演唱的《上海滩》：
浪奔、浪流，萬里滔滔江水永不休 ，
成功、失敗，浪裡看不出有未有。
又有喜，又有愁，浪裡分不清歡笑悲憂，
仍願翻，百千浪，在我心中起伏夠。
五年常委任期，转瞬即逝。王沪宁作为政治局常委会主管党务和意识形态，会有四种可能结局，一是成为像刘云山那样的人，平平常常走出历史；二是在“二十大”後升任国家副主席或政协主席；三是因五年中对中国新闻媒体的高度控制，而面临海内外舆论的攻击而陷入个人困境；第四，这是最小的一种可能，与习近平一起领导中国政治的大变革，使中国和平地向民主政治转型。
有人认为，第四种可能，是绝对不可能。然而，二0二二年的“换届”，或其后形势发展，将会使这种可能，被一步步放大而成为现实。即使是“绝对不可能”，探讨这种可能，也能使人们在“习後中国”的发展中看到一线希望。
八十年代的往事回忆
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上午，我带了五本经济学、一本政治学的书和几件衣服，逃离北京，所有的照相册、记事本都被北京市公安局取走，其中有我在当时中央政治改革办公室时的照片和与王沪宁的照片。前不久，友人给了我一张一九八八年访问美国亚特兰大的照片，其中有李慎之、外交部的胡其安、我和王沪宁。那一天，我们在美国朋友何达威家后院聚会，照片引起我对往事的回忆。
中国政治学会一九八0年在北京成立，我记得王沪宁与王邦佐从上海来北京参加会议，当时，王邦佐比王沪宁大二十多岁，王沪宁还只是复旦大学的研究生。每一次在北京，我总是见到他们两个人。一九八五年，我与王沪宁一起到法国访问，我还记得站着参加当时巴黎市长希拉克的演讲会，那一天住在程映湘、高达乐家。回到北京，中国社科院外事局提醒我说，程映湘是中国共产党二十年代的托派头子彭述之的女儿。后来我知道程映湘和她父母在受到国共两党排斥的情况下流亡，历尽艰难。
二0一四年，我与我妻子高皋到巴黎又看望了风烛残年的程映湘、高达乐夫妇，他们家遍地是舊报纸舊书刊，那天，还与我们还谈起王沪宁的一些陈年旧事。
一九八五年，上海舉行文化發展戰略研討會，中宣部长朱厚泽、胡德平和我从北京去参加会议，住在錦江飯店。这次会议，是上海市委宣传部主办的。王沪宁来找我时，錦江飯店不让他进门，正好遇见上海市委宣传部的魏承思，就让他把王沪宁请进了饭店。也正是这次见面，王沪宁结识了魏承思。当时，上海市委宣传部常常召开座谈会，魏承思邀请王沪宁出席，又把王沪宁介绍给了曾庆红和江泽民。王沪宁率团参加新加坡的辩论会获得胜利，为上海增光，曾庆红和江泽民对他更是另眼相看。
八十年代我曾担任全国青联常委，胡锦涛是全国青联主席。在离任时，每个常委都可以推荐一个人为下届青联委员，因为王沪宁在政治学研究中有水平、有成就，为人谦和，我推荐他担任青联委员。胡锦涛当总书记、国家主席时，我了解到，外交系统不主动帮助他，有人还故意欺负他，而王沪宁在这时就帮助他，因为王沪宁曾多次陪同江泽民到国外访问，熟悉中国外交政策和外交仪礼，对胡锦涛友好帮助，王沪宁不炫耀自己，赢得了胡锦涛的信任。
很多人不了解当上了国家元首，看上去威风凛凛，不会有人欺负。其实并非如此，卡特总统当年进白宫，认为他是种花生出身，看不起他，而备受欺负。江泽民刚到北京时，很多官僚看不上他。江泽民把王沪宁调到身边，就是希望王沪宁在理论和外交方面帮助他。
一九八八年我曾三次访问美国，当时王沪宁在爱荷华大学当访问学者。他打电话给我，说爱荷华大学里有“水床”，这是一种灌满水的床铺，躺在上面别有风味。他要我到爱荷华大学来。当晚在大礼堂，我和王沪宁还见到了来自台湾《中国时报》主笔季季，后来我知道她的丈夫楊蔚竟是长期潜伏在台湾的共产党间谍，季季的可怖遭遇难以想象。
一九八九年王沪宁到我家来看我，当时我正在美国参加中苏改革比较研讨会，没有能见到。天安门学生运动期间，我们没有联系和交往，我也不清楚王沪宁当时对学生运动的态度。对北京天安门学生运动有不同看法，是正常的。但邓小平、李鹏用机枪和坦克镇压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市民，这是严重的犯罪行为。
“六四”後，江泽民要王沪宁到北京工作，我听程映湘说，王沪宁不支持“六四屠杀”，又不愿意表态，以到法国三个月为藉口，住在程映湘家。一九九二年，程映湘打电话说王沪宁要我新出版的《未来中国的选择》一书，我知道他当时在法国，我们没有见面，也没有通电话，我把书寄给了程映湘。
最荣耀也最悲惨的“职业”
从秦始皇开始，中国历史有两大循环，一是秦汉魏晋隋唐宋元明清的王朝循环，二是统一和分裂的循环。辛亥革命到今天的一百多年中，中国只有袁世凯当政的五年时间短暂统一，后来的中华民国，长期处于不同军阀政权、共产党解放区、国民党政权、日伪政权的分裂割据状态，就是一九四九年後，台湾海峡两岸，还是并存着两个至今没有结束敌对状态的政权。
清王朝灭亡後，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名义上采用了共和政体，但几千年的专制传统根深蒂固，蒋介石五次连任总统，毛泽东终身在位，邓小平连任军委主席，掌握中国最高权力，使共和政体名存实亡。只有胡锦涛在任期结束後，主动地交出了最高权力，这在辛亥革命後的最高权力更迭中树立了榜样。
专制政体不仅使人民受害，而且也使首脑人物处于恐惧和危险中——这是人类史上的铁律。
在中国清王朝历史上，康熙皇帝在位的最后十年，不立皇太子，争夺皇位的斗争更为残酷。毛泽东先后把刘少奇、林彪、王洪文立为继承人，三个继承人都没有好下场。毛泽东死后，“粉碎四人帮”，实际上是宫廷政变。毛泽东死后，邓小平废黜了毛的接班人华国锋，并把毛泽东的遗孀江青判处无期徒刑，江青因绝望而自杀，伟大领袖事实上成了“反革命家属”。林彪是皇位继承人，最后的结局是家破人亡、死无葬身之地。
宫廷政治是几个人的政治，但为争夺最高权力残酷无情。在人类各种职业中，国王和皇帝的“职业”最荣耀，也最悲惨。罗马帝国后期、中世纪拜占庭宫廷政治的残酷，与中国不相上下。中国皇帝的“非正常死亡”，不仅比例高过一般高危职业，而且“凶手”主要出在宫廷内部。
网路上一篇《中国最惨的职业——皇帝》文章说: “中国历代王朝，包括江山一统的大王朝和偏安一隅的小王朝，一共有帝王六百一十一人，其中，正常死亡的，也就是死于疾病或者衰老的三百三十九人；不得善终的，也就是非正常死亡的二百七十二人。非正常死亡率为百分之四十四，远高于其他社会群体。”不仅皇帝“非正常死亡率”高，而且，皇室和大臣的“非正常死亡率”也很高。
文化大革命《五一六通知》后几天，林彪大谈中国历史上的政变，惊心动魄，使毛泽东对林彪产生了戒心。林彪害怕政变中“被杀”，就选择了坐飞机出逃的方式。林彪、江青都是“非正常死亡”。
中国面临“二0二二政治危机”
我与王沪宁是文革後最早从事政治学研究的，我出身自然科学，希望用科学的态度研究政治，在中国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成立会议上，我作了《以科学的态度和方法研究政治》的讲话，研究政治学，就是寻求“非政治化”的途径。国家危亡，人人关心政治。在美国感受不到政治对自己生活的干预。一个国家，大多数人不关心政治，这个国家就有福了。一九八二年，当时中国政治学会编辑了一套政治学丛书，由人民出版社出版，我写的书是《国家政体》，王沪宁写的是《国家主权》。
《国家政体》一书，历诉专制政体的弊端，一九八六年，邓榕来建国门社科院政治学所见我时，我把《国家政体》一书请她送给邓小平。经历过文革的邓小平，对中国政治制度中封建残余深恶痛绝，他有意改变党凌驾于政府之上的现象，他反对“个人崇拜”，主张“废除终身制”。
一九八二年中国公布的新宪法修改草案，明文规定国家元首和首脑连任的限制，这是中国政治的巨大进步，但宪法另设中央军委主席，没有任期限制。当时我研究各国政体，了解到无论是民主国家，还是独裁政权，全国武装力量统帅权总是由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掌握，只有伊朗、朝鲜是例外。
八二宪法草案把这一权力从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手中分离了出去，在社科院内部向中央反映的一九八二年一期的《要报》上，我撰文提出这种规定的危害性。这一问题，我在北京讨论宪法草案座谈会上也公开指出。（见《光明日报》一九八二年五月五日《从长远观点看宪法》）
事实证明，这正是造成一九八九年政治灾难的一个制度原因。可以预测，五年後，到二0二二年“二十大”最高权力更迭时，习近平和王沪宁将不得不面对这一重大问题，要么迎接席卷中国的政治风暴，要么下决心主动推进中国政治的和平转型，使中国走上民主政治的康庄大道。
八二宪法对国家主席与国务院总理的权力都有明文规定，国家主席除了可以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活动外，并无主管国家任何行政事务的权力，中国的国家主席接近于“虚位元首”。但事实上，在习近平前一个五年任期中，行使了许多本来应由总理李克强行使的权力。李克强这些权力被习近平拿走，当总理是不会不知道的，中国那么多法学、政治学专家教授，也不会不清楚。
中国没有“违宪审查制度”，报刊上也没有人敢于指出这一问题，但这样下去对一个中国政治长远发展来说不好。现行中国宪法规定了实行法治，法治就是“法的统治”，首脑人物也要遵守宪法和法律。如果首脑人物违宪，要建立法治是不可能的。事实上，中国有必要对八二宪法进行修改，或制定新宪法，国务院总理主管全国经济社会文化教育事务，国家行政权要高度集中，但受宪法限制和议会监督，让国家元首掌握最高国家行政权，包括武装力量统帅权，同时进行政治民主化的改革。
未来的中国不要用几个“常委”来统治，“九龙治水”可以在小国实行，在中国这样的大国是不适宜实行“委员制”的，有必要实行限任制的总统制。
怎样处理“个人崇拜”问题
王沪宁今后会主管党务和整个中国的意识形态宣传工作，这就使他进入了政治漩涡的中心。如果说，十八大後五年，王岐山身处在中国政治漩涡的中心，那么可以说，十九大後的五年，反腐败走向“法制化”，不再会像以往那么引人注目，而王沪宁对报刊媒体的管制，“封网翻墙”事件将层出不穷，有可能被卷进永不停息的争端中。
现在的王沪宁就面临一个新问题，就是如何处理正在兴起的“个人崇拜”问题。当年毛泽东对林彪的那套“个人崇拜”和“天才论”就十分反感，但“个人崇拜”是专制政治中会反复出现的现象。
我在这本书中写了一节专门探讨“个人崇拜”问题。其中写道：“当首脑可以终身任职而且拥有无限权力时，首脑崇拜是这种制度下的常见现象”，“古代罗马从共和变为帝制、拿破仑·波拿巴把法兰西共和国改为帝国，中国近代史上袁世凯称帝，都是首脑人物在改变政治制度的同时发展首脑崇拜的实例。”
每一次大规模的全国性的“个人崇拜”，如果以“崇拜度”为“纵轴”，以“时间”为“横轴”，那么，“个人崇拜曲线”就是一条“钟形曲线”。毛泽东个人崇拜，九大达到高峰，两年後因“九一三事件”，迅速下滑。一九八二年，《中国共产党章程》明文规定：“党禁止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这时，这条“钟形曲线”下降到最底点。今年十九大《党章》仍然保留“党禁止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的规定，但十九大後的媒体报道，“个人崇拜”正在上升。陈伯达搞“个人崇拜”，被毛泽东称为“假马克思主义政治骗子”，可以说是前车之鉴。
现在中国掀起的新的“毛泽东热”，与毛泽东时代的“个人崇拜”有所不同。今天的“毛泽东热”，是中国近二十年来两极分化的反作用，中国贫穷阶层，以怀念毛泽东的方式来表达对共产党政权的贪污腐败的抗议，就像一九七六年天安门事件中人们以怀念周恩来，表达对毛泽东和文革的不满和抗议一样。
市场经济造成的两极化只能用市场经济和财政货币政策和其他经济政策来解决。缓解两极分化，求助于毛泽东时代的“平均主义”，必将南辕北辙。利用“毛泽东热”，搞新个人崇拜，必将适得其反。王沪宁主管中国的党务和意识形态，按照《中国共产党章程》“党禁止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去做，才是正确的选择。
关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近三十年来，由于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中国经济得到了空前的发展，这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资本主义大发展的时期，但两极分化愈来愈严重。
太平天国产生的根源是清王朝的专制政治和两极分化，共产党的壮大是国民党专制政治和两极分化的结果。今天，中国的毛泽东热的根源来自于“六四”後愈来愈严重的两极分化。可以说，十九大的新时代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是要改变“六四”後愈来愈严重的两极分化现象。
然而，改变两极分化，不能依靠毛泽东热，不能走回头路，“公有化”和“共产风”，是窒息经济发展的、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近一个世纪以来，所有发达国家，都早就把“社会公正”问题提上议事日程，社会公正不是经济平等，而是既保障私人财产所有权、承认财产差别，又通过政府政策调节收入差别，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一系列制度。中国不能正视资本主义发展的现实，为缓解现在日趋严重的两极分化，就把这种做法称之为新时代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今天中国受意识形态的束缚，就只能在“资本主义”的身上穿上有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外衣了。
民主政治是权力来源与人民的政治，在民主政治下，政府权力受到宪法和法律的限制，人民权利受到宪法和法律的保障。“法治”是“法的统治”，就是执政党、政府的权力也要受到宪法和法律的限制。中央与地方，权力有明确划分，立法、司法、行政权之间有分权制衡，主要政务官由政府首脑提名，由议会批准，文官没有任期，按法律任命，只有政务官与国家行政首脑共进退，保障了最高国家权力的同步更迭。最高行政权是集中的，不容存在胡锦涛时代的“多头政治”。现代欧美国家的政治制度虽然都包含这些因素，但一些国家议会中存在“过度制衡”的“否决权主义” （Vetocracy），这并不有利于现代民主政治的发展。
中国到了大转型的时候了。
大转型的就是为发展政治民主和社会公正创造条件，大转型的第一步，要像当年胡耀邦做的那样，在重大问题上恢复正义、平反一切冤假错案，使全国人民看到正义的阳光。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应当肯定，但他一手制造“六四屠杀”必须否定。为此首先要为胡耀邦、赵紫阳正式平反、恢复名誉，公布“六四事件”真相。达赖喇嘛多次声明“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要欢迎流亡国外近六十年、八十二岁的达赖喇嘛和流亡藏人回到中国。要停止对达赖喇嘛的攻击，对达赖喇嘛的攻击，所有藏人感到的是对藏人的侮辱。要把达赖喇嘛“高度自治”的主张和他回国问题分开处理，如何改善自治制度，是修宪制宪讨论的问题。要善待法轮功，保障宗教信仰自由。
大转型的关键是在全国每一个地方真正确立“法治天下”的原则，把国家宪法放在政党、利益集团、个人之上。宪法可以按宪法规定的程序修改，但宪法的权威高于党的政治局常委。没有“法治”，中国人的权利就没有保障。就是“罪犯”，受到监禁，但“罪犯”的应有权利也应当得到法律保障。
请关注被判无期徒刑的王炳章，他年满七十，身患重病，请让他“保外就医”，容他回到加拿大，与他的家人团聚。
习仲勋积功积德，才有习近平的今天。
通过和平的道路从专制向民主政治转型，早有先例。中国向民主政治的转型肯定会受到顽固势力的反抗和抵制。就像“真理标准大讨论”时期一样，新闻自由击败了反对改革开放的顽固势力。在十九届政治局七人常委中，至少有四个人是不会反对民主转型的。
王沪宁熟悉世界政治，了解变革方向。一个政治家心中要有大爱，要把人民的利益和国家前途放在第一位，推动中国和平民主转型这一伟大的变革。
二0一五年七月二十三日，我在纽约《世界日报》上撰文说，“王岐山不是‘人民公敵’，而是名副其實的‘貪官公敵’。當中國政府不遺餘力地向尋求正義的維權律師開刀、堅持不講正義、不為趙紫陽作出公正評價時，中國反腐就會愈來愈失去民心，愈來愈得不到人民支持。”王岐山为习近平扫除了一批批“政敌”，自己却成了“抵制反腐”势力痛恨的“替罪羊”。如果王沪宁迫不得已走刘云山的路，五年下来，必将结怨甚多。中国唯有走和平的民主转型的道路，才能走出二十一世纪二十年代的政治危机。
两岸统一，走向“第三共和”
国家政治体制有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政体问题，共和制、君主立宪制、总统制、内阁制、委员制属于政体问题；二是国家结构问题，涉及中央地方关系、整体和部分关系问题，中央集权、地方分权、邦联、联邦、一国两制属于国家结构问题。
随着中国大陆的民主化，两岸的和平统一必将提上议事日程，在国家结构问题上，未来的中国最有可能的是成为统一的、联邦制的共和国。交通运输的发展，人口的流动，地区间愈来愈紧密的经济文化联系使中国难于分裂，从地缘政治来看，蒙古会回归中国，西藏、新疆没有独立可能，香港独立只是几个人的“香港梦”，他们可以大讲特讲，无需当作一件事情来声讨和批判。就像金融市场中的“做市商” （Market Maker)一样，对所谓“独独独”的批判，实实在在是“做市商”的喧嚣，为周永康之流藉口“国家安全”增加“维稳经费”。民主政治将打断王朝循环，联邦制将结束统一分裂的循环，中国有几千年历史的“两大循环”就此消失。
两岸和平统一，需要两岸共同召开制宪会议，制定中国的新宪法。这部新宪法，可以称为“第三共和宪法”。唐宋元明清是专制王朝，辛亥革命开始了中国共和时代，中华民国，是中国的“第一共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第二共和”，尽管毛泽东和其后的中国政治充满专制色彩，但还是与大清王朝“一家一姓”的皇位继承有所不同，一九四九年後的中国，把“家天下”变为“党天下”，既可以称为“红色王朝”，也可以勉强地归入“第二共和”。
两岸统一後的中国，以制宪会议通过“第三共和宪法”为标志，将进入中国历史的“第三共和”时期。第三共和国，就是“中华共和国”，或简称“中国”。政治世界没有乌托邦，就是“第三共和”时代，还会带有不少旧时代政治的残余。
二00二年，我曾在香港《前哨》月刊、《信报》和纽约《世界周刊》发表过多篇关于在未来中国采用“总统制”的文章。第三共和时代，中国的共和制，按照中国国情，以采用最高行政权集中在总统手里的“总统制”为最适宜。
中国前途既曲折多难，又灿烂光明。最重要的是，中国一定要有民主、有法治。没有民主法治，中国复兴就是空话，多高多大的GDP也会一落千丈。有了民主和法治，残酷的“宫廷政治”才会消失，人民的权利才能得到可靠保障，市场经济才能有效运转，科学技术才能突飞猛进，一个自由的、民主的、文明的、统一的、强大的、民族平等而团结的中国、一个全球第一大经济体的中国、一个维护东亚和世界和平的中国就会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2017-11-3 写于美国华盛顿近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