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观察 诉 谷歌案》

2020年大选的后遗症不少。对中文推特来说，可忙坏了那些阴谋分子和假美国通们，使中文推特堕落成造谣工厂。

尤其是那些所谓的律师、教授、专家、学者们，大言不惭地用中国式的思维，来解读美国的法律，岂能不误解美国法律？岂能不闹笑话？

比如说多个媒体封杀川普事件。明明是墙倒众人推，明明是自取其辱，却说成了是剥夺了他的《宪法第一条修正案》言论自由权的利：错！

笔者永远不会同意封杀川普。虽然私人公司平台，拥有绝对的法律权利，可以封杀、拒绝或欢迎任何人的言论。

这不是在护短，而是在护法。

美国宪法精神的基石之一是保护私人财产，而封杀川普的平台，恰恰正是私人的财产。川普就像所有政客一样喜欢撒谎，而没有危害他人地撒谎，并不犯法。好大喜功与刚愎自用的个性，使川普咽不下败选的恶气，吞不下认输的苦果。

《美国宪法第一条修正案》为美国人民提供了五大权利保证：言论、宗教、出版、集会和抗议的自由。

几乎所有的法学家无不同意，言论自由是有条件的，不得任意滥用。 用 “一个瓶子装着九只蝎子”来形容最高法院的霍姆斯大法官，为滥用自由法理举例说：“你就没有在黑暗的剧院里，突然大嚷开失火玩笑的自由！”

在《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言论自由权利的保障下，政府不得预先禁止出版物。大前提是“政府不得”，此法理不得延伸到私人平台，这就是各大媒体平台，有权封杀川普言论的强大法理，因而川普的被禁声，与《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言论自由权利无关，但与制造谣言和散播谎言有关。

私人企业有权利制定符合自己利益的规则。一个家庭也毫不例外，做客友人家，如果在主人家的客厅，大声污言秽语喧哗，主人在警告无效后，当然有权驱逐之。难道可以说，喧哗者的言论自由宪法权利，被强行剥夺了吗？一家私人出版社，当然有权利拒绝出版自己不喜欢的书，难道可以说被拒绝者的出版自由宪法权利，被强行剥夺了吗？

以上几个浅显但普遍的道理，也是人之常情的社会伦理，正是华盛顿地区联邦法院麦克法登法官(Trevor McFadden)，在裁决《自由观察 诉 谷歌案(Freedom Watch V Google)》中采用的法理之一。在川普被各大网络平台集体封号的争议中，《自由观察 诉 谷歌案》的教育意义更显重要。

不仅在案中出现的人物，都是美国当代的风云人物，也与美国人民的生活方式，息息相关。《自由观察 诉 谷歌案》是一件集体诉讼案。原告是两位牛人，克莱曼(Larry Klayman)和卢默(LauraLoomer)。2018年8月29日，滥诉成瘾的克莱曼，入状华盛顿特区联邦法院，提起十亿美元索赔的民事诉讼。被告们，全是网络大咖：谷歌、脸书、推特、苹果。克莱曼罗列四个网络大咖的罪名有五：

第一，被告们阴谋压制保守的政治观点；

第二，原告们的《美国宪法第一条修正案》言论自由权利被非法剥夺；

第三，被告们阴谋垄断了绝大部分的美国网络市场；

第四，被告们违反了《谢尔曼反托拉斯法(Sherman Antitrust Act)》；

第五，被告们违反了《哥伦比亚特区人权法(District of Columbia Human Rights Act)》。

2018年11月16日，克莱曼入状华盛顿特区联邦法院，洋洋洒洒三十页纸的五大罪名，全是些可以重至砍头的滔天大罪。

罪名还没有完，还有附带的五个小罪。

综合五个附带小罪是：

第一，油管在没有预先通知原告及没有任何合理解释的情况下，突然减少原告博卡里(AllumBokhari)保守观点频道的广告分成，造成严重经济损失；

第二，排斥原告艾里达(Phillip Areeda)和霍温坎普(Herbert Hovenkamp)的保守观点，使两位原告成了《谢尔曼反托拉斯法》直接受害者；

第三，原告夏皮罗(Ben Shapiro)的保守观点，被刻意歧视，触犯了《哥伦比亚特区人权法》，使原告成了直接的受害者；

第四，原告厄帕(George Upper)与海尔 (Shaun Hair)，因为抨击保守观点、推动自由思想，而被脸书傲慢地查封。脸书的行为，形同独裁暴政；

第五，原告的《美国宪法第一条修正案》言论自由权利，被剥夺殆尽。克莱曼在诉状里，附了两篇文章作为证据：

一是脸书前职工努涅兹(Michael Nunez)爆料的《我们经常压抑保守的新闻》，

二是读者波利亚德(Paula Bolyard)的《百分之九十六的川普新闻谷歌搜索是来自自由媒体网站》。克莱曼的诉状认为，这明显地已经触犯了《谢尔曼反托拉斯法》，情况相当严重，错误必须纠正，必须赔偿。
《自由观察 诉 谷歌案》之所以引起社会的重视，原因之一是两位原告的背景。

外号茶党独行侠(The One Man TEA Party)的克莱曼，于1951年7月20日，在费城出生，1974年自杜克大学毕业，1977年在埃默里大学法学院，取得法学博士学位。茶党的所谓党性，就是三K党的党性。的确是与克莱曼不谋而和，同样都是些如假包换的种族主义分子。

克莱曼当过美国司法部的检察官，出任过联邦法官的助理，精通四国语言，自誉为国际律师。2004年，克莱曼出马竞选佛罗里达州美国参议员，但以仅得百分之一的支持率大败而归，自此再也不敢打参众议员的主意。于是克莱曼改变吃饭路数，创办了《自由观察》和《司法观察》，由于痛恨民主党，斗争的对象，自然对准了克林顿总统。不知道哪里来的那么多的仇恨，克莱曼居然前后控告克林顿总统十八次。十七次罪状都被法院丢了出去，但只有一次给克林顿带来潜在的危机：克林顿为了证明与一位白宫女义工，没有传说中的关系，特地公布了一封私信，结果被克莱曼告进了联邦法庭。法官考虑之后，裁决克林顿公布私人信件的行为属于侵犯隐私，罪名成立。侵犯个人隐私，属于联邦轻罪。

克莱曼绝不放弃任何可以使用法律行动攻击克林顿夫妇的机会。为了达到见不得光的目的，他代表佛瓦斯(Gennifer Flowers)控告希拉里诽谤，代表凯尔(DollyKyle)向克林顿追讨公道，代表斯特恩(Jared Stern)控告克林顿夫妇诽谤等。只要兴致一来，他就按《敲诈影响和腐败组织法》，起诉克林顿夫妇，被美国舆论嘲讽为“克林顿克星”。

克莱曼对民主党有着刻骨的仇恨，对奥巴马也是不客气。

2012年，他代表佛罗里达州居民，控告奥巴马不在美国出生，因而无权参选总统。案件失败后，克莱曼的劲头更大了，于是发起 “驱逐奥巴马出美国”的政治运动，来推动他的“保守主义”，实际上就是白人至上主义。克莱曼又代表宪法党，控告阿拉巴马州务卿，逼他立案去调查奥巴马的美国公民身份。克莱曼的种族仇恨是惊人的坦率。

2013年5月28日,为了宣传自己的“保守主义”，他公开搞了一场公民大陪审团活动，宣布起诉奥巴马的众多联邦罪状，包括过失杀人与伪造出生证明竞选总统等，成为一时的政治笑话。

更大的笑话是在2013年10月13日，趁着两党政争导致政府停摆的天赐良机，克莱曼在首都华盛顿特区的大街上使劲得瑟，威胁与辱骂奥巴马总统：“这个奥巴马不是我们人民的总统，是他自己人民的总统！马上放下可兰经，举起双手出来投降！”

呼吁美国人民联合起来，发动第二次非暴力美国革命，推翻这个奥巴马穆斯林政权！由于奥巴马总统没有搭理他，几个星期后，在拉斐特广场，克莱曼又有新花招：如果奥巴马不立即辞职，他将组织影子政府！
事情的发展是：奥巴马总统的所谓穆斯林政权，并没有辞职，也没有解散，而克莱曼的影子政府，却连影子都没有看见。

一连两场宣称“百万人民占领华盛顿”的闹剧，别看克莱曼的口号叫得惊天动地，但实际上到场的,只有一百来个看热闹的过路观众。

2013年，受到几位议员和民权律师的启示，克莱曼以非法搜集公民通讯纪录为法理，入状联邦法院，控告奥巴马政府和国家安全局。由于案件的敏感性，法院在慎重考虑后，认可了克莱曼的观点，是为造成蝴蝶效应的《克莱曼 诉奥巴马案》。虽然《克莱曼 诉 奥巴马案》没有什么结果，但克莱曼却为自己戴上了民权大律师的高帽子。从此以后，这位牛人自我膨胀得愈发牛了。

克莱曼滥诉的对象范围越来越大，名堂也越来越光怪陆离。从奥巴马之要对伊波拉病毒负责，到起诉特别检察官穆勒，再到阻拦2015年《伊朗核协议审查法》的执行等等，克莱曼忙碌得像个世界级权势大人物。

2020年9月30日，克莱曼以佛罗里达州选民的身份，入状首府塔拉哈西法院，控告布隆伯格(Michael Bloomberg)，“那个拜登的支持者，计划诱使重罪犯，在即将举行的大选中，投票选举拜登和哈里斯为总统和副总统。”

克莱曼在诉状中的几段文字，已经成为新闻界茶余饭后的笑料：

“我不会允许以非法手段稀释我的选票，和佛罗里达州公民的选票。我决不允许布隆伯格、拜登竞选活动及其同谋，影响任何总统或副总统候选人的选举。因此，我要求塔拉哈西巡回法院，发布声明性判决，和初步禁止令，禁止这一非法计划继续进行。亿万富翁彭博社和拜登竞选活动，不得凌驾法律之上，我们必须剪掉他们邪恶的翅膀，并追究其责任。”

审理此案的苏罗斯法官(Sanders Sauls)，曾在2000年戈尔和小布什的佛罗里达州选票官司中，裁决小布什胜诉。当然，苏罗斯法官并没有满足克莱曼的意愿，不仅没有“剪掉他们邪恶的翅膀”，也没有“追究其责任”，而是将案件撤销了。（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