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明的社会里，法院是解决矛盾和伸张正义的地方，但绝对不是假借滥诉来扬名立万的天堂。在数十件无理滥诉和在法庭上的嚣张跋扈后，声名狼藉的克莱曼，成了现代司法流氓和恶意滥诉的代名词。

真正的民权团体南部贫困法律中心，罕见地发表了一篇题为《关于拉里·克莱曼》的文章，对他进行了盖棺论定。

南部贫困法律中心，在文章的大字标题上，直接称呼克莱曼为“极端分子”：

“克莱曼是一位病态的诉讼律师，以起诉从伊朗最高领导人到自己母亲的所有人而臭名昭著。他花了很多年谴责奥巴马，是一个秘密的共产主义穆斯林，召集了毫无意义的公民大陪审团，并指责过无数敌人，克莱曼是闪闪发光的憎恨克林顿保守派。”

南部贫困法律中心宣布说：

“克莱曼是一个全心全意的伊斯兰主义者，在每个角落，和每个床底下，他都看到了暴力和隐身的圣战。他是信奉基督教的犹太裔信徒，他显然认为自己在道德上，要高于大多数的凡人，但在2013年，《纽约时报》发表了俄亥俄州上诉法院判决书的摘录：发现克莱曼有‘不当接触’了自己孩子的非法行为。”

在美国近代民权运动发展史上，南部贫困法律中心，是一个功勋彪炳的非盈利机构。尤其是在法庭上对抗祸国殃民的三K党暴行上，更是无人可比。

1983年7月，南部贫困法律中心总部，被三K党徒加纳(Joe Garner) 、丹安斯(Roy Downs)，和贝里(Charles Bailey)，用汽油燃烧弹炸毁，由此可见三K党对，这个民权组织的刻骨仇恨程度。

南部贫困法律中心批评克莱曼沉迷滥诉，甚至连自己的母亲都不放过，不是空穴来风：

1998年6月6日新闻说，克莱曼为老病在床，行动不便的外祖母戈德伯格(Yetta Goldberg)，支付了五万元的理疗费，她去世后，他母亲芬恩伯格(Shirley Feinberg)不肯还钱，翻脸后的滥诉大师，就将自己的老母亲，强扯上了法院的被告台！

克莱曼知道为了钱而控告自己的母亲，肯定不是件光彩的勾当，为了避免曝光出丑，就用匿名的方式静静地进行，希望知道这件勾当的人，越少越好.

但百密一疏，后院失火，这件勾当，被自己的兄弟捅了出去。克林顿的律师查证属实之后，全世界就都知道了。

克莱曼因为收了客户两万五千元而不办事，被法庭裁定必须退款，但过期还是不还钱。

2014年，克莱曼同意接受哥伦比亚特区律师协会的公开谴责。2020年，哥伦比亚特区上诉法院，取消克莱曼的律师执照九十天。

拜登宣誓就职总统，克莱曼肯定又会忙碌起来。因为在2019年，克莱曼就控告过拜登和他儿子亨特。

纽约第二联邦巡回法院陈卓光法官(Denny Chin)，和加州中区联邦法院凯勒法官(William Keller)，因无法忍受克莱曼的赖皮式滥诉,都曾下令他终身不得再进入他们的法庭。表面上是《自由观察》在控诉，实际上是克莱曼在操作。

《自由观察 诉 谷歌案》的另一位主要原告是卢默，这位因反穆斯林而深得川普欢心的九零后，乃一鼓吹种族主义网红，她居然自称患有“引以为豪的伊斯兰恐惧症(proud Islamophobe)”。以凡是伊斯兰的就反政见，获得了佛罗里达州共和党第二十一选区联邦众议员提名。而该选区正是川普住宅所在地。

2020年8月18号，卢默胜出之后次日，川普分五次发推，大力支持说：

“卢默干得好！你有很好的机会，去对抗木偶佩洛西了！”

但是川普败选的结果，没能圆她国会议员梦。为了将穆斯林驱逐出美国，卢默警告乌博，不得聘用穆斯林的司机，理由居然是“提防发生大规模开枪事件”。

2015年，卢默在就读的巴里大学，偷录了一段与学校行政当局开会，意图组织小组来支持ISIS的音频被公布后，引发社会的哗然。

2017年在纽约市，她扮成身着古罗马武士服的川普，冲进正在上演《凯撒大帝》的舞台闹事，引起瞩目。

卢默因处处发表阴谋和种族仇恨言论，使谷歌、苹果、脸书和推特等媒体平台，对她采取永久查禁行动。

基于种族仇恨信仰，代表明尼苏达州的奥马尔(Ilhan Omar)，成了卢默的攻击目标。她公开羞辱那位索马里出生的民主党说：

“奥马尔支持女性割除生殖器是因为穆斯林的宗教信仰。”

为了抗议被推特封号，卢默用铁链子，把自己锁在推特纽约总部。在抗议她的言论自由宪法权利被侵犯无效后，就在2018年8月29日，卢默与克莱曼联手讼诉，入状华盛顿特区联邦法院，用二十一页纸的所谓法理，求偿宪法权利和十亿美元的精神损失费。

不知道是天意还是巧合，克莱曼和卢默联手打造，求偿十亿元惩罚性赔偿的《自由观察 诉 谷歌案》，偏偏落在了美国哥伦比亚特区联邦法院里的十五位联邦法官中的麦克法登 — 一位川普提名的三款法官手里。

2018年11月16日，谷歌、苹果、脸书和推特的律师，联名入状华盛顿特区联邦法院，就克莱曼的指控，回应了三十页纸的法理驳斥书，以一大主法理和三小法理为法理，要求麦克法登法官撤案。

为了提防发生无法拦住的集体滥诉蝴蝶效应，被告们全力以赴地应对，这可从其律师团看得出来。

代表脸书出庭辩护的律师是普里米斯(Craig Primis) ，代表推特的律师是雅各布森(JonathanJacobson)，代表谷歌的律师是施密特林(John Schmidtlein)，代表苹果的律师是戈特利(MichaelGottlieb) ，这些全是华府的司法精英。

这是一篇难得一见，法理健全，几乎是无懈可击的优秀答辩书。事后回顾，无论是华盛顿特区联邦地区法院，还是华盛顿特区联邦上诉法院，所采取的撤案法理，全在这篇答辩书范畴之内。

三小法理指的是没有满足《联邦民事诉讼规则第三条》规定。该规则的基本要求有三：事实上的伤害、因果关系、可修复性。

首要的法理，是原告无法证明伤害，是事实或迫在眉睫。克莱曼的指控，建立在推测性或假设性上，原告并未声称有任何的伤害。对受法律保护利益的索赔，必须落实到事实或具体的证据上。原告的平台发展是随机性的，其广告收入之递减，与被告无关。

克莱曼的指控，不足以建立非随机性案例。其所谓的伤害，与所声称的非法行为之间，有着矛盾的联系。

指控平台增长停滞，与指诉的阴谋压制理论有关。

克莱曼的次要法理，是被告无法陈述案件可行性的因果关系。原告的宪法第一修正案主张，因缺乏国家行为而失败，被告是私人企业，而不是国家行为者，因此权利论，在法律上是无效的。

宪法第十四修正案，是对国家诉讼的限制，而不是对所使用私有财产诉讼的限制。

触发宪法第一修正案保护，对言语的侵犯，必须是由国家名义引起的某种行为。

遵循这些原则，最高法院一直拒绝宪法第一修正案的要求，针对私人在线服务提供商，包括本案中的几名被告，因为缺乏了国家行为。

只有非营利性公司，才不受宪法言论自由的约束。

原告没有证明，将其与有关社交媒体平台，和其他提供在线服务的私人公司，是国家行为者。

正如最高法院所解释的那样，“只有国家与受规制实体被质疑的行动之间有足够紧密的联系，后者的行为才可被视为国家本身的行为。”

很明显，此案并不存在这种情况。克莱曼指控被告人，“在相关市场上集体获得了垄断权”。

《自由观察》甚至没有声称其任何内容，有以任何方式受到所谓的压制，如果受到伤害，增长减慢充其量只是推测。因此，即使《自由观察》能够以某种方式，确立了宪法保护地位，它的反托拉斯索赔仍将失败。

无需提出真实和直接威胁的指控，在原告指控串谋垄断的主张情况下，没有指控串谋，也注定这种主张会失败。克莱曼指控被告人，违反了《1977年哥伦比亚特区案人权法案》，明显地不成立。

根据《华盛顿特区法典》第2-1403.16节规定，要向被告人做出救济要求，原告必须用事实证明，被告从事了非法歧视行为。

原告并未声称被告实际上是在针对原告。被告人被指控压制了原告的一些内容或言论，这样做是出于政治联系的原因。

克莱曼指控被告的在线服务，不是该区域内的“公共场所”。

《1977年哥伦比亚特区案人权法案》，按照其术语，仅适用于在公共场所、度假胜地、娱乐场所、从事教育工作机构、公共服务、以及住房，和商业空间的住宿。

原告主张的唯一依据，是被告的在线服务，构成了“公共住宿”的地方。将“公共住宿”场所一词，定义为“所有地方“。华盛顿联邦法院认为“公共住宿场所”，必须是实际的“场所”，所以不包含服务或组织。

相反，它指的是物理设施，例如“建筑物”，它们是有形的地理位置。克莱曼的选择性引文，歪曲了法规的实际内容。

被告人的在线服务，并没有有形的地理位置。其指控仅与被告的在线服务有关，与任何实体设施，或位置无关。

2019年3月14日，麦克法登批准了谷歌等律师的撤案动议。

2019年12月5日，克莱曼用二十二页纸的法理，向华盛顿特区上诉联邦法院提出上诉。

2020年5月27日，哥伦比亚特区上诉联邦法院的三位法官，罗杰斯(Judith Rogers)、格里菲斯
(Thomas Griffith)、伦道夫(Raymond Randolph)，全票裁决麦克法登将之撤案的裁决合法无误，维持原判不变。

三位联邦上诉法官，根据《哥伦比亚特区上诉联邦法院规则第三十六条》，裁决不将裁决书全文颁布。裁决书仅有冷冰冰的一行字：“命令并裁定地区法院的裁决确认无误。”（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