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 年，蒋介石败退 台湾时，下令把 40 吨黄 金装船，运抵台湾。这批 黄金，一直被很多所谓 “砖家”“学者”津津乐 道:这是台湾经济起飞的 奥秘。
我们来看另一个数 据:
60—70 年代，在中国 和阿尔巴尼亚“友好”的 年代里，毛泽东政府向阿 尔巴尼亚提供了 100 亿元 人民币的援助。按照当年 的黄金价格来计算，最保 守的估算是:折合黄金 1200 吨。
是的，你没有看错， 是 1200 吨黄金。我曾经 把这个数字计算为 120 吨，因为我不敢相信我的 数学了。
此后，毛泽东援助越南，200 亿美金。我们仍 然用最保守的估算，按照 1975 年的汇率(最低)来 计算，折合:黄金 4400 吨。
只此两项外援，共计 黄金 5600 吨。
如果台湾经济起飞的 资金数字是 40 吨黄金的 话，那么，在毛泽东时 代，至少 140 个台湾省经 济起飞的资金，被毛泽东 政府无偿做了外援。
而同时，在这一时 期，特别是 60 年代初， 中国处于严重的饥荒状态 3000 多万人饿死。三千多 万啊!
比之前 3000 多年历 史上总体饿死的还多! 在国人传统的印象 里，富家容易产生败家子。
然而，20 世纪以来，在贫穷落后的国家，更容易出产这类败家子。因为新时代的败家子们，有了一个被有些人认为是先进的制度武器，它的名字叫做:公有制。
什么是公有制?或者，什么是私有制?为了看得更清晰，在这里，我们把概念简化一下:所谓私有制，就是把老百姓的钱，留在老百姓的手里;而公有制，是把 老百姓的钱，用各种方式 收集起来，放进政府的手里。
具体的说，就是放在政府官员的手里。我们仍然以毛泽东时 代的黄金为例:毛泽东把 5600 吨黄金无偿外援， 5600 吨黄金，平均到每个 国人手里，不到 7 克(当 时的国家人口 8-10 亿)。 这点钱，微薄得不足以维 持生存。但是，如果从每 个人手里剥夺 7 克黄金出 来，摆在毛泽东面前的，就是一座金山——
哇，原来，我们的国家有这么多钱嘛!所以，对外送一些有什么了不起。
制度会制造悲剧，因为制度会制造错觉。在公有制度下，即使最贫穷的国家，政府也会产生一个幻觉:这么多的钱，该怎么花呦!现代的官员说:有权的感觉真好。事实是:当权力掌控公共财富，而且不受监督的时
候，有权的感觉才好。我们每个人都有花钱的经历。手头宽裕点的时候，花钱的感觉，很爽，这是花自己的钱——但是，亲，我告诉你，如果是花别人的钱，这个感觉会更爽。为什么今天的各地政府，拼命的上项目、搞建设、做投资?那是在花钱，花别人的钱，这事很爽，而且，很容易上瘾。花钱的同时，当然要赚钱。
2010 年，中国的国内 生产总值超越日本，成为 世界第二，中国经历了 10 年的黄金发展期。但是同 期，政府财政收入的增 长，远远超过 GDP 的增长 率。数据显示，中国的税 负痛苦指数已经高列世界
第二，而且房地产、教育、医疗、交通食品等等，无一不成为权力牟利的工具。当政治权力可以合法的聚敛财富，它是不会休息不知满足的。为什么新政权仅 60 多年，就出现这样严重的 腐败?我们知道，在传统的专制制度下，腐败问题是难以解决的。因为当权力失去监督约束，权力的手，一定会伸进老百姓的
口袋里，把老百姓私有的钱抢过来。
那么，在公有制度下，社会的各项资源，依法的已经在官员的手里了，连抢的动作都省了。而且，这类腐败，是无形的。“一厘一毫，民之脂膏”，传统中国的士大夫，常有这样的觉悟。因为钱在老百姓的手里，盘剥的过程，是看得见的。而今天，一个贪污腐败官员的负罪感，是最低的。因为，钱是“公家”的。
这是公有制下，权力常常产生的另一个幻觉:公共财富，是无主的。这样的政府财富聚敛和腐败，一定会制造大面积的社会贫困。公有制的弊端越是严重，改革的难度越大，因为浸淫其中的权力幻觉越美妙。
公有制的经济模式，在每个国家都有一定数量的存在。在民主运行顺畅的国家，这是民主监督、
法制监督的首要地带。当公有制泛滥，而且缺乏有效监督机制的时候，公有制就成为一场灾难。这是今天政治改革、经济改革的一个死结。
2013年7月11日， 《人民日报》载文，《认 清西方新自由主义的实 质》，对市场经济，或称 私有制经济表示不屑，文 章说:要“在社会主义条 件下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
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执笔此文的，是“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朱安东”。
在不久前的2月28 日，世界银行行长在京召 开记者招待会。会上，一 名自称“独立学者”的男 子起立抗议:美国是要用 私有化的毒药毁掉中国经 济。抗议者高呼口号，并 向与会者散发他的传单:
《世界银行，带上你的毒 药滚回美国去》。此前，世界银行发布的报告，建议中国加大私有化的改革力度，完成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在多年的话语体系里，“私有”是个丑恶的概念。“私有”即意味着个人所有，是剥削、压迫、损人利己的代名词。而“公有”的字面印象就好的多，几乎是公正、无私、崇高与奉献的化身。
概念是最容易欺骗人 的!今天的世界上，存在着两种“私有制”。一种叫做财产私有制，一种叫做权力私有制。同时也存在着两种公有制，一种叫做权力公有制，一种叫做财产公有制。
吊诡的是，这四种所 有制形式的组合往往是: (权力私有制+财产公有 制)以及，(权力公有制+财产私有制)，而前者习 惯性的被称做“公有 制”，后者被叫做“私有 制”。其实，到这里已经不 难看出，当作为国家公器 的政治权力私有的时候， 全部的国民财产公有(严 格说应该叫做:国有)。 这就等于是说:国家是私 有的——财产是国家的— —财产是权力私有的。
所以，今天世界上的某些国家所谓的“公有制”，其实是最大的、最可怕的私有制。对于国民来说，事实上一无所有，但是在名义上，却拥有整个国家。
私有制的恶名，还来源于中国的一场所谓的改革。上世纪 90 年代，一 部分国企陷入经营困境。以此为契机，许多国营企业进行了““私有化改革””的尝试。请注意，这个私有化改革，是加了双重引号的。
这场改革的主旨，是把企业的所有权有偿转让给私人。而改革是由谁主持的呢?是由掌握权力的官员主持的。于是，大量国有资产在改革的名义下，沦落为官僚集团的囊中私物。大批的国企工人下岗失业，成为弱势群体。这当然不是什么改革。打个比喻就是:此前，国有资产是堆放在官僚的院子里，国民在栅栏外有观赏权，官员可以随意侵占这些资产，也可以糟践这些资产，但需要不时的向观众说:看，这些都是你们的财富。而“改革”之后，国有资产从官员的院子里搬进了屋里，公众再也看不到了。所以说，这不是什么“财产私有化”的“改革”，而是权力私有的深化和深入。准确的说，应该叫做“权力抢劫”。当然，真正的私有化改革是有的。前苏联帝国解体之后，苏联和东欧的许多国家，在完成了“权力公有制”的改革之后，对国有企业进行了大规模的私有化改革改制。在确定了公共分额之后，这些企业被 转让给私人经营。不过， 私人获得企业经营权的前 提是:获得企业功会的许 可。于是，资方和工人 GONG 会漫长艰苦的谈判开 始了，如何满足工人的要 求、保障工人的利益，成 为资方最头疼的问题。至 于侵犯工人权益的经营手 段，想都不要想。经过这 样的一番私有化之后，工 人的收益不是降低了，而 是提高了。
可见，当权力公有的时候，私有的资本是不敢胡作非为的。当权力不敢侵犯“权利”，资本也会受到应有的约束。需要补充的是:在苏联以及东欧的改革过程里，很多企业由于劳资双方不能达成协议，这些企业最终被荒废了，国有资产流失，资方受挫，工人失业——表面看起来，这是一个三输的结局。而事实上，社会，企业和个人在这一结局里，都收获了一样东西:公正。
现在我们知道，这一 收获，比一个高亢的 GDP 数字重要的多。如前文所述，一个 (权力私有制+财产公有制)的体制模式是最糟糕 的，那么，一个(权力公有制+财产公有制)的体 制模式，结果又是怎样 呢?
事实上，公有制，或 者叫做国有制的经济模 式，在资本主义的西方国 家，多有尝试。最典型 的，当属上世纪 20 年代 的瑞典的社会主义改革。 1920 年，瑞典社会民主党 和人民党联合执政。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将一批私营企业国有化。国营企业的低效率很快暴露无遗，瑞典经济恶化，很快陷入困境。
1924 年，仅四年之后，联合政府 AA 下台， 国有化运动被终止。国有企业为什么效率低?这里面的逻辑其实简单:一个经营者用自己的钱投资，收益和损失由自己负担，赚了是自己的，赔了就有可能去跳楼，所以一定会全力以赴。而如果是用别人的钱，为别人经营，效益与自己关联不大，这自然要轻松浪漫的多了。政府作为一个权力部门成了投资商的话，不
滋生腐败已经是奇迹，赚钱?做梦去吧。在 1920 年代的瑞 典，社民党总结经验教 训:实现社会公平的关 键，不是生产方式，而是 分配方式。企业必须私有 化，而分配必须社会化。 在这一认识基础上，他们 建立了以职工持股、小股 民持股、与大股东持股共 同经营的私有制形式。由 独 LI 的工会来保障劳工利益，政府通过税收等分 配财富，建设福利社会。 今天的瑞典是世界上最发 达的国家之一，人均 GDP 近 53000 美元，实现了 “从摇篮到坟墓”的全民 高福利，基尼系数 0.3， 是世界上贫富差距最小的 国家之一。
民主制度及时纠正了国家经济的政策失误。这是“权力公有制”的优越性，虽然有失误，但是可以很快回头。当人民有权选择自己的政府时，人民才有权选择“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不过，在我们的话语体系里，这叫作“万恶的资本主义”或者叫“西方霸权主义”。
1932 年，瑞典社民党 通过大选上台，连续执政 44 年。这是在多 D 制体制 中实现了“一党连续执 政”。
企业，或者国家财产的公有制和私有制孰优孰劣?这个问题也许不易回答。但是，国家公权力的私有制和公有制哪个更好，却是个简单的常识性的问题。而经济形式的公有制(国有制)与私有制
的优劣，在今天也已经是一个常识。当然，这个常识被人为的掩盖着。确实有人不懂这一常识，特别是多数知识水平有限的底层群众，不过有些人，某些体制内专家或学者，是揣着明白装糊涂——准确的说是，揣着明白卖糊涂(昧着良心忽悠 老百姓)而已。所以，在权力的所有制改革尚未启动的时候，讨论国有制好还是私有制好，就如同我在前面提到的比喻:是把国家资产放在官员的院子里好，还是放进官员的屋子里好?
答案当然都是否定的。如果 没有政治权力的公有制， 经济领域的私有化改革， 不可避免的成为“权力抢劫”的道具。今天的许多关于经济领域公有还是私有的讨论，都是在做一个伪命题。在政治体制的改革完成之前，公有或私有是一回事。而我，既不愿意公共资产放在官僚集团的屋子里，也不愿意放在他们的院子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