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弘祺:纪念史景迁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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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景迁著作。图片来源:蔡其达提供1970年即受教于史景迁

李弘祺 / 思想坦克 2022 年 1 月 11 日

从台湾去美国读历史的学生当中,我想我是第一个上史先生(Jonathan Dermot Spence,1936年8月11日-2021年12月25日)课的学生。我可以堂堂正正地说我是史先生的学生,因为不只是我修过他两门课,他也是我三个博士论文的考试委员之一,在博士论文上面,他也签的有名字,是芮沃寿(Arthur F. Wright)老师之后的第二位。

不过我学的主要是中国传统历史,因此我受益于他的当然不如芮先生。芮先生专攻的是中国佛教史,而广及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他最核心的兴趣虽然是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但他对中国的史学,以及中国近代化的困境也都有深刻的关心。他认为中国文化难以接受现代价值,其主要原因是儒家思想作祟。另外,他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有它的独特性,与西方追求科学理性的特色不同。因此问中国文化何以没有发展出科学,这乃是一个错误的提法。中国文化有它不同于西方的地方,不能强要中国接受西方的价值。

许多人现在都知道史景迁先生是芮沃寿的太太芮玛丽(Mary C. Wright)的学生。芮玛丽最重要的著作是《同治中兴:中国保守主义的最后抗争》(T‘ung-chih Restoration:The Last Stand of the Chinese Conservatism)。这本书站在人类众文明都在追求近代化的立场上来批判儒家的价值观。论点与芮先生相同。

1970年即受教于史景迁

1969年我到了耶鲁大学。那一年史先生在普林斯顿大学任教,所以我是到了第二年才上他的课。但是我在第一年上芮先生的课时,芮先生所指定的第一堂课的几本书就包括了史先生所写的《改变中国:在中国的西方顾问》(To Change China, Western Advisers in China)。这本书最重要的讯息是中国有中国的关心和命运,西方顾问们常常提出不合适中国国情的意见,往往反而造成对中国的伤害。这一点正好与两位芮教授的看法先后辉映。他并没有违逆老师们的看法。另外,他的博士论文《曹寅与康熙》(Ts‘ao Yin and the Káng-hsi Emperor; bondservant and master)则充分反映了帮忙指导他的房兆楹先生的史学方法。其后,他的著作不再以赓续这两本书的方法而有名。

史先生从普林斯顿回耶鲁大学不到一年,芮玛丽就去世,从此他就挑起了指导芮玛丽所留下来的博士学生的重任,人数多达五、六个人(或许还更多)。这些学生们后来也都成了美国近代史学界的重镇,不过他自己还是笔耕不断。同时,他专有的研究和写作的风格就开始展露。这个在1973年他出版的《康熙──重构一位中国皇帝的内心世界》(Emperor of China: Self-Portrait of K’ang-His)上面表现无遗。我认为他的风格就是:「描绘历史影像,不论历史哲学。」

史景迁不给答案,但提供深刻感受
虽然史景迁的写作常常围绕在中西文明的对遇和交流上面,但是他并没有提出什么特别的理论。如果他的《追寻现代中国》(The Search for Modern China)的结论是中国人在过去四百多年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追寻现代价值的历史,那么或许他的「大历史」应该就是中国人在过去四百年当中追求现代化历程的甘甜酸辣:追求的特色或策略在哪里?思想上的讨论如何发展?为什么失败?等等。但是读完整本书,你不会找到他对这些问题的具体答案。

但是整本书却能吸引着读者,让人们爱不释手,而且在通读全书之后,觉得自己能对中国是如何展开这个「找寻」的过程有所领悟。这就像许多学者们对吉朋(Edward Gibbon)所说的一样:你读了《罗马帝国衰亡史》之后,不会看到吉朋对罗马衰亡的原因的回答,但是你读完了他的书之后,你会对罗马的衰亡有切身的感受,有绝对深刻的了解,和掩卷不能自已的叹息。同为英国人的史先生,应该受过吉朋的影响吧。

史景迁文风可上溯到吉朋
史景迁的文笔是许多人所称颂不已的。但是他同时是一个史学家。然而,很少看到中国人想到应该拿他和吉朋作比较。我不是说史先生的成就已经可以与吉朋相比,因为时间上,史先生还得再等一阵子才能让我们真正衡量出他的贡献和影响。但是就表现方式上来说,那么他们两个人都反映出英国史家那种用美好的文字来叙述一个精彩的历史故事的特色和坚持。

史先生在剑桥大学读书的时候就已经是剑桥大学最有名的格兰溚(Granta;剑河[Cam River]的中古名,现在是它的支流)文学杂志的共同主编。这个杂志在东亚文学界不很有名,但是它的成立及出版已经超过一百多年,以剑桥学生为主体(1994年以后已经不再只由剑桥学生主编),成绩辉煌,影响不容忽视。它曾经出版过23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作品,也就是说很多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乐意在格兰溚出版他们的东西。 2007年,格兰溚的编者这样形容它:「我们的杂志糅合了记忆与影像的报导技巧,鼓吹当代写实小说的手法,它紧紧地贴在玻璃窗上,竭力把世界描绘出来。」我觉得这里的话完全代表了英国的叙述传统,也贴切地反映了史先生的历史写作方法。

《康熙》别出新裁,也和史氏本人有共鸣

上面提到他写的《康熙──重构一位中国皇帝的内心世界》。这本书最大的特色就是没有人像他这样子写一个皇帝。他把实录上面所记载康熙皇帝的话按照他们个别的种类编织在一起,让读者们感受到康熙皇帝的内心世界:狩猎或出巡、治术、思想、儿子们等等。这样的写法的确是发前人所未发,但是更重要的是他的翻译非常优美,把康熙性格的柔软、细腻、表现得非常得体。事实上,优美的文字适合于表现出传统所描述的宽大及仁慈的性格。如果是换过来写隋炀帝或者是罗马皇帝尼禄,那么很可能就无法达到相同的效果。这本书所以能登上《纽约时报》的畅销书榜,我认为就是史先生的文笔正好与康熙皇帝不可多得的柔软及相对慈悲的性格相互辉映、相得益彰的结果。

文字与历史事件或人物产生相互的作用,而使得历史形象特别动人,这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巧合。后来他写的书就比较缺乏这种同情心(或也可以说是「同理心」,empathy)的迸发,例如他写的利玛窦、《妇人王氏之死》的王氏、或胡若望、或曾静、更不用说洪秀全或毛泽东,无非都有这样的特点。在我看来,他写的《天安门:中国人和他们的革命》这本书是比较出色的一本,但是这不是一本以个人为中心的著作。

史景迁具有艺术家特质

这不是说他的文字受限于人物本来的真貌。这里牵涉的是一个历史哲学的问题。史先生毫无疑问的是能点化人物形象使之跃然纸上的杰出艺术家,他善用如拉斐尔般的笔触,以竟其功。但是为什么有的能像《康熙》那般的成功,而有的就缺乏那样深度呢?这当然跟作者写作时的心情、时代的风尚都有关系。但是更进一步的就是作者的历史观。写作的课题及对象是不是与作者(或说研究者)本人内心理性和感性的交织所缔造的穹苍能相互呼应,激荡出一种共鸣的悸动,这就不全是作者本人所可以把握的了。有时那共鸣来了,有时,它却缺乏那丈量自然规律的直觉。

史先生对于如何发展出一贯的历史观比较缺乏急迫感。这就是为什么我会说他并不计较「历史哲学」。他和余英时先生不同的地方就是后者不断地在思索及发扬他的两个极大的关心(而两者其实是一贯的):知识人对道德政治的自许,以及中国共产主义的邪恶本质。史先生的著作就没有这样的广大气派,而且或许出自一种自发的宽和性格,他的作品总是流露出对历史事务及人物本身的同情。这就使得他因为说「毛泽东是二十世纪非常伟大的政治领袖」而被批评。

无论如何,史先生是一个非常杰出的史学家。他的史学就是把故事说的清楚、完美、动听。栩栩动人的故事本身就是历史认识的目的和极致。要了解历史,那就要细心铺排绚烂的文字,让舞动的叙述跳跃出交织着时间、空间、和人性的戏剧。

我有幸与史先生过从数十年,从他那里学来的东西不可数计,但是他给我最大的影响就是这么一句话:「英文是一个十分精确的文字」。岂止是英文而已!光这句话就让我受用不尽。

2022年一月10日于台北旅次